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同修
一、得法修炼
一九九六年，父母亲去北京看我哥哥。当时，哥哥正在给一个是大法弟子的朋友复制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带。父亲听到师父讲到“佛”时，很不接受。回到东北老家不长时间，父亲出车祸去世了。父亲是常人中公认的好人，但他从事的是计划生育工作，又因为他是学马列哲学的，不信有神佛。
第二年，哥哥肝硬化腹水，我和母亲赶去护理他。哥哥的那位大法弟子朋友向我们介绍法轮大法。当我知道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成神，不会死了，我很高兴。我和母亲看到《转法轮》书上大法师父的法像，感觉好象挺面熟。但在当时，我们没有马上修炼的意愿，想着等我哥哥的病情稳定了，再一起修炼。那时我们没有看《转法轮》，只是学了炼功动作。
到年底，哥哥去世了。两年中，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对母亲的打击非常大。而我和妹妹也都患有乙型肝炎，是母亲遗传的。这时候母亲、妹妹和我都想到了法轮大法，我们开始了修炼。
此时，母亲还深陷亲人去世的痛苦中，也觉的我不会关心她，尤其母亲和我妻子的矛盾无法调和。我因为不能戒除烟酒，虽然心里知道法轮大法好，但就是鼓不起正念，所以也是修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但是，我能感受到小腹处法轮的旋转，母亲也看到过法轮在电视屏幕上旋转。而妹妹在修炼上非常精進。
二、面对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和母亲首先想到了文革，共产党搞的历次害人运动。
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三年，家庭出身是地主。赶上了日军侵略和国共内战，经常随着大人逃到芦苇丛中躲避战火。当时她经常在心里说：“只要能不打仗，一天吃一顿饭都行。”一九四九年，中共在河北搞暴力土改，母亲全家逃到东北，成了逃亡地主。但后来，我的姥爷和他的弟弟还是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邪党关進了监狱，并且死在了监狱里。
虽然母亲后来做了小学教师，但一直被中共当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心理负担很重。后来又经历了“文革”中邪党残酷的政治运动，还听说地主子女过了一定年龄就升级为“地主份子”，吓的母亲整日提心吊胆。这些都养成了她胆小自卑而又内向的性格。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学法不深的我和母亲都因为怕心而往后缩。可是妹妹却坚决要去北京护法，我和母亲阻拦不住，因为她在东北的另一个城市工作。结果，妹妹刚去天安门旁边的信访办，就被绑架了。为了救女儿，母亲赶去非法关押妹妹的公安局，劝说妹妹配合警察，但妹妹没有屈服。
妹妹单位的领导要求母亲来到妹妹工作的城市看着妹妹。为了保护女儿，母亲就搬到了妹妹那里，和妹妹一起生活了。在这期间，通过学法修炼，母亲真正的提高了对法的认识。母亲本来就律己极严，能吃苦，心地善良，所以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妹妹单位那个党书记在区“610”的指使下，要求妹妹去洗脑班。母女俩正念反迫害，离开了妹妹工作的城市，在外地租房住下，开始了艰辛的流离失所的生活。
那时，妹妹经常乘坐火车回到她工作的城市，从同修那里拿回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母亲到所在城市的小区去发放，甚至去了北京发放真相资料。后来，妹妹在一次发真相资料时被国保绑架。当时恶警就在母亲的眼前，把脚踩在妹妹的脸上，鲜血顺着妹妹的眼角流了下来。母亲求恶警温和一点，结果恶警打了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母亲一个耳光，并且也给母亲戴上手铐，在派出所非法关押到晚上十点多钟。
母亲在妹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把妹妹没发完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因为无法见到被非法关押中的女儿，又不忍离开女儿被关押的城市，孤身一人的母亲就每周乘火车去妹妹曾经工作的城市，找妹妹认识的同修，参加集体学法。
直到妹妹被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母亲回到了妹妹工作的城市，在妹妹的家中等待女儿。母亲每个月坚持去劳教所看望妹妹。母亲每次去劳教所，都给遇到的警察讲真相。看守所的门卫是个退休返聘的警察，对母亲既同情又佩服，他做了三退。
