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三年二月四日中国大陆疫情简讯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二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综合报道）【山东】山东一个普通村子一年死了五、六十人。一位山东人士告诉明慧网说：今年年前回老家，家中老人告诉我，前几天有人统计过，村里一年死了五十多个人，近几天又死了十多人。说是死的人都有基础病，而且不是一个一个的死，一般是死一个再跟上一个。那意思就是说都是两个两个的死，也就是一两天内就死两个人。大家都感觉很奇怪。死的人从五十多岁到八、九十岁不等。算起来，平均六、七天就死一个人，大家都没感觉怎么样，都觉的很正常，而且村里年青人大多都在外打工，死了这么多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不知道，也没感觉，只有在家没事的老人才有时闲聊说起来。要不是回老家，老人说起来，我真的也没想到村里一年会死这么多人，真的是触目惊心。我也算了一下，我们这个家庭从疫情开始后，接连死了四位老人，如果不是疫情，他们会活的更久一些，其中一位是年前刚过世，感染了新冠，在半夜后活活被憋死了，还不让声张，偷偷办了丧事，亲朋好友都没有通知。

【吉林】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疫情死了很多人，周围居民不知情。烧锅镇位置紧挨长春，疫情大爆发之后，那时候有的说大概80%都阳了，各个小诊所爆满，都是打吊瓶的，多数都是挂上吊瓶回家打。最近坐车听一名住在烧锅镇明佳小区的女士说：“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那段时间爆满，死老多人了，过年那两天还死呢，一天得死一、两个，不敢出门，怕看到棺材。”明佳小区紧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周边居民对此毫不知情，以为身边没有死人。这种现象在长春地区不少见，根据网上披露的视频，长春殡仪馆也是爆满，甚至拉到外五县殡仪馆火化，但长春居民并不知情，以为没事。

【湖北】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网站一月二十七日刊文指出，在前往湖北省农村的沿途，看到了很多用帐篷搭起的灵堂。许多农村老人因疫情在家中过世，连做法事的道士都忙不过来。

【湖南】据美国之音二月三日报道，住在广州的资深媒体人Kevin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现在各地就医的人潮还是很多，但很多阳性患者即使到了医院也“无药可治”，因为药物都被院方留给“熟人”了，所以只好又返回家中自己待着养病。他说，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湖南邵阳的农村，那位亲戚到医院就诊时连感冒药都没有，就在医院里吵起来，医生后来才开了点药给亲戚带回家。Kevin说：“所以很多人既然得了，没有办法，那就是在家待着，像治感冒一样，等它痊愈了。医生也说，你只要在家待着，静养几天，自然症状会消失，会好起来的，那我们就没办法啊，只能这么养着了，没有药，你让我们怎么办？那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中国疫情大爆发，导致大量人员死亡，各地火葬场、殡仪馆尸体爆满。

一位现居俄罗斯的华人柳女士说，她的一位亲戚在吉林省公主岭市住了仅两个星期。他住的那个楼道里（公寓里连接房屋几个单元的走廊）在两个星期内死掉了十几人。她说：“就那两个星期啊，十几个人啊就抬出去了。挺可怕的。”

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企业家张芷瑞（化名）女士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现在烧人必须走后门托关系送礼。大的火葬场送6000元（人民币）的礼品，小的4000元（人民币）礼品。她说：“现在都没有仪式。烧一个人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二十四小时烧。大概三个（火化）炉子。（尸体）放在楼道里等着烧。周边共有七八个火葬场，每个火葬场每天都在排队烧人，有后门才能（马上）烧，没后门一个星期以后才能烧。死了人烧不了。”

中共当局严控各地火葬场，封锁大量死亡人员的信息。大纪元近日获得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一月十日发出的内部文件《关于推广部分地方新冠病毒感染应对工作经验做法的通知》提到，“济南市公安、民政部门在殡仪馆配备警力人力，二十四小时轮岗值班”， 将此做法称为“做好现场维护秩序、宣传解释引导、外围交通疏导，突发情况处置准备等工作，并及时查处黄牛倒号的犯罪行为”，并进行推广。

中共官员、名人纷纷离世

二零二三年新年前后，南京工业大学接连发布33份讣告。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平凯因病医治无效，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日在南京去世，终年78岁；南京工业大学原副校长束昉一月二十八日病故，终年78岁。中共党员、南京工业大学基本建设处退休干部陈充一月二十八日病故；中共党员、南京工业大学离休干部华庆一月二十七日病故。

浙江省《丽水日报》一月二十八日发出《讣告》，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守成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年仅57岁。

二月一日，中共新华社称，中共党员、前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陈启智因病于一月十五日在长沙死亡。二月二日，“澎湃新闻”报道，北京协和医院透露，著名乳腺外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黄汉源，因病医治无效于一月三十一日在京去世；黄汉源去年十月才正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中共监狱内疫情严重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下旬从北京第二监狱出监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向大纪元报揭露了监狱内疫情大爆发、狱方隐瞒疫情。对于狱中的染疫死亡情况，他估计“最少有10%～15%，最少的保守估计，跟外面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北京做生意的马来西亚籍华人何先生，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好几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狱，见证了疫情在监狱大爆发。他说，在十一月底监狱警察换班（通常两三周换一次班）之后疫情大爆发。“换了另一拨警察进来，警察把病毒从外面带进来，过了三天，到十二月三日、四日，大概六天左右时间，监狱里几乎全部人感染。” 他本应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刑满到期，但在十二月九日出现感染症状，“但他们（狱警）骗我说，没事，这是感冒而已。”刑满之日他以为终于可以有自由了，他的家人也为他准备好了机票，但不料他的脚一踏出监区，立即就被转移到武警宿舍继续限制自由。“不让我知道，不让我走，我问为什么不放我走，他们才说我阳性了。”在那里，他再被控制到十二月二十日才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