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二十一年在工作单位证实法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有些人到校长那里试探对我的态度，校长说：“某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不要跟她谈法轮功，改变不了她。”有的领导还私下说：“那是人家的信仰，咱管不了。要是（法轮功）不好，谁学呀！”有几个中层领导开玩笑：“这次评职称，你没问题。第一条（拥护邪党）的10分，你可以不要了，那也够！”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环境，普通同事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放开了。

——摘自本文

* * * * * * *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参加了工作，到校仅半个月，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修炼上还很不成熟的我，在这个新来的城市里，一个同修也找不到。懵懂中，我自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仰望灰沉沉的天空，我在心中喊着：“师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在被迫害中转正了

单位领导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非常斟酌。管政工的领导说：“你们去中南海、去天安门就不行，那是你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啊？！”我解释说：“是去反映情况。”她是个大嗓门的人，一直高调的抡着棒子“打”我，一句比一句狠。师父教导我们真、善、忍。我要善，我一直很平和。其他办公室的领导、同事都能听见政工主任的大吵大嚷。他们说到后来听不下去了，就请校长出面来制止，校长進来说：“行了，就这样吧！”

之后，派出所的片警也是单位的常客了，穿着警服动不动就出现在校园，说：“我是来找某某的。”很多老师都替我捏一把汗。但我就记住师父的教导。我对谁都善，我对他们都很友好。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说：“法轮功很好，是他们在诬陷。”他们也看的出来，我心意不变，不可能扭转，就说：“你还没有转正，户口也没转过来，学校完全可以不要你了。”我说：“我知道学校有压力，片警也有。”

后来，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非法拘留七天。回来不久，因在部队大院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学校用车把我从拘留所接了回来。单位收留了我，但我被限制居住，大法书都被非法抄走了。每天有负责看管我的领导、同事到我那个简陋的小屋。

当时，我就记住师父的法：“跟他讲道理，完全用善的一面。”[1] “我们讲善心，用善心去对待别人。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的落泪。”[1]

所以，无论谁来，我都是敞开胸怀对待，不抵触、不逃避。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好的，交流修炼中的喜悦，交流自己悟到的法理，我很自豪。再没有一个领导指责过我，反而处处很关心我，看到我一棵白菜吃一个星期，也不在食堂打饭，很心疼。我的两个师傅常带东西过来，一起做饭一起吃，女领导们也喜欢过来聊家常，带些物品给我，他们对大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对我也放心了，有的人主动要《转法轮》去看。我在领导和同事中赢得了好的口碑，很多老师替我说话。

然后，他们就照常让我带班上课。在教学中，我爱护学生，工作负责，新大学生带的班级各项比较中，我带的班无论成绩、体操、卫生还有和各任课老师们的亲和度都是最好的，两个师傅都很满意。

那时，学校交给我一个最差的班，纪律太差了，把那个比我年长的班主任撤下来，换上我这个新人。我真的是倾心对待我的学生，人心换人心，孩子们对我很维护。我自己又有一个学霸出身的底子，在学习上有一套方法，能点到学生的症结，因而获得学生的爱戴。

但是班里有一个学生屡屡不交作业，坐在课桌前东倒西歪。多个任课老师反映他的情况，我是鼓励也好、手把手的教也好，都用上了，结果无效。他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抽了我一个嘴巴，学生们都吓坏了。我真的一点没介意，因为我是大法修炼者，师父教给了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2]。每天学法，我已经有了修炼的基础，所以对此事看的很淡。否则，一定承受不了，引起轩然大波，对学生对学校都不利。所以，我只是对那个学生说：“课下再说吧。”就转身平抚班里一群错愕的学生。我把班级气氛安定下来，从新组织学生上完了课。

后来领导是通过学生知道这件事的，问我：“是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一般老师绝不会那样处理的。我说：大法师父讲了：“匹夫见辱，拔剑相斗”[3]，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法，所以我才不和学生一般见识。否则，学生学会的就是斗，这个社会就充满戾气，为学生树立良好的为师道德，不用斗的方式解决，用善和宽容来处理，将来学生到社会上是会受益的。

