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赵家玉屡遭劳教、判刑、洗脑迫害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一年来，重庆市沙坪坝区68岁法轮功学员赵家玉老太太，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绑架至歌乐山洗脑班摧残一年半；二零零五年二月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二零一三年被非法判刑三年，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直到现在脚都很黑，耳朵里象有虫子在叫。

下面是赵家玉老人陈述她的遭遇：

我叫赵家玉，今年68岁，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柏杨村167号附12号。以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如：脑瘤、严重风湿关节炎，手已变形；而脚关节炎每次发病都得输液；还有左边身体从头到脚没有知觉；并且还有痔疮、头痛、头晕、肩骨头疼、气管炎；还有严重失眠等，身体被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

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多年来的一身病，重庆几大医院、成都省医院、军区医院都没给我治好的病，在我修炼几天的时间就全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流氓集团颠倒黑白，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没有错。为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政府“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时我和两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后，我们三人就被警察强制抓到警车上。

在登记时，我看到有六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说是广东来的，双手被铐成“苏秦背剑”式，警察对她们还不停地打骂。我还看到一个老年法轮功学员的手背上被打得鼓起很大的包。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剑

下午我们被接到驻京办事处，第二天我们被劫回重庆。在沙坪坝井口派出所，我被关了一夜。清晨我还主动帮他们打扫了卫生，因为师父说在哪都要做一个好人。我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

第一次非法劳教迫害、直到现在脚都很黑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再一次去北京上访。我们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重庆。我们全部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一个月。非法拘留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劳教两年。

在劳教所里，我们每个人都被狱警和包夹残酷的迫害。狱警给每人一条小木凳，每天坐军姿，几小时不许动。臀部都坐得长疮，很痛，后来又长起了老茧。晚上睡觉时，被铐上脚镣手铐，在铁床上铐成大字形。

酷刑演示：铐在床上

过一段时间后，又从白天的罚坐军姿改成罚站军姿。狱警把我们的手铐在铁床上罚站，每天站很长时间不许动。站久后，我的脚发肿、发胀，痛得我脸都发紫。然后还强制我们做奴工、穿麻将席。由于每天长时间被罚站，我的双脚肿胀得厉害，血流不通，双脚长满了浓泡，烂得流黄水，看不到一点好肉。

中共体罚示意图：罚站

一次，一个姓吴的狱警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我又遭到体罚，罚蹲了几个小时不许动，我脚痛得剜心透骨，忍不住直掉眼泪。

有的法轮功学员把诽谤大法的恶语擦掉了，被每天罚站到深夜十二点。我们为了声援她们抵制迫害，就集体不穿劳教服。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寒风刺骨，狱警把我们的双手反铐在铁窗上挨冻，让寒风直接吹我们。又把我关进小间迫害。一天只许让我上一次厕所，而且就这一次还要我向狱警打上无数次的报告，刁难很久才让我去一次。从此以后我解小便就不正常了，一直到多年以后才恢复正常。

毛家山劳教所搬到石马河劳教所后，这个新劳教所加重加大了对法轮功学员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迫害的力度。到石马河劳教所不久，我看见几个包夹（劳教犯人）围着暴打一姓李的法轮功学员，她的头发被扯掉了很多。我上去阻止，狱警看到包夹（犯人）打人，不但不管，反而惩罚我，我被罚军蹲，不许动不许随意换脚，实在受不了时，自己提前换了脚，又招来了一顿拳打脚踢。

在石马河劳教所里，狱警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方式之一是：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后，快速整理完内务，然后马上强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开始站军姿或军蹲，不许动、不许随便换脚。每天除了短暂的每顿十来分钟的吃饭外，一直从早上站到晚上的十二点钟，才让大家回到牢房睡觉。而当我们刚睡着，那个值班的包夹犯人就故意把我们整醒，说什么检查睡姿，其实就是让人根本就睡不好觉，让这一天对身体的迫害得不到一点缓解。

由于白天站军姿时间太长，我双脚肿得很大，晚上睡觉非常难受，痛得受不了。没按她们的规定自己提前换了脚，又招来一顿拳打脚踢，我左耳被打坏，从此听力下降，至今耳朵里有象虫子在叫，很难受。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一天晚上，一值班犯人把我叫到楼上去后，一群犯人把我围住，轮番暴打。接着又来一个重庆西山坪劳教所的姓李的男狱警，不停打我耳光，直到他打得累的不行才停止。

