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托起的幸福之家
但是空虚、失落，慢慢又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因为工作的内容是有限的，政治说教的东西如同嚼蜡，早已厌倦。
喜得大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老伴高高兴兴的拿回两张票，让我跟她一起去参加“法轮功传法班”。可是从第二天开始，各种繁杂的事务接踵而至，一个“忙”字，让我与这万古机缘失之交臂！每天晚上，老伴去传法班听师父讲法，我却忙于工作应酬。老伴参加传法班结束了，我也把领导们送走了。
让我庆幸的是，老伴听法的第一天，就给我请回来了宝书《法轮功》。书不很厚，我两天就读了一遍，我被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折服。第三天我就读了第二遍。《法轮功》中“功力是靠心性修出来的”[1]法理，让我震撼。心性提高了就能长功，就能修成佛，这让我振奋。
一年后，我请到了《转法轮》这本宇宙大法。工作以外的时间，都是我学法的时间。我认真的学法，我的思想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我开始有大法弟子的风貌了。
法中实修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是市政府机关里唯一自带午饭上班的局级干部。人们也都知道我炼法轮大法。“廉政模范”的美誉，年年不落的落在我的头上。我用大法的标准去处理问题，让“真、善、忍”的法光照耀一切。
一九九五年春，我市从北京调来一个新市长，是我的主管市长。新市长让我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可行性调查。我组织人马去的第一个考察对像，就是建设部的供热专家们。专家们说：“你们如果引進、投产，投入的资金根本无法收回，亏损已是定局。”一个進退两难的局面摆在我的面前。我知道，新市长是盼望这个项目能在他的任上立项、开工的。这是政绩呀！一位城建局的朋友了解我的想法，递过话来：“这是市长的项目，你要否了，你这个局长还当不当了？别人都溜须拍马，你敢顶？”
事实的确是这样，如果实话实说真实上报，自毁前程是板上钉钉了。但是，自己能弄虚作假吗？作为一个有着近两年修炼法轮大法经历的大法徒，天天念诵“真、善、忍”。这个“真”怎么体现？不能假，也不应该假。这个局长不当，也不应该做假。我把国家技术权威的意见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从经济上、技术上的成败利害关系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结论是：“此项目不宜引進我市。”
新市长阅后的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但他在调查报告上的批复颇具戏剧性：“我提出的项目，你还敢否定。这很好！”
迫害降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邪恶、残暴的迫害开始了。十月初，我和老伴一起到了北京。国家信访局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熟悉北京情况，我和老伴就负责安排初到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的住宿，费用我承担。
在那段时间里，正赶上江魔头到法国。江魔头对法国《费加罗报》诬蔑法轮大法后，所有在北京的大法弟子一齐涌上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法轮大法清白！还大法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呼喊声此起彼伏。大家又决定，去大会堂，去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没等走到大会堂，一群武警挡住去路，大家一起被绑架到北京的警察局。
我和老伴被劫回家乡。家乡的警察们一看我是个局级干部，他们为了表功，把我的事升级为所谓“大案、要案”来审。构陷我是赴京上访的组织者，去北京就是闹事。对我开始了没有时间概念、严重侵犯人身自由的非法羁押。
艰难抉择
“局长因炼法轮功被关押了！”成了市政府又一条爆炸性新闻。第一个来看我的人，是区公安局局长。这个城市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而且还在他的管辖之地，他要抢头功。他向我“承诺”，如果按他说的不炼法轮功了，就给我上报纸、上广播表扬，等等。
我乐呵呵的对他讲：“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咋回事吧？搞的十年闹闹哄哄，最后不也啥也不是。你们现在抓法轮功学员，你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吗？你们这样做对吗？”“哎呀！我说不了你，我是区里小局长，你是大局长，我走了。”这个小局长讪讪的离去。
从第二天开始，至少十个局级干部和老同事、老领导到拘留所来看我、劝我：“不要走到对立面上去。”我现身说法，慈善的和他们谈大法的美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众人都无言离去。
没过三天，我那三个虎背熊腰的儿子来到拘留所。没说几句话，听出我那坚修大法心不动的态度后，哥仨不约而同，扑通，通通跪在我面前，嚎啕大哭！面对儿子们的泪水和哀求，我对自己是否应该坚守对大法的正信，产生了动摇。