因为我按照师父在法中的教导去做，我的工作转正、转户口、其它公积金待遇等等，和其他新毕业的大学生一样，都办过来了。

黑窝中邮寄真相信，再被接收

因为学法不多，对发正念的法理不懂，不会发正念，对另外空间的概念也糊涂。很多事靠着人心硬做，只是对大法很坚定，也不会求师父，对修炼不明确。孩子做了一个惊恐的梦，梦中船漏水了，我掉到了水里。

没多久，我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因为拒绝转化，被关单间。我就总是在包夹人员的监控下往劳教所的举报箱中投举报信。那些负责举报信的部门来人找我谈话，以致大队长被批评、被降级。然后，我就被转到了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我仍然是在监视下突然闯到各种举报箱投递举报信，他们就扑上来把我打倒在地，一场混战，拿毛巾捂我的嘴，防止我喊口号（包夹的腰里都藏着毛巾）。有个警察偷偷的告诉我：“你写的信管用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集训队的副大队长一再劝说我给单位写信，那时单位的领导已经换了。在那种布满邪恶的环境下，工作的事根本不想了，最要紧的状态是秉持自己的正念，走正每一步，都需要相当大的正念，甚至放下生死的正念才能走过去，哪里还会顾及工作的得与失。再说，身处在黑窝里，能写什么呢？写大法，写迫害，写每天面对的极限承受。劳教所这里几级审查，信根本发不出去；就是写了，单位的领导敢放在桌面上看吗？谁敢表现出支持法轮功？写一封不痛不痒的问候信，没有多大的意义。但看着警察好意的督促，也不好驳了人家的面子，能写什么呢？大法弟子要写，就得能证实法，就得充满正气。不是诉苦，不是祈求理解。

师父教导我们：“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的保持着和常人一样”[3] 。得到师父的点化，我就下笔很快了，我抱着一片赤诚之心，写道：“分别这么长时间，我非常思念学生。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永远忘不了所有领导对自己的眷顾之心。单位的人比亲人承担的还多，却没喝过我一口水。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单位这些了解我的人不能替我说句话，我还能依靠谁？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他们相信，无论在哪里，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下，请相信您的老师都会保持正直、干净，不会曲意逢迎昧良心，不会给领导同事丢脸，干干净净的活着。哪怕吃一点苦，受一点罪，也是值得的。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作为领导也好，同事也好，某某（我的名字）会让你们发现帮助她是值得的，是正确的。”信就写到这里，交给了警察。

过了几天，告诉我已经给我寄出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大法弟子的正念象金刚，就能解体邪恶因素，就能扭转人心向正。一天，妹妹突然电话打到劳教所，惊喜的说：“你的校长给我来电话，说每月给你发部份工资，解决点困难……”我赶忙截住她的话：“哦哦，谁知道怎么回事？等我出去（黑窝）再说吧。”她哪里知道？在我的旁边，警察就戴着耳机监听着呢，警察摘下耳机问我：“你单位给你开工资啦？”我支吾着，说：“现在我也不想那个啦，等出去再说吧，谁知道怎么回事？”是呀，在里面一切都是迷。警察听听也对，因为她们看到太多的单位来劳教所要求签字开除的，所以她对我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我更怕妹妹的透露给我的单位带去麻烦，就遮掩不提了。

后来知道，领导收到我的信，在邪党常委会上大家都看了（如果信里明说法轮大法，他们是不能放到桌面上谈的），别的也帮不上，最后决定给点工资。修炼人只要走正了，环境也就变了。

在我走出劳教所大门时，一个送我的警察说：“出去就做家教吧，做家教挺好的。”她的言外之意是我的工作肯定丢了。我说“谢谢！”对于九死一生、放下生死得来的坦坦荡荡走出劳教黑窝的我来说，已经默背了多少遍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4]。我对工作的得失已经很淡很淡了。

当天，我给单位打电话说：“我回来了。”领导只说了一句：“那就回来上班吧！”

能为别人着想，在单位立足

被非法劳教后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坐在了办公室。新学校的同事和大小领导都不熟悉，中间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存在，不能沟通，都是客气的疏远。此时人们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已经由“法轮功是什么”转变为“不管你是什么，都不能反共产党”。关于法轮大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份真相资料，都成为极为敏感的事了。

