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生完第二个小孩之后,忽然直不起腰来走路,要九十度弯腰走路。我看到母亲流眼泪,可能我母亲以为我要死了,我就去医院看医生。我在走廊等医生的时候,忽然看见在遥远的空间中出现三个东西向我飞过来,是真、善、忍这三个字,飞过来后奔進了我的前额。我的腰当时就直了,我就回家了。我的贫血病就这样也好了。
那时邪恶铺天盖地的诬陷法轮大法,我一条邪恶新闻也没有看到。直到二零零四年,那位同修来看我,叫我去香港找法轮功学员炼功,说在公园会找到他们。二零零五年,我在香港找到了同修,开始了学法、炼功,孩子也跟着得法了。
讲真相、劝三退
二零零六年,同修来帮我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香港同修叫我给亲人、朋友劝三退,我就学同修帮我做三退的方法,帮助亲朋好友三退。
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八年,我们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往返,我有时带大法书、带《大纪元》报纸、带《明慧周报》回广州,报纸就放在店铺给客户看。有的客户说:“你带这些报纸回来放这里,不怕?”我说:“不怕,这些都是真实的。”
直到二零零八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脑上看到了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自己店铺里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认识很多人,我要把他们救下来。我除了讲真相,还开始写真相信,刻录破网软件光盘,刻录《九评共产党》光盘,神韵晚会光盘,写真相纸币,用机器打印真相纸币,等等,我用所有的办法来救人。 我根据店铺来的客人,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因为我认识的人太多了。那时真是争分夺秒,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舍得用,常常午饭到晚上才一起吃,我的员工把饭热了又热,端来又端回去。 做一个好商人 我先生是香港人,他做生意、当老板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很多人来向我借钱,我家人也不断的要钱。有时我先生如不想借钱给别人,我还不高兴。我们两个不会做生意,生意一直亏,感到无法做下去了,先生一直从香港拿钱回来填补开支,情况一直恶劣到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我回香港,我必须住满一个月,才能取到香港身份证。我留意到香港亲人的态度不是那么好,有一天我听到先生的妹妹在打电话,她说他二哥很快破产了。那时我虽然没有真正明白修炼,但是我护法的心很强,我就求师父:“师父,我怎样做生意?”立即听到师父跟我说:“用真、善、忍去做。”我很感动。 回到广州,我就好象开了窍一样,会做生意了。生意额在一年之后飞升,二零零八年就达到高峰。同时我把“奸商”的观念扭转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商人。 修炼非常严肃 当时我在中国大陆那种邪恶的环境能平安走过来,除了正念之外,还有一颗纯净的心。我白天在店铺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在店铺做真相资料。九点钟市场停电之前,我必须把东西整理好才回家。有时几台机器同时工作做真相资料,掌握每台机器的工作时间很关键。那时我必须非常有正念,头脑非常清晰,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刻录出来的光盘还要每张检查,检查完就包装好。 我还必须在晚上九点钟之前把所有真相资料做好,分类好,整理好。电一停,我就要离开,因为我的店铺正好对着市场管理处。如果保安发现停电了还有人在,就会敲门问询。 每次做资料,我就一边发正念,一边与机器沟通。如果哪个心不对了,机器就坏。机器一坏,我就求师父帮助,同时找自己哪里不对,悟到了,机器就好了,所以时时向内找就成了一个主动修炼的机制。 我的资料点运作非常顺利,我也非常珍惜真相资料,大部份真相资料都是面对面派发的(家人和员工也帮忙发资料)。有一次我想,怎样救市场商铺里面的人呢?晚上把资料从门下塞進去?我就先塞一份试试。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想到里面放的是大法资料,从门下塞進去没做到光明正大,所以我很早就去市场,把资料从门里拉了出来。 遇到的考验与过关 我最难修的就是“心急”和自己“说了算”的人心,修这些心就会出现很多心性考验。有时几个员工来讲我这不对、那不对,我心里过不去时,警车就到门口了,我立即向师父认错:“师父,对不起,我错了,师父救我!”我就必须改。我出去与警察打声招呼:“什么事啊?”警察看到没有什么,开车就走了。 如果我不自动改,我知道警察就会再来,我就必须狠心去修心,我知道提高心性才能救更多的人。那时师父还安排了一个警察在保护我,有人举报时,这个警察就先来。警察还给我留了电话,叫我有事找他。 有一天,我要去怕心了。市场的两个保安来到我的店铺,说请我去管理处,因为有警察要找我谈话,我说:“好。”就与他们一起去。我忽然两脚开始酸软无力,一个保安就对我说:“不要怕。”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口对我讲的。神奇的是,我的怕心就这样被拿掉了。因为上一次警察来店铺找我,我就上了二楼仓库发正念。