七十多岁的母亲一个人生活，早晨三点起床炼功，上午学法，下午出去劝三退，直到晚上九点上床休息。有时候母亲发烧，也坚持做三件事，从不休息。
后来，母亲在晾晒衣服时摔断了胳膊，母亲也没有耽误学法、炼功，只是休息了几天，没出去劝三退。师父鼓励母亲，让她看到了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果实，后来还看到了亭台楼阁。
三、间隔与迫害
妹妹从劳教所回来后，参加了几个在当地营救同修的项目。但是，参与项目的同修间在配合上经常有争论。虽然项目都完成的很好，但是彼此间产生了很大的间隔。而且，妹妹忙的每天除了上班，还要早出晚归做营救项目，根本没有时间静心学法。
母亲非常担心，可是妹妹不理解母亲的想法，也无力改变现状。结果，妹妹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对母亲的打击很大。母亲很清醒的看到了妹妹修炼中的问题，却没办法说服她，心里很焦急。
这期间我在南方，虽然事业上有了成绩，却被排挤出局。我转到另一个南方省份的大学讲课，还是受到妒嫉排挤，真是到了前路迷茫的时刻了。我因为躲避母亲、妹妹的连累，已经多年没和她们联系了。此时，师父安排我联系了母亲，从南方回东北看望母亲和妹妹，我也终于走回了大法修炼中。
母亲对我谈起了对妹妹修炼状况的担心。我听了妹妹的介绍，也觉的妹妹的现状有危险，可是我也是刚刚走回修炼路，没有能力帮助妹妹从法理上分析问题的所在。结果当年年底，妹妹就被绑架了，当时是三个同修一起被绑架的。
母亲这次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奔波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看守所之间。老人家没有任何怕心、怨恨心，就是慈悲的、不卑不亢的对着国保、检察院、看守所、法院的人员劝善，讲真相。国保队长、看守所所长、检察院的人对母亲都很尊重。
有一个警察，把妹妹的眼镜和鞋等物品从看守所拿给了母亲，然后骗取母亲在一张空白纸上签字。母亲当时以为拿到女儿的物品就应该这样做，也就签字了。回去后想这个事，觉的不对。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去问了那个警察。警察承认是签的刑事拘留通知书，母亲机智的要回了自己签字的东西，撕掉了。母亲表示：“我女儿不签字，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签字呢？我怎么能同意你们抓我的女儿呢？我女儿做好人，没有错。”那个警察气急败坏的推搡着我八十多岁的母亲，母亲就是不妥协。
老人家依然每天三点起床炼功、发正念，吃早饭后学法，然后去营救妹妹，讲真相。中午不休息，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得益于大法修炼，母亲当时身体极好，八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也就是七十岁的样子，走路生风。
这时的我，只能每年的暑假去陪伴母亲，平时每周和母亲通电话。母亲这时对我的平安异常在乎，因为这时我也在讲真相，劝三退了。母亲说：“我的两个孩子不能都被抓去。”
最终，妹妹被非法判刑三年半。母亲又开始了每月探监的历程。但这时有我的安慰，母亲还很乐观。没想到，在妹妹即将冤狱结束时，我被绑架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很大。
四、远方的营救
我因为邮寄真相信，被北京收到真相信的人举报。由公安部督办，南方某地的国安局侦办，最后当地的国保对我实施了蹲坑绑架。这时，距离妹妹出狱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母亲在遥远的东北得到我被绑架的消息，放声痛哭。
母亲在看望狱中的妹妹时，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可是却不敢告诉妹妹实情。当时母亲已经八十五岁了，还是在一个比她年轻一些的老同修的陪伴下，跨越了两千六百多公里，去南方为我送钱物、请律师。
回到东北，母亲还要给远方的涉案公安国保、检察院、法院亲笔写劝善信，打劝善电话。而且母亲学法，讲真相劝三退从不懈怠，早晨三点起床炼功从不耽误。半年多后，当妹妹出狱时，又是母亲同大批同修去迎接她，挫败“610”、司法所想绑架妹妹去洗脑班的企图。
清晨，妹妹和母亲一起炼第五套功法时，妹妹发现母亲的头已经垂到了膝盖，可母亲自己却不知道。可见两个孩子同时被迫害，对孤独中的母亲伤害有多大。妹妹出狱后，经历了学法、调整心态、消业之后，就开始和母亲配合营救我。
我在南方的看守所里，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我。有朋友帮我适应看守所的生活，配合我讲真相；有朋友在出看守所时，为我联系了当地有政府人脉的企业家同修。这位同修和我母亲取得了联系，给母亲提供参与迫害我的公检法、“610”等人员的名单、电话，并且联系看守所狱警善待我，为我送衣物。
