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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他从不明白到明白的过程：

“我很忙，有什么快说”

一开始法轮功学员打过去电话说：“我想跟你说几句非常重要、对你非常有实用价值的话，你现在方便吗？”他说：“你说，但要说重点，我很忙，有什么快说。”

学员说：“当前病毒疫情是咱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这个事。现在我在加拿大给你打这个电话。听病毒专家说，这个病毒现在变得很复杂了，无症状感染更厉害，再次爆发的时候有可能根本都来不及抢救。所以在非常的时期，我希望你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部长说：“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又不知道你是谁？”学员说：“知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想你能平安度过这劫难。”部长说：“那好，你快说吧，我怎么保护自己？”

“你要我退党，那你不是干涉我的信仰吗？

学员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退党保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瘟疫有眼，退党脱险。你应该还记得你入党的时候是举着拳头发过誓的，要把生命献给它的。这个瘟疫是长眼睛的，它不找张三也不找李四，谁脑门上有那个党的印记，它就去找谁。”部长问：“你要我退党，那你不是干涉我的信仰吗？”

学员说：“你信什么不好，你信这个魔鬼撒旦，那是要进地狱的。你知道吗？海外的明慧网——中共的官员被要求要研究明慧网，以便如何掌控法轮功，你一定也能看——三月二十七日报导，网络上传出一份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二月份死亡名单，显示该单位染疫死者当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竟高达88%。死者的年龄分布，50岁以下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将近一半（其中30-49岁的占了39.7%），并非中共官方报导的老年人居多。由此可见，中共病毒并不针对人的年龄，而是瞄准与恶魔签约的人。”他静静的听着，然后说了一句：“有这么个关系？”

学员说：“既然中共病毒是长眼睛的，瞄准中共党员和与中共契合者而来，那么要想不被该病毒选中，首先就得与中共脱离关系，你曾在血旗下宣誓‘自愿献身’于邪党，灵魂被烙上了邪党的标记，从标记辨别你就是党的人。所以声明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免受牵连，才能不受瘟疫所苦。”

他说：“真管用？”

学员说：“很多中国人的亲身经历验证了：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收回‘卖身契’，就能逢凶化吉。能否得到上苍护佑而免于瘟疫灾厄，只在那关键的一念——继续与中共用灵魂做交易，还是三退赎身？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给你一个化名，你的姓加上‘健平’这个化名，健康的健，平安的平，把你那个党给退了。第二件事就是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危险时你就能度过劫难。

他有点疑惑的问：“一定要退党才行吗？我不做坏事不就行了吗？”

“感谢你们的付出和耐心帮助”

学员说：有人说，“中共不灭，瘟疫不停；中共灭亡，大疫必停。”其实，“天灭中共”还真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咒语，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中共行了迫害法轮功的旷世大恶。迫害法轮功是灭佛大罪！以至激怒上天，被判定死刑、明示报应。

学员给他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九九九年夏，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悍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法轮大法）发动了的群体灭绝运动。江泽民及其“610”办公室制定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中共以现代化的喉舌造谣污蔑、密集抹黑法轮功、制造和煽动全民仇恨。它以一个国家的党政军、公检法司为后盾，以610特务机构为总司令部，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支撑，以历次政治运动娴熟的斗争经验为凭借，以高科技精致装备为依托，以随意制造的邪恶法律为依据，集古今中外一百多种酷刑为主要手段迫害无辜，至今不休。

二十年来，亿万法轮功学员被肆意绑架、抄家、暴力洗脑、高额罚款、送精神病院摧残、枉判劳教重刑、强制奴工、秘密虐杀，无数民众被株连，众多受害者流离失所，不计其数的修炼者家破人亡。明慧网载有逾四千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名单，这些都是经过核实的案例，更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惨遭中共活摘器官、至今姓名身源无法核实。迫害法轮功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最流氓、最疯狂的一次政治迫害和打压正信的运动。

“所以脱离了中共这个组织才能不受天谴。认清中共，远离中共，人类就会懂得正确的爱与光明、健康。”

部长静静的听完，然后说：“谢谢你跟我讲了这么久，感谢你们的付出和耐心帮助。”

“自焚是假的我知道，你说其它的”

部长拿着电话不放，停一下又说：“我好象还有时间，你还可以讲。”学员就开始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讲到一半，他就打断了：“自焚是假的我都知道，你说其它的吧。”

然后学员给他讲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还告诉他在瘟疫重灾区武汉发生的对法轮功的部份迫害事实：其一，一九九九年六月，湖北省委指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调“科技之光”栏目组，奔赴长春市，捏造事实，拍了一部专题片，诽谤法轮大法和创始人。该片是最早期打压法轮功的主要电视宣传片，迫害正式发动的第三天，央视反复滚动播出，作为全民洗脑的主要工具，它蒙蔽和毒害了无数官员民众。

其二，大量活摘器官牟利。湖北省有37家医院参与活摘器官长达二十年之久。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门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与研究机构，供源很多是法轮功学员。

其三：湖北省和武汉借召开军运会之名，又一次进行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学员。加上在二十多年的残酷打压迫害中，武汉当局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错案命案。

学员还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告诉他，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全世界。

他听完后说：“非常感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非常感谢，谢谢！谢谢！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要退党了。”

学员说：“你只谢还不行，你是否要退党，你一定要表态：‘好’，‘我退’都行。不然没效。”

部长马上说：“我表态：好， 我退党！”

“退党也是有缘份才能退得了的”

学员说：“恭喜你获得了新生。希望你以后能在你范围内保护法轮功学员，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三退和诚念九字真言的事，那样，你以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才会得到赎罪的。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平安度过劫难。”

部长奇怪的问：“我一直想问，你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很少人知道的。”

学员说：“那是因为我和你有缘啊。”学员告诉他说：“因为你的一位朋友在我给他讲‘三退’的时候，他做了三退后感觉非常受益，他也惦记着你和你的家人，他说你是个善良的人，要我也给你打电话。这不，我就跟你聊上了。”

他笑了：“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原来是我们有缘啊！看来退党也是有缘份才能退得了的。”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2/184149.html>

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台湾花莲部份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广场前，集体炼功，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二十一周年，并声援中国民众诉江征集签名活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的恶行及其邪恶本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图1：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广场前集体炼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此次上访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亲自接待，于当晚和平落幕，此即“四·二五”事件。

但前中共头子江泽民出于嫉妒，执意要迫害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面迫害法轮功；并利用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伪造和散布各种谎言，欺骗中国百姓及全世界人民。

图2：台湾花莲民众签名声援中国民众诉江

在车站前等待游客的陈先生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迫害宗教、劳教维吾尔人、去年香港反送中事件，这些从电视上、从网路上都听过、看过，以前觉得那是距离我们遥远的事情，也庆幸自己不在中国大陆生活，是一种侥幸自私的心理；如今武汉肺炎（中共肺炎）共产党隐瞒疫情，让全世界都沦入其中，大家都蒙受其害，觉得那是因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迫害姑息，而招来的灾祸，我觉得这样的警示，要牢记。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只要是地球人都应该发声。因此我很乐意签名，更谢谢你们，让我有机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来花莲游玩的黄先生说：“我到各国去游玩、考察时，就特别去了解过法轮功，知道了中共迫害的事情，在美国就签过名了。最近更从媒体报导中，明白中共政权利用很多渠道不断地渗透全球，挑战人类普世价值的底线，而这次疫情终于让各国政府认清中国共产党才是世界的乱源并追责。在历史上，人类总是付出生命及血泪后，才会去省察自己，明白不可为了利益而失去道德原则，这样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四·二五”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期被污蔑、监控，被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关洗脑班，被酷刑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的、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难以计数。然而，二十多年来，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仍旧秉持“四·二五”的和平上访精神，恪遵法轮功修炼“真、善、忍”的法理，用真诚、善良、坚忍的方式，跟世人讲真相；以理性、宽容的态度，来唤醒大家的良知善念。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让更多人明白了真相。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5/184190.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毁掉我们的家庭（上）、（下）

目录

引言

1.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2.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3.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4.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2）延安的性开放

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6）鼓吹变异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女权、性解放、同性恋权利等各类反传统运动在西方甚嚣尘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传统家庭。美国1969年加州离婚法开启单方离婚绿灯，各州竞相效仿，离婚—结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长超过一倍﹔50年代大约11%的诞生于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离婚，到了70年代这个比率蹿升至50%。[1]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2016年美国新生婴儿中超过40%属于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这个数字不到5%。在东西方传统社会里，贞洁的两性关系被视为美德，如今变成被嘲弄的可笑观念。伴随女权运动而来的“同性婚姻权利”运动更寻求法律上重新定义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现任美国联邦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员的一名法学教授曾在2006年发起签署一项宣言，名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们家庭关系的战略新视角”，鼓吹人们按自己的任何欲望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两对同性恋组成一个家庭等等），并宣称传统婚姻家庭不应该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权。[2]在公立学校里，几千年来被传统社会视为可耻的婚前性行为、同性恋不但被灌输为正常的，甚至有的学校干脆把任何形式的以传统理念教育孩子视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倾向能够“自由”发展（即毫无阻碍地发展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罗德岛学区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举行父-女、母-子舞会，宣称“公立学校无权给孩子灌输诸如女孩喜欢跳舞、男孩喜欢棒球之类的观念”。[3]

传统家庭被逐步摧毁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共产主义所宣扬的“消灭家庭”将先于“消灭阶级”成为现实。

在西方社会里，摧毁家庭的因素有许多方面，不但有女权、性解放、同性恋运动的变异观念冲击，还伴有左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等打着“自由”、“公平”、“权利”、“解放”的旗帜变异法律制度、经济政策，以各种显性、隐性的形式推波助澜，诱导人们抛弃和变异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而所有这一切所谓现代思潮、运动，从19世纪初发端，就带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深深烙印。共产邪灵善于不断变化和欺骗，这使人们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动听的口号迷惑，最终却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统家庭被摧毁、人心被变异的局面，实际上是共产邪灵近两百年来精心策划、逐步实施的结果。

这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基本单元被破坏，由神的教诲而确立的传统道德被摧毁，通过家庭承传、培养熏陶下一代传统信仰、价值理念的功能丧失，使年轻一代人没有传统理念约束，由共产邪灵直接来掌控其灵魂。

1.神给人留下的传统家庭

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设立，为“天作之合”，不可毁弃﹔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众生，但同时神也让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别，并为男女双方规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传统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妻子，甚至不惜“舍己”维护妻子﹔而女人则应当配合与帮助丈夫，使“二人成为一体”。男人负责在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都源于人的不同原罪。类似的，在东方传统文化中，男人为阳像天，当自强不息，有承载风雨、呵护家庭的责任﹔女人为阴像地，以厚德载物，当柔顺体贴，有相夫教子的义务。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阴阳和合，子女才会健康成长。

传统的家庭发挥着承传信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摇篮、价值承传的纽带。孩子的人生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孩子如果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到无私、谦卑、感恩、坚韧等等传统美德，必将会使其受益终生。

传统的婚姻生活也促进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长，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和欲望，体贴包容对方。这一点和变异的同居生活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情感总有阴晴变化，两人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分手，这种关系和一般的朋友关系没有区别，并不需要婚姻来约束。马克思则鼓吹情感上“无任何约束的性爱”[4]，当然就是要解体传统婚姻，消灭家庭。

2.共产主义以消灭家庭为目标

共产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灭私有制，必然要消灭家庭。原教旨共产主义把经济因素作为主导家庭关系的关键，当代的马克思-弗洛伊德主义再把人的性欲视为理解家庭问题的钥匙，二者相同之处都是把人的基本伦理道德抛在了一边，崇尚物质、欲望，实际是把人变为兽，从而通过变异人的理念来摧毁家庭。

共产主义有一个很迷惑人的学说，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类自身。解放的对立面是压迫。那么在人类自身的“解放”中压迫来自哪里呢？共产主义给出的回答是，压迫来自自己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由社会传统道德强加的：传统的“父权”家庭观念压迫女性﹔传统的性道德压迫人性。共产主义“解放自己”的理论被后世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继承发展，导致反对传统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恋等等反传统的观念大行其道，成为魔鬼消灭家庭的重要工具。共产主义要推翻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3.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

共产邪灵处心积虑破坏传统家庭。早在19世纪初，魔鬼选择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种子。共产主义思想开拓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于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New Harmony）乌托邦公社（两年后以失败告终）。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称公社把人类从“三位一体的巨大恶魔”中解救出来，对“巨大的恶魔”一词他解释说，“我是指私有财产，以及以私产为基础、荒谬的宗教和婚姻。”[5]

欧文死后，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他死后，其门徒将其思想带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随后又扩散到美国。傅立叶首次编造了“女权”（法文“féminisme”）一词。在他的理想共产社会（称作“法朗吉”Phalanx）中，传统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欢派对被高度赞颂为充分解放了人类的内在激情（passion），并宣称公平社会应该对“性弱势者”（如年老、长相丑陋者）给予照顾，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满足的“权利”。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性满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员乱伦乃至兽交，只要不是强迫的，都应该允许。因此他堪称当代同性恋运动（LGBTQ）新兴分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先驱。受欧文，特别是傅立叶影响，19世纪在美国先后出现数十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公社，但大都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叶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昂内达（Oneida）公社，维持了32年。该公社鄙视传统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滥交。社员通过每周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仪之人“性爱”的机会。最终创办者约翰?汉普瑞?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惧怕教会的法律诉讼而秘密逃亡，公社被迫放弃公妻制。诺伊斯后来著书立说成为“圣经共产主义”（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产主义的淫乱基因是其理论发展的必然。从一开始共产主义魔鬼就诱惑人背弃神的教诲，否认神，否认原罪。依照这种逻辑，本来是人类道德堕落造成的社会问题，其罪恶根源被归结为私有制。共产主义让人相信，消灭了私有财产，人就不会为此纷争，但即使财产公有之后，人还可能为配偶尔产生纷争，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公然以“公妻制”为解决方案。

这些共产主义播种者创办的共产“乐园”，或者直接挑战传统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于各社区、教会、政府都认为这对社会道德伦理构成了挑战，从而一致采取行动压制。共产主义“共产共妻”的狼藉声名不胫而走。

失败的乌托邦公社给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教训：公开鼓吹淫乱的公妻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虽然《共产党宣言》中“消灭家庭”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采用了隐晦的方式陈述其毁灭家庭的理论。

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关于家庭的论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婚姻观。书中指出，“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称这种“一夫一妻制”是基于财产的“古典”模式。他认为财产公有化之后一种“崭新”的纯粹基于爱情的“婚姻”模式将会出现。没有财产的束缚，基于纯爱慕之心的婚姻，听起来多么的高尚！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解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者那里显得苍白无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这不就等于是在鼓励性乱吗？前苏联和中共政权建立之后的乱性（见下一节），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结果。

夫妻之间的情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而传统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离”既是对神的誓约，其本身也表明了双方在婚姻之始就准备着未来的情感可能会遇到困境，以及双方共同应对这种困境的决心。维系婚姻的不仅仅是情感，更是责任，对另一方、对孩子、家庭的体贴照顾，把夫妻双方变成了有道德责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产社会中，财产公有，家务劳动职业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担心，因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国家负责，“这样，完全不必担忧任何‘后果’──而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经济和道德压力，妨碍了姑娘把自己彻底献给所爱的男子。这难道不足以带来无任何约束的性交，以及随之而来社会更宽容对待女人贞洁的荣耀和失贞的耻辱吗？”

马恩所鼓吹的，尽管常常用“自由”、“解放”、“爱”等辞汇掩盖其真实含义，实际是放弃人的道德责任，使人的行为完全受欲望主宰。但无论是傅立叶还是马克思时代，多数民众还没有彻底背离神的教诲，对于共产主义的淫乱思想尚有相当的戒备，即便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纪以后的人类是如何以各种借口接受其淫乱思想和实施其消灭家庭的目标的。

红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乱变异的种子，也系统安排了引诱人类屈从欲望而背离神的教诲，逐步堕落，最终让其实现“消灭家庭”、变异人心之目标，使人落入红魔掌控。