我看到一个怕心象足球那么大,跳出来在我面前,是米黄色。那天这么大的怕心一下子师父就给我拿掉了,我去管理处,讲完真相就回来了。 还有一次管理处又找我去,说我如果再在店铺讲这些话,这个市场就要关闭,二百多家商铺就因为我受牵连,我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只有共产党才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党很快就灭亡了。”我就讲了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的藏字石,他听了很开心,就把我送出了门。 回香港 二零二零年初的一天,我送了两个破网光盘给了派出所所长,之后我的门口来了几台警车,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十天,并说把我送回香港。 在拘留所的第三天,我就把和我拘留在一起的十几个人差不多都做了三退。我觉的在里面没有意义了,我大声喊:“我要出去,我不想在这里!”他们就派来了十几个警察跟我谈话,我叫他们不要跟江鬼陪葬。同屋的人被移到了隔壁住,又不断的有新人進来,我把其三退完,很快又调走了。有新人進来,我就去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大家一起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 我从拘留所出来时,在门口看到几台警车在等我,有很多警察,我对这些人笑着说:“这么劳师动众啊?”警察也笑了,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香港。他们说把我送回店铺取点钱,回香港需要用钱。在场的家人和员工过来看我,她们看到我说:“没事,还胖了点。” 路上我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来香港找我喝茶,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上了火车,把车票的钱给了他们,他们又扔上车,说是他们同意帮我买车票的。我们互相挥手再见。 看到车上没人,我想大哭一顿,我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我才回香港的。因为我只顾救人,学法少,炼功更少,我只注重发正念和救人。我不想回香港,因为认识的人都在大陆。忽然有个声音问我:“你不舒服吗?”是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是个党员,一直往返做生意。 我出了火车站,黄色的大法横幅出现在眼前,金光闪闪,好象在招呼我,我激动的眼泪直流。我向同修走过去,我与他说我们是同修。我先去黄大仙真相点,看看同修是怎样讲真相的,我就知道在香港怎样讲真相了。我接着去了旺角真相点讲真相。 二零一二年七月,青关会开始在香港很多地方挂诬陷大法的横幅,我们的内心受到了最大的冲击和痛苦,每天真相点都是正邪交战。身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如何正法成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严峻考验,我们几个到十几个同修走上控告青关会诽谤大法、还师父清白的路…… 我们全面向主流社会讲真相,救人,我们写不同的真相信向不同部门的人寄信、邮件、约见等等方式讲真相。直到我感到打官司钱无望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我大陆的生意。青关会的出现,我第一次看到邪恶在光天化日之下诬陷大法,我们却不能及时制止和解体邪恶,我感到非常痛苦。 慈悲与威严同在,真相点的同修非常坚定,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案子在香港启动不了,我们也没有放弃,控告江鬼的时候,我们几十个同修就把迫害大法的青关会头目、前特首一起告了。 先生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把东西送光了,钱也送光了,自己的那份送了,为什么别人的一份也送了?他回了一句:“你这么年轻(那时我三十几岁),就不想工作了?”那时我也明白了,先生家是一个大家族,如果我不工作,他无法交代。而且我小孩还小,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能力工作的人。我知道,我修炼的路可能要从新安排了。 我心里想:既然要工作,那就進媒体吧。我觉的在大陆训练了十年,可能也有用得上的地方。当同修再叫我的时候,这次我就答应了進媒体工作。我虽然答应了進媒体,但是心里一直复杂不安,有时也找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比如赚钱打官司,在救香港人。但我还是选择了進媒体做销售。 我刚進媒体时,两个朋友以为我要去打工了,就说出钱,让我在香港做生意、当老板,我拒绝了。其中一个看到我不想开店,就把买车的钱“送”给了我,因为朋友换了工作的地方,就在家附近,不用开车了。这两个朋友都是我曾经在大陆互相帮助的人。另一个生活来源就是叫以前借钱的人还钱,所以進媒体做销售成了我人生中自己用钱最多的阶段。我当初计划自己在媒体工作六年就离开媒体,但是我还没有修好,没有做出成绩来,如今就将奔向第二个六年了。 我悟到,人修炼成神真的很严肃,那么我就要从做好人做起,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真正修出来。 个人体会,如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