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人生坎坷,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特别是我的左脚多次严重受伤,到处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笔钱,结果是瘫痪在床上一年多。后来,行动都离不开双拐。
正在我失望至极的时候,邻居给我介绍了法轮功,并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看书后的第三天,邻居就扶着我到炼功点炼功。
一个月后,我扔掉了一根拐杖,二个月后,扔了另一根,炼功三个月,我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我的内心无比的喜悦,这种喜悦不仅是因为我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更是因为我得到了宇宙高德大法,我真正的明白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我太幸运了。
修炼后,心中装着真、善、忍,时时刻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同时也想着把这样好的大法介绍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德大法,却遭到独裁者江泽民的残酷迫害,他无视上亿人修炼受益并带动整个社会道德回升的事实,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这场至今已长达22年的疯狂迫害。
我作为一个普通大法修炼者,我也遭长期迫害。我的电话被监听,遭非法刑事拘留两次、两次关洗脑班遭暴力洗脑、非法劳教三年,非法抄家无数次,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伤害。
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三月底,普定县公安局李润英等恶警来到我家,欺骗我说:“你去局里一趟,有点事要问问你,”就把我带走了。
其实,他们并没有带我去公安局,而是直接把我送到了收容所。他们非法关押了我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把我和另外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了普定县看守所。一关就是五十七天。期满,警察还让我们自己出生活费,被我们拒绝。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七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去农村发放有关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被村里的大队书记恶意举报。五月二十一日,几个警察到家中,将我和另外五位同修分别关进普定县看守所及安顺市第一看守所。
我被非法关押在安顺第一看守所。一个月后,要将我们六人非法劳教三年。到劳教所体检时,我和另外二人因身体有问题,被劳教所拒收,普定看守所和戒毒所也拒收我们。警察就将我们非法关押在普定县收容所。
被关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当地公安警察李润英、黄华红等人,再次采用欺骗手段,将我和六、七位法轮功学员骗到公安局。随后,将我们强行拖到普定县精神病院旁的所谓“法制中心”,即洗脑班。
在洗脑班,他们安排了很多单位的人员轮番给我们所谓“上课”,也就是照着当时电视、报纸上散布的谎言,来对我们进行说教,企图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放弃信仰。每天还逼我们看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强行对我们进行洗脑。
二零零二年的黄历新年,我们依然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洗脑班的伙食极差,家人来探望我们,看见我们吃的东西,都难过的看不下去了。
二零零二年七月,在中共所谓的敏感日,公安警察李润英、黄华红等再次将我们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洗脑班。这次,他们知道,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徒劳的,干脆就不再找任何人来给我们所谓“上课”,也没有让我们看那些诬蔑大法的电视,就是把我们强制性的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整整二个月。
在贵州女子劳教所中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清早六点,一帮警察来到我家,使劲敲门,我丈夫不知何人为何事,赶快去开门。十几个警察一下子都冲进屋里,说让我补足二零零三年的劳教期,今天来就是要送我去劳教的。
我拒绝跟他们走,他们就上来五、六个人,强行把我抬出门。我一路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大声向周围民众讲真相。一路上,他们抬着我不放。其中休息了几次,也是使劲拽着我。就这样,他们象土匪般的强行绑架了我,送到劳教所。
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邪恶指令下,贵州女子劳教所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她们安排六个吸毒犯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即所谓“包夹”,我每天被逼着看诬蔑大法的录像,罚我每天面对墙壁站军姿至少五小时,多的时候站十几个小时,背所规队纪。
长时间不让我睡觉,并限制站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不准超越半步,姿势站歪了,包夹就破口大骂。上厕所,我也要请示批准才行,有时包夹故意刁难不让上,或拖延时间,让我痛苦的憋着。长时间不让我洗澡和换洗衣服。
每天,我被迫做奴工,每天一般都是十小时以上。劳教所恶警每天给我下指标,不管我会不会做,都必须得当天完成。恶警还拿“领款单”逼法轮功学员签名,她们冒法轮功学员的名领钱,还不准我们问是什么钱,而我们一分钱都没得过。这些恶警就这样榨取我们的血汗,把我们变成他们赚取黑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