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营救亲人同修的经历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同修建议我写一写前几年营救亲人同修的经历。

二零一五年，我妹妹在千里之外的A市被国保警察绑架。当时她刚刚结束七年冤狱回家才不到五个月。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事先任何迹象都没有，我们一家都感到无力又无助。我当时状态也不好，完全是人心泛滥，就剩下一个心疼妹妹了，觉的她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

我家楼上住的是监视我家的某派出所所长，我父母同修当时在楼道里说话都不敢大声，他们越这样，那个所长就监视的越紧。我拿起同修做好的关于妹妹被绑架的不干胶，直接贴到了楼道里，站在那，邻居们路过时，我就告诉他们：“这上面写的就是我妹妹的事，刚从监狱回来又被绑架了。”我跟父母说：“咱也没干坏事，不用躲躲闪闪的，见谁就把这事告诉谁。”这样一来，那个所长反而躲起来了。当时我也会在卫生间偷着哭，不敢让七十岁的父母看到。哭着哭着我就觉的不对，于是跟父母说：“咱得精神起来，越打不起精神，邪恶越嚣张。”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妹妹被带到哪里去了。那种无力感，其实是因为自己感觉没能力把人要回来。但后来师父给了我一念，我突然想到：讲真相啊。这一念可能也有之前多次营救中积累了救度警察的正的认识。我就想：一定要让警察真正明白真相，让他自己选择，他真正明白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他该怎么做了。这样一想，就感觉有正念了。

妹妹被绑架当天晚上，用一个警察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第二天是周六，我就顺着这个电话的线索去了A地的某派出所，但人家没上班。几经周折，知道了办案单位是A市某区国保。通过同修，我联系上了一个北京的正义律师。在律师到A市之前，我先去了国保，见到了负责的国保队长。我对他说：“队长，我今天是为我妹妹的事来的，我理解你，你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个事，就是你的工作。我作为某某的家属，目地是维护我妹妹的权益。如果我妹妹真犯法了，我没话可说，但如果我妹妹没违法，我一定要尽全力保护我妹妹，不会允许我妹妹再遭受无辜的迫害。所以，咱俩之间不存在对立，你依法办案，咱们无怨无仇，我相信你也不是非要害我妹妹。”国保队长很客气，临走时我向他要电话号码，他犹豫了一下说：“你可不能给我上网，我倒也不怕啥，但号码一上网，会打扰我休息。”我想了一下，我既不能向他保证不上网，但也不想触动他，就跟他说：“我给你打，行吧。”他就把电话号给我了。

回家后，我考虑要不要把他的电话上网？按以往的经验，那是必须曝光邪恶的。但上网不就是为了救他吗？如果能把他救下来，也不一定非得上网。上次的沟通还挺好，那就先不上。在之后持续了二十八天的营救中，不管我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他都很痛快的接，就算他不在单位，也会告诉我他大概过多久能回来，从来没耽误过我的行程安排。我告诉他我要请律师，他骗我说：“大姐，你别请律师，请了律师就把这个事弄大了。”

第二次我是带律师去A市的。律师去看守所见妹妹，我给她捎了一句话：别依赖律师。营救过程中我感到了另外空间干扰很大。

第三次去A市是同修开车去的。高速上雾大到后面的车看不清前面的车，我们只能凭着跟前面的油罐车的后灯保持适当距离往前开。几个同修一路上念着正法口诀，谁都不敢松懈一下。

我差不多隔三天五天就去一次A市，每次都有同修陪我去见国保队长，每次都能在他办公室跟他聊一会儿，每次都能见缝插针讲点不同方面的真相。每次见了他之后，明慧网上都会有跟進的消息。一开始他就说：“你别上网啊，你上网了这事不就越整越大吗？”我为了不让他反感，就说：“我也没办法，这么大的事，每次我从这里回去大家都会问，我就说了。”

有一次，一个外地同修跟我一起去见国保，国保队长私下跟我说：“你知道你带来的是谁吗？是省里的一号人物。”又问我：“你是怎么联系上她的？”我说：“是这场迫害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天南海北的都关在一起，互相都认识了。”

讲了几次真相之后，国保队长就有变化了。有一次，我们刚在他办公室里跟他聊完，他要出去办事，我们也离开。在国保的院里，他开着车出去，又碰上了我们，他摇下车窗，朝我们挥手，表情很放松。当时我就感受到，这个生命已经做出选择了，他想放我妹妹了，他也因为这个决定而感到了解脱，那就是当时他脸上的表情。