那一夜，我失眠了。躺在大铺上，我能倒背如流的《洪吟》中，飞出一首诗，映在我的眼前，清清楚楚，每个字都隐隐的放着光。“坚修大法心不动 提高层次是根本 考验面前见真性 功成圆满佛道神”[2]。我感觉每个字都发出了声音，每个字都在撞击我的心灵。霎那间，我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市技监委的一个局长开门见山，给我出了一道单选题：“你是要局长，还是要你的法轮功？”我答道：“我修炼法轮大法，这是宇宙大法，是让人做好人的，对我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我就坚决走这条路！”最后，我把答案端端正正的写在纸上：“修法轮大法！”那个局长看着我神态平和的写完后，他呆傻在当场。
邪恶恼羞成怒，对我的迫害公开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原本还想开除公职，但在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们都“反对开除公职，必须给他留口饭吃”的坚持下，留下了一个按一般干部给我开工资的权益。
再次進京
我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之后，可以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了：天天诵读《转法轮》。每天打开宝书，很快就溶入天清体透法理频现的氛围中。每一篇新经文，那就是师父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我反复诵读师父的法：“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3]
我和老伴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那天，双双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双手高举“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同时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关進家乡的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区看守所执行。在看守所里，俩仨人盖一个被子，我很快就被传染上疥疮，浑身痒的不行，接着虱子也“飞”到身上。每到奇痒难忍的时候，我就吟诵：“非是修行路上苦 生生世世业力阻 横心消业修心性 永得人身是佛祖”[4]。
同一监室的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牢头”、“狱霸”，也想给我点“下马威”，“立立规矩”。我把自己的修炼经历，法轮功为什么好，详详细细的和整个监室的人说了一遍。这些人听后，心里都敬佩法轮功，都和我成了朋友。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早晨三点准时起床炼功，这个好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二十年如一日。在看守所里的学法，也随着炼功同时進行了，我堂堂正正的学《转法轮》。
清除邪恶
从看守所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单位给相熟的人讲真相，讲法轮功被迫害和诬陷是千古奇冤。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人们都熟悉我，我讲的又是大伙都了解的事实真相。听了我讲真相的人们，对大法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是他们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正确选择。
邪党的各种形式的诬蔑大法的宣传栏和标语口号，出现在繁华的街道和人们常聚集的地方。阻止人们了解真相，起到了颠倒是非，毒害世人的作用。怎么办？清除它！对粘贴的标语，我和老伴一走一过随手就撕毁了。可是，对清除六一零办公室门前的诋毁法轮功的专栏橱窗，难度就大多了。这个专栏设在人流穿梭不断的交通要道上，已经很长时间了。
一天，老伴顶雨回家，把伞撑开晾干时，我眼前一亮，这不是保护伞吗？随即和老伴约定：每天出去讲真相时，必须带伞，等天下雨时，就赶紧往橱窗那儿跑，借雨清除邪恶标语。
机会来了。七月的一天中午，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我俩迅即冲進雨中。很快，我俩的鞋、裤子全都湿透。到了专栏橱窗前，见一辆轿车停在离专栏两米远的位置上，车内有人。还有其他三、四个避雨的人在附近，老伴把伞压低，和这几个人讲真相；我把伞扛在肩上，撬开橱窗后挡，一把壁纸刀上下挥舞，一大张宣传画立即坠入雨水中。我在雨水里又踩搓了几下，这张画变成了真正的垃圾。其它三张画也照此清除了。从那以后，这个专栏再也没出现邪恶标语。
沐浴法中
進入新世纪，我那三个三十岁上下的儿子，都开始娶妻生子了。有健壮的爷爷奶奶，哪个儿子也不想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想让爷爷奶奶看护，渴求爷爷奶奶能给牙牙学语的孙儿早早的用大法开智开慧。我和老伴早已形成了一个豁达的共识，孙子可以看，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不能耽误。