除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客套外，大家自保也好、领导授意也好，人们自动躲开这个谈话禁区。领导说这样是为我好、是保护我。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一着不慎被人反映到领导那里，造成领导的被动和麻烦，似乎这时在单位保持沉默是最“安全”的做法了，劫后余幸，能有班上，也就庆幸了，不要再碰触那根红线。

但是，师父在所有的经文里都在嘱咐弟子快讲真相，师父说：“大法徒讲真相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救度快讲”[5]。我老这么沉默不对呀！单位在迫害中能帮助大法学员，对大法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他们身处于谣言肆意攻击法轮大法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中，周围的人对大法或者仇恨或者偏见，还有政府名义下的各种文件和大小会议的污蔑歪曲禁令，这些都在影响着他们这些领导的认知，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空间势必会被挤压的越来越小。

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图一时安逸，要逆流而上，迎着敏感问题去讲真相。我想了想，还是先让主要领导明白真相，让他们知道“搞政治”是被扣的帽子，我们的行为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被逼无奈的行为。先打开他们的症结，才能带动整个单位。但是，当时就连律师为法轮功做辩护都被抓，哪个领导敢公开接受法轮功的真相材料？

我记住师父说的：“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3]、“炼功人每时每刻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6]这些教导已经同化到我的生命里。于是我由仰望领导，改变成为他们着想，保护他们，时刻想到先保护好明真相的领导，考虑他们的承受。

我把光盘包在报纸里，敲门走進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把报纸轻轻放到他桌上，说：“主任，我把报纸给您拿上来了。”他说：“嗯。”转身之时，我用手指了指报纸，说了句：“您了解一下。您是我的领导，我是得让您知情一些事，也是对您的信任，这样你就心里有数，出现什么事时，能把握。而且，没人知道这个事。”我的意思是你知、我知，给光盘的事是保密的，而且作为下属，我有职责汇报给他们情况，这是对他们的尊重。

一个领导说：“不要宣传。”我说：“我没有宣传，是为了生存下去。在人人误解的环境里，我没有立锥之地，人家误解法轮功，害怕跟我接触，没法形成正常的同事关系。”领导听了，也觉的合情理。就这样，循序渐進的，我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或者给U盘，或者写信给一些核心层领导，表达自己与他沟通的意愿，送上这些材料，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指教。没有人找我谈，从来没有领导找过我，这是彼此的一种默契，他们的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知道我不会讲出去，不对任何人讲，信任我的为人，才敢接受这些真相材料。

我真的表现的很沉默，不与人喧哗，不显示，端正礼貌，保持着距离，又很主动。表面上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整个大楼的人们都在每天埋头忙碌着日常工作，但是一切在微妙中已然改变。他们用各自认为的能放到桌面上谈的方式阻止一些事，帮助一些事。比如在大会上避谈法轮功的事，比如在工作联系中体现出的对我的尊重，称赞我的为人，耳濡目染的影响着很多人。

我看到，警察和“610”经常会带着任务来学校，领导因不知底细（不知道是我“惹事”了，还是法轮功的问题在国家多“严重”了），不知怎么应对，我会有意无意的吹下风：“其实他们（警察“610”、国保）也不了解真相。”给领导提胆气，告诉领导：“您多了解（真相），避免被动。”而且，我坚定的告诉他们：“我没做过一件违法的事，就是不道德的事都不会做。你们都放心。”他们也就塌下心来了，不再害怕了。

有些人到校长那里试探对我的态度，校长说：“某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你们不要跟她谈法轮功，改变不了她。”有的领导还私下说：“那是人家的信仰，咱管不了。要是（法轮功）不好，谁学呀！”有几个中层领导开玩笑：“这次评职称，你没问题。第一条（拥护邪党）的10分，你可以不要了，那也够！”他们对我的态度影响着整个环境，普通同事对法轮功的问题也放开了，经常开玩笑的说一些“过格”的话。比如说：“谁要对某老师不好，我们就退党！”“共产党真黑暗！”这都是在多人在的办公室里高声说的，大家的舆论已经起来了。

