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鲜为人知的命运诉说了什么？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张爱玲是大半个世纪前少有的、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知识女性，正如一位纪念她的网友写道：“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是前方的一道光。”

二零二零年是张爱玲的百年诞生日，网路上，“张爱玲若活在二零二零会写什么？”成为粉丝们追思才女的热门话题。对于传奇才女的追忆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时代中，红朝名媛们不同命运的深思。

张爱玲

“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纶，祖母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长女李菊耦。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才华横溢。四十年代，已成为上海当红女作家。

对于共产主义左翼思潮，张爱玲有着本能的戒备与抵触，她曾形容暗批“五四运动”犹如“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中共窃政的初期，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张爱玲并没有离开大陆，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新政权”拉拢下，张爱玲在充满疑虑的情怀下写了《十八春》与《小艾》两部“无产阶级”小说，尽管小说的情节与结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作家在书中仍然大胆地揭露：“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一九五零年，中共安排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运动，体验革命生活。两个月短暂的经历却从此改变了张爱玲毕生的命运，所见所闻让她痛苦异常，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之后她从一位革命的旁观者，毅然地转变为革命的决裂者。她再也受不了中共的所谓 “自我教育”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九五二年七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逃离大陆，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写出了两部至今仍被中共列为禁书的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

女作家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运动和韩战作为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折磨与精神控制，以及中共极权统治对人性与人权的极度摧残。小说中，张爱玲对中共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

张爱玲后来定居美国。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八十年代，中共有意邀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一九九五年，张爱玲于美国病逝。

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

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关露，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如果不是被中共欺骗，她或能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女作家。关露的父亲是满清举人，她和妹妹从小就读书识字，在上海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共。

关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关露奉中共和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露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丁。而自始至终，关露都不知道李、丁和中共已经有联系。日本投降后，自1946年开始，关露不断地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36年。关露一再要求中共公开她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中共拒绝。

潘汉年曾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不辩护。”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露表达过爱慕之意，但当关露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将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露，命令王与关露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

从一九五五年，关露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一九六七年，60岁的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关露在平反后自杀。死前的关露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了，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悔悟父亲痛骂：“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遂命令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机密文件。傅冬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五岁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傅冬菊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

傅冬菊

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由于傅冬菊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傅冬菊又趁机劝父亲投共，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

一九四九年二月，当傅作义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当即痛骂她“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一九四九年后，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任记者。文革期间，中共将她打成“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傅作义病逝。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中共没有让她享受高干病房待遇，傅冬菊只能住每天400元的“特需病房”。“特需病房”的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傅冬菊根本付不起。前些年公房房改，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她都拿不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而傅作义曾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中共却装聋作哑。

晚年的傅冬菊曾说，她慢慢地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二零零七年，傅冬菊离世。

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将有家世、有才华的女性变成政治工具，让她们在谎言中出卖自己的道义与良知。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及时从中共的欺骗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