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看守所、吉林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十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多次遭迫害，并被打毒针药物迫害，以下是我的部份经历，由于时间太长，很多事情已记不太清了。写出这些，也是因为我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存在着活体器官库，我以我的亲身经历推断，那批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去北京上访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当时都给编了号的。这些我都亲身经历了。

在北京遭受的残忍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日左右，一天早上，我和丈夫、儿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劫持到天安门分局，我和儿子被关押在铁笼子里十余个小时，后被当地公安局等一行七八人接走到北京郊区的一间空屋子里。当地政保科王良和一个女警察在那里，由于我不配合，王良猛抽我耳光，打了十多个嘴巴，打了很长时间，我的脸被打肿，疼痛难忍。回到当地，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又勒索了伙食费、被褥钱一百五十元。

铁笼子示意图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的一天晚上九点多，我和丈夫正在家里看耶稣录像，法轮功学员李丽来我家串门。不一会儿，进屋七、八名便衣警察，说：你家是不是姓什么，我们说是。然后就叫我们三个跟他们走一趟。把我们三人关进了看守所里。丈夫被非法劳教，我和女同修李丽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逼写不炼功保证放回家。李丽后来被迫害致死（被房山看守所野蛮强制灌食，二零零二年二月在北京公安医院被残害致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和母亲、儿子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女便衣说：让你们炼了，回家吧。我们就走了。母亲要找孙子，我们就又回广场，这时便衣就抓住我们的头发连踹带踢地把我们推进了警车里面，母亲也被打倒在地上，推进车子。车子开到了广场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已经抓了很多同修，大家都手举着横幅，喊：“还我师父清白！”一起背《洪吟》。

过了一会儿，警察说：炼功的站这边。他们就开车把我们关进了附近的看守所里，到了那里，女警察给我们扒光衣服翻身。因为我们当时不配合，不报姓名和住址，所以警察就给我们编了代号，强行给我们按手印、照相。到了半夜，警察还在往里边抓人，我们就坐在一起背《洪吟》。又过了几天，我们被送往天津看守所，有的被送到其他地方。

在那里，是大铁门，同修们都绝食抗议。到了半夜三点期间，警察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后院子去审问。我身边的老年同修回来说：不行了，警察为了叫她说出地址，硬把她的手臂往身后强拉在身上，折磨她。到天亮的时候，把我叫走了，到了办公室里，屋里有四个警察，其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处长头子，说话很不正经、没道德，很恶心。另外三个是中年警察。窗户正开着，外边有狼狗叫声。警察说要将我的手往窗户那边叫狼狗咬我。所以他们四个就开始使劲抻拉我的手臂，往窗户那边拽，我和他们反抗，大约有一个小时，我被抻拉的没有力气了，只好抓住办公桌椅子。

第二天，又来了一个中年警察审问我，说：到了明天我要是再看见你，再出现，我就弄死你！所以，我违心报了姓名、住址。他们就联系当地警察把我押回当地。

在吉林劳教所遭电击、药物等迫害

在路上，当地警察强行翻身，抢走了我身上的现金九百元。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里边有很多被抓的同修，警察不让我们背法，进屋就打人。警察手拎着一条皮带，进屋就乱抽，嘴里喊着：“叫你背！”我们被打的抱在一起。

大概是二零零一年一月份，在那里被关了很多天，接着我们当地一共四个人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二大队二小队。大队长叫刘厚淳（音），狱警叫于波。

在里边，于波找茬说我没背监规，叫我跟她走一趟，进了办公室，叫我靠墙站着，忽然她抽出一根高压大伏电棍，很长，有二百伏电压，冒火星，顺着我的脸、上身、下身，贴身烙烫我的全身，电棍一刻不离身。折磨的我满地打滚、痛苦万分，撕肝裂肺地难受，持续电了我五十多分钟，这时正是冬天，正穿着棉衣，身上烧焦了，皮肤都是黑的了，脸也烧黑了。

我因为不写决裂和破坏大法的话，恶警就安排人开始严管我了，叫转化的看着我，并叫人看着我强行吃不明药物，迫害我的身体，天天不放过我，做奴工，打页子等，超负荷劳动，坐着吃饭五分钟就算能休息一下了。半夜还写思想汇报。就这样，狱警于波还诬蔑我没吃饭，叫犯人强行给我灌食迫害我，把我按倒在地上，两个女犯人强行压在我身上，胸口被按的出不来气，我没好声地叫喊，这两个女犯才松手，不灌了。

因为我不写思想汇报，不和邪悟的人说话，不写决裂，他们就加紧对我的迫害。大队长刘厚淳（音）还说我要是再不说话，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用电针、电棍电我。这时正是迫害严重时期，恶警争先锋，挨个找不转化的同修谈话，不转化就一个人关在屋里用电棍电，电完了就问“怎么样”。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我被绑在死人床上，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药物作用在我的手上疼痛难忍，很闹心。我想快给我把针拔了吧。有同修看到，问我怎么了，为什么给打针。看管的犯人说：她不说话就打针。后来我被折磨的起不来了。恶警就又从后院让犯人用被子把我拖到前边的大队，这时候，我已经被她们迫害的骨瘦如柴了，不能吃东西了。狱警于波就说：你不决裂就当精神病人治疗！

就这样我又被劫持到长春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大夫穿着白大褂，端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五个大药瓶子，两个大夫给我进行在手上扎针，床上，两手铐着两头，脚被铐在床头上，不让下床，所以拉、尿都在床上，天天用药，还进行插管。后来我下不了地了，就不铐了。

我被折磨的昏迷不醒，药物发作，我的手上剧烈痛苦难受，身上有一团火球在胸口上燃烧着，等烧到人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才停止。感觉在地狱中煎熬。手像折了的感觉。晚上，我因为药物作用疼痛难忍，生怕喊出声来，只好睡在水泥地上，全身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能有所缓解。

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了半个月，天天用药，没有停止过，我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是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七月份被到关押在劳教所的，三次出现生命危险，最后一次人马上不行了才送回家，劳教所跟我丈夫要二千五百元医药费，家里没那么多钱，就一千零点，被他们抢走一千元，说不给钱就再拉回劳教所。到家时，体重由原来的一百一十斤降到了只有六十斤，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散发着浓浓的药味，奄奄一息，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惊恐万状，生活不能自理，经常出现幻觉，惨不忍睹，好几年人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