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谏与直谏：看历史上知名诤臣间的差别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诤臣，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与封赏，如唐代魏征；有的不见容于君主，被君主罚俸罢官，如明代袁可立。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为什么结局迥异呢？以下是笔者的一点个人思考：

体谅性善谏

历史上最有名的诤臣当推魏征。唐太宗称赞魏征说“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魏征之谏起于善念、系君臣之礼、并说之以道理，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是怀善心之谏，也善于谏。

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他们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鹣鲽情深，因此死后太宗对她思念不已，就在宫中建了层观，以便可以登高眺望她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层观，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魏征说“喔！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当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而且“夫不祭妻”是当年的礼制。后来太宗含泪拆掉层观。

这则谏言的故事中，魏征并没有直言说：“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这不合孝道与礼制，会招臣民批评！”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贞观元年，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彝上奏说：“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但命令下达后，魏征反对签署执行，往返共四次。

太宗大怒，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让你如此执意反对！”魏征回答说：“军队重在统御得当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便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却已经失信多次了！”

太宗惊愕地问：“我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关中地区免收租税两年，关外地区免除劳役一年。之后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无怨言？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与陛下的诏令相左。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

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你议论国家大政，确实都切中要点，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男，并赐魏征金瓮。这一则故事中，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有理有据，仅守君臣之礼，没有情绪性的指责，是为善谏。

指责性直谏

忠言直谏但却非善谏的例子，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

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是明代直臣廉吏，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与程正性《睢州志》载，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建言、宣扬政令、发展国家有功者。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会晋迁；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乐、困苦，官员的清廉、腐败，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国政就会江河日下，可怕啊！”上书后，皇帝对他罚俸一年。

之后，雷击景德殿，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奏章也不及时批阅，赏罚不一致，征税搜刮导致民怨，是非错乱、贤奸不辨，导致忠贤含冤，正直的人心怀愤恨，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上书后触怒神宗，最后被革职为民。

在这篇故事中，虽然袁可立有犯颜直谏之勇，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违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

结语

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职场，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便容易步向衰亡。说真话是美德，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就让对方产生负面情绪，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因此，先聚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考虑别人能否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

（责任编辑：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