警察从疯狂的叫嚣到最后的默默无声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前几天，我和一同修去集市讲真相，被一个村民和村治保主任等人诬告，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警察要把我们的手用胶带捆上，我对警察说：“打开执法仪录像”。警察说：打开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们拿出法律依据来。”他们不听，我求师父救我，他们受震慑了，但很快又冲上来，几个人把我绊倒，用胶带捆上我的双手。同修的手也被用胶带捆上。然后把我们带上他们开来的车上。其中一个警察对站在车旁边的一个人说：“别录，快删掉”。那个人说：“没录。”

我说：“执法仪录着，不录你们违法。”

在车上，警察说：“别动，不然就喷你。”他举起了手中拿着的一个塑料瓶，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液体。警察还回过身来，用手拉着我手上的胶带，怕我跑掉。

到了派出所，我对绑架我的警察说：“我一定会控告你们的。”那个警察不只一次的大声嚷着：“你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还是两说呢。”

我先看了一下屋里有没有专门迫害人的铁椅子，如果有，我们要占据主动，不坐铁椅子。我一看没有铁椅子，就坐在了沙发上。我问警察：“你们这是拘留还是传唤？”

警察说：“是传唤。”我说：“是口头传唤还是强制传唤？”警察说：“是口头传唤。”

我说：“口头传唤，为什么绑人？”

传唤分为口头传唤和强制传唤，口头传唤是不允许使用警绳、手铐，也不允许强制带人走的。除非是正在发生的危害事件。而强制传唤是已经立案的，需要有立案决定书的。而不论是哪一种传唤都要有传唤证的，而传唤证上不仅要有公章，还要有县级以上公安局长签字的和派出所所长签字的。警察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出示传唤证，而且执法仪要录下整个执法过程，警察没让录带我们走那一段（他们知道这样做违法），只录了前半段，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我说：“我要见局长，因为传唤证上是应该有局长签字的，局长要为这次执法负责任的。我要见督察（警督），我要见律师，我要控告。”

一个警察说：“（传唤证上）只要有公章就行了。”我说：“只有公章不行，要有局长签字才行。”

一个人嘴里大声嚷着威胁、诋毁人的不文明的话。我立刻说：“你们这是威胁恐吓，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诬告陷害。”他们马上就不说话了。

我说：“××××××（这是抓我的那个警察的警号），我现在就口头控告你了，你已经没有资格在这讯问了。”（按照法律规定，只要提出了口头控告，被控告人就和控告人建立了利害关系，被控告人就得回避）随后那个警察就出去了。）

我一说出那个警察的警号，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以为大法弟子不懂法，所以他们才觉的迫害是没有风险的，没有代价的，才无所顾忌的干。但我说出他的警号并且提出控告以后，他们很恐慌。其中一个警察说：“我们都是××××××（那个警察的警号）。”我说：不是，那个号就一个。

我说，你们都穿着便衣就讯问，你们合法吗？《警察法》规定，警察执法要着制式服装。

他们说：“我们不是讯问。”他们都不敢穿警服了，另一个去绑架我的那个穿警服的警察到最后也没敢再露面。只有一个警察说：“我姓某，叫某某。”后来听说他是所长。

接着我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二零零零年公通字《39号文件》里认定的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二零零五年重申这14种邪教，发布二零零五公通字《39号文件》，里面还是没有法轮功；二零一四年《法制晚报》等各大媒体又重申这14种邪教，里面还是没有法轮功。就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法轮功也不是邪教。”

一个警察说：后来又补上了。他的话我没有进行辩驳，因为谁都听着好笑，用不着辩驳。

我说：“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签署《50号令》，废除了161件规范性文件，其中第99项和第100项是两个关于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已经被废止。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当然也是合法的。这个《50号令》登在《国务院公报》第28期上。这些可是国务院红头文件。”

我接着说：《公务员法》第九章第六十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人民警察法》中说，警察对于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只要向上级报告了，警察就不承担责任。这个法条和《公务员法》第九章第六十条的规定相矛盾。这是为什么？这些故意含糊、自相矛盾的法条可以让下级承担法律责任，堵死了所有公检法人员的退路。现在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责任倒查，倒查二十年、三十年。不管你是否退休，是否离开公安队伍，（对于你做的违法的事）都要追查到底……（中共）让你们去干这些违法的事，干完了，然后就拿这些党纪、国法来收拾你们。为什么迫害指令都是电话通知或者口头传达，以前发的少数文件都要悉数收回？这是为什么？谁都不想留下迫害证据（都想让下面当替罪羊）。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政治运动就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们就是炮灰！

同修说：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中执行毛的命令，）到文革结束时，他立刻就畏罪自杀，七百多名警察被押到云南秘密枪决……

我说：“《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37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38条规定：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9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

我接着说：“公安部举报电话是12389；纪委举报电话是12388；市长热线是12345。”

警察说，她知道的真多。
警察说：说说你们为什么炼法轮功？

我没有听他的话马上去洪法。因为警察们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而且我们的资料上都是真相）他们只是在上级命令下，麻木的把良心出卖给中共。只有说出他们所触犯的现行法律条文，用这些来控告他们，他们才会受到震慑，才能警醒他们！只有把中共一边蒙骗他们，诱惑他们去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勾当，一边量身制作各种法律、法规，准备卸磨杀驴，让他们当替罪羊的罪恶伎俩揭露出来，他们才会从对中共的幻想中解脱出来。