后来，我被非法批捕。国内外同修的真相电话，给了涉案人员极大的震慑。“610”主任主动给我母亲打电话求饶，说：“再也受不了了。”妹妹每到营救工作没有思路、遇到困难时，师父都会安排同修来帮她。需要大量打印真相信时，就结识了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来全力配合；需要发追查通告时，就有同修教妹妹；追查国际发出追查后，把通告寄给了被通告的涉案公检法、“610”人员，更震慑了他们。
我被非法开庭时，东北和南方当地的同修同时为我发正念。法庭上，正义律师和我默契配合讲真相。法官也明白真相，在庭上保护我们，结果公诉人当庭承认中国没有立法禁止修炼法轮功，给旁听的“610”人员和警察们很大的震撼。通过我和律师当庭讲真相，他们明白了所谓的《刑法三百条》违反宪法。法官也当场表示，法庭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违宪无能为力。由于同修的正念加持，我感到邪恶就象土鸡瓦犬。
我母亲的出庭，展现了大法弟子的风采。“610”主任当场对在场的人介绍母亲，佩服老人家的身体好。母亲回到东北两个月过后，喜鹊对着母亲的窗子叫，母亲问喜鹊：“是不是师父让你来告诉我好消息？”喜鹊又飞到母亲窗前，对母亲叫了几声。结果法官给母亲打电话，告诉母亲我的判决下来了，我两个月后可以回家，不用去监狱了。
邪恶本来想把我的案子办成所谓的“大案”。“610”主任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母亲，说我又臭又硬，要判我十年八年的，最后他们不得不草草收场。对我的营救，充分体现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
其中，母亲以八十五岁的高龄，三次奔波到两千六百公里外的南方营救我。二零一八年九月，我历经一年零九个月后走出看守所时，母亲又第四次从东北赶到南方的看守所，接我回东北。
五、亲情的执著
我获得自由后，陪着母亲在东北调整了一个月，我又回到我南方的家中生活了半年。因为我是移民身份，家在大学校园，而我又在另一个南方省份的大学工作多年，只是寒暑假才能回家住两个月，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不认识当地的同修。
二零一九年，我又回到东北，在母亲、妹妹的身边和她们一起学法、炼功、讲真相、劝三退。可是，当我仅仅时隔半年再见到母亲时，我发现母亲走路时直不起腰来了。听一个老同修说：“你被绑架，等于要了你母亲的半条命。”我心里真是很难过。
妹妹自从这次获得自由后，一直和母亲一起踏踏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几年来未受到邪恶的骚扰。但是二零一九年七月，当地发生了大规模绑架事件，几十个同修被绑架。被绑架的一个同修和母亲、妹妹很熟悉，母亲把她当成女儿看待。后来又传来她说出许多同修的传言（后来知道是误传），母亲那害怕子女被迫害的执著被彻底触动了。
当时明慧网发表了《通告》，请海内外大法弟子立即行动起来，更完整的收集、整理和向明慧网提交迫害者名单，包括迫害者本人及其亲属、子女、资产的信息，以便定位迫害者。
我和母亲、妹妹去邮寄真相信，母亲坚持必须她自己去邮筒寄信，我们兄妹俩不能靠近。再后来，发生了两次有人敲妹妹家的门，让母亲的心情更紧张。一次，母亲刚出门，就跑回来说看到有便衣在小区，让我和妹妹打出租车去另一个城市的表哥家。
后来，母亲时刻担心我在东北被绑架，直到我秋天回到了南方家里。我回南方之前，母亲的脖子上已经长了一个包块，颜色越变越呈紫色。我回南方刚一周，那个包块就出头流脓了。
六、病业
当时正赶上黄历中国新年，妹妹家门厅的顶灯罩突然掉下来，砸到了母亲的怀里。年三十一整天，母亲冷的全身发抖。而且后来家里骤然出现了大量的蚊子，到我母亲离世的时候，蚊子就莫名的消失了。当母亲执著子女不被迫害的亲情时，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
说起我母亲，老人家对同修、对其他人都非常忍让，什么事都不计较，可以说是屈己待人。大家谈起母亲时，都佩服老人家这一点。但是对儿子、儿媳、孙子和女儿，母亲特别在意，情很重。
但从另一方面看，母亲对我们也就有些计较。经常听到母亲叨咕儿子、女儿、儿媳不如意的地方。后来听不到这些了，我知道母亲放下了。可是，母亲担心儿女被迫害的心却加强了。因为迫害多次发生在母亲眼前，触目惊心，实实在在。
母亲脖子上陆陆续续的长了九个包块，依次出头流脓。出头过程中，伴随着剧痛、吃饭呕吐，无法吃饭，因而体力迅速下降。逐渐的，母亲不能出远门讲真相、劝三退了。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母亲不放心妹妹去单元楼发放真相资料，她挣扎着同行。母亲因为担心，爬上四楼找妹妹。回家时，就不能独自上楼了，但还能在室内行走。有一天，母亲看到妹妹为她清理创面，不禁说：“有老闺女真好。”结果几天后，原本开始断续有哮喘现象的妹妹的哮喘病业就出现了。此时，母女俩吃饭都成了问题。
七、离世