我的三个孩子，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中还有获博士、硕士学位的。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和老伴同时被绑架，在邪党的诱骗下，哥仨做出过跪求我背离大法的不义之举。事后，他们对自己的言行均感汗颜。他们用主动为我购买讲真相、劝三退的耗材、器材，来证实他们与父母是同心的，对大法是真心拥戴的。他们深知自己的家族，喜事连连，好事不断，与父母坚修大法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大儿子的台湾老板知道了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就问他怎么回事？大儿子说：“我爸爸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诬陷迫害的。”老板了解真相后，把我大儿子在很短时间内连升三级，最后当上了人、财、物实权在握的厂长。另外俩儿子事业也极其顺遂发达，我的小儿子已官升司局级，他的工作单位怎么劝说他也不入党。
随着孙宝宝接二连三的出生，我和老伴尽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乐归乐，大法弟子救人的使命，我们时时刻刻铭记心头。天黑以后，我骑着自行车把儿子帮我制作的真相资料从北京东长安街的电话亭散发到西长安街的电话亭。
孙子能推到室外晒太阳了，我们就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我先讲：“邪党祸国殃民的条条大罪，天灭中共是天意民愿。”老伴再接着讲：“这样的恶党组织赶快退出吧，你的平安就保住了，幸福也会随之而来的！”很多人都是很顺利的三退了。分手前，我都是语重心长的叮咛：“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福报来的更快！”
我到儿子家，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对儿媳生活圈子的人，最大限度的讲真相、劝三退。在儿媳的家中，儿媳就是劝三退的主角，在她们的家族中，三退无死角。“法轮大法好！”就是大家茶余饭后一个永恒的主题。
大法托起的幸福之家，其幸福也有着更深的底蕴。我的孙子们不经意间就展现出大法在他们心中正信的力量。大孙子跟着爸爸妈妈到加拿大去了，在英语的口语表达方面需要强化，打听了几个补习班，收费都比较高。一位朋友送来一个“好消息”：“有个学校补习英语不收费。”大孙子被爸爸送到那个学校，因学校是教会学校，入学的条件是：必须加入和崇信基督教，洗礼后，学校才可免费授课。大孙子一听，一言不发，拽着爸爸就走！出校门后跟爸爸说：“不二法门，不去！我从小到大，就信法轮大法！”
二孙子跟着爸爸到了北京，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重点高中的国际班，是三好学生，还被评选为班长，教育局不同意，因为不是团员。学校就怂恿他入团：今天写申请书，明天就是团员。孩子笑呵呵的应付一批批的说客，不温不火。现在都快毕业了，那申请书还没影呢！
我和老伴跟孩子们每天一起听师父讲法，一起听大法音乐。孙子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法轮大法好》。每个孩子都跟着去送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粘贴，都抢着贴。
理智精進
我恢复人身自由后，有些同修就找上门来，让我当协调人。我体会到小范围的互相切磋，互相探讨，即使是大的正法形势到来，只需多学法，多看明慧网，也能够跟上正法進程。二零一五年诉江，大家做的就非常智慧、勇敢。我五月初就把诉江状实名发往两高，是当地的先行者。在两个来月的诉江历程中，我和大家通过学法、看明慧网文章，根本没开什么大型会议，都是三、五个人，边学法，边切磋，很快就形成诉江共识。我认为在实修过程中尤其要避免轰轰烈烈的开会，一下来很多人，而且因开会造成群体被绑架的惨痛教训，至今余痛犹存啊！
冷却了协调人的事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好多人都来找我切磋法理，我也愿意把自己悟到的法理谈出来。有一个同修只要有事，就来问我。渐渐的，我就感觉不对劲。有一件事，让我警醒。有一天，有个学法组把一篇文章打印出来，一人一份的在学。我当即就说：“这样做不对。学法交流的文章，明慧网有专辑、小册子。我们可以找时间学。专打这篇文章，就学人了，要分清学法还是学人。”大家都认同我的意见，把那篇文章都送回销毁了。
通过这件事，我向内找自己。同修们都来找自己切磋，很多时候都是在听自己对问题的处理方法，而自己就夸夸其谈，象指点迷津似的讲述自己的“高见”，这不是让同修学自己吗？自己这不是在乱法吗？我惊出了一身冷汗。从那天开始，我向每一个同修讲“学法还是学人”的体悟，找自己不实修、浮于表面的深刻教训，害了自己，也耽误了同修。同修们也都很理智的找自己，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了。
進入庚子年，我八十一岁了，老伴与我同庚。两位耄耋之人，精神矍铄、身心康泰。我们二十年前三点钟就起床炼功的习惯，一丝不苟的还坚持着。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也风雨无阻，坚持十多年了。我们的生活，规律性很强，大法保证了我们的修炼生活不被干扰并常年坚持不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法轮功》〈第一章 概论〉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见真性〉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