这时那个原来叫嚣的最厉害的警察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警号是什么？”

他说：“我在讯问你”
我说：“你不回答我，不能进行下一步”
我说：“我要见律师”
他说：“你给律师打电话。”
我说：“你们给找（律师）”
他说：“我们给找？”
（其实我们处处刁难他们，就是处处在救他们。让他们给找律师，他们就应该给找律师，律师来了，我们还得要求做无罪辩护，还要控告，不答应就要求换律师。）

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给她拍个照片，把口罩摘掉。”

（我感觉他的意思是做不了讯问笔录，得不到他们想要构陷大法弟子的东西，他们的违法行为还面临着被控告，他们就不想再迫害了，拍个照片就准备放人了。）

我用双手捂住脸，说，“公民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他说：“我只是想认识认识你。”我说我不想认识你。

那个警察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凶劲，没有强行摘我的口罩，出去了。

所长说：公务员法，第九章第六十条，是吧。然后，他就在手机上查。过了一会儿，所长好象终于找到了迫害的所谓“依据”，他说：“有治安管理条例”，我说那个没用，地方性法规没用。他说：“不是地方性法规”。

我说：“一切法律、法规和《宪法》相抵触都无效，《宪法》是母法！”（因为《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根本就没有任何文件说法轮功违法，人大出台的一个关于惩治邪教的《决定》里根本没提法轮功。）

我说，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江泽民的讲话不是法律，新华社的报道更不是法律，两高的司法解释也不是法律，以及民政部的通告等都不是法律。

我还说：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禁止即可行。法律明文规定是犯罪的可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不可定罪处罚。

他们给同修照了像，查出了同修的信息，开始他们说让当地派出所去接我们。可是当我们讲真相之后，他们明白了很多迫害真相，这些警察的善心也出来了，不再说让派出所来接，而是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让家人来接，还是让派出所送，还是我们自己打车走。

我们选择了自己打车走，不让家人接，也不让派出所送。我说：“我们同饮一方水，同顶一片天，我们是同胞，希望你们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这时那个被我口头控告的警察来到我面前晃，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不放心我回去后还告不告他。

我马上说：小兄弟儿，以后办案要依法行事。他立即解嘲的说：“快走吧，走吧。”口气里也没有了以前的凶劲。

我们说，资料我们得带走，这是合法的，给你们放下几本，你们看看。同修装了一部份，所长也没拦。

这时已到中午了，我对同修说：咱们走，让他们吃饭。警察给我们拿来两瓶矿泉水，我们没要。所有的警察都不再说话了，都默默的看着我们离开。

我们走出派出所大门后，从派出所里开出一辆车，在我们面前停了一下，我们明白是看我们是不是要用他们送，我们没用，他们就开走了。然后，在百米之外，还停着一辆车，打着双闪，我们理解也是看我们是否用送？因为我出现病业假相，他们也怕担责任。那辆车上下来一个女警，给我们照了一个像，证明人出来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走了。

过程中，体会最多的是师父的加持，整个过程中我头脑清晰，反应敏捷，没有一点怕心。这是平时没有的状态。

结语

在这里非常感谢明慧同修提供的《破除邪恶骚扰　一步步否定迫害》和《步步为营　主动破除邪恶》、《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等文章，以及明慧广播中的“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这些文章使我明白了怎样破除公检法人员得救的障碍，怎样才能使这部份众生得救。

文章中说：为什么无论律师辩护的再好，而法官还是要判刑？因为他们拿到了大法弟子的口供，或者不配合的零口供，或所谓的证人证言。这些口供主要包括被抓后，警察在派出所给我们做的口供。警察就是拿着这个“口供”去报请检察院批捕的。如果我们在这第一步就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问一答”的“口供”，公安就拿不到迫害我们的这个把柄，迫害也就容易解体了，在派出所放人也是最容易的。

我们把法庭上律师的辩护词拿到公安阶段来说，首先变被动为主动，不顺着警察的问话去回答，而是占据主动，向他要他的个人信息（姓名、警号），并且要求他写在笔录前面。然后向他要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案由。关于法律依据，他们都答不上来，案由一般都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警察的回答，把他以后问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回答为“与案由无关，拒绝回答”或者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有关系吗？（如果有更好的回答方式当然更好）这样，警察就不会把零口供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不配合。如果很多同修记不住，就记着给他要个人信息和法律依据，他问什么都不顺着他的问话去回答，而是反问他，一直向他要法律依据就行了，或者对所问的一切问题都回答说：某某派出所某某警察出示不了强加给我的罪名的法律依据，涉嫌“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等。记的有一同修说，如果一问一答，基本上就是把自己送进黑窝或者写三书转化了。

还有注意的是：要把我们质问他们的话要他写在笔录里，不写就以这个为理由拒绝签字。要把不签字的理由写在笔录里。笔录要认真看，不对的地方用笔勾了，该添的添上。

以上的认识是应周围同修们的要求，从明慧网上同修文章中整理出来的，谢谢提供文章的同修！

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