领导的认可和融洽的关系，影响到普通的同事，我也把U盘给到一些同事，他们很感动这种信任，悄悄收起来。有警察或者特殊身份的人来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时，我的同事帮忙倒水、让座，还有领导出面说要招待他们吃饭。国保、“610”人员听到的反馈是：“某某老师人挺好的，跟学生关系好，自己家孩子很优秀。至于法轮功的问题，这个不清楚，没谈过。人家工作干的好，就行了。”所以国保见了我也很高兴，人都是愿意听到这些正面说法的，他们说：“你们单位的人对你评价可真高。”

就象师父说的：“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7]

三次感动顽石，师父帮我救世人

单位分流划转后，我又从新面对一批新的领导。在全校第一次千人的教师大会上，领导刚讲完话，就对着麦克风高喊我的名字：“某某，某某，你上前台来！”我应该是慌张的冲上了前台。在多年的迫害环境中，在常人中我这个特殊身份非常敏感，我强作镇定。主席台上有一个书记和一个人事处长，他们说：“还不认识您，警察已经来学校五次了。”我说：“找您干什么？直接找我不就行了，您那么忙。”然后她喘了一口气，看出来是很忙。我就说：“没事，书记，多少年都这样了，我们是合法的，被迫害的。”我正要快点讲下去，她摆摆手，说：“那个我不管，你自己注意就是了。”又是全新的环境，全新的领导，我感到办公楼象沉重的高山，压力很大。

因为营救同修的事情，当地国保注意到了我。他们频频出现在单位，威胁、恐吓，把我视为重点监控对像。个别领导与我有接触，多少知道法轮大法，明白一些真相。但普通老师还不熟悉，他们对于警察的频频来校，非常敏感，私下议论：“某某一定在外面有违法的事，不然警察来干什么？还说某某是有本事的人，把领导都哄住了。”他们私底下嘱咐领导别上我的当，别到时候受牵连。

我那时毫无分身之术，对单位的言论无暇顾及，因为一位同修在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我不顾个人安危的多次找家属办理取保候审，家属一直拖延。另有几位年轻同修也是几起几落的被绑架出事，我多次去派出所，要这个人又要那个人，给国保实名打电话营救。因为在我心里，他们是师父的年轻弟子，修炼还未成熟，小来小去的磕绊难免，但是我一定不能让她们有大的闪失，要保护好。

营救从暗处完全走到了明处，都是正面交流，写信、打电话、邮寄真相视频及材料。国保警察由开始的威胁变的乐于接受信件，变的礼貌，并多次有效的当时就释放了同修或减轻迫害，对同修做的事越来越认同。这是一个“舍得一身剐”的过程。可是年轻同修并不在意，刚发生关乎安危的事（比如手机、微信等等），又忘了。反复多次，很磨心，是异常艰难的事。

然而，就在一切有了起色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处在风暴中心。如果不是师父的回天之力，我几乎难以支撑。

关于我的负面言论太多了：某某常常迟到早退、中间空岗，整天不知忙什么。以至于在我还没得到缓冲时，主管找我去，客气的说：“别的部门缺人。”让我去那里。那个部门在时间上很拴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我也可以拒绝或者拖延的。我心里纠结着面子，原来的部门光鲜，新部门就跟下放一样。但是我必须去掉求名的心，顺应师父的安排。

一位A老师在单位比较特立独行，平常我们都是点头之交，她说经常听到有老师夸奖我：“某某是非常好的人，是个大好人。”因为和同事间的矛盾，和她一个宿舍的老师都搬走了，就留下她一个人，这对她打击很大。A老师哭着跟我打电话，我赶紧过去好心安慰。为了不让她孤单，又搬到她宿舍陪住。

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她问我：“为什么没有上课？”我说：“你不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没想到她真的不知道，而且对法轮功的误解很深，很害怕。之后就听说她跑到一些领导那里询问，说害怕我，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而且她再不回那个宿舍住了，本来是好心，在迫害的环境下我却落的受惊一场。