中间有个小插曲，国保队长问我请律师花了多少钱，有个同修跟我说，他是在暗示我应该给他送钱。但我不是这个感觉，我觉的他是替我心疼请律师的钱。

本来在A市我谁都不认识，但在营救的过程中，师父总能让我们找到适合配合的同修。当时有位同修在国外呆过多年，口才很好，正念也足，是迫害开始后得法的。那次她跟我去国保，她讲真相时，屋里的警察都静静的听，陆续進来的也在听。同修讲的有慈悲，有威严。在后来，同修提醒国保队长继续迫害的话将来会面临审判时，用排比句连着问了他几句：“你准备好了吗？”那个国保队长在听的整个过程中，眼中含着泪花。从国保办公室出来，我紧紧拉着同修的手，说：“你讲的真好，我当时应该录下来。”

妹妹回家后说，七、八个警察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表现跟绑架她时完全不同了，在服务区买东西时，警察们都走在妹妹的后面，说话的口气、小心翼翼中透着尊重，完全没有了绑架时的嚣张和不屑，表现的是明白真相的生命对大法弟子应有的敬重。妹妹也提到，国保队长在后来思想转变了，表现的好象是很想找个借口把她放了。

同修们在配合营救中也都在修自己，两个能力都很强的同修本来都有证实自我的东西，配合起来有障碍。她俩到后来都放下了自我。我也过了一个大的心性关。旧势力借同修的口给我妹妹造谣。我听着谣言，眼泪哗哗的淌。我马上意识到了，我不能上当，这是旧势力设的一关，用心险恶的考验着我能不能过去这关，这关系到能不能把妹妹营救出来。事情的真相我知道，师父知道，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还得把试图澄清这件事的心和对造谣者的怨恨心都放下。

当时妹妹在里边、我在外面，我们都向内找了。但后来我想到，在一个问题上妹妹肯定没意识到，所以又特意请了一个当地律师给妹妹捎话提醒她。等我再去时，国保队长就给了我去接人的准确时间。但去接人那天，国保队长一天都没露面，原来是事情有变，他说了不算了，他的上层领导做了新的决定，把妹妹送到洗脑班去了。本来他们想瞒着我，但师父巧妙的安排我不经意间听到了洗脑班的位置。当时我就想，我决不放弃，马上来A市租房子，看来我们家得有人常住A市了。但两三天后，国保队长带着六、七个警察开车把妹妹送回家了。其实，正常都是家属去接，他为什么第一时间就要把人送回来？我们后来明白了，他一心想放人，但怕时间久了事情有变，才匆忙驱车千里把人送回来。

我们去营救时，也经常有同修配合发正念。妹妹同修也不断向内修、找自己，每次国保队长去所谓“提审”时都跟他讲真相，以至于他后来问妹妹：“我参与这种事那么多年了，我把你放了，以前那些事就都一笔勾销了吗？”这与他绑架妹妹时对我母亲说他已经迫害法轮功九年了也没遭报的嚣张态度判若两人了。妹妹对他说：“放下屠刀能不能立地成佛不好说，但第一步怎么也得是先把屠刀放下。”在洗脑班，妹妹慈悲对待那些所谓“帮教”的，一个曾得过法的“帮教人员”自称是大学老师，在跟妹妹聊天时说：我知道，你在慈悲于我。洗脑班的人威胁妹妹说，如果不写保证，就再判她十年八年。妹妹坚定的正念一出，师父就演化了一个假相让警察送她回家了。

本来这次迫害，据A市国保说是公安部督办的案子，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就这样化解了。

一年后，我们当地新上任的国保队长疯狂绑架大法弟子，我们又進行了几次营救。在一次营救中，我们去见律师时，派出所警察就上门了，紧接着国保副队长就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我手机上，家人让我们出去躲躲，我想不能选择流离失所的路，因为我们都曾被迫害多年，好不容易回到正常生活状态，如果再流离失所会让身边的人动摇了之前已经有了的对大法的正面认识。

我们开始向内找。我找到的是我长期不好好学法，妹妹找到的是请律师的基点不够正，只想着律师替大法弟子说话，把当地邪恶疯狂迫害的局面制止住，而没有多少救度警察的心。我决心以后好好学法，改变长期不靠谱的学法状态，不是为了不被迫害，而是要把坏事变好事，归正自己。我的学法状态真的有了变化。再后来我们就有了集体背法的环境。

感恩师父的无微不至的保护，感恩师父成就弟子，叩拜师父。

（责任编辑：文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