4.共产政权下的共产共妻实践

如前所述，淫乱是共产主义的内在基因。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奸污女仆，并产下孩子让恩格斯抚养﹔恩格斯与两姐妹同居﹔苏联共产党党魁列宁与伊内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还与一名法国女人有染，他还嫖妓并染上梅毒。另一个党魁斯大林同样是淫乱无比，霸占他人妻子。

苏共夺权成功之后，马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共妻实践，当时的苏联堪称西方“性解放”的先导。1990年第10期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进行全面揭露，称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等人，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1）前苏联的共产共妻

早在1904年，列宁写道：“淫荡，能使精神的能量获得释放，不是为了伪装的家庭价值，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扔出这个血块。”[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三次党代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尔什维克一旦夺权胜利后，就要制定新的两性关系原则。共产主义理论要求摧毁家庭，过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时期，并提出教育孩子的责任要全部交给国家。

1911年，托洛茨基给列宁写信称：“毫无疑问，性压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压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资产阶级结构的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宁回复说：“不仅仅是家庭。所有关于两性关系的禁忌都必须废除……我们可以向女权学习，甚至有关同性恋的禁令都必须废除。”[7]

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于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宁条令》中，包括“废除婚姻”、“取消惩罚同性恋”等内容。[8]

当时苏联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布尔什维克为了尽快地打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人类”，就通过街头裸体漫游来变异人的思想。他们四处游荡，狂热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耻！”“廉耻，是苏维埃人民过去的资产阶级。”[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为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女同性恋团体举行庆祝活动。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此事。他说，女同性恋游行庆祝的消息令列宁非常高兴。列宁还鼓励更多人裸体走出来：“继续努力吧，同志们！”[10]

1923年，苏联小说《三代人的爱》使“杯水主义”一词不胫而走。小说作者是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克山德拉?柯伦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伦泰是一个从传统家庭中杀到布尔什维克阵营里寻找“妇女解放”的斗士。小说宣扬的“杯水主义”，实质上就是性放纵的代名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杯水主义”在工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传播。

当时的苏联非婚性爱大量出现，青年的性放纵已然公开，没有性经验的大学生只占总人数的12%。莫斯科劳动大学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44.8%。反之，带有短期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占55.2%。[11]

不仅如此，社会上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离婚运动。资料显示，1924年到1927年间的离婚率从5%激增到20%，其中，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的占到33%。莫斯科还出现了裸体游行、数名男女同居的家庭，社会强奸案件时有发生。[12]

前苏联性解放期间还出现“瑞典家庭”现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愿者组成“家庭”。虽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没有任何关系，纯粹的俄式。这一现象大开乱交和性乱之门，造成伦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恋、性病、强奸等事件激增。[13]

随着社会主义公社的发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苏遍地开花。这一现象称为妇女“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以1918年3月叶卡捷琳堡的“社会主义女性”为例。布尔什维克夺取这座城市后，就在《苏维埃消息报》上颁布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16岁至25岁的年轻女子都必须“社会化”，由内务部委员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议推行，并下达命令。于是指挥官卡拉谢夫执行任务，当即就“社会化”了10名年轻女子。[14]

不过，布尔什维克很快在上世纪20年代末收紧了性政策，列宁在与妇女活动家蔡特金的谈话中痛斥“杯水主义”，给它扣上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他们无人看管抚养，家庭解体最终会导致社会瓦解。

2）延安的性开放

中共诞生之初，情况与苏联类似。当然，这都是同一棵毒树上结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就以私生活放荡著称，郑超麟、陈碧兰的回忆录中，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乱，性态度堪比前苏联杯水主义盛行时期。

不只是上层知识份子型领袖，早期开辟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体现“性自由”。由于提倡妇女平等、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出现了大量“因满足性欲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况。苏区青年还往往以“拜干娘”接近群众为名谈恋爱，年轻女性拥有六七名性伴侣的不在少数。据《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红安、黄麻、黄陂、光山等地方党内负责人“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15]

1931年春末，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后，即发现梅毒流行甚广，不得不报告中央索求“诊梅毒疥疮的医生”。多年后，其回忆录中对当时苏区“调戏妇女的事”、“对妇女乱来”和某些高级将领的“姘头”仍记忆犹新。

1937年李克农担任中共八路军驻京办主任，负责领取军饷、医药、物资等。一次，国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八路军的医药清单时，发现其中治疗花柳病的药品数量相当大。经办人员就问李克农：“难道贵军中得这种病的人很多吗？”李克农一时语塞，只好编谎搪塞说是给当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纪30年代的性自由同样危及了政权，不但有和苏俄相同的社会瓦解问题，还使已婚的红军战士军心动摇，担心参军后妻子出轨、改嫁，影响部队战斗力。而且，这种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实了其“共产共妻”的恶名。为此，苏区才不得不颁布了保护军婚、限制离婚次数等政策。

5.共产主义如何摧毁西方家庭

邪灵的各种变异思潮自19世纪开始，在西方经过上百年蜕变、演进之后，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大规模登场。

20世纪60年代，在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鼓励下，邪灵操纵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在美国先后登场，如嬉皮士反正统文化运动、新左派激进运动、女权运动以及性革命思潮等。这些思潮、运动如汹涌的潮水，激烈地冲击、腐蚀美国的政治体制、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肌体，并随即波及欧洲。西方的社会观念、家庭观念、性观念与文化价值理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与此同时，同性恋“权利”运动也不断高涨。这些都导致西方传统家庭价值观念不断削弱和传统家庭模式日渐式微。同时，社会的动荡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色情文化泛滥、吸毒现象蔓延、性道德崩溃、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群体扩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随后在全世界的迅速扩散，对人类传统道德观念，尤其是传统家庭观念、性道德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让性解放在西方社会肆虐，邪灵经过了充分准备，尤其通过“性爱自由”运动（Free love，也称性激进主义）为其铺垫，逐步侵蚀瓦解传统理念。从19世纪兴起的“性爱自由”鄙视传统家庭道德观念，主张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应当不受干预，个人的性活动，包括婚姻、堕胎、淫乱行为不应受政府、法律制约。

傅立叶的追随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诺伊斯首次提出“性爱自由”概念。

“性爱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者，如：英国“性爱自由”先锋是社会主义哲学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早期倡导人﹔该运动最知名的倡导者、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也曾是费边社成员，他声称道德不应限制人类本能的快乐，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法国“性爱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尔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后来发展了傅立叶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开创了法国个人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鼓吹滥交、同性恋、双性恋﹔无政府主义（属广义社会主义范畴）者弗来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亚的“性爱自由”开拓者等等。

“性爱自由”运动在美国结出的一个重要果实，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杂志采用铜版纸，给人一种“艺术”的错觉，再加上造价不菲的彩色印刷，传统观念中被视为下三滥的粗俗色情题材一下子跃入主流社会，成了“高档”休闲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扩散给全球普通民众，肆意侵袭着传统性道德观念。

到20世纪中叶，随着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爱自由”观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称性解放）正式登场。“性革命”是共产主义精神分析鼻祖、德国共产党员赖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前者将人从“经济压迫”下解放，而后者将人从“性压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论的奠基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中使性解放观念深入人心。此后，随着动物学家金赛（Alfred Kinsey）发表《人类男性性行为报告》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报告》以及口服避孕药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观念在60年代红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学者发现金赛在所谓的人类性行为报告中，采用了夸大、过分简化等等手法扭曲统计数据，使很多人误以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性解放、同性恋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

一时间“性解放”成为现代社会的时髦道德价值观。在青少年圈子里，放纵的性生活被视为正常，十几岁的女孩若敢于承认自己是处女，会受到同伴的耻笑。资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间达到15岁的美国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岁之前有过婚前性经验。[18]到2010年代，结婚前仍为处女的新娘仅为5%﹔18%的新娘婚前有过10个以上的性伴侣。[19]“性”成为大众文化的流行主题，以性描写招徕读者的“文学作品”充斥市场，“儿童不宜”的X级影片受宠于各大影院。

2）鼓吹女权，唾弃传统家庭

（１）女权运动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

女权运动是共产邪灵利用来破坏家庭的另一驾轻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权运动（也称第一波女权运动）18世纪发端于欧洲，主张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

第一波女权运动发生时，传统家庭观念的社会基础依旧强盛，这时的女权运动并不主张直接挑战传统家庭。当时影响力显著的女权主义者，如18世纪英国的玛莉?乌丝东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纪美国的玛格丽特?芙乐（Margaret Fuller）、19世纪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都主张一般女性婚后应以家庭为主，女性的潜能主要是在家庭领域里发展，女人充实自己是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别优秀的特殊女性，应该不受任何阻碍，自由发挥她们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较长短。

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妇女选举权获得各国法律承认，第一波女权运动渐趋平静。此后随着大萧条的冲击和二战的影响，女权运动基本偃旗息鼓。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也早早埋下了摧毁传统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观念的种子。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就为现代激进女权运动奠定了方向。被称作女权主义之父的傅立叶宣称婚姻把妇女变成了私有财产，欧文把婚姻诅咒为“邪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权主义者继承并发展，如19世纪女权主义者莱特（Frances Wright）继承了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实现女性的性观念自由。英国女权活动家惠勒（Anna Wheeler）继承了欧文的思想，激烈谴责婚姻把女人变成了奴隶等等。同时，社会主义女权活动者也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权刊物，如法国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妇女之声》（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妇女》（La Femme libre，后更名为《妇女论坛》）、《妇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妇女评论》（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创办者或是圣西门乌托邦主义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叶的追随者。由于当时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遭到当局严厉审查。

我们看到，当第一波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同时，红魔也同时安排了各种激进思潮冲击传统家庭、婚姻观念，为随后到来的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作了铺垫。

第二波女权运动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随后波及到西欧及北欧，并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纷纷抬头。女权主义趁机以更激进变异的面目出现并风行世界。

奠定这一波女权运动第一块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以及该书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发起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书作者从一个郊区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角度，激烈批评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认为传统的快乐、满足、幸福的家庭主妇形象是所谓“父权社会”塑造的迷思。她认为中产阶级的郊区家庭是“美国妇女舒适的集中营”，受过教育的现代妇女应该跳出满足于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20]

数年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主宰了全国妇女组织，继承并发展了弗里丹的女权思想。她们认为女性自古以来都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的。她们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并主张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彻底变革传统文化，在经济、教育、文化、家庭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实现女性的“平等”。

把社会按照某种方式划分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从而鼓吹“斗争”和“解放”、“平等”，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旨。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地位划分人群，新女权主义则以性别划分人群。

事实上，《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并非如书中所暗示的，是一个厌倦家庭琐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家庭妇女。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热维茨（Daniel Horowitz）于1999年写了传记《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奥秘〉的出笼》。他调查揭示弗里丹从大学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是个斯大林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为左翼工人运动报刊写作，霍热维茨并找到她当年写的这些文章。她甚至一度是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核物理学家的情妇。[21]

美国学者凯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红色女权主义》一书中指出，实际上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美国并没有沉寂。包括安东妮（Susan Anthony）、弗来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产主义背景的红色女权主义作者，在这一时期为随后到来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安东妮早在1946年就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压迫黑人作类比，指出男性同样压迫着女性。只是由于受麦卡锡反共影响，共产主义臭名昭著，她们从此闭口不谈自己的红色背景。[22]

在欧洲，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领第二波女权风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1941年她与共产主义者、哲学家保罗?萨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创建了法国地下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随着60年代其女权主义声名鹊起，她宣称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只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她主张“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虽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性别（gender）则是在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下后天所形成的一个自我认知的心理概念﹔认为女孩顺从、乖巧、爱撒娇、赋予母性的“女性气质”全都来自后天的“父权社会”精心设计的“神话”，为的是维持“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主张女性冲破传统理念，实现不受约束的自我。这种思想实际为同性恋、双性恋、变性等等各类变异观念提供了温床。此后各类形形色色的女权思想层出不穷，基本都继承了女性不平等来自于传统“父权社会”的压迫。因此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家庭婚姻观念是实现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碍。[23]

波伏娃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丈夫，“同妓女一样令人恶心”。她同萨特保持终身情人关系而拒绝结婚，与此同时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爱情”，同样的，萨特也拥有几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爱情”。她的婚姻观是当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主流态度。事实上，这种复杂混乱的性关系正是乌托邦共产主义先行者傅立叶19世纪所设想的公妻制。

（2）女权运动后果：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混淆性别角色

今天，女权主义观念已经深深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根据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观点项目的调查，现在大约有59%的女性支持女权主义观点。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突出观点是，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别之外，没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别。因此，男女在行为和性格上的差别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从而男女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里应该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象，都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比如，大企业高管、顶尖大学的高级别学术职位、高级政治官员等职位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女权主义就认为这主要是性别歧视造成的。事实上，公平的比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时间、工作态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性别差别。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这样的高阶职位往往要求长期高强度超时工作，牺牲周末甚至晚间的休息，正吃着饭接到一个电话就得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经常出差离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断职业生涯，而且更倾向于多花时间照顾家庭和孩子，不愿意在这方面牺牲；另外升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较刚毅强势的性格，这也和多数女性温柔的性格特点相左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只有少数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权主义就认为都是社会强加给女人的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平等”：反对女人应当性格温婉，应当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观念；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婴幼儿抚养教育的公共服务等等。

同时，当代女权主义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别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现象，即只有把过错都归结到社会原因、传统道德观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确”。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探讨关于在顶尖大学的科学和数学领域里为什么女性教授比例低于男性。他认为除了这些职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更有弹性（挤占家庭团聚时间），且往往需要每周工作80小时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差别，应当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种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学和数学能力上的差别。他指出，研究早已证实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结果女权团体NOW发起对萨摩斯教授“性别歧视”的抗议，要求哈佛赶走校长。这位校长被媒体声讨，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保证会提供5千万美元来鼓励教职员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学》杂志（Science）就发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学生的数学推理能力存在显着差别，男生更强。[2]随后一项研究发现，男生“数学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数学部分衡量数学推理能力，达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数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组追踪发现，少年时期SAT表现为“数学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后在数学和相关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了高学历，并对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到满意。[4]也就是说萨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学生在数学能力上存在显着差别，可能导致更多天才男生长大后在数学相关领域里获得职业成就）确实是有相关研究结果支持的。

早有媒体指出，萨摩斯事件中强制不同观念“公开认错”，和共产国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没有真正弄清所谓“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励“多元化”实际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数，达到结果平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一个词‘平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结果均等，民主寻求的是机会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权主义背后隐藏的共产主义基因。[5]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试图证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优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人为地抹平两性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常识，也不利于男人和女人各尽所长。

如果说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别不那么直观的话，女权主义否认男女生理和体力上的差别就更匪夷所思了。在东西方的传统理念中，男性承担保护者的角色，消防员清一色为男性一直被视为正常。女权主义宣称男女的绝对“平等”，要求女性同样承担传统上男性的角色。这又带来人们料想不到的后果。2005年纽约市消防局首度允许一名没有通过体力测试达标的女性成为消防队员。消防员必须背着氧气罐和50磅重的装备，经过一系列挑战体力的测试。这位女性总是无法达标。尽管其他消防队员指出未达标的队员在团队行动中免不了需要队友为之牺牲和付出，并且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但是消防局最终还是决定同意录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场女权团体的诉讼。[6]女权团体长期指责纽约消防局制定的体力标准要求过高造成女性消防队员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被迫降低标准录取更多女性。实际上，澳大利亚许多城市的消防部门早就实行了性别配额录取，也即如果录取50%的男申请者，那么也要同比例录取50%的女申请者为消防队员──尽管男消防队员体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这种无理性追求结果均等还带来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问题：女权团体马上又抱怨女消防队员面临男队友的霸凌──后者指责她们不够格、不配当消防员，造成“精神压力”。[7]这给女权团体带来了进一步斗争、争取“平等”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是“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在共产邪灵安排下，女权主义种种看似毫无理性的行为，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实际是挑战所谓父权社会（即传统社会），从而颠覆传统家庭，这一点和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一脉相承。传统社会认定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男性作为保护者，承担支撑家庭、支撑社会、保护女性和孩童的责任。而女权主义要挑战的正是这种父权社会结构，认为男女一样，这种父权社会造成了男性的优势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传统骑士精神、绅士风度都被鄙视。按照女权主义理想，未来的社会将不允许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没之前，男性主动把一切求生机会让给女性的美德。

