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轮船真的撞到冰山时 一切就晚了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皇家邮轮，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首航从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前往纽约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二十三时四十分与一座冰山擦撞，最终造成船只沉没，1514人死亡，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船难。

与冰山擦撞前，已经收到六次海冰警告，尽管船长知道附近有冰山出没，但他并没有降低船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上冰块的风险很小，紧急闪避也很常见，甚至正面碰撞也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当瞭望员看到冰山时，该船的行驶速度正接近最高速。由于无法快速转向，该船右舷侧面遭受了一次撞击，最终两小时四十分钟后，船只沉没。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危机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在问题没有显现之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而通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的人，却可以占得先机，脱离险境。

希特勒上台前 爱因斯坦撤离德国

很多人只知道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事实上他对于时事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曾经说过，“国家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论断，却是对国家权力与民生安危颇具高度的概括。如果用中国文化类比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德国的公共场合，用以警示人们对于国家权力的变异，要保持清醒。

据《爱因斯坦传》的记述，一九三二年底，爱因斯坦离开柏林赴美国讲学，他有预感似地对妻子说：“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妻子以为他在说笑话，爱因斯坦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去。早在数年前，爱因斯坦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经济危机、议会解体、纳粹党发起的巷战，一切都喻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现在危机已在路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已成为报章公开攻击的对象，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拉开了序幕。

驻美德国总领事馆，曾一度要求爱因斯坦返回德国，然而，他拒绝了。三月十日，《纽约世界电讯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此时，在德国境内的纳粹声浪日益高涨，五月，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打手戈培尔公开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诗人海涅曾经有预见性地说过，焚书与焚人只有一步之遥。

在纳粹的淫威下，绝大多数德国学者、教授为了自我保全，只得随波逐流，折节屈从。一九三三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三百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十一月，又有七百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

在戈培尔指使出版的《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爱因斯坦倘若留在德国，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好友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正由于犹太身份惨死在纳粹集中营。

中共挺进江南 钱穆为何跑到香港？

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评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院士，一共八十一位，一九四九年后到台湾的只有九位，去美国的有十三位，留在大陆的有五十九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他们的结局又怎样呢？在文革中绝大多数备受摧残，批斗、劳改、游街成为家常便饭。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及早地预见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在危难来临之前，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钱穆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究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没有说话。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扩充为香港中文大学），并指出“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贻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拒绝。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钱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钱穆直到晚年，仍然对于共产政权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院士，除极个别人沦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都有着悲惨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惨烈而死，或事后苟且偷生，郁郁而终。他们走过了清末的腐政，熬过了抗战的弹雨，历尽了民国的动荡，却没能逃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厄运。

历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意义而言，则是警醒世人，千万不要等轮船将要撞上冰山时才发现危机已在眼前。

庚子之年，劫难频频，第一波疫情未了，第二波瘟疫将至；洪水泛滥，蝗灾又起，人们不禁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我们回望过去的七十年，中共“无神论”横行，不敬天、不敬地，还要战天斗地，用谎言与暴力毒害世人，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导致八千余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怎么能不了了之呢？

历史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古人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摆脱“无神论”的中共，赶快跳下“红船”，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牢记“真善忍好”，您就是做出了最明智、最及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