又一次，那个叫杨利的狱警喊来一个大个子的犯人刘成林（她家住重庆北碚），杨利狱警给刘成林两根尼龙绳，将我手脚捆起来叫我跪下，我不跪。狱警就指使刘成林一直打我，并且她还打我的脚踝骨。不管她怎么打，我坚决不跪，他们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我的手脚被绳子捆死后，已变成了紫黑色。

由于我不“转化”，每天中午、晚上只给我一两饭吃，晚上睡着了就故意弄醒。由于长期军蹲、站军姿，双脚长期肿得很大，血流不通，整个脚背变得黢黑，直到现在脚都很黑，没有恢复。

被绑架至歌乐山洗脑班摧残一年半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回到家中。居委会告知我：“如果出门离开当地，必须要告诉我们一声。”

当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出门到北碚一趟，没有告诉任何人。结果回来时还没到家，就被居委会安排监管我的人给拦住了，硬是把我往派出所拉。四、五个警察一直跟我到家，然后把我逼到派出所去，一会把我拖出派出所，将我推上警车，拉到重庆歌乐山洗脑班进行迫害。

到洗脑班的第二天，把我强行拉到精神病院输液，我拼命抵抗。第三天，被强制到医院输了给精神病人用的“镇静药”来迫害我。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在洗脑班要上厕所必须打报告，还得挨冻挨骂。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最冷的天气，寒风刺骨。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穿着大棉衣在房间里，我当时来例假血流得非常多，脸色苍白，而我又只穿了一件夹衣，他们却让我站在巷道里受冻。

洗脑班强迫被非法关在这的所有法轮功学员抄写贴在墙上的八张污蔑诽谤大法的条例。我不抄写，那个迫害我的邓大汉就强迫我天天擦巷道两边的墙壁、拖地做清洁，有意折磨我。把我一人关在楼下一间大屋里与人隔绝，整天罚站，吃饭时也不让坐。我绝食反迫害几天后，才让我坐着吃饭。早上一碗白稀饭，中午晚上有一点白菜汤，无油，有时连盐都没有。而且那个菜碗从来没有洗过，碗底有很多泥沙。也不让我洗漱。

过一段时间，把我叫到楼上洗脑，天天放污蔑和诽谤大法的碟片。还要我几天交一次心得体会，我写现在的官员把百姓的利益占为己有，完全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为此，一个早上突然被一个叫岳海忠的恶人把我从楼上拖下楼来，二话没说恶人邓大汉就用大头针在我身上乱扎，罗警察用烟头烧我的手心。恶人邓大汉又把我捆在一个大椅子上，推到桌子边用几百瓦的大灯泡烤我的脸，到下午我非常难过，直到晚上才解开。解开后我解出的小便象血，感觉脸被烤焦了。

中共监狱酷刑示意图：捆绑在椅子上

过后再一次被恶人岳海忠拖下楼，接着被恶人邓大汉抓住往墙上撞，他一面撞一面说：“把你撞死了拖到火葬场烧了了事。你跟你丈夫是离了婚的，没人管你，你的两个娃儿量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他们撞累了就歇一会，恶人邓大汉他们整整迫害了我一天。在撞我的过程中，还骂一些低级下流的话，把我的头撞得当当响。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从那天起，就让我在楼下的地上睡觉，在我每晚十二点睡觉的时候，地上泼很多水，恶人李行值班时还往我头上倒水。每晚十二点还特意安排一伙人在那里打麻将、喝酒、吃烧烤，只要我一睡觉，一伙人全围过来打我，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拳打脚踢，打倒在地上，又一下一下的在我身上使劲的乱踩。这伙人中有一个女的，叫周建君，家住重庆化龙桥。其他人都是男的。每晚我都被他们暴打一顿，只有他们打累了我才能睡觉。

拳打脚踢

最后洗脑班里只剩下我和岳春华在这里被迫害，这些中共流氓人员把岳春华当作犯人押上台批斗。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把我安排到楼上，他们天天把我打得睡觉都上不了床，必须两个看管上床。还威胁说要用我的房产证来抵押洗脑班的一切费用。恶人邓大汉每天来房间多次，每次来都用拳头打我的头顶。

