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修实修、抓紧救人 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
我二十五岁结婚。因中共邪恶的计划生育，我们被没完没了的抄家、罚款，妻子抑郁自杀。我真是幼年丧母，中年丧妻。妻子娘家有个亲戚竟然说我故意把妻子害死，他想把我告了，我被关起来后，他再把我的两个孩子卖了捞点钱。后来经别人帮着阻止了。我常仰望天空：老天爷呀，我这苦难何时是个头啊？人来到世间到底为了什么？
得正法苦尽甘来
我到外地打工时，一位大法弟子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一看，这本书太好了，正是我要找的，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了！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我去来回四百多里地的老家买大法书，可是没买上。后来在当地同修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我把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书都买齐了。
修炼后不久，我全身的病都好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的前半生为何那么苦难了，明白了人来在世上，是为了消去罪业，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返回先天本性，返回天国世界。我从一个业力满身、社会底层的人，成为师尊的弟子，我深感无限的幸福，无限的荣耀！
看守所里救人
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二十多年中，我因坚持信仰，多次遭迫害。二零一六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开车带同修们去邻县发真相资料。到达目地地后，同修分成几组发资料，结果有一组同修遭人恶告被绑架。这里离家几十里路，我怕其他同修找不到我，就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等别的同修上车走。结果警察追上，把我和车都带走了。在家人和同修们的营救下，我绝食七天就出来了，但是以“取保候审”形式出来的，不是真放人。
回家后，当地警察多次找我没找到，他们就下了通缉令。我去银行办事时，被他们监控到。我办完事两个小时后，银行给我打电话，说要回去补办个手续。结果我刚到，就被早就等候在那里的便衣警察绑架了。他们把车、钱和真相资料都非法扣下了，将我关入看守所。
他们对我非法审讯时，我指出公、检、法机关迫害大法弟子，是违法犯罪，要求无条件释放我。我拒穿号服，坚持炼功。我当天就把一个副所长和一个法医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
回到号里后，我陆陆续续把号里大部份人都劝退了，并把三退名单通过亲人带了出去。我换了一个监号后，先把牢头劝退了，其他犯人也相继退了。
监号那边一位当地同修经常喊：“法轮大法好！”这边三退的犯人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喊声震天。
在看守所，铐我的脚镣自动开了两次，狱警就让牢头用专用工具把脚镣拧的很紧很紧。没想到几天后，我睡觉后起来，发现脚镣又开了。犯人们目瞪口呆，认为大法弟子有真功夫，了不起，是有神保护的人。
法庭上正邪大战
三个月后，法院对我非法庭审。开庭那天，大女儿和大女婿开车拉着同修帮我发正念，儿子和二女儿也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去了好几车的同修，围着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还有好多同修在家帮我发正念的，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
在庭上，公诉人说我触犯了《刑法三百条》，罗列了几十条所谓的证据。比如，我车上有多少真相资料、真相条幅等等。律师逐条做了驳斥，指出：不是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律的实施，而是你们。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暴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对家庭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回忆整个的辩护过程，不是他们在非法审我，成了律师在审他们。
遭酷刑九死一生
再回到看守所后，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所长和狱警说：“你想炼功就炼功，你不劳动就不劳动，你不穿号服也行，我们都依着你了。但你不吃饭，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你好好吃饭，吃饱了再跟共产党干不行吗？你身体垮了，还怎么跟它干？”我就细细的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按真、善、忍做没有错。我不跟它斗，它也不配我跟它斗。我就是要求无条件放我出去。”
狱警给我戴脚镣、手铐。几天后改成掏腿铐（即手铐的一头铐在两腿间的手腕上，另一头从腿后连着腿侧旁的手腕上）。我无法直立行走，得弓腰头朝下走。每次给我强行灌食时也不解开手铐脚镣，七、八个狱警和犯人对我抽嘴巴、扇耳光、拳打脚踢，有的用胶棒打臀部，把我按在一把椅子上，把我的腿和脚担在另一把椅子上，用带钩的粗铁丝或者竹棍抽打我的脚心，粗铁丝或者竹棍抡起来时，伴着犀利的“呼呼”的风声，抽的脚心疼痛难忍。
看守所的几个副所长每天轮流抽打我，扇嘴巴，掐两腮，把我嘴里的肉都掐烂了，还往我嘴里灌烟头、烟灰等。他们每天给我灌食一次。 一天，一帮狱警灌到一半，所长让我自己吃。我拒绝后，他冷笑道：“你再不吃饭，就给你吃大粪。”他命令警察弄来一塑料袋粪便，他们七、八个人按着戴着掏腿铐和脚镣的我，我使尽全身力气也无法躲避。副所长戴着手套抓起粪便就往我嘴里塞，往我脸上、头上、身上抹，抹的我全身都是。
他们不让我睡觉。我一合眼，他们就往死里打我，说这是“熬鹰”。我正视着所长，说：“不让我睡觉的是你吗？要是你的话，我一定记住你！”他愣了一下，对搀着我的犯人说：“晚上让他睡觉。”那次他们熬了我四天三夜。