女权主义挑战父权社会还表现在对孩童教育方面。女权主义推动的平权法修正案（ERA）在宾州通过后，针对宾州校际体育联合会的一场诉讼的法庭裁决说，学校必须把学生包括在所有体育活动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论性别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别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课。[8]

美国学者萨莫丝在《针对男孩子的战争》一书中举了许多压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个是纽约皇后区的纽约飞行学校。该校招收的都是当地少数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校把孩子们培养成优秀学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把该校列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学校为孩子们提供各种动手制作电动、机械飞行器的机会，不难理解，入学的男孩占绝大多数。女孩在学校中比例较小，但也表现不俗，并得到充分尊重。该学校过去十多年来一直面临女权团体的指责和法律诉讼威胁，要求必须提高入学女生的比例。[9]女权团体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创办人2010年在白宫发言中专门把纽约飞行学校列为“性别隔离”的例子，声称“在我们获得绝对的平等之前，我们绝不能在花环上躺着休息，我们的路还很长”。

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从小培养男孩具有男子汉精神，鼓励他们有独立、冒险进取的精神，以及鼓励女孩温柔体贴、照顾家庭，都是造成将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压迫和歧视女性的根源。

实际上女权主义的极端做法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社会朝着无性别的方向发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别心理特征，这将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可以预见，更多的人群将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跨性人。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家长：“妈妈，我生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中。”到2017年，伦敦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约2000例有类似问题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当然这也是女权主义背后的共产基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尽一切办法摧毁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造成家庭崩溃和解体。

在传统文化中，神（天）赋予女人生养、教育孩子的责任，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伟大的英雄背后都有伟大的母亲；而女权主义主张，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人们期望女人养育自己的孩子，认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没完没了、枯燥无聊、毫无回报”的。有人做了小统计，发现知名女权主义者几乎都是婚姻破碎、终身未嫁或者即使结婚也没有子女的女人，感叹她们当然无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视为生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养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长中获得母性的自然满足感。

今天，女权主义派生了形形色色的变异思潮，比如有的主张“个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实质是将个人的私生活与个人的事情等同于“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别战争”，有的将男人视作奴役女人的身体与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说孩子是女性实现其最大潜能的障碍，将“家庭”归结为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当代女权主义毫不隐瞒其破坏传统家庭的目的。在当代女权运动领袖中这样的主张并不鲜见：“结束婚姻体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11]；“不应当允许服务于家庭并计划成为家庭主妇成为（妇女的）选项”[12]；“不消灭婚姻就无法消灭男女不平等”。[13]

女权运动以“解放”的名义“解决”人类道德败坏后造成的社会问题，从而变异人的观念，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美国学者修丽特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是造成大量单亲妈妈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权运动曾极力推动的“无过失离婚法案”实际却为男人逃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女权主义试图去破坏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结构，而家庭恰恰是广大妇女应对社会危机的避风港，大多数妇女希望巩固而不是摧毁家庭。[14]

和女权主义主张相反的是，离婚并没有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离婚后陷入贫困的比率高达27%（是男性的3倍）。[15]这也不奇怪，邪灵并不在乎女性“权利”，破坏家庭、败坏人伦才是其目的。

3）鼓吹同性恋，变异家庭定义

同性恋权利运动从其发端就和共产主义的大力推动分不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同性恋为人的“自由”选择。共产主义声称要把人类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恋“权利”，都属于人类应该获得的自由。在“性爱自由”运动中，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时鼓吹同性恋“权利”。

19世纪90年代几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军人物发起了世界上首次有声势的同性恋权利运动。以性学研究者贺西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们从理论上论述同性恋行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贺西菲尔德创立了科学人权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LGBT）权利组织。他们1897年发起了一场为同性恋行为辩护的运动。1895年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被指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唯一支持王尔德同性恋“权利”、为其辩护的团体。社会民主党领袖爱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张废除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节所述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性解放”。这场运动中，禁止男人之间发生同性性关系的法律被废除，苏俄当时被鼓吹同性恋运动者认为是世界上同性性关系方面“最开明”的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宪法，是在南非国大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当权之后通过的。国大党为社会党国际（原第二国际分支）成员，属于社会主义政党。支持“同性恋”权利是其一贯政策。

当代美国同性恋运动中第一个同性恋权利组织，是德国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贺西菲尔德创立的科学人权委员会启发，而于1924年在芝加哥创建的人权学会（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该组织成立几个月后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员而解散。1950年，美国第一个有影响力的同性恋权利组织麦塔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该组织由美国共产党员哈利?海依（Harry Hay）发起，成立于海依在洛杉矶的家中。该组织随后扩展到其它地区，并出版刊物。

1957年，动物学家胡克（Everlyn Hooker）发表研究报告，通过心理测试，提出同性恋者心理状态和普通人无差别。这项研究结果后来成为证明同性恋行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一位麦塔辛协会成员与胡克密切交往，并说服她通过研究支持同性恋，促成了这项研究。研究对象并非随机选取，而是都来自麦塔辛协会成员。这一点成为其研究遭批评的原因之一。[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冲击，同性恋权利运动逐渐公开化。1971年，女权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OW）成为第一个支持同性恋（LGBT）权利的大组织。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以胡克的研究报告为最主要的支持论据，决定不再把同性恋视作心理疾病。学会为此表决时，有39%的人反对此举。换言之，这项决议本身远非如一般人认为的出自科学界的一致认同。

胡克及其后续研究者选用了所谓的“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结果，作为衡量同性恋者心理状态的标准──通俗地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适应社会，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罗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医学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选定的这个“适应性”标准的问题在于，有很多种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适应性”（adjustment）测试作为衡量标准，会误判他们属于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种心理异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强烈的愿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个健康肢体（比如一条腿）。如同某些同性恋者认为自己长了错误的性器官，这种xenomelia患者也强烈相信某个肢体不属于自己。这种病人完全能够适应社会，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甚至一旦实施肢体截除手术后，就能从中获得快感，并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17]

金尼还列举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种心理异常患者喜欢吃塑料，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另一些患者有伤害自己身体的强烈欲望（但不是自杀）等等。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多数人甚至有大学以上学历，然而这却属于心理学界公认的心理异常。金尼更指出，事实上选定“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心理异常，是逻辑上的循环论证。[18]

许多研究证实同性恋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杀、吸毒的比率都显着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国家（如丹麦）也是如此。[20]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治疗出现突破进展之前，同性恋人群平均寿命甚至比总人口平均寿命低8~20年。[22]这些事实也说明同性恋并不像人们鼓吹的那么“正常”。

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声势浩大，“歧视同性恋”（homophobia）成为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政治正确”帽子，坚持同性恋属于精神疾病这一观点的专家被边缘化。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同性恋者取得心理学、精神病学专业学位，成为同性恋心理学“研究专家”。如今被广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恋行为“正常”的“科学报告”，是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指定一个工作小组撰写的研究综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该工作小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内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因此从科学角度说，工作小组的立场并非中立。已故的全国同性恋研究和治疗学会主席约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当时申请加入小组工作的还有非常有资格的专家，但他们属于学术上支持用治疗方法矫正同性恋行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绝参与。[23]前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开谴责学会内政治压倒科学，鼓吹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极端自由派操纵了学会。[24]

如今，被同性恋心理“专家”以及同性恋运动推崇的“适应性”标准，也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广泛用来衡量其它性心理异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治疗手册，衡量恋童癖精神异常的标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见到儿童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的强烈性欲望或性幻想，但是没有实施这样的行为，如果本人对这种心理状态没有心理障碍，内心不感到愧疚、可耻以及有精神压力，这就属于“正常”的恋童癖性倾向，不算作恋童癖心理异常。相反，如果患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内心纠结、有羞耻感和心理压力，则被视作恋童癖心理异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所谓人类心理诊断标准，完全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人对败坏行为有正常的羞耻感和道德内疚感被视作有心理疾病，却把变异和败坏当作正常。既然这个“适应性”标准，已经使同性恋行为和“婚姻”合法，那么魔鬼的下一步，推动恋童癖行为合法化，并不遥远。

美国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卫?托斯塔（David Thorstad）创办了北美恋童癖组织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开恋童癖倡导者，同时也是美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锋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产主义同路人、卡斯特罗的崇拜者；另一个主要恋童癖组织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则由德国共产主义者、“性解放”鼻祖赖希的弟子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创办。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开。进一步，按照当今心理学的“适应性”标准，家庭成员之间乱伦、空想社会主义鼻祖傅立叶所鼓吹的各种变态“性自由”，包括群婚、兽交，也都可视作“正常性心理状态”。神给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家庭，已经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妇”，那么下一步乱伦者，或者人和兽组成的“家庭”都可以顺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于没有道德标准的兽，正是魔鬼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性恋运动和性解放、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彻底颠覆了传统性道德和家庭观念，背叛了神给人设立的传统婚姻和家庭。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不歧视同性恋原本出自于一种无知的但善良的愿望，但是魔鬼却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骗人达成毁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忘记了神的教诲。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规定了人的道德规范，人如果背叛神，听从魔鬼放纵欲望、变异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抛弃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规范，那么最终的可怕结局就是被神抛弃，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于误入歧途奔向悬崖的人，对其鼓励说“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这也许出自善心，但结果却是将对方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真正的善良，应该是告诉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于覆灭──即使会被不理解和责难。

4）鼓吹离婚权、堕胎权

1969年之前，美国各州离婚法都基于宗教传统，要求必须以当事人或另一方的过错为提出离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传统，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稳定的家庭有益于夫妻双方、孩子以及整个社会。因此，教会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确保婚姻不会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解体。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领导的反传统潮流强烈腐蚀了传统婚姻观念，其中以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为祸最甚。

自由主义者否认婚姻的神圣性，把婚姻简单化为双方自愿的世俗合同。女权主义则主张传统家庭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工具，对于在“压迫”之下感到沮丧、失望的或爱冒险探奇的妇女来说，离婚提供了合法逃脱婚姻的借口。这些“合同自由”和“反压迫”的观点给无过错离婚法案铺平了道路，从此只要夫妻一方单方面宣称婚姻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个婚姻。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离婚率不断攀升，由于离婚造成的家庭解体首次超过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国家庭中，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养子）这样描述父母的离婚：“离婚是两个成年人剥夺一个孩子有意义的一切：孩子从此没有了家、没有了原来的温馨家人、没有了原来的安全感，被剥夺了那种被爱和被保护的幸福。大人们把孩子的一切摧毁、砸碎在地上然后走出门，留下孩子独自去收拾这一团糟……”[25]

推动“堕胎权”是邪灵毁人的另一个手段。最初考虑堕胎合法化只是基于不得已的特殊情况，如强暴、乱伦；或因母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性不必限定在夫妇间，但夫妇以外的性关系最大障碍是怀孕，因为避孕难免会失败，所以推动堕胎合法化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办法。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会议中，干脆公然将人类拥有“生育权”作延伸解释，其中之一是人拥有“满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权利，因而有堕胎权。[26]

此外，女权主义提出女性“身体自主权”，主张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要生下或杀死胎儿。这样，堕胎从最初的“不得已”，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结束胎儿的生命。魔鬼放纵人的欲望的同时，利用女权和性解放鼓励杀死胎儿，不但让人犯下大罪，而且让人更践踏传统的生命神圣性观念。

5）以福利制度奖励单亲家庭

在1965年的美国5%的孩子由未婚妈妈生育。[27]对当时的孩子来说，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是理所当然的常识。

而2010年代未婚妈妈占生育率的40%。[28]从1965年到2012年，美国单亲家庭猛增1000万，从330万蹿升至1千3百万。[29]虽然有些爸爸留下来同居或甚至结婚，但这些单身妈妈所生的子女大多数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父亲给孩子带来与母亲互补而不同的角色。父亲给了男孩一个示范，让男孩懂得怎样成为男子汉，让女孩感受到女性应得到的尊重。

父亲不在身边对于孩子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现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父亲角色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学、辍学（比率高达71%）、过早性生活、淫乱、少女怀孕、参与帮派、犯罪入狱（85%的入狱少年家庭中没有父亲）、吸毒、流浪（90%离家流浪的孩子没有父亲）、有性虐待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总结青少年脱贫的三大要诀：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三是在21岁之前不要结婚和生孩子。他们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这三条去做的，只有2%的还处于贫困状态，75%的都变成了中产阶级。[31]换句话说，教育、就业、避免过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进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单身妈妈不得不依赖政府福利。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显示，正是女权主义所大力推动的福利政策鼓励更多单亲妈妈，甚至“惩罚”她们结婚组织家庭（结婚后获取的福利比两人同居要少，而交税更多），让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着帮助贫困家庭旗号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单亲家庭不断增多，而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贫困，会更加依赖福利。[32]这个怪圈正迎合了邪灵想要的另一个目标：通过高税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变异文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导指出，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资料显示，2000年，在25至34岁的人群中，已婚与从未结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5%和34%。而到了2015年，两者的比例几乎掉了个个儿，变为40%和53%。美国年轻人很快就对婚姻敬而远之了。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轻人为何要结婚？[33]

在变异观念的驱使下，如今随意勾搭（hook-up）成为时髦的生活方式──性行为甚至和感情无关，当然更没有承诺和责任。最可怕的是，变异的文化鼓励年轻人去尝试在多种性别身份中做选择：脸书网现在提供了近60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供用户选择。如果年轻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性别，他们如何看待婚姻？邪灵从法律到社会观念重新定义了神设立的婚姻。

同性恋以及各种败坏的性行为在英文中本来是用“sodomy”描述，这个来自于《圣经》中的词原本是指因神愤怒而被毁灭的性乱城市所多玛。这个词语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警戒，那就是人类背离神的教诲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同性恋权利运动极力废除使用这个词语，改用原本表示快乐的词“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奸”原为对堕落性行为表鄙视的用词，但如今变成无关痛痒的“婚外性行为”、“同居”，霍桑的《红字》中红杏出墙的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着头领取福利；“贞操”本来是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为“束缚自由”的可笑观念。

在“政治正确”的话语暴政之下，同性恋、性道德的是非对错是不能触及的话题，人们唯一的选项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在学校教育中也是如此，这逐渐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完全和传统道德脱离，致使人们对堕落行为毫无察觉。让人把变异和败坏当成正常，使放纵欲望的人完全没有道德压力，是魔鬼毁人的隐性手法。

如今50岁以下的西方人，几乎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社会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那时候每个孩子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成长是那么自然，那时候Gay这个词表示快乐，那时候洁白的婚纱代表着新娘的贞洁，那时候电视广播和大众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镜头和语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彻底颠覆了人们熟悉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6. 中共如何摧毁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义破坏家庭结构和稳定

毛时代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如今已经辗转进入西方，成为女权主义的一个时髦口号：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极权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和西方女权主义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实质都是结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在西方，“政治正确”的攻击性武器是“性别歧视”；在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义”（来自“男性沙文主义”）。另一方面东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点：

西方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要求通过配额补偿、经济补偿、降低标准等等措施达到结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要能干，不能降低标准，甚至女人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被吹捧为“女英雄”、“三八红旗手”。上世纪60、70年代的宣传画中，女性多为浑圆健壮有力的形象，毛泽东鼓吹“不爱红妆爱武装”。女人开矿采石、伐木炼钢、冲锋陷阵，无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姑娘也能学会杀猪》，宣扬一位18岁的屠宰场女徒工，通过学习毛思想而大胆杀猪，因此名噪一时：“不敢杀猪，哪敢杀敌人……”

尽管中国的女人“能顶半边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权主义诟病之处：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女性成员。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权利要求最终会发展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诉求，尤其是选举权的诉求，从而威胁其极权统治。出于类似的担心，中共政府也不公开鼓吹同性恋权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恋确实是魔鬼毁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同时利用管控媒体和大众文化等方式，默认怂恿同性恋人群发展扩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不再把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同性恋”一词在媒体中悄悄被替换为共产社会中更正面的词语：“同志”；2009年，中共默认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性恋“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