回家后居委会安排我做广场清洁，那时我的背上、脚上还伤痕累累。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关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五年，我在广场做清洁，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来看我，我们一起出去的路上，被镇上的官员开车拦住，强制对我们搜身，把我们逼到派出所后又搜身。几天前派出所才非法抄过我家。

由于我家离派出所很近，所以他们想来就来、想抄就抄。井口镇邪党书记左进看我单身一人（儿、女不和我住一起），瘦弱好欺，又没有经济收入，就从经济上、精神上、肉体上持续迫害我。叫我做广场清洁，干三个人的活，月工资三百元，而给安排每天监视我的两人月工资四百元。左进还派陈启君三番五次的到家搜走我的大法书九次，并扬言：“不把赵家玉关起来，她若出去讲真相，那可不得了。”我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就是做一个好人，就把他们吓成这样。无论我出门买菜、走亲戚，他们都跟踪干扰。

虽然左进他们从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搜到，可还是恶毒地利用邪党给他们的权力，把我和法轮功学员丰传芳强行送到重庆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更恶毒的是，恶人左进在还未把我送进劳教所之前，就与劳教所所长舒畅串通好一套迫害我的方案。到劳教所后，几乎遭受了跟上次在黑窝劳教所一样的从精神到肉体上非人的、无休止的迫害。天天挨打，还不让休息，除了吃饭的一点点时间，立马罚站、罚蹲。恶人左进在二零一三年因贪污，被判坐牢，真是天理昭昭，善恶有报。

二零零七年回家后，我与其她法轮功学员到北碚蔡家发真相资料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到重庆沙坪坝公安局。中午吃了公安人员端来的面，突然感到头晕得很厉害。这碗面里一定是被公安人员放了什么毒药之类的东西，不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的身体一直都好好的，没有一点不正常的表现。

之后，我们被绑架到歌乐山洗脑班迫害。头脑一直处于不清醒的状态，头脑不能正常的控制自己。回家后十天头都是昏昏的，不太清醒。

第三次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八年，我带着真相资料去一个小区找一位法轮功学员，保安问我找谁，由于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答不出来，这个保安一下就抢过我的包，一看里面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强行把我带到重庆新桥派出所。警察把我身上仅有的九百元钱也搜去了。

当天我就被送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受尽了非人的残酷迫害。如：白天晚上日晒雨淋的站、蹲；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不许进房间，不让洗漱；被打耳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在饭里投毒；强制“转化”；强制唱红歌；强制做生产，任务完不成就罚站；每顿饭只给一两左右……

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一三年的一天，我在街上发真相资料救人，被恶警绑架，肝被打出问题，经常痛。后被绑架到看守所，遭到恶毒狱警串通犯人对我进行攻击、迫害。他们指使牢里的人在我的饭里放毒药，使我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后来当场被我发现了他们给我碗里放毒药，我用绝食抵制，他们才罢休。在看守所被迫害八个月后，又被送监狱三年，受尽折磨。

二零一七年的一天，我发真相资料给石桥铺兰花小区一市民，这人刚好是一社区受中共毒害很深的管理人员，他立即就把我扭送到小区派出所。在这里不让上厕所，不给吃饭，从上午十点被派出所非法关押到晚上八点，就被绑架到重庆华岩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九个月，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也被搜去。

二零一九年，我们十六个法轮功学员在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学法，被沙坪坝区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到重庆青木关拘留所非法关押迫害，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天。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我发真相资料给一市民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又被带到派出所，我给接触到的所有人讲真相，他们明白后把我放了。

近年来，只要我一离开家，就有不法人员到我家里乱翻、乱找，家里的任何物品都不放过，胡作非为。连香灰罐都倒了，看里面有没有东西。他们随便偷拿物品、钱（我藏在枕头里的三千元钱被偷走）或食品等。甚至给我的饭菜里投放不明药物，我吃后身体非常难受头晕等。还把我家的燃气灶、热水器、空调等东西弄坏，使我无法正常使用。把我家一个好的影碟机用一个坏的影碟机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