这时我远在三千多公里的南方，而且还不知道疫情期间能不能顺利出行。结果，我的表哥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了他外地的家中了。表哥是常人，多年来妹妹被非法关押时，他一直帮助母亲。虽然他一片孝心，可是母亲和妹妹感到他家里的场不净。母亲去表哥家第六天时，就出现了中风现象，瘫痪在床了。
我急忙赶去了东北。见到母亲后，习惯自责的母亲觉的拖累了我和妹妹。我告诉母亲，这一关是我和母亲、妹妹三个人共同的关。母亲的神智一直非常清醒，直到最后时刻。
母亲对信师信法毫不动摇，对我和妹妹非常配合，忍受极度的疼痛，从不呻吟，非常努力的吃东西，尽量坚持学法。在母亲身体情况已经有些好转的迹象时，却由于最后一个肿块无法出头流出脓来，折腾的母亲一周不能進食。最后，母亲在一天早晨的睡梦中，再也没有醒过来。
八、反思
面对母亲的离世，我和妹妹進行了深入的反思。我们用师父的法，对照我们母子三人的修炼路，有了一些领悟，觉的可能对同修们有所借鉴，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当初母亲和妹妹被迫流离失所的时候，我妻子因为害怕被连累，所以对她们是不理解的。而且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配合妹妹省份的公安和“610”，对我七岁的儿子進行了恐吓。当时，这些事情母亲是毫不知情的。因此，在母亲打电话和我联系时，我妻子接过电话，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此，母亲对我们就产生了成见，一直耿耿于怀。
十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母亲，接触大法之后，发现母亲更加慈祥了，对我没有了芥蒂，只有母爱。但是对于我妻子当年的事，仍然是念念不忘，一再提起。我发现，母亲在这方面没有改变。
我和妹妹分析后，觉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母亲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儿子、儿媳应该理解，支持。她并没有想到给我们一家带来的麻烦。说白了，就是没有做到师父在法中对我们所要求的：“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1]
第二是，母亲固守着常人中儿子和儿媳应该怎样对待母亲，当然母亲也坚守着常人中母亲如何对待儿子、儿媳的理，也就是在这件事上把自己当作了常人，而且十几年不能改变。
再加上害怕子女被迫害的心太重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旧势力就让母亲以这种极其痛苦的消业方式去掉执著，教训真是太惨痛了。好在母亲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终于放下了这一切，把执著心磨掉了。
母亲离世的前几天，妹妹问母亲：“是不是害怕警察来绑架我们？”母亲坚定的说：“我已经把‘怕’放下了。”母亲离世的前一天凌晨，神志有些不清楚，突然说让她的孙子快跑。早晨七点，我告诉母亲我儿子的情况很好，母亲告诉我她也放下了。我觉的母亲离世时，是放下了这些执著了。
母亲火化后的骨灰洁白无瑕，镶嵌着非常漂亮的粉色的镶边。
母亲离世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老人家可以说对待修炼是极其认真的，除了对家人的人心执著外，其它方面可以说还是修的挺好的。就这一方面的执著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了母亲的提早离世，修炼真是太严肃了。
其实，我和妹妹观察到周围有一些同修，积极的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但是往往有些执著的东西多年不肯放下，使得家庭魔难和身体病业长期不能改善。可以说，面对自己明显的执著不肯实修，视而不见。不敢，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实修炼状况。即使与之交流，也不接受，确实令人担忧。
我和母亲、妹妹此生因修炼法轮大法结成了圣缘，彼此扶持着走到了正法将要结束的最后时刻，母亲却离开了我们。回顾母亲的修炼历程，老人家的谦和、善良、律己、内省、吃苦、坚韧，都是我所不能及的。
送母亲走后，我和一个亲戚产生了冲突，好斗的执著再一次表现出来。想起母亲在这方面对我的劝诫和失望，我突然一下子觉的我这时才真正懂得了母亲的内省、忍让是多么的了不起了。悟到这些，当晚我打坐有了很好的進步。
我知道母亲一直坚定的信师信法，她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而我总想为母亲做点什么，这篇文章，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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