魔鬼虽然在东西方采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毁传统家庭中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强制女性丢掉温婉柔顺的特点，使家庭失去传统刚柔相济的和谐，废除传统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斗争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国人的传统价值是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坏传统价值最有效的方式是从破坏人伦开始。在中共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党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为了不牵连家人，往往还主动和家人“断绝关系”。甚至连不堪迫害、甘冒“自绝于人民”罪名而自杀的人，也要想尽办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免他们受到牵连。比如文革中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自杀时，给家人的遗书里写道：“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34]

中共当代发动的最大政治迫害──对法轮功信仰群体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胁迫家人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为了让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中共的一个手段是对其家庭成员采取行政、经济处罚或政治恫吓，胁迫或诱骗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哭劝、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转嫁为亲情矛盾：“都是因为你不妥协造成家人被牵连”；甚至直接要求他们“劝说”亲人：“你不放弃信仰，我只能离婚或者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避免被中共处罚）”，如此等等，在这场迫害中直接、间接造成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义强制堕胎

在西方女权主义成功赢得堕胎合法化不久，共产中国的妇女开始承受“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强制堕胎“义务”。这一方面是强迫直接杀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会问题。

中共遵循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孩子和炼钢、产粮一样都属于物质生产，那么计划经济自然也可以扩展到计划生育。毛泽东认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35]

中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高额罚款、抄家、扒房、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计生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即将临产的妇女被强迫堕胎也屡见不鲜。

据《中国卫生年鉴》的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至少有2.7亿人次，即2.7亿胎儿被中共杀死。

“一胎化”政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这将引发如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各类严重的潜在问题。

7. 共产主义破坏家庭的后果

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振振有辞地鼓吹摧毁家庭的逻辑，是建立在片面放大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通奸、卖淫、私生子等等丑恶行为（尽管这也是他自己乐在其中的行为）的基础上。在维多利亚时代，伴随着道德滑坡逐渐出现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神的教诲，践踏了婚姻的神圣性。共产主义者因此导出女人应该违背婚姻的神圣誓约，追求自己的所谓“个人幸福”，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远，如饮鸩止渴。共产主义邪灵给出的“药方”不过是把人类道德普遍拉下地狱，使本来是人人谴责、见不得人的行为变成司空见惯的常态，达到人人“平等”，一同坠向覆灭的深渊。

共产邪灵引诱人类相信罪恶不在人的堕落，而在社会；让人从反叛传统中寻找出路，离神更远。邪灵鼓吹的女权、同性恋、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丽辞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女性的尊严被贬损，男性的责任被丢弃，家庭的神圣被践踏，两性的道德被变异，孩子的未来被摧毁，最后狞笑的却是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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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6/184199.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祸乱我们的国家（上）、（下）

目录

引言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结语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经几乎无所不包。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个政治事件、一宗政治丑闻，都可以搅动社会舆论﹔一场最高领导人的大选，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数人只知道共产党国家实行的是共产政治，甚至认为共产党国家已经在抛弃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背后的幽灵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现于世间。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乃至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都是共产幽灵在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仔细考察，这已经是一个共产邪灵统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之害认识得很清楚，然而，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各国政府却普遍采用了马克思的主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触目惊心。

作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灯塔、把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公开表态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并距问鼎总统宝座仅半步之遥﹔而在被调查的年轻人中，竟然将近半数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1]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大行其道。欧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说：“现在，社会主义结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国家制度，而且我觉得，欧洲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支持这些东西——如果英国的托利党人胆敢触动英国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肯定会落得斩首的下场。”[2]

在共产国家，邪灵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利用政府机器，暴力杀戮人民、强力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炼者，以最后达到其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

东欧共产主义政权虽然解体，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肃清。在几十年冷战对抗、间谍破坏、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渗透之后，共产邪灵实质上猖獗于整个欧洲。

在西方，共产邪灵想直接掌控国家政权的企图虽然没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掌控国家政权，积极推动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变异法律，鼓动暴力，变异道德，搞乱社会，以最终魔变西方世界，达成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基于美国在自由社会的重要性，本章在展开论述中将以美国为重点。

1.共产主义政治是毁灭人类的快捷方式

“共产主义政治”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魔鬼，它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坏思想的坏人和无知而轻信的人，做它在人间的代理人，推进它的目标。因此，在西方自由国家，共产邪灵操纵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视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另类形式。

1）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政权进行大规模杀戮与清洗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在东方多国直接篡夺了政权。有了政权，它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那里，邪灵的一切政治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权，同时扩大其影响力，无论是对民众的杀害、共党内部的争斗和清洗，对外部世界的欺骗、渗透，都是如此。因为政权在手，它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监狱、乃至教育机构、媒体等，举倾国之力杀戮迫害本国人民，败坏人的道德。

苏联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苏共党内斗争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内部的所谓“十次政治路线内斗”，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中国人的屠杀，特别是中共党魁江泽民动用举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财力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共产极权控制下所为，也都围绕着维持其暴力政权的统治而达到其毁人的目的。

共产党人深知，政权问题实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问题。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就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亦深谙此道，第一个用暴力建立了苏维埃共产极权。斯大林、毛泽东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俩、阴谋、阳谋、枪杆子、笔杆子、杀戮、欺骗等，无所不用其极地篡夺、维护暴力政权。有了政权的掌控，或杀戮，或变异都可以得心应手地进行。

2）社会主义理念在欧美盛行

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在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于欧洲非常狂热的时候，其在美国的发展仍然很有限。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别写下《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探讨其原因。[3]这一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2016年，美国某主要左翼政党总统参选人在其竞选中就公开大谈社会主义理念。在共产党语汇中，“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本来在自由国家，共产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数美国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竞选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听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就非常、非常紧张”，但他却不避讳引入社会主义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竞选中成为一主要政党的两名领先候选人之一。

2016年竞选后期的民调中显示，在其中一个主要的左派政党中，56%的人称自己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4]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趋势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调查中就有显示，30岁以下的美国民众中有49%积极看待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评价积极的人只有47%。[5]这跟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左移、左派对社会主义的鼓吹以及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有密切关系。

其实，目前西方人对社会主义的幻想与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轻人（包括中国、苏联和西方）对共产党的幻想极其相似。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对表面上看似温和的社会主义没有抵抗能力，历史上人们对共产主义在轻信中受骗的一幕又在重演。

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对年轻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他们幻想可以过北欧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社会主义生活。其实，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经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然而一旦有人要对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动，习惯享有高福利的民众一定会群起抵制，使其落选。这时候能够胜出的是那些主张继续扩大税收，扩大政府干预，用寅支卯粮的办法解决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的：“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这样，往往目标是崇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6]

通过高福利社会主义，使得政府不断扩张，让人用选票“主动地”从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产邪灵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国家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北欧模式”从民主走向极权也不过一步之遥。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旦社会主义阶段完成，政治头领们马上就会推动向共产主义过渡，私有财产、民主竞选机制马上就会被废除，国家就会迅速走向极权，高福利制度将被钳制人民思想与喉咙的枷锁取代。

3）控制政党、议会、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国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东方国家那样直接掌控政权，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势必要采用各种政治手段，迂回地、间接地让西方国家政府变成邪灵掌控的机器，以售其奸。

美国是以两党为主的多党制，共产主义要想进入美国政治主流，必然试图控制两大党中的一党甚至两党。控制政党之后，下一步就是控制越来越多的议会席位，让自己的候选人占据政府或者法院里的关键职位。从美国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美国，左派党一直挑动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对立以争取选票，也同时着手争取越来越多的移民，及所谓“弱势群体”如同性恋（LGBT）、妇女、少数族裔等让他们成为左派党稳固的票仓。为了赢得这些选票，他们鼓吹共产主义理念，抛弃做人的底线，放弃神为人定下的道德规范，极尽讨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让他们为左派党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党的亿万富翁斥巨资赞助左派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及其重要公职，想办法把更多左派党人士送入华盛顿掌控国家机构及权力。由于各州州务卿负责选举相关事务，在选举发生争议时，州务卿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造成“一锤定音”的效果，因此该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务卿的竞选。[7]

非法移民在美国犯罪后，左派党政府则为他们开脱，还设立庇护区保护他们不被制裁。前任左派总统当政时，曾试图让500万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搁置而未得逞。另一左派候选人在竞选时也声称如果她当选总统，要继续完成前任总统未完成的事情。不但如此，她还要再接纳62万难民，同时拿出4千亿美元来养非法移民。[8]

左派政党力争让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动机当然不是为了非法移民，而是为该党争取更多的票源。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于2017年9月12日以4比3的投票通过了非公民参与地区选举投票的议案，成为全美允许非公民参与投票的最大城市。议案指出，不仅公民能参加地区投票，绿卡持有者、学生签证者、工作签证者甚至无证居民都可以参加投票。[9]

为了拉选票，控制政权，左派党在共产邪灵的控制下，不择手段，令人对美国的未来充满忧心。

4）左派政党掌权后推行社会主义及变异政策

学者研究发现，前任左派政府被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严重渗透，支持前任总统的团体中有很多都和社会主义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任左派总统是新马克思主义者索尔．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后，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还要罚款，同时颁布法令让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变性人可以参军，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议会，有的左派议员试图取消共产主义者不能参政的禁令，后来在越南裔的强烈反对下撤回。

该届政府制订的某些政策甚至败坏人伦。2016年时任总统签署的“跨性别厕所令”，就是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我认同，随意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即使一个人的性征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称认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进入女厕所。而且，这个“跨性别厕所令”推行到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的州将被停止许多联邦拨款。

2.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特点

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长岁月里，神给了君主在人间治理的权柄，“君权神授”，皇帝或国王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神圣角色。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实行民主制。民主实际上并不完全就是民众做主，而是民众选出一个人来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选出了总统，这个过程是个民主的过程，但一旦选出来，总统就有权来替民众做很多决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民主并不能保证好人当选，当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时候，被大多数人推选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于吹嘘、煽动、钻营的人，是坏人，而不是好人，这对社会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规定的道德为约束，民主的弊端就会出现，走向被煽动和操纵的暴民政治，使社会走向分裂和动荡。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具体分析哪种政体更好或更坏，而是想指出道德问题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制不过是一种社会运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产主义指导的中共政权实行的是一种邪教的“政教合一”政体。它以邪教意识形态统一人的思想，败坏人的道德，以黑帮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最终的目的是毁灭人。

常有人将中共极权比作君主专制，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君主并不定义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规定的道德的约束﹔而中共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因此无论做了多少坏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自于神的诫命，而不来自于某个政党的政策。因此当一个政党垄断道德的解释权，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产党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征：

?共产党把马克思奉为精神“上帝”，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其宗教特征包括：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崇拜教主，唯我独尊﹔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等。

?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个人崇拜的传统，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们是各国共产邪教的“教主”，拥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释权。无论他们是杀人，还是撒谎，都仍然是对的，因为他们可以解释说其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测地说“是在下很大一盘棋”。在这样的国度生活的国民，被迫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被迫跟着党说谎、作恶，心灵、精神上饱受摧残。

?传统正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譬如无产者之所以有阶级友爱，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家﹔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

2）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宗教特征

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目前成为了西方“政治正确”的标准，其实已经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标签，有时称自己为自由主义，有时称自己为进步主义。两者理念的核心并无明显差别。

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有终极的理想，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类似，即鼓吹所谓人类的“自由”与“进步”，并把它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神圣化，任何与之不同的理念都会被其批判或打击。

它的道德基础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是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主义。它用人的自我与理性取代对神的信仰，把人自己当成了神。

它打击的目标也与共产主义类似，把社会问题归咎于现行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颠覆或改造现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相类似﹔他们认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于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谎言成为他们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况下“灵活”运用。

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准宗教特点，与其发端的历史背景不可分割。

十八世纪以来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加强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种“进步观”。进步思想的先驱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称，理性将人类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进步思想越到后来越狂妄，开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坛。

进步主义思想让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进而认为人并不需要通过造物主的拯救，可凭借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扫除一切贪婪、恐惧、嫉妒等等恶念，认为人终究可在人间建立天国，对神可以不屑一顾。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艺术评论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说的一段话典型地表现了进步主义的狂妄心态：“在我被逐出的那个神的园子旁边，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我要让‘进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让他手执燃烧的长剑，对上帝说：‘不准你进来。’于是人开始建立人类的社会。”[10]

人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会激发出要掌控人类命运，操纵人类未来的幻想——也就是说，人要扮演上帝——要缔造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一个“人间天堂”，实质上与共产主义思路一脉相承。正是这份企图“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热，注定要在人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风。

3）当代自由主义、进步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新变种

（1）当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要求立宪限制王权和政府权力，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因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政府则是公民立约所建，其职责仅限于保护公民。政教分离的目的在于让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当代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藉“自由”的名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渗透和反叛，一方面强调极端的个人主义——极度放纵人的欲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规矩﹔另一方面强调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举例来说，就财富的再分配而言，他们的重点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纳税人的权利﹔涉及纠正歧视政策时，他们站在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立场，而无视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们以避免惩罚无辜者为由，而无视对罪犯惩罚的必要﹔在教育中他们以支持低学术能力、弱势家庭为由，而不顾资质出众的学生的发展﹔在管制淫秽出版物方面他们以自由表达为借口取消对道德堕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离上他们强调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人们需要什么而不是应该得到什么，如此等等。

当代自由主义的重点实际上已经悄悄从“自由”演化为“平等”，但却不愿改称“平等主义”，因为这样马上就会被人识别出其共产主义实质。

古典自由主义的宽容本是一种美德，但共产邪灵利用当代自由主义，把宽容作为实现其变异道德的手段。从古典自由主义先驱洛克在《论宗教宽容》对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宽容的主体主要是指掌握强制政权的政府宽容对待个人信仰。对于每个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国的真理之路，其正确与谬误的裁决权在于神。人的灵魂属于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强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么。

当代自由主义忘却了宽容的真正目的，把宽容等同于不做价值评判，由此发展出所谓“价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对所有价值不做评判，一视同仁。价值中立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把坏与好、罪恶与美德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对普世价值的否定和颠覆。它用美丽的词语给魔鬼开了一扇门，打着“自由”的旗号把反道德和反传统的行为合理化。同性恋的标志彩虹旗就是这种所谓“价值中立”的写照。如果正义的力量和声音介入，当代自由主义就用危害个人自由、平等、歧视弱势群体等等借口进行反击。

当代自由主义荒谬到连性别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过了AB196法案：任何一个商业雇主或非盈利机构拒绝雇佣变性人或者异性装扮者可以被罚款，最高为15万美元。[11]州参议院不但通过，而且将性别定义为，“自我性别认定、表现或者行为”，“不管其表现和行为是不是和该人在出生时的性别相一致。”[12]

（2）进步主义的核心是变异道德

当代进步主义思想是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直接运用，其后果是以“进步”的名义造成传统道德不断偏移并发生变异。

人类在传统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时使社会越来越富裕文明，这本来无可厚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经出现过“进步时代”，政府的某些改革举措纠正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义。

共产主义入侵美国之后，绑架了“进步”一词，也绑架了“进步主义”这个概念，强行向里面注入了共产主义的邪恶内涵。它催生了“大萧条”之后的“新政”，经过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等，直到今天，让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进步主义的本质是不认同神留下的传统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中，善恶、是非的衡量标准来自于神。在进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视传统道德为进步的障碍，而要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观。他们否认绝对的道德，而是以社会、文化、历史的现状来建立其道德体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变成了相对概念。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社会中随着进步革命而影响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典型，认为符合了无产阶级利益（实质是统治阶级）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来约束“无产阶级”的，而是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打击敌人的武器。

由于两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产主义绑架进步主义似乎“顺理成章”，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在西方仍然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号，大摇大摆地继续行骗。

（3）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的社会主义导向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与进步主义其是对美国宪法和立国之本及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其本质是要改变（实质是摧毁）一切传统的信仰、道德价值以及现存的西方社会制度。进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标与后果，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内部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十大举措。我们看到，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举措在美国都已经一定程度地实现了。不妨列举如下：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权（作者按：美国1916年开征遗产税）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1913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也就是中央银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美国有各种监管机构，有国有邮局和国营的铁路）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按：1935年美国成立了社会保障局，还有劳工部﹔平权法案要求妇女可以从事与男人一样的工作，包括当兵）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进步并不为过，但当那些主义变成一种政治思潮，取代、排斥传统道德与信仰的时候，就成了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人、引领人走向堕落和灭亡之深渊的工具。