两个月之后，在路上遇见A老师，我还是热情的打招呼。她开始诉说，委屈的说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的死去活来，厕所都得爬着去，耽误了上班，工资只开一点点。我很同情她。A老师说她也打听了一下，有老师告诉她法轮功没事，所以她还希望我和她住一个宿舍。我犹豫了，经不住她后来又多次催促，我不好拒绝，就搬到了一起。相处期间，她仍然非常排斥大法，我谈话自然渗透着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她似懂非懂。一说到邪党，她就表现的很恐惧，又搬走行李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又回来，就这样反复几次。对我也是担惊受怕的过程。但是过程中，A老师逐渐很认同我的为人，说每次闹矛盾后，她都观察着，发现我都跟没事人一样，见面就打招呼，不计较，大气有格局。她越来越放心，但是对大法顾忌仍然很多。

当按照主管的要求我去了新部门后，两个老师横在我面前。其中一个就是A老师，

她在这个部门。他们说：“你迟到了一分钟了，这里绝对不允许！”咄咄逼人，不容我说话，用手不停的指划到我的脸上，硬把我逼的退出了办公室。连日来的忙碌、高压、加上学法太少了，我已很脆弱，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转身去到新部门的主管领导，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脸鄙视，根本不解决问题。那个办公室的门我進不去了，我在操场上无助、慌乱的哭着走，感觉太难了。

师父说：“一旦人走上修炼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么他的今后的一生，都不会有偶然的事情存在。因为修炼是有序的安排，时间不是那么很充裕，不可能有什么偶然的事情，都是安排的很紧的。”[8]

这时，国保警察来电话，说要来学校，他们去了保卫处长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我犹豫着走到B处长办公室的窗外，想着礼节上要送国保警察出校门。B处长办公室的屋内清晰的传出一个女老师的哭诉声：“她破坏我家庭，劝我们退党，她偷我东西，好多炼法轮功的人到学校来找她……”我的心狠狠揪了一下，是A老师。此时，我倒也平静下来不哭了。

多年在大法中修炼的功底显现出来了，我一下子推开了门，震惊的看到A老师坐在中间哭诉，而周围坐着几位壮硕的男子。有国保人员、还有保卫处长。年长的国保警察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客气，但那年轻的不停的刷着手机，似乎对听这些很烦躁。

看我突然出现，B处长突然嫌恶的怒喝：“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是同事，却象对犯人。这种“侮辱”，我们能感觉到，但是师父给我们讲过法，我们修炼过“大忍之心”[3]，不会被这种阵势带动，只能更加锤炼大法弟子的慈悲、包容和金刚不动。我面带微笑着说：“哦！我是来看看国保他们走了吗？想送他们出校门。好，那我走！”我抽身走出来。

年轻警察马上跟出来，边走边说：“你放心，我们不相信她说的，你回去说两句吧！”我望着他那张年轻的脸，满脸慈善的说：“谢谢你，我不去说。”他赶紧说：“接触这么久了，我们知道你。你等一会儿回去一下。”我明白他是觉的处长对我太恶毒了，看不过去，要扳过来。我说“好。”他把我请到屋里，说：“让她说两句吧！”我说：“没事，有什么事你们找我，大家都挺好的，我也没啥事。”然后就退出了屋子。

风雨来势凶猛，我处在风暴的中心，生活中的一切似乎即将是支离破碎的感觉，被人狠狠捅了一刀。面对那些诬陷之词，我没有找人去解释、辩解，我张不开口，我怎么能伤害A老师？毁坏她？她说我，我再说她，那太差劲了。A老师回到办公室，小心翼翼的看着静静坐在桌前写字的我，小心的偷窥，因为造谣陷害，她内心慌乱，把一盆子饭都扔出去，洒的满地都是。

一连多日，我没有去找领导，也没见到警察的人影，没有人来处理。在风暴的中心，我只有扛着不动。大法弟子得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和常人一样见识，所以我哪里都没去谈，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向内找。找到一个执著心，就写在小条上，让自己记住，去掉它。找到一个，写一个，提醒自己“忍”。大法弟子的“忍”是金刚不动的，纸条写了一叠。我表面平静，心如刀扎，背后象被人扎了几刀，我知道自己修炼的不够，感谢师父安排这次让我提高的机会，我在一点一点的提高。