看守所狱警为了让我妥协，就召集牢头，强迫我呆过的两个监室的所有犯人写我如何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的材料。在所长的淫威和压力下，犯人们不得不写。不识字、不会写的人还托别人写，只有两个犯人没写。所长和狱警也写，加在一起几十份。
写完后，所长和狱警找我谈话，说我要不吃饭，他们就把这些证据交给法院重判我。我思考了一整天：我是救度众生来了，还是毁众生来了？这两个监室的犯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希望他们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他们举报我，就有罪了。为了众生，我考虑再三后，又开始吃饭了。
那两个不写举报材料的犯人得了福报，一个被提前释放；另一个没花钱，减了刑，对方也不上诉了。
在我这次绝食大概六天后，他们把我弄到医院，关入单人房间，关上了摄像头，把我呈“大”字形铐在医院的床上，一只手上铐着一个铐子，拴连在床上，脚上上了两副脚镣，一副是普通的，一副电子的。他们把我右脚的大半截伸出床外，每只脚腕的下方又加了两个铐子，好跟床腿紧紧勾住。这样，我的手上、脚上共六个铐子，外加两副脚镣，让我丝毫都动弹不得。警察得意的说：“这不是让你舒服的地方。”恶警在摄像头的死角、床的下方，用脚狠踹我的右脚下本来就很紧的铐子。我右脚和腿就被弄的疼极了。他们还往外、往下掰、抻、拧我的右脚和腿，右脚腕的铐子勒的陷進肉里，那种剧痛无以言表。看守所所长还说，骨头再硬的人最多能挨过三天，没有超过五天的。他们给我上着两副脚镣、三副手铐，还用大型注射器往我胃里大量注水，加上输液，一会儿我的肚子就鼓鼓的，想排尿，他们不给开铐子。最长的那次他们让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我感觉膀胱都要撑破了似的。
我在生不如死的一分一秒的度过了五、六天。他们怕我死在医院，就又把我送回看守所。回到看守所，他们还不死心，把我关到迫害人最厉害的牢房。牢头用鞋底抽打我的脸，又用手按住我的头，一只脚踩在拧紧的脚镣轴上，另一只脚腾空，“金鸡独立”似的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的小腿骨上，我痛不欲生。
在看守所，他们给我上了四十五天的大镣。在我离开看守所时，我让所有接触到我的犯人和参与迫害我的人都明白了真相，打我的牢头也都三退了。我在看守所呆的三个监室中，前两个监室中的人基本都三退了。在走的前两天，我把严管号里大多数人也都劝退了。
中共邪党法院对我非法判刑两年，我被关入监狱。
狱中讲真相，结缘救人
入狱那天，两个犯人把我从车上搀下来，送到车间。我竟然看到一张张面孔似曾相识，虽然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都向我友好的微笑，问我犯啥事了？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大伙说：那就叫你“师兄”吧。
监狱知道看守所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让我“转化”，所以也就不再“转化”我了。我要求不穿号服、不背监规、不下蹲、不参与升邪党旗仪式、不劳动、不唱邪党歌、随便炼功。监区长也都认了，还说他会尊重我的信仰。后来监狱也一度想“转化”我，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想通过“转化”我达到升官发财的目地，就别想入非非了。人要想升官发财，就必须积德行善，不能反对造就宇宙、造就生命的真、善、忍大法。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发财，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后来监狱也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
我想，我到这里不是受迫害来了，我和他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在车间里，我随便走动，帮犯人们干活，打水喝。我利用打饭、放风的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劝三退，有好几百号人包括狱警都听到真相了。
我听说一位同修在“悔过书”上签了字，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师父慈悲的救度我们，如果在这里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向邪恶保证了什么，悔过了什么，出去后如何面对家人和同修？将来有何脸面面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
过了几天，这位同修开始跟狱警抗议，说任务太重太累，他的体力跟不上，得炼功。如果不让他炼功的话，他就不干活了。狱警答应了他，他可以炼功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给狱长写信，声明“悔过书”作废。后来同修把他监号的人和其他能说上话的人都劝三退了。
我看图书室有一本诽谤大法的书，就把它销毁了，绝不允许它再毒害众生。
结束冤刑出狱时，门岗登记处的警察问我：“什么罪？叫什么名？”我说：“炼法轮功的。”他说：“走吧。”我昂首挺胸出了监狱大门。
回家第二天，我去当地派出所迁户口。他们让我签字污蔑大法。我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要签字，就不会坐这两年牢了。我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信仰而坐牢的。”他们让我儿子劝我签字，我儿子说：“我爸没罪。”我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派出所。我走后，派出所就给我办理了迁移户口。
我知道，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真修、实修，助师法正人间，抓紧救人，才是对师父的最大回报。
（责任编辑：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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