3.煽动仇恨、挑起斗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选择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灵，它主要是由“恨”构成的。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播撒仇恨，挑起斗争。在煽动仇恨过程中，败坏人类道德﹔与此同时造成人群撕裂，共产主义政治力量则趁机夺权，建立极权统治。煽动人们互相斗争是共产主义夺权的主要手段。

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划分人群，然后挑起仇恨，制造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开篇即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把本来不存在阶级对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对立的阶级，然后挑动他们之间的互相斗争，这是共产党夺权的“法宝”之一。

共产主义挑起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种各样的因人心败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体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着某种压迫，人们必须找到这个压迫者，并与之斗争从而解决“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政治挑动的仇恨斗争不限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古巴共产主义头目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败”以及大种植园主的“压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产主义许诺推翻他们的“压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会”，从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间的仇恨、斗争，为共产极权铺路﹔在中国毛泽东的“发明”是向农民许诺“分田地”，向工人许诺做工厂“主人”，向知识份子许诺“自由、和平、民主”，让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知识份子和国民政府斗得你死我活，共产党趁乱夺权﹔在阿尔及利亚，共产主义头目本贝拉（Ben Bella）发现挑起宗教争端、民族仇恨是获取共产政权的捷径，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仇杀，贝拉则由此建立了共产政权。[14]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国父们以宪法立国，每个公民都效忠于宪法，社会通过家庭、教会、社区结成强韧的纽带，因此整个社会的阶级观念相当薄弱，传统阶级斗争方法难以奏效。于是共产主义邪灵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从社会生活各方面来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员工和雇主，通过工会扩大员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亚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权而鼓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斗争﹔分化不同性别：如鼓动女权运动挑战传统父权﹔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即以共产邪灵为其主要背后推手，甚至为强化斗争造出新的性别人群，如酷儿（Queer，同性恋等的泛称）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义”挑战传统西方文化和历史﹔分化不同国籍人群，如通过鼓动支持外来非法移民“权利”造成“外来者”和“本国人”冲突﹔分化平民和政府执法人员，以“自由”的名义挑动人群和警察对抗、非法移民和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对抗、州警察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抗，等等。人群被划分得越来越细碎，造成任何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体，甚至引发一场冲突斗争。把斗争变成社会常态，把仇恨播撒入每个人的心中——这正是共产主义的险恶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进行的。列宁早就写道：“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应当而且必须通过语言在大众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视。”[15]

共产邪灵在现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社会正义”渲染和煽动仇恨，并使冲突不断放大升级。

1935年美国纽约哈莱姆黑人区发生骚乱，起因是社区误传一个黑人小孩偷盗商店的东西被打死。美国共产党马上利用这件事情组织黑人民众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在华盛顿DC组织大规模抗议的美国共产党员伦纳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国共产党之后披露了自己当年受命组织抗议的经历。[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罗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9名黑人男孩被控强奸两位白人女子，此案引发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美国共产党马上大肆鼓噪黑人抗议，利用此案扮演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后来成为一左派总统导师的弗兰克．马歇尔．戴维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产党。美国学者保罗．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这场案件中美国共产党的目的不仅仅是吸引大批美国黑人，以及各种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正义”斗士加入共产党，更重要的是借此把美国丑化成一个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国家，宣称类似这样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产主义和极左派的理想主义才能够把美国从“邪恶”和人民被“压迫”的“病态”系统中拯救出来。[17]

当代美国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冲突、骚乱中，都少不了共产主义团体在其中煽风点火。1992年洛杉矶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驾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殴打的录像在电视新闻中公布。案件判决后原本和平的抗议人群正要散去时，突然有人用金属广告牌砸向一辆过路汽车，于是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烧砸抢骚乱。洛杉矶县警长（Sherman Block）在被问道共产党党徒在骚乱中的参与时说：毫无疑问，这帮人在其中烧、砸、抢。骚乱数天中，校园和街上到处是美国革命共产党（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国共产党（CPUSA）等各种共产主义团体派发的传单。其中一张写道“为金的判决复仇！……战士们把枪口调转过来！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一位洛杉矶警察透露，“在判决宣布之前这些杂种们就在发传单了。”[18]

列宁早就指示共产党徒：“骚乱－抗议－街头战斗－独立的革命队伍－这是大众起义的发展阶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党员派特森也披露共产党徒如何专门受训，按照列宁指示的方法在冲突中煽风点火，把抗议变成暴力骚乱，最后发展到街头战斗﹔甚至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不惜故意制造冲突。[20]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可能自称“团结一致”、“安提法”、“终结父权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绝法西斯主义”（“Indivisible,”“Anti-Fascist,”“Stop Patriarchy,”“Black Lives Matter,”“Refuse Fascism”）等等，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激进、暴力的组织“安提法”（Antifa）由各类共产主义变种组织或共产党同路人组成，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拒绝法西斯主义”（Refuse Fascism）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它实际上是个左派激进组织，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总统选举结果。[21]

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西方社会不断挑动各种冲突斗争。要想理解他们的真实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国会报告披露的美国共产党给其成员发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线的组织必须持续羞辱、抹黑、贬低批评我们的人。如果反对者太麻烦，给他们贴上法西斯或者纳粹或者反犹太标签……不断把反对者和臭名昭著的标签联系起来。经过不断的足够重复，这种联系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事实’。”[22]

4. 暴力和谎言是共产主义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产党的教义里，为了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任何手段都不过分。共产党公开宣称，要把暴力和谎言作为取得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工具。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徒杀人、放火、绑票、欺骗，无所不用其极，邪恶骇人听闻，而且绝大多数当事人毫无悔意。

共产邪灵编造的谎言，有“小谎”、“中谎”和“大谎”之分。这个分类对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同样适用。一个谣言、一则假新闻、一次对政治对手的栽赃陷害，这类谎言虽然性质恶劣，但只是“小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复杂的运作和多方面的配合，制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体系的一系列谎言，可以称为“中谎”，例如中共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仇恨，于2001年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最难以识破的是共产邪灵编制的“大谎”，因为“大谎”几乎等同于整个魔鬼的意识形态，它的规模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多，历时如此之长，涉及方面如此之广，参与的人如此众多，参与其间的人如此之“真诚”、“投入”，以至于人们极难看清谎言的全貌和真貌。共产邪灵历史上编造的“大同社会”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由于无法在局部或短时间内进行检验，就属于“大谎”的例子。上文分析过的被共产主义绑架的“进步主义”概念，也属于“大谎”的范畴。过去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劫持某些社会运动，把群众引导向邪灵想要的动荡和革命，比如环保运动等，亦属此列。

1）共产极权之下的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共产党宣言》公开宣称：“他们（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2]共产党在夺权过程中，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俄国革命，或是中共煽动的工农运动，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妇幼，烧杀抢掠，手段之恶毒，骇人听闻。共产党的暴力统治犯下的罪恶更是罄竹难书。

共产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谎言来维持权力。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也成为另一种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间和使用暴力的间隙，谎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时暂缓，但谎言却是常态。共产党什么都可以许诺，但从不考虑兑现其承诺，而且为了需要，可以随便地改变说法、改变形式，毫无道德底线可言，无耻到极点。

共产党说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从一开始就到处散播弥天大谎，制造了无数“人间地狱”。

中国的毛泽东、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夺权之前都声称绝不搞共产极权。但掌握政权之后，都立刻开始高压极权，大规模清洗同党，迫害异己与社会大众。

共产党还狡猾地歪曲语言本身。这是共产邪教欺骗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变语言的语义，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来。语言不断地重复，让变异的语义深植于人的头脑中，比如“神”等于“迷信”；“传统”等于“落后”、“愚昧”、“封建”；“西方社会”等于“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物质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国有资产的主人”；大众尽管没有任何权力，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指出社会不公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产邪教毒害的人谈话时，会发现双方往往缺乏沟通的基础，因为同样的话，说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而听者用共产党的语义理解所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产邪教不只自己撒谎，还利用全民政治学习、全民政治表态和全民政治过关来让全民撒谎，败坏人的道德。“摩西十诫”告诫人“不可做假见证”，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人知道共产邪教在造假，也会以假话来应付。共产邪教知道你在说假话，但说谎本身说明你已经宁可说假话也不坚持真理，这就是道德下滑的标志。我们多次说过，中共最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杀死人的肉体，而是为了让人的道德堕落到地狱中去，至少在这个层面上，中共已经部分达到了它的目的。

2）共产邪灵在西方煽动暴力

共产邪灵由“恨”等低层败坏物质构成，它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带着恨的特点。其宣扬阶级斗争，把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传统的社会制度，归结到有钱人对穷人的“剥削”，煽动穷人对有钱人的妒忌与仇恨，并由此转化为暴力行动。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张、共产邪灵的操纵，暴力与谎言在西方社会也随处可见，使社会陷入仇恨和战争状态。

除了共产主义政党普遍宣传赤裸裸的暴力之外，还有形形色色受共产邪灵操纵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国备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帮，后来成为左派的“军师”。他否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手段显示，他毫无疑问跟共产党是一路货色。

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的守则》被美国的街头运动作为教科书。他毫不掩饰他的书是给“一无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要把权力不择手段地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把美国变成一个共产国家。

他表面上强调“渐进、渗透、辩证的过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实质上，他对暴力非常欣赏，只不过是使用了更隐蔽的方式。美国社会主义组织黑豹党信奉毛主义，以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为口号。阿林斯基嘲笑说，当敌人掌握了所有的枪杆子的时候，再用“枪杆子里出政权”当口号就幼稚了，这时候应该声称相信选票和民主过程，有枪杆子时再用武力不迟。因此他的主张实质跟中共的“韬光养晦”、最后“亮剑”如出一辙。他的一个“规则”，就是鼓动激进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采用各种流氓手段进行恐吓，最后达到搅乱与破坏的目的。

深谙阿林斯基的专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随者对现行制度毫无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并把这个过程视为一场战争。[3]因此他们会不择手段，并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决定何时采用暴力、用何种暴力，以及使用何种谎言。

在美国社会，可以看到一些政党在打击政敌时不择手段，造假、人身攻击，和共产党很相似，而且常诉诸暴力。暴力倾向越来越强，社会的对立与撕裂也越来越明显。如今美国左右两大党之间的关系，简直就是当年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的对峙关系，互相之间已经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自从2016年新任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发生多起由“安提法”引发的暴力事端，目标针对新总统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点在支持新总统的集会上或其它公共场所。“安提法”阻止人们发言，甚至进行身体的攻击。

近年的难民潮给欧洲各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出于“政治正确”支持移民的“精英”对反对难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责骂，称之为“痞子（Pack）”、“硕鼠（Ratten）”、“无赖（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时，被另一党派的支持者开枪射击，几乎丧命。一位来自中部的左派政党官员甚至说，他很“高兴”该人遭枪击，此官员后来被解职。

这些暴力冲突的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并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现冲突，但少数起核心作用的共产主义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

受共产邪灵的影响，一些政党与政客弱势时，宣称保护人们的民主权利，遵循民主规则程式；当其势力足够大时，就用各种手段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肆意剥夺别人的民主权利。2017年2月，当一名越南裔参议员在美国西部某州州议会批评对一名前反越战参议员的赞誉时，她的麦克风被静音，后来被强行带走。[5]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专制。

3）共产邪灵谎言笼罩西方政治

共产主义在西方声名狼藉，所以谎言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

共产主义团体和左派常常打着“自由”、“进步”、“公众利益”的幌子来争取民意支持，实际上是要实施他们推动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与共产主义用“人间天堂”的谎言骗人殊途同归。某些政党制定符合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冠以其它名号，无共产主义之名，却行共产主义之实。比如要搞社会主义的全民健保，不说是社会主义，而是说“公众民意”、“所有人的医疗”；要搞最低工资，不说最低工资，而说“基本生活工资”（living wage）。结果西方政府越来越大，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多。

亲共产主义的政客和团体为了选票做出空洞的许诺，做法与共产党骗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们常常承诺给民众提供高福利，甚至许诺要给每个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医疗保险，但这些钱从哪里来、最后的后果会怎样，没人去关心，因为很多人本来也没有想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美国西部一位国会议员参选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经加入一左派政党多年，他们包括联邦部长级官员、国会议员、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曾经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制定了一个25年的计划，想要通过操控不同层次的政府职位，未来竞选总统。他发现本来宣称要致力于帮助社区处理帮派暴力、青少年辍学、少女怀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问题的组织，却始终在让那些人依赖于政府。他把这称为“奴役制”路线。

“当我对组织中的其他人提出质疑时，他们却反问我三个问题。‘一、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下届候选人还有什么可去解决的呢？二、你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多少资金进入我们城市吗？三、你知道这些问题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吗？’我当时在想，这些人是在明确告诉我要从社区人们的痛苦中、帮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残杀等中赚钱？”

他表示，如果花时间，看看该党的投票记录就能发现，他们想让人们失望、受到压迫、陷入贫困，因为他们可以从中牟利。这促使他后来离开了该党。[6]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有40年历史的自由主义团体“当前社区组织改革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简称ACORN）被揭露伪造了数千选民登记表。[7]

2009年这个团体再次传出轰动全国的丑闻。该团体打着维护正义、捍卫低收入居民权益的口号，以协助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住房、选举等工作的名义，得到巨额政府资助金和联邦纾困款。两位调查者乔装成“妓女”和“皮条客”到ACORN在全国几个大城市的办事处“寻求帮助”，并秘密录像。录像显示，ACORN员工教他们如何用假公司、假身份来开设妓院，教他们如何洗钱、藏现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谎、逃税漏税等。尽管ACORN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因为名声已经太臭、影响太坏，最后丧失经费来源，一年后关门。[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来相当动人的政治许诺，但最终结果却可能毁了民众的未来，比如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研究发现的“柯利效应（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杂志这样概括柯利效应：“政客或政党通过实施某些政策，扼杀和窒息经济发展，从而使选票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取得长期的主导权。与人们的直觉相反，使一个城市更贫穷反而会把一手制造贫穷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体而言，政客可以通过扭曲的（左倾的）财政与税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论，比如给工会、政府项目和一些少数企业税收优惠，而给其它企业和富人增税，这样，受益者（包括穷人和工会等）就会慢慢依赖给予他们优惠的政客或者政党，从而在竞选过程中通过选票和捐款给予该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来支持政府项目的高税收迫使富人和企业离开这个城市，进而减少了该政客或政党的反对者。这样，政客或政党地位长期稳固，但城市的税收和工作机会却逐年减少，甚至最终走向破产。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应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美国十大最穷的、人口在25万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倾政策影响。如今左派占官场绝大多数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危险。[11]

左派还重新定义语言。比如“平等”，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机会的平等”，然后公平竞争，让强者胜出，而左派则指的是“结果的平等”，即无论一个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应该和别人一样。保守主义者认为“宽容”是对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包容，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能够宽和大度；而左派则将“宽容”理解为“对罪恶的容忍”。其它对于自由、正义等的理解双方都存在很大差异。支持同性恋、男女同厕、大麻合法化等败坏人伦的行径被冠以“进步主义”的名号，仿佛真是道德的进步，事实却是在破坏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这也是左派变异人道德观念的手法，是共产邪灵的目的。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中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但当今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高税收高福利、“集体主义”、“大政府”、“社会民主”、“社会公平”等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并付诸实践，这跟共产邪灵的谎言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不了解共产国家的残暴历史，一味向往、追求一个虚幻的理想，而被改头换面后的变种共产主义所欺骗，在不知不觉中走上被毁的不归路。

5. 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政治的必然结果

共产极权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毋庸赘言。非暴力共产主义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扩大政府权力，加大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最终将走向极权体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产极权的国家，人们也随时可能失去各种自由，处境十分危险。更为可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利用科学技术，把对个人的监视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缔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确立的传统价值生活，神还引领人发展出基于传统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是连接人与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础上派生出一套社会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给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人通过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政治后，对美国的自省、对邪恶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等方面非常赞赏，他认为美国的伟大在于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12]

共产邪灵要的是极权政治，让人反传统反道德，扼杀人信神向善之路，让人从神的子民不知不觉地变成魔鬼的子民，听从魔鬼统治。在共产党国家里，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经济、教育、媒体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须唯共产党马首是瞻，协从共产党“假、恶、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将违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要么沦为在最底层挣扎的“贱民”，要么干脆就是死路一条。