我找到主要的执著心是不修口和有为。热心是常人心，对年轻人的爱护也是常人心。A老师家矛盾非常多：家里有三套房子，她不让女儿住，让他们出去租房。在这种环境下，她女儿患上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住在医院、耽误工作、闹离婚、争吵报警、去派出所，在她家是轮番登场，邻居说：“派出所都成她家的了，整天打电话叫110，叫警察。”同事背后冷漠、看笑话，有人还顺着A老师说打架的话。

我非常同情她女儿，心疼年轻人，其实这都是常人心。我多次劝说她把房子给女儿住，还劝她给女儿钱，总是向着她女儿女婿说话，甚至非常挂心。整天挂在心上，担心这样闹导致女儿女婿离婚。觉的她太不近人情、自私。A老师就是不愿给他们房子住，这样说急了，她心里就怨恨我，找什么事出气呢？说别的也不管事呀，只有说法轮功的事才出气，这是一个导火索。魔难来时，我查找自己，明白修炼人应该讲无为的，看着谁可怜，可是看到的不是本质呀！

师父说：“我跟大家讲，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他踢人一脚，他打人一拳，可能弄不好是以前那人欠他的，他俩结账了。你要管的话，他们之间没结成，等到下回还得重来。这就是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从而失德。”[3]

我把这段法抄写下来，一遍一遍的去自己那颗常人心。同时，也坦诚的告诉A老师，是因为自己太有为了，做错了，以后会去掉这颗心。A老师终于放心了。

一个月以后，A老师发生逆转。她对我说：“是有某领导授意，才这样整你的，要把你挤走，他们太坏了。而且你对工作很负责，根本不象他们说的那样。” A老师说：“我一直担心你到领导那里说我，我整天观察，担心你报复。看你没去，就坐在桌前写。没人的时候，我偷偷的去你的办公桌，看写的是什么。一看，写的全是修心，都是忍，就放心了，觉的你人真好。”

我就给她看《转法轮》中师父讲的那段法：“比如这个人到单位里来上班，感觉到单位里气氛不对劲儿。后来有人告诉了：谁谁把你张扬的够呛，上领导那儿告你的状，把你搞的很臭。别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一般人这还受的了？哪能受这种气呀？他搞我，我搞他。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在常人中，这样做了，常人会说你是强者。可是作为一个炼功人，那就差劲透了。”[3]A放松的笑了，她说：“我真的受益了！”A老师还说：本来以为警察是整法轮功的，是抓法轮功的。没想到，一个象头儿一样的国保说：“她们（法轮功学员）都很善良，很善良，您不用担心，不会伤害您一点点。她只会一直劝你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退、退，如果你不退，她也不会把您怎么样。”A老师的想法变了，她从B处长那里回来，赶紧找到《转法轮》替我藏了起来，担心他们倒监控看，担心他们真的抓我。我说：“因为邪党的造谣，单位的同事、领导都不了解法轮功才会这样做法，误会太深，又不让我在单位讲话，国保比你们知道法轮功真相。”

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伟大的师父看到了我这个执著，让我在去执著心的同时证实法。同时，有明真相的国保替我说话，通过这件事，让众生明真相。过去一直是单位帮我化解警察带来的危难，现在反过来了，是警察帮我化解单位的危难。这也得益于前面营救同修的经历。经过了那场魔难，原本以为很拴人，没想到，那个部门有更多的弹性时间。

后来，A老师写出非常感动人心的信，送去给相关领导，信中说：“我刚知道她炼法轮功的时候，曾经很害怕，几次找领导询问。但当接触多了，我常常感叹老天爷给我机会去了解她。这是真的，她不争，什么都不争，只想树立自己的道德。她不找领导去争辩。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些大学教授为什么坐牢了都学炼法轮功了。因为《转法轮》里讲的东西，转换成他们的涵养和精神了，以致把孩子培养的那么优秀，对学生和年轻人那么好。我都受益学着她变的无私了。以前，我以为她是特务。可特务是有利益交换在里面的，是把利益放在前面的，是有利益享受在的。可是她买豆腐都买那块酸的，怕人家卖不了；吃鸡、吃鱼要买死的；被人欺负了，还那么低调，就想着向内找。这哪象特务？而且她什么人都帮，不求回报，伤害过她的人她也帮助；欠她钱不还，还背后说坏话的人，她也帮；来抓她的警察她帮；坐牢落难的她也帮；多次忘恩负义的、恩将仇报的人家，她也帮，她给人家讲道理，不嫌弃；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孩子都好；为人花了多少钱，也不计。我觉的只有圣人才做得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间谍？每次我做什么都被她感动。”