在自由社会中，政府也在向极权化发展，逐渐变成无所不包的大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实现中央制定的方向并控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而现在西方政府通过国家财政、税收、金融等宏观手段干预和控制经济以实现政府计划的程度越来越强，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西方政府管理范围扩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经济、文化、能源、交通、通讯、旅行等等。从中央行政权力的扩大，到地方政府对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烟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已经造成政府部门全方位的权力膨胀，对社会的强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强制全民购买健康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个人权利。

极权政府以“政治正确”为借口，剥夺人的言论自由，规定人们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有人公开否定邪恶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论”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对“政治正确”，轻则被孤立，重则被开除或解职，甚至遭到恐吓和人身攻击。

用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的道德标准，再用法律、规章和舆论等强制执行，用强大的压力在社会上制造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从而扼杀人的自由意志，取缔天赋的人向善的自由──这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实质。

2）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党派，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政策方法上没有本质的区别。生活在共产国家的人来到自由世界，都对西方社会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从小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到养老都有国家资助，认为这里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16世纪法国著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曾预言：“届时玛尔斯将统治世界，说是为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福利社会，不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搞的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吗？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过错，但政府高福利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强征税为基础的，而且福利本身就会造成诸多问题。

英国法学家迪塞观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13]

北欧模式的社会主义福利被世界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繁荣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欧，整体税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世界最高，几个国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论者指出，政府搞的社会主义医疗福利有六个致命问题：无法持续，免费的东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没有奖惩，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干多干少报酬都一样；造成政府大量亏损；人们钻制度的漏洞进行偷窃、滥用并进行地下经济；国家通过医疗制度决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乱。[15]

2010年，一个叫约拿斯（Jonas）的人在北欧某国的一个急诊室里不得不自己给流血的伤口缝合。他首先去了门诊，门诊关门，到了急诊室等了三个小时，伤口一直流血却没人处理。但他对自己采取的不得已的救护举动最后又被医院工作人员作为犯法而举报。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真实的情况比这还恶劣。因为免费的医疗人人都想要，造成资源被滥用；“资源有限”与“免费”两者造成大量供求无法匹配，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龙现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于被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变相惩罚。

这还不只是效率问题。更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办，看似是一种享受，换个角度看其实是对政府的全面依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这种程度，走向极权体制易如反掌。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点痛苦。”福利国家可谓其睿见的最佳注脚。[16]

3）纷繁法律为极权铺路

极权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却给恶留下了空间。人们想用法律来解决人作恶这个问题，正中魔鬼圈套。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国税法有7万多页，健保法近2万页，连法官和律师都无法通晓这么多法条，更遑论普通人。联邦和全国各州市郡县，平均每年通过超过4万条新法律，可谓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触犯法律，轻者罚款，重则坐牢。

从钓鱼可以使用什么样的鱼钩，到在公共场合喝汤不许出声，都受法律管制。美国西部某州颁布一项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据新规定那些达不到严格要求的大屏幕电视将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胶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后院加个凉棚都要得到政府许可等等。

过于繁琐的法律会模糊人的道德观念。由于法律太多，很多法律违背或远离人的道德直觉，造成了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人们想做一件事时，只问合法与否，而不关心是否合乎道德。长此以往，共产邪灵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识形态制订为法律，将变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难以约束人的心灵。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当恶的力量大行其道时，法律也无能为力。法律越订越多，大政府通过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们忽略了社会问题是魔鬼放大人的恶造成的，反而觉得可能是法律出了问题，从而走入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社会推向极权主义。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极致

极权主义使用国家机器、秘密警察监控民众，而现代科技把对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让人不寒而栗。

《商业内幕》近日总结了中共监控公民的10个方式：[17]

1.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从茫茫人海当中抓到目标

2. 让群聊管理者监听人们

3. 强迫公民下载允许政府监控公民手机照片和视频的应用程式

4. 观察人们的网上购物

5. 警察戴着具有脸部识别功能的眼镜在人潮汹涌的地方（比如街头和火车站）搜寻目标

6. 在火车站安装机器人警察，它可以扫描人们的脸部，并跟要抓捕的人比对

7. 使用脸部识别技术抓出乱穿马路者

8. 随机截停行人，检查他们的手机

9. 追踪人们的社交媒体帖子，顺藤摸瓜找到用户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预测软件汇总人们的资料，标出那些当局视为具威胁性的人物

《金融时报》刊文指出中共社会信用系统的险恶用心：它不仅使用大数据来衡量信用得分，还要量化全体中国公民的政治倾向。文章说，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通过重新调校，产生“爱国”分数──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分数。[18]

随着档案机制和大数据化结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从或者分数低者会失去工作；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通部门将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可以直接拒绝为他提供治疗。

今天，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公共场所和马路上，监控摄像头随处可见，可以在7分钟内从14亿人中找到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手机上微信等监控软件使得监控“登堂入室”，带着手机的人毫无隐私可言，让人无处可逃。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政府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自由社会政府如果继续左倾，民众将面临同样可怕的被监控的命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6. 共产邪灵把西方置于危险的全面战争之中

由于共产邪灵的渗入，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动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对拥有传统政治主张的人进行阻击。这种状态用“战争”来形容，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

在近代美国，虽然也可能出现选举期间言辞上的激烈对抗，但一旦大选完成，便开始疗伤阶段，弥补裂痕，开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纵观今天的西方政界，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强烈的对抗与撕裂，政治秩序显得畸形而令人担忧。政坛人物、不同党派间互相指责甚至攻击，政策上进行阻挠；民间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暴力趋势明显。

在政府内部，选举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开始谋划以不同标准对待不同党派候选人。选举结束后，左派阵营又开始发起诉讼，意图夺回大选。新总统上台后，属左派政党的美国西部某州州长表示，现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总统的“龙卷风”。该左派政党高层承认，一支愤怒的自由派大军要求他们向新任总统发起一场“全面战争”，逢政府必反，务求以此重夺民心。[19]

左派试图以各种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问题上，左派很多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正常情况下，不同党派在具体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么严重，不同党派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希望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证。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护边界的建议遭到猛烈攻击，甚至有个别州还通过了“庇护城市”法案。这些法案禁止联邦执法人员查问移民身份，拒绝为联邦执法人员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体舆论上，左派占主导的主流媒体在总统选举前大量为左派候选人背书，因此选举结果令很多人瞠目结舌。选举结束后，主流媒体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种事件，把民众的注意力放在对新任总统的打击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闻扰乱民众视线。对新任总统的各种政绩，主流媒体几乎视而不见；对有严重问题的左派候选人，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是轻描淡写。

在正常社会里，不同团体或党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张，甚至可能发生冲突。但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最终双方会试图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只有受共产邪灵的阶级斗争思维支配，才会时时事事以战争心态进行斗争，认为与对手绝无和解与合作的可能，必须彻底打败对手，全面推倒现行体制。

这种全面战争体现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与媒体舆论的全面对抗，带来了深度的社会撕裂，极端行为与暴力行为数量上升、范围与规模扩大。这正是共产邪灵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2016年，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85%的受访人认为国家比过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认为美国人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大为分歧。[20]

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或者文化，虽然各个宗教的教义不同，但是非善恶的标准是相近的，这使得即使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各个种族也可以和睦相处。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分裂的时候，国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结语

人往往有弱点和恶的一面，对权力、财富、名声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恶，在各国内部造成了一个“魔鬼代理人”体系。国家如同人体，各个机构如同人体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职。如果国家的各个机构都渗透了有意或无意的魔鬼代理人时，就如同外来的意识代替了人的灵魂，或者说，外来的意识直接操纵了人体。

如果有人让整个社会摆脱魔鬼控制时，这个系统很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反抗，如运用媒体抹黑，搞人身攻击；用误导的信息混淆大众视听；让各个职能部门不配合，使得政令成为空文；用大量资源去支持反对派，使社会陷入分裂和争斗；甚至用各种方式制造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动荡，让不明真相者把矛头指向反对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这个系统的缔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虽然可能做过坏事，但是并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

政治因为其掌控的国家力量、私人力量所无法匹敌的天量经济资源及干预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为万民造福；滥用之则会造下天大的罪业。本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帮助人分清善恶，识破魔鬼的奸计，让政治回归正途。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我们往往认为社会太复杂，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当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时候，谁会有能力去管别人呢？”[21]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权柄，需要回归到以传统价值为基石的正道。人类得到神的佑护，才能不被魔鬼操纵，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与被毁灭之路，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下载印刷版：《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套上、下册（2.1MB）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7/184224.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九章 经济篇：魔鬼的诱饵（上）、（下）

目录

引言

1.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1）变相的社会主义
（2）高税收的现状
（3）高福利的现状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2.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3.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

引言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鼓吹以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共产主义公有制狂潮席卷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积的国家。

1990年前后，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许多东欧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回归市场经济。一些本来不是共产党执政但信奉社会主义搞国有化的国家，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贫穷与痛苦之后，也不得不开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共产邪灵在全球攻城掠地，为的就是要统治世界。这些国家一个个地抛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是证明共产邪灵失败了呢？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共产邪灵的特点之一，就是为了最终目的而毫无原则，变化多端﹔它的“原则”随着需要任意变动，对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达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

仔细剖析当今世界的经济状况及其背后的实质，人们不能不惊讶发现，共产邪灵的魔爪早已伸进了经济的每个角落。在各种空幻的美好愿景下、在对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国的经济正在一步步脱离自由经济的轨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于共产邪灵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实面目，思考并制定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1.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人而言，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对社会而言，则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1]为达到此目的，共产邪灵在共产国家采用了暴力和屠杀的方式。而在自由社会里，暴力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市场，因此共产邪灵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种变相的社会主义形式，分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渗透整个社会，在表面上并不那么容易辨别。

目前西方国家的很多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叫的名字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积极干预等。

1）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福利。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从共产国家来的人感到这里更像共产主义。

（1）变相的社会主义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等于把大量私人财产强制拿到国家手里，由国家统一进行经济活动和财富再分配，其实质是变相、渐进式废除私有财产。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2）高税收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2]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3]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他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纽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现状

自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5]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6]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蚀道德、加剧贫富阶层矛盾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着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力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8]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10]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11]

（5）福利制度造成“贫困文化”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12]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13]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魔鬼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14]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15]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16]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17]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18]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Walter E.Williams）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成为推高黑人贫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恶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19]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working poor）。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众变成票仓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像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2）西方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

（1）国家干预的现状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2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21]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2）国家干预的后果与实质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3）社会主义经济将导向共产极权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22]

本书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他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魔鬼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魔鬼便心满意足了。

2.中共模式──社会主义怪胎经济

中共在经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来的穷苦之后，不得不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搞起了所谓的“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中共在搞资本主义，其实不然。

1）共产邪灵没有放松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对经济部分松绑，部分引入市场机制、允许一定的私营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魔鬼放松了控制。相反，这只是邪灵利用来维持自身生存与欺骗世界的手段。

中共经济模式完全是一个怪胎，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畸形结合。在经济层面虽然有部分是私营企业，但中共从来没有许诺给民众永久的私有财产，因此，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从根本上仍然是国家占有，是公有制经济。同时，中共利用国家权力，高度控制一切经济运行，仍然存在庞大的国家计划，属于权力经济。市场只是被国家利用来推动经济的一种手段，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不存在与市场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法治精神，汇率不能自由调整、财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运作。中共为了刺激出口而对企业实行政府补贴和出口退税，旨在用低价打败竞争者，扰乱了正常的世界贸易秩序。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政治需要，企业、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经济资源是政治的附属物，可以出于政治理由被随时剥夺。正是看到了这些原因，欧美市场经济国家长期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资本主义的营养养肥了社会主义的肌体，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死死抱住共产主义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钱，对民众实行了更残酷的打压与迫害。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发动了对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针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无硝烟的另类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2013年，中共投入镇压百姓的所谓“维稳费”已经超过7,000亿人民币。

2）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GDP增长，让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让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学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称赞极权体制的高效性。其实，中共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凸显了不道德的权力经济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增长跟以下几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对公有制经济的松绑、对完全中央计划经济的抛弃、私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复兴，让中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中国人勤劳、聪明，但被共产党几十年束缚了手脚，都弄得穷怕了，想要挣钱的愿望一旦释放出来，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资金与技术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原有的公有制体制积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开发的土地、劳力与市场，相当于未标价的黄金。后者可以说是干柴，前者是油和火，两者结合，就燃起了中国经济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权统治，这把火本该烧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国经济早就发展起来了。

流入中国的西方资金规模之大，是外界难以想像的。据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亿美元。[23]从1979年到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高达16,423亿美元。[24]

第三，西方国家还给予中共特别优惠的贸易地位与广阔的市场。2000年5月，美国决定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打开了大门。

第四，中共经济发展采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过血汗工厂，拼命压榨工人、农民，血腥强拆、一切只为经济增长开路，不顾环境污染与长期危害，在短期内占尽成本与速度优势。

中共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与市场、有利的贸易条件、国内的廉价劳力与低成本，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美中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一年800多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亿美元。

最后，中共作为世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赚取巨额外汇，以国家战略的模式来盗取知识产权，以图科技上弯道超车，用尽投机取巧的手段，造成“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也是对正常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中国每年假冒商品、盗版软体和盗窃商业秘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达2,250至6,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中国广泛存在的专利侵权。报告称，在过去三年里美国的知识产权被盗窃损失了1.2万亿美元，绝大部分是中国造成的。[25][26]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2015年11月份的报告显示，每年电脑骇客造成的经济间谍损失有4,000亿美元，90%来自中国。[27]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松绑，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财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经济行为造成的。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不意味着中国走的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有时把中共的这种不道德共产极权经济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在为中共贴金。在中共极权之下，经济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场经济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经济模式给了世界一个假象：动用国家力量可以快速发展经济，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因此让各个国家竞相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经济模式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视其造成的人权灾难与道德堕落的后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大错特错。

3）畸形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

中共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危机。共产邪灵就是要让中国在展现经济实力的同时，道德全面堕落下去，用经济来败坏道德，用经济来掩盖道德败坏，让人们在洋洋自得享受经济利益时，不知不觉走到毁灭的边缘。

时下的中国，假冒伪劣有毒食品泛滥成灾，黄毒赌黑肆意横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诚信危机、贫富差距、官匪一家、社会冲突、司法不公、见死不救……权力经济下的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权钱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小官大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贪，几十亿几百亿地侵吞国有资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腐败和道德堕落。

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更是震惊了全中国与全世界。2岁女童王悦（乳名“小悦悦”）被一辆客货车撞倒，司机不仅没有施救，还继续开车碾压离去，后面的车辆继续碾压，前后有18名路人经过现场，没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终因未及时施救而死亡。有国际媒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丧失道德的经济发展，是混乱的、不可持续的、灾难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经济造成了生态危机，加剧了社会冲突﹔没有诚信的社会大大推高了经济成本，当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拖垮经济﹔不道德的国际竞争也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开始为此买单，进入收缩期。中国的经济是魔鬼暂时营造的海市蜃楼，中国只能被称为“强大”的弱国。经济上急功近利制造的表面繁荣，就如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因为道德的全面沦陷与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而毁于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现有经济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因为共产邪灵本来也不在乎，也不会让中国的经济真正健康发展，毁灭才是其真正目的。

3.社会主义把欠发达国家带入死胡同

1）前东欧国家共产经济阴魂不散

当今世界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搞隐形的社会主义、中共继续搞社会主义的怪胎经济，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罪恶没有彻底清算，导致共产阴魂不散，人们的心中始终还装着共产主义。这又会反映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仍然保留了相当大比重的国有企业与高福利，还有高度的国家经济干预。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又都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死灰复燃制造机会，左翼政党变得相当活跃。怀念昔日的共产主义的情绪弥漫在前东欧共产国家里，[28]可以说是共产经济的阴魂。

2）第三世界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

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宣称奉行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留下了一个个烂摊子。最近的例子还包括委内瑞拉和辛巴威。

委内瑞拉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却是经济萎靡、饥荒肆虐、犯罪猖獗，绝望的气息到处蔓延。辛巴威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今天却陷入了彻底的灾难，通货膨胀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把一个富庶的国家坑破产

委内瑞拉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长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有这个地区最高的人均GDP。[29]该国当时相对自由的经济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练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对产权的保护，使它从1940~1970年间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30]

1999年新总统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搞国有化运动，最终把委内瑞拉的经济搞垮了。该总统曾公开宣称要搞“21世纪社会主义”。[31]

搞社会主义就是对许多私营企业进行征用或国有化，包括石油、农业、金融、重工业、钢铁、电信、能源、交通运输和旅游业，这一进程在该总统2007年再次当选后尤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间征用了1147家俬营企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生产性部门关闭了，取代它们的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投资者也被吓跑了。国家征收私营企业破坏了生产部门，从而导致委内瑞拉更加依赖进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预，包括外汇管制和价格管制，最后遇到油价下跌，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这幕惨剧归因为石油危机，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七个其他国家比委内瑞拉更依赖石油，这七个国家在2013~2017年都出现了经济成长。[32]

问题的根本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上：委内瑞拉的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的十条要求。[33]委内瑞拉的悲惨景象，是共产邪灵造成的经济祸害。

辛巴威：从“非洲的面包篮”到大饥荒

辛巴威于1980年正式独立后，选择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要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该国首任总统年轻时，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他的游击队曾受毛泽东思想指导，并获得中共政府的无条件援助，因此与中共关系密切。与其他宣称奉行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不同，它并未马上实行国有化。

2000年开始土地改革后，辛巴威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根据辛巴威的土地改革，白人的农场被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国黑人和政治关系良好的人，这项计划导致辛巴威的生产急剧下滑。辛巴威中央银行试图加印钞票以摆脱危机，恶性通货膨胀从此生根。

辛巴威央行的数据显示，2008年6月该国的年度通货膨胀达到2.31亿%。2008年11月中期，这一数字达到顶峰，几乎突破800亿%，官方甚至放弃了月度统计数据。一年后，辛巴威元对美元的汇率高达35千万亿:1，辛巴威被迫放弃使用本国货币。[34]

共产邪灵在这个世界肆虐，人们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看到其带来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危险。它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正在显现，在发展中国家已经造成惨痛的现实。人们必须切记：不管魔鬼是否在经济上带给人一时的舒适与满足，它的本性不会改变──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堕落和生命的深渊。

4. 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赋予人智慧和体力，也给了人通过付出劳动得到正当物质回报的生活状态，让人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这些权利自然也包含对财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这就是要实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天理、违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

美国反共运动先驱、思想家弗莱德?施瓦茨在《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访问者在前苏联和美国的汽车厂进行的两段问答。[3]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角落上停有三辆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的那几辆汽车呢？”

工人答：“我们拥有它们，不过其中一辆归厂长用、一辆归党委书记用、一辆归秘密警察用。”

同一个访问者又来到了美国的一个汽车厂，问工人同样的问题。

问：“谁拥有这家工厂？”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那谁拥有工厂用的这块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问：“谁拥有工厂制造出来的这些汽车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拥有。”

在大楼外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国轿车。访问者问，“谁拥有停车场上的那些汽车呢？”

工人答：“噢，那些车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展示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带来的结果。在公有制下，各种资源被国家占有，劳动成果也被国家占有，因此，没有任何激励机制鼓励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也没有个人财富所有权带来的负责精神。公有财产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为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在实践中，必定是由特定个人和阶层所有，最终形成特权人物与特权阶层。

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产动力与活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效率低下、过度浪费与生产倒退。从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再到柬埔寨、朝鲜，公有制带来的是饿殍遍地，千百万人死于人为的饥荒。

私有制符合人劳动求生的天性，如同顺水推舟；公有制违背这种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恶，私有制有助于发扬人性中的“善”，促进人的勤劳和节俭，公有制则放大人性中的“恶”，加剧人的妒嫉和懒惰。

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文明的增长依赖于重视私有财产的社会传统，这项传统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扩展秩序。现代文明及其所有习俗和传统会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发秩序，所以一切试图控制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的系统的根本性行动（如社会主义）都存在致命的自负，注定会失败。[4]

如果说私有制与自由不可分割，那么公有制就与强制和极权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资源收归国有，等于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奴隶。任何人都必须听党的指挥，任何与政权不一致的思想与声音都可以通过经济惩罚轻易扼杀，人们没有任何办法抵御国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极权，它是共产魔鬼套紧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由此，人们彻底丧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产政权的邪恶道德标准行事。

有人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就打开了灾难的大门。诚哉斯言。

2）计划经济是注定失败的全能型权力经济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以及产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强制性指令性计划来进行，这与正常的企业计划或个人计划截然不同。

计划经济有着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汇集庞大的数据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产安排。而对一个国家，尤其是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相关信息的数量是一个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如前苏联物价局要制定2400万种商品的定价。[5]对这么庞大的信息的计算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与人本身的复杂性、变动性并不能通过统一的计划经济来解决。[6]即使采用现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这些天量信息，也面临无法把人类思想活动纳入输入变量、无法获得完备输入变量的困境。

经济学家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著名论文《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指出，由于没有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此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7]

其次，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靠权力来掌握各种经济资源并决定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计划过程中必然要求一个绝对的权力来发号施令，所有环节都充满强制的因素，是一种权力经济。权力经济必然要首先满足政府的需要、满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当生产不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时，国家权力必定要践踏与扭曲经济运行，从而造成各种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权力扭曲经济运作，注定要失败。

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是无法分割的一体。正因为国家计划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发生问题时，也必然面临来自民众和政府内部的质疑。掌权者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政治高压”和“政治清洗”就变成了必然的结果。毛无视经济规律，强行计划出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三年大饥荒，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这成为他后来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

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恶果在中国国企现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由于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吸血，被称为“僵尸企业”。据报导，中国有15万家国有企业，除了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企业，其它国有企业的盈利微乎其微，亏损严重。截至2015年末，它们的总资产占据GDP的176%，总债务占据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经济学家认为，僵尸国企绑架了中国经济。[8]

与此同时，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了经济人的自由，由国家替他们进行强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质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与机器，由共产邪灵掌控他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关进了无形的监狱，强行取缔神给人的自由意志，改变神给人做的人生安排。这是共产邪灵经济反神反天理的体现。

5. 马克思主义“剥削论”是颠倒善恶煽动仇恨的谬论

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如果某公司的老板今年投资1000万美元，公司出售产品收入1100万美元，那么这100万美元的利润都是由公司的员工创造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不创造价值（公司的店面、货物等生产资料也是由资本转换而来），它只转化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员工创造的价值（1100万美元）高于公司的成本（包括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多出来的利润100万美元，就是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老板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于是宣称，自己找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原罪──剥削。资本家投资办厂、开公司当然要赚取利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剥削无产阶级。剥削这种原罪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它属于整个资产阶级。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这种剥削的罪恶，必须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把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全部充公，建立一个公有制社会，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划分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也就是占有资本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资本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从古至今，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个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代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买股票拥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这样随意转化，这种划分除了挑起斗争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它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欺骗人们用它编造的标准来替代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来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资本来衡量。只要是资产阶级就有罪，因为他通过资本剥削了无产阶级（工人）。因为无产阶级属于被压迫的、被剥削的，因此他们天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论他们如何对待资本家都可以趾高气扬。这实质是把拥有财富变成了罪名、把抢劫财富变成了正义、把暴力抢劫合法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善恶，煽动人去作恶。共产党在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一路抢地主土地、抢资本家工厂，甚至不惜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灭绝人性，最后抢劫全民财富，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指导下造成的。而传统的道德规范、信仰、圣人贤达，则都被打上“剥削阶级”的黑印，变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对象。

马克思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与哲学界都受到广泛批评。[9]这里仅举数例说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荒谬。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谬论。商品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固有客观属性，很多时候是人类根据需求和供给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经研究过价值的来源问题。与马克思片面的价值一元论不同，现在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参与创造价值的有多种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投资风险等等。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生产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整个生产链都不可或缺，他们也都对创造“剩余价值”作出了贡献。

举例来说，假如某资本家打算投资100万美元雇用两个工程师设计制造某款新玩具，同时又雇用了一个市场开发人员推广这款玩具。两年后玩具广受欢迎，资本家大赚5000万美元利润。是这两个工程师和市场开发人员投入了特别多的劳动时间，创造了这50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价值吗？显然不是。这款玩具能够成功赚得千万利润是因为玩具的创意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资本家的市场眼光、组织管理能力、冒险的勇气等等也都构成了这款玩具的价值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这款玩具的创意是来自于其中一个工程师，那么5000万美元利润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程师的创意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这个工程师如果认为他的创意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价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中这种竞争最终会达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润的公司。此外资本回报具有滞后性（两年之内资本家必须节省花费，不能消费这笔钱），也属于投资者的付出，得到额外回报也是正常的，这和出借钱会得到利息是一个道理。

参与决定商品价值的还有很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因素只有在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参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某些情况下，价值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完全与所谓的社会劳动无关。今天价值千万美元的一颗钻石，在五千年前因为没有社会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从祖父那里继承的一块荒地，可能因为附近兴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发现了稀土矿藏而突然增值百倍。这里价值的增加并没有包含任何人的劳动。这种飞来的巨额财富有时也被称作Fortune（财富），包含了传统东西方文化中认为财富是神给予人的恩赐这样的正统理念。

为了论证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马克思炮制了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论，把人们通过正常经营致富的经济活动变成了负面的不道德行为，把恨灌注其中，煽动人去打碎现有的一切经济秩序与经济制度。

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其实是利益共同体，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你活我也活的关系，马克思刻意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绝对化、极端化、无限夸大化，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其实，资本家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工人当中也是如此。经济活动中，真正应该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坏、伤害正常经济运作的人，评判的依据应该是其道德品质与行为，而不是财富地位。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地位。工人可以通过财富积累成为投资者，投资者也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变成无产者，社会就是在不断变动着，如同江河里的浪涛一样流动。劳工与投资者在现代社会的角色经常互换，或同时兼具两种角色。他们把共同创造的利润投入生产，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造福广大民众。就连美国工会运动的创始人都说：“对于劳工能犯下的最坏罪行就是没有利润的公司。” [10]

“剩余价值论”这个荒唐的理论，把土地所有者、资本家的正常经营活动贴上了“剥削”的标签，煽动起无数仇恨和斗争，吞噬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6. 绝对平均主义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共产主义宣扬结果均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显得非常冠冕堂皇，让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则是勾起人的恨与妒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上，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富有、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轻松、条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能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体现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发生在人们尚未处于“平均”状态的时候，挑起人对自己经济地位的不满是魔鬼煽动仇恨的灵丹。它激发人的非分之想，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过不正当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极端情况下毁坏他人财物，用不法手段谋财害命，最恶的则是发动暴力革命。

马克思为了挑起人的不满，把社会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在农村是地主和农民，在城市是资本家和工人，让人们出于妒嫉而去仇恨对立的一方，让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农民穷，怎么办？抢！地主凭什么富，要富大家一样富。于是，中共号召农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强抢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杀掉，还要斩草除根。共产党首先煽动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来闹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1] 接着强迫所有农民都起来与地主进行阶级斗争，数百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二是主要发生在基本处于“平均”状态的群体里。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谁出头就打击谁，做多做少一样，做与不做都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一样，然而人的个性、智力、体力、道德水准、职业、分工、教育、生活环境、吃苦耐劳的程度、创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样，对社会的付出也不一样，怎么能够追求结果一样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产主义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国古人说：“天道酬勤”，上天会按照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给予相应的酬劳。绝对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绝对平均主义之下，做好做坏一个样，勤劳懒惰一个样。懒人变相受到照顾，勤劳有能力的人被变相惩罚，甚至被怨恨和仇视，每个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齐，形成“经济向下拉齐”的畸形现象。这实际是要每个人都变懒，都等着别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车占便宜，或者不劳而获，或者去拿别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没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齐”的现象。

驱动“绝对平均主义”的恨和妒嫉是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毒根。人性中善恶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说，东方文化讲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现为善良、能吃苦、能为别人着想；魔性表现为自私、懒惰、妒嫉、恶毒、强取豪夺、挑拨是非、煽动造谣、仇恨、发狂、淫荡、暴虐、草菅人命、不劳而获等等。共产经济故意激发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怠惰等恶的因素，让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抛弃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来，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激发出来，成为共产革命的原始驱动力。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道德是人类繁荣的基础。对那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12]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认为，经济繁荣与道德并肩而存。只有人们在经济中按照道德原则行事，自由市场与经济才能良好运转。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坚持遵循被我称之为‘首要原则’的信条，那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道德与价值观……这个国家的发展将永无止境。”[13]

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各国带来的恶果并不令人意外。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抢夺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强化了魔鬼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恶感，强化了他们无偿占有带来的洋洋自得的满足感，这正是魔鬼诱惑人的地方。

2）推广经济平权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

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西方社会轰轰烈烈呼唤“社会公正”，出现“最低工资制”、“纠偏行动”、“同工同酬”等诉求。这些诉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结果的平等，背后隐藏着共产邪灵因素，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魔鬼的陷阱。

这些诉求的鼓动者背后的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弱势群体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这些运动煽动不满。如果做成了就得寸进尺，提出新的平权诉求，永远没有尽头。如果没做成，就把它当成公共舆论战，继续煽动不满，加强人们的平权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由于邪灵煽动不满是在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一旦这些不满发生共振，同时爆发，就将为更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作好准备。背后的操纵者总是能够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势的一部分，然后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这个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不达到“绝对平均”绝不罢休。那些所谓“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邪灵走向共产主义的踏板。西方自由国家在共产邪灵的操纵下被共产主义蚕食，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实践中，那些具体措施往往又事与愿违，本要保护的对象反而遭到歧视和打击。比如最低工资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权利，但却导致很多工厂考虑成本太高而不再雇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业。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积累攀升的过程。如果一味强调最低工资，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通过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的训练走向报酬更高的职位的机会。工资水准一刀切既违背经济规律，也导致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度。

再如经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为借口，要求社会改革。他们援引统计数字，声称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资低于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资，而女性的平均工资也低于男性的平均工资，这种收入差异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结果。事实上，这种笼统的比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个类别中比较，结果会完全不同。有学者研究发现，男女双方教育水准都是大学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类白人家庭高。[14]只不过这样的黑人家庭比例较小，所以会看到总体平均工资的种族差别。这种同类比较本来是常识，但是当共产邪灵在背后煽动斗争的时候，人们却表现出选择性的失明。

邪灵并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号把人类带上共产之路和毁灭之途。

3）工会是共产邪灵安插进自由社会的钉子

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如今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会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来自称帮助工人阶级“谋福利”的工会，为何反而成了损害工人利益的罪魁？这一点我们从工会的历史和“使命”发展演变来看就很清楚。

工会起初是由无技术和低技术劳工自发成立的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帮助调节、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共产邪灵则把工会作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论述工会问题时很明确地提出：“争取工资高、工作时间短的斗争，以及今天的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15]

列宁认为，建立工会和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工会将成为党的支柱和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宁还提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立起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日常的工作说服群众，说服他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16]

在19世纪中后期，共产主义和左翼势力利用工会煽动工人大规模罢工，有时提出苛刻要求，甚至采用暴力手段，捣毁机器、厂房等，成为共产主义运动打击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共产邪灵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才能从乱中取利，混水摸鱼。

1905年10月，俄国工人举行全俄政治大罢工，参加人数达170多万，使全国经济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更激进的工会组织，被列宁称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将成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说，1917年十月政变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工会组织。[17]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也被共产邪灵广泛渗透和利用。工人与资本家本是共生关系，共产邪灵则要拚命挑起、扩大、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工会。工会把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上升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强化固化这种对立关系，并以此为自身的存在制造合法性。为此，不断煽动工人的不满，指责资本家的问题，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诀。

工会也许可以让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从长远的经济利益看，被共产主义主导的工会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为如果资本家的企业被整垮了，损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会是在给工人争取更多好处，但是却让企业失去竞争力。具体来说，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工会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借口，使得企业很难解雇不好好工作、业绩不好的员工，无形中助长懒惰、不思进取的风气，这对于好好工作的员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击其积极性。公司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员工，工会为不良员工提供保护伞的做法长期看会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第二，工会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为借口，不断推高公司负担，最终导致公司被迫降低研发投入，从而降低其竞争力，或者被迫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研究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工会的丰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车，而有工会的底特律美国汽车厂却无法与之相比。[18]