而且，A老师也告诉她女儿：“你姨连半间房也没有。小孩的爷爷是师级干部，却大老远把孩子送来，还要变更抚养权，人家小孩来了后，一个月就是全班第一，后来一直是全校第一。你们离婚，打破脑袋的争孩子争抚养权，和人家比比，“做人”差在哪里？关于工作，人家二十年真是大风大浪。社会反着的大形势，换了一拨一拨的领导，没送礼，没背景，就一个人带着孩子。对法轮功一直是最初的态度，竟没有一个领导吐出这话，把工作整没了。看看你，有点事就翻船留不住，就你这点事，咋跟人那事比？也不是什么好工作，为什么就没有领导替你出面承担？这就是厚德载物。”

这位A老师真的明真相了！她多次真心的暗中帮助同修，还使用真相币。她的腰椎间盘突出不知不觉完全好了。家庭上她付出的越来越多，家庭环境变的融洽起来，说话做事变的富有理性。她多次由衷的说：“我真的受益了。”A老师还公开责怪领导、同事挑拨关系，落井下石的做法，说：“受害者怎么有问题了呢？”她的正义言行冲击着很多人的观念。多少年她在单位受到轻视，现在收获了许多领导、同事满满的钦佩赞赏。

B处长生气的责怪我不主动对单位说明情况。身为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得承担起责任。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下来，结合着讲述了法轮大法真相，我写了九页，打印成多份，一一送到领导手里。感谢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对我的顾念之心，同时表明，二十年来人们总是让我在要工作还是要法轮功间做抉择。我没法抉择，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告诉领导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呼吁领导们的帮助。这种一个模板多份复印的做法，是第一次，第一次公开大范围的发到多个领导手中。

我掂量着这封信，会给明真相的国保警察带去什么冲击，如果单位把这信拿到他们面前，他们能否扛住？我拿捏着这封信对不同职责人员的干系，但是也只有放手一搏，没有退路了。信轻飘飘的飞出去，象羽毛，但法力在！

信就象一个硕大的法轮，打出去之后，在空中翻飞。然后，所有围绕在A老师周围的议论猜测，都烟消云散了。她的正气，改变了很多领导和同事。关于挤我走的说法也已经过去。我稳稳的落脚在那片土地。有时看着脚下是黑黢黢的深渊，但踩上去，就变成了一朵莲。

我仰望师尊，心里明白是伟大的师父在做，师父要救度这一片众生，看我踟蹰不前，害怕悬崖跌下，而时机已成熟，就通过我去执著心证实法，推着我往前走，不走都不行，没有退路，一步一步把我推过去，从而莲花满天宇。是师父的伟大智慧和威德，才塑成弟子，并洒甘露于众生。

二十一年来，我在工作中证实法，熔炼自己，证实着伟大的法轮大法，证实着世人对法轮大法的渴望。几经分转、几经不同的领导群体，我一直没有失去常人的工作环境。我在大法的熔炉中摸爬滚打的被打造，而也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让我能和国保警察面对面，能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法轮功学员的言行，而不只是文字。他们由衷的赞叹：“炼法轮功的素质真高！”

也是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让我能对律师自我介绍、对派出所的人自我介绍、对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及孩子的一位位老师、还有家里的亲友，能自我介绍我是一名在职教师，能给世人一份妥帖，一个证实。如果对法轮大法不认同的单位，怎么可能要她呢？因为有这个工作平台，我拥有一定的收入，子女能够就读名牌大学。

今后，我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悉尼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5]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快讲〉
[6]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8]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