美国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埃德温?费尔纳（Edwin Feulner）评价工会“如同挂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负担──让公司失去灵活性，不能明智地对变化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19]

上述情形因工会垄断了劳动力市场而变得更加严重。它可以对企业决策施加很大的影响，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时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业不满足其要求，工会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斗争”，包括罢工抗议和煽起社会运动，让企业难以应付，陷入困境甚至绝境。

“联合汽车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车工人的工会，他们常常组织工人罢工。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会让工人的工资加福利达到每小时70美元，结果使美国汽车制造业几乎破产。[20]

由于工会引起的企业竞争力降低，最终会导致工作机会减少。从1977年到2008年，有工会存在的制造业工作机会损失了75%，而没有工会的制造业工作反而增加了6%。制造业之外的情况也类似。以建筑行业为例，美国的建筑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处于增长状态，没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来增长了159%，而有工会组织的建筑业工作机会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会是共产主义邪灵在企业内部搞平均主义的工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工会要求企业按照每个员工的工作年限（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龄”）获得相应的工资，而不看员工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工作表现。工会的最终效果是压低工作效率高的员工工资，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员工工资。[22]这与共产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一脉相承，等于在员工中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在企业范围内实施而已。这种对企业内部决策的干涉和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的破坏。其硬性宣传的给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终造成的往往是对企业的伤害、对经济整体的伤害。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工会家庭都不赞成美国工会，但他们不赞成的主要原因从未被工会媒体或工会大会讨论过。[23]

从各个方面讲，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了牺牲品，而共产邪灵在工会的运作中成了大赢家。从根本上，共产邪灵是要利用它长期渐进地摧毁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会、在“进步运动”指导之下的工会，演变成一个利益集团，类似于一个盈利的大公司，领导层有巨大的个人利益在里面，腐败现象常被人诟病。[24]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派在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做斗争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会正义”、要求“公平”，造成庞大的福利负担，对美国制造业、服务业、教育、政府部门的改革与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碍。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它会蛰伏起来，时机成熟时就会赤膊上阵，制造大的社会运动。工会是共产魔鬼在自由社会安插的一颗钉子。

7. “共产主义理想”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

虽然共产主义理论充满漏洞与自相矛盾，但很多人还是被欺骗诱惑，因为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理人马克思等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产主义的天堂美景，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这套说辞包括，“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道德水准极大提高”；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没有私有制，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统治阶级，没有剥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发展；人们过着美妙无比的幸福生活。这套骗人的说法当初曾经吸引了很多世人为之奋斗；现在的不少西方人，没有过在共产极权国家里生活的惨痛经历，不免一厢情愿地心怀幻想，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煽风点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所有设想，都只是空想。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产品将极大丰富。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需求也是无止境的，在人类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工作时间与地球有限资源的制约下，紧缺和匮乏是常态、是必然的。这也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限制，人们就不必去探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随意浪费，因为社会产品有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马克思主义声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水准极大提高。但人善恶同存，道德水准的提高需要正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与个人的努力修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的却是无神论和阶级斗争，把人恶的一面无限放大。人们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产党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来维护暴政、误导世人，反神、排神，使人们离神越来越远。当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正信、没有了自我约束时，道德只能急剧下滑。此外，马恩列斯毛，个个是暴君，狂妄、淫乱、毫无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准极大提高，更无异于缘木求鱼、天方夜谭。

马克思主义也宣称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共产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权力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而极权主义的权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资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都看到了特权阶级、贫富悬殊以及政权对普通百姓的压迫。

马克思主义欺骗人说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社会主义是权力经济，一切都看权力的指挥棒起舞，社会成员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各尽所能。而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何况是普通人呢？连产品极大丰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产邪灵也骗人说要让“社会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声称，分工造成异化。事实上，分工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证的，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分工带来的差异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会造成人的异化、单面化、非人化。从事各行各业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断提升道德，为社会做贡献，给他人带来幸福。

共产主义的经济观是一种反道德的经济体制，其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已在实践中被充分证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相的共产主义经济方式，也给社会带来各种伤害。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极权暴政、贫穷饥荒，而且无底线地煽动起人心中的恶魔，毁灭人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坏的逆流。

回顾共产主义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无情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动仇恨史、屠杀史与罪恶史。所有共产极权国家都是暴力杀戮最凶残的国家、人民最没有自由及基本人权的国家。他们穷兵黩武，搜刮民膏，肥了极少数的当权势力集团，却苦了工人、农民和广大民众。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意味着失去宝贵的生命，还有传统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产中国，道德已经堕落到了可怕的地步，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连活摘善良修炼人器官也变成了国家管控的一条龙的经济产业链。共产邪灵把人变成魔鬼，本该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成了杀人恶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该捍卫人权自由的国家，也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骇人听闻的罪恶置若罔闻，纵容姑息。

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主要靠原教旨共产主义理想成功引诱了很多无产阶级普通大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话，那么，随着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剩下的共产政权改头换面吸收并采纳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系统，近几十年来，共产邪灵则采取了新的招数，一改过去杀富济贫、强迫吃大锅饭的暴力共产主义形象，搞起了劫富济贫，强税收、高福利，财富再分配，高喊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一起过社会主义“好日子”，继续让世人上当受骗。

共产邪灵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并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热，用所谓美好的追求为借口，引导人不断偏离神对人的要求，变异人的观念，增强人的魔性，犯下各种罪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恶行。它让人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忘记人还有更高的、超越于尘世的永恒的信仰追求与生命真谛；它鼓动人洒下热血与汗水，收获的却是毒酒与白骨。它是引诱人类走向毁灭之途的诱饵，人类如不觉醒，面临的将是邪灵设下的更可怕的劫难。

结语：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人类带来幸福，但经济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经济发展路径背离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经济的灾难。当道德基础被摧毁的时候，经济的富足既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也不可能长久，更大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人民日报》在2010年的报导中承认，虽然经济在增长，国民幸福指数却逐年下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却是腐败横行、环境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财富增长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并行。

这反映出共产主义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人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人来到世间，神给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国人讲“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饭前祷告，感谢神赐给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财富来自神的恩赐，常怀谦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乐”。

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世界巨富亚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银行里的钱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对海难，他选择了遵守道德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原则，将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惊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货公司的合伙人斯特劳斯（Isidor Straus）则说：“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终拒绝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刚刚雇用的女佣艾伦?博德（Ellen Bird），选择和丈夫一起度过最后的时刻。[26]

面对保留巨额财富与保全生命的诱惑，这些巨富们选择了恪守传统的价值。他们的道义选择，彰显了人类文明与人性的光辉：高尚的人格，其价值重于生命，更重于财富。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们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财富和生活，由人的贪婪、懒惰、妒嫉等带来的经济问题就会极大削减。人能抑制私欲，共产主义的邪说就无法蛊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会得到神的赐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静、社会安定，这才是人应有的经济生活。

共产邪灵为毁灭人类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经济领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想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就要认识其阴谋，看清其谎言诱骗，不再对其抱任何幻想，同时回归传统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类将迎来持久的繁荣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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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8/184233.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将邪恶合法化和常态化

目录

1. 法律与信仰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3）利用代理人制定恶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赞美神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个人责任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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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与信仰

法律是维系公平正义的刚性力量，惩恶扬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义“善”与“恶”。在信神者看来，善恶的标准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经典很自然地成为法律的来源和根据。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顶部描绘了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同时也是正义之神）将法律授予汉谟拉比的情景，寓意着神选择了汉谟拉比，并赋予他依此法律统治臣民的权力。

《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对希伯来人既是神的诫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袭了这种传统。从公元4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到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再到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编撰法律的依据也都是“摩西十诫”和基督教的教义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体规定必须符合神规定的善恶和宗教教义精神，否则这样的法律就不该被遵守，并应被废除。上世纪美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思想来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罗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罗马的神或在犹太教堂里安置罗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宁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会遵守这样的法律，因其直接与“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相抵触。换句话说，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违背的标准。

“摩西十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四条论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即人当如何爱神和敬神，而后面的六条论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耶稣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其中人能够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义原则永恒不变，因此人间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够稳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才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国亦如此。历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须秉承天意，遵循天地运行法则，也就是黄帝、老子说的“道”。汉代大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的作用取决于它对普遍社会道德和信仰准则的遵从。他认为，法律与宗教虽然是两个领域，但任何一方的繁荣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会里，法律都需要借助人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以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3]

简而言之，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其权威性从“公平正义”而来，而“公平正义”从神而来，因此法律不仅是正义的，也是神圣的。现代社会的法律仍保留着很多类似宗教的仪式，也是藉由神圣性强化法律的权威。

2. 法律是共产国家暴政的工具

共产党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绝不会以正神的教诲作为其制定法律的依据。共产党也要割断与过去先民文化的关系，因此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这就使得共产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失去了维护公平正义的可能。

1）基于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国家恐怖主义

传统社会中，基督教讲“爱人如己”，儒家讲“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或家人朋友之间的爱，还包含着慈悲、怜悯、公义和自我牺牲等等。以此为出发点制定的法律不仅是神圣的，也体现着对世人的关爱精神。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囊括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所有争议和相应的判决，因此法律就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条文规则，还加入了所有参与者的主观因素，这要求法官必须从法的精神出发，做出体现善的原则的判决。

耶稣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痛斥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人，因为这些人尽管对摩西律法的字面规则严格遵守，却对律法中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稣则不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医、与非犹太人同席，是因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这种善的精神。

共产主义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它不仅仇视神，也仇视神给人创造的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传统。马克思并不讳言，他要将世界摧毁成一片废墟，并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样阔步前行在这片废墟上”。[4]

沙俄时期疯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册子《革命教义问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5]

涅恰耶夫明确表达出革命者对这个世界的仇视，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他使用“教义问答”这样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仇视世界的邪教。他宣称“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作革命者”。列宁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没有法律限制地动用国家权力任意屠杀、使用酷刑、连坐，实际上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极为暴烈残忍。这是共产主义原教旨国家走过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达数十万之多。第二个月就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拥有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从1918年到1922年，契卡杀人不少于200万。[7]

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万人”，以公开资料推算，死于苏共镇压和迫害的大约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1987年苏联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重新审理那些苏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员会中的一员。在调阅了几十万的卷宗之后，雅科夫列夫写道：“长期以来我总摆脱不掉一种感觉，似乎暴行的组织者是一批神经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这样的解释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雅科夫列夫的语言翻译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说，那些暴行不是出于正常人的思维，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精心策划的；不是出于对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狂热向往，而是出自于对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动共产主义的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邪恶。

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恐怖主义为苏联之后建立的共产党国家所沿袭，中国、柬埔寨、朝鲜为其中的典型。

在《九评共产党》第七章《评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列举的暴行更加触目惊心，仅仅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约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2）不断变化的是非标准

如果说，为完成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对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话，那么共产党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缘政治等为名与自由社会交往时，则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颠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后通过的，表面上是为了达成“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并不认真执行。

马克思毫不讳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共产党法律并不来自于神，也不是出自于对人的爱，更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在它之上没有神的诫命和人伦纲常，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即共产党的利益。而利益的随时变动，必然也带来法律的随时变动。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共在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为了抢夺全民的财产，在意识形态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在法律上设置了“反革命罪”，将所有抵制这种抢劫的人统统划为“反革命”，予以监禁甚至枪决。在完成了以“公有制”为名的抢劫之后，中共需要再把这些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本质上不过是要保护自己盗窃来的全民财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却并不能得到保护。层出不穷的“强拆案”就是政府对居民财产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国”，几个月不到，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大打出手，建立凌驾于“公检法司”之上的盖世太保式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及举国力量对法轮功完全不讲法律而实施迫害。

中共为掩盖其滔天血债，需要不断制造敌人以达到残酷镇压、威吓百姓的目的。镇压对象的变化，从地主、资本家到“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修炼者或维权律师，法律也必须一再改变。六十多年间，中共光宪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颁布后，又经过四次修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饰和美化，甚至于有时候连这种修饰和美化都懒得做了。

3）共产党绝不会认真执行法律

共产党为了展现“法治”、“与国际接轨”，在法律条文上还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绝不会被认真执行，譬如其《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

既然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随时制定法律来镇压和对付敌人，在共产党的法律体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

这种体系决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战了“统治阶级意志”（即共产党的利益），就立即成为“依法”镇压的对象，哪怕你是失业工人、转业军人、失地农民、维权律师，或者是哪个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师看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从来不如现实来得强有力。因为当你援引法律条文、追求条文所规定的正义时，共产党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跟你谈的则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们虽不懂文绉绉的学术语言，却会用赤裸裸的大白话告诉你，“法院是共产党开的”，所以就要听党的话。这些人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们在审理法轮功案件时流行的口头禅就包括“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党不让辩护的。”“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法院归共产党领导，要听党的。”“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别跟我讲良心。”[8]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在《论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多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于共产党的法律变来变去，有的部分可以执行，而有的部分绝不执行，因此这样的法律也毫无神圣性可言。更何况共产党这种基于“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过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来数不清的冤案，也成为所有继承“共产党”名号的统治者背负不动的血债──8,000万到1亿冤魂。

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最基本的常识出发，如果共产党要厉行法治，首先就面临着共产党本身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更不敢认真地执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 共产魔鬼变异西方法律

如果说，法律在共产国家是魔鬼可以随意玩弄、作为其用来维护统治、固化意识形态与打压百姓的工具，那么在自由国家，魔鬼的图谋则是颠覆法律的传统信仰与道德基础，变异善恶标准，争夺法律制定权与执行权，并确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准则与实践。本篇重点讨论作为法治国家领头羊的美国在法律领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法律与政治、宗教、教育等领域密切相关。在共产邪灵渗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无法幸免于被邪灵全方位渗透变异。

1）颠覆法律的道德基础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圣的，但随着共产党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广进化论、无神论，法律被切断了与神的联系，沦落为一种工具，一种人与人之间报冤复仇、解决纠纷、讨价还价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为信仰来源被切断，法律的精神开始偏移，从维护公平正义，偏向为以人的观念和欲望为依归，这让背后的共产邪灵可以利用代理人在变异观念思维下通过它所要的法律，实现其毁人、毁社会的目的。

以美国为例，受共产主义深度影响的“社会公正”、“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改变着社会道德观念，也冲击着法律的道德基础。在实际运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谓“自由”、“进步”、“宽容”的口号，偷换概念，排斥与摧毁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础，从而影响何种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释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传统信仰认为婚姻是神明确规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同性“婚姻”违背神的教诲，是不道德的，这必然影响到法律对婚姻的定义与解释。如果坚持道德源于神的诫命，那么道德不会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变的上位法做依据，如果某种行为两千年前依照神的诫命被视作罪恶，今天也应当如此。自由主义则排斥传统信仰与道德判断，将道德视为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世俗约定，于是婚姻被视为自愿结合的“契约”，对“同性婚姻”的认同被视为符合“进步”或“自由”的原则，这样自然会导致法律的变异。

魔鬼利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让法官把传统道德和法律分离。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个堕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对此表露得最为直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堕胎违背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10]

大法官们在此强调的是，“自由”是法律的关注重点，而不是我们的道德原则。这实际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则分离。美国国父们定义的“自由”，其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人类的普世价值不随文化而异，因为其来源是神（《美国宪法》中所说的“创世主”）。背离普世价值片面放大所谓“自由”，是魔鬼变异法律、引诱人堕落的手段。

2）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

法律效力的实现要经过一整套环节，包括立法部门通过法律，行政首脑签署法律，法官通过法律进行裁决，执法部门执行法律。这中间，教育界、媒体业、法律界，甚至娱乐业等领域的不同团体与个人也都参与其中，影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共产邪灵在各个领域寻找其代理人，争夺法律制定与实施的控制权。因此受共产邪灵影响和利用的政治团体千方百计要把思想与其一致的人送进相关部门，争夺政治首脑、法官、检察官、司法系统的重要职位。

比如青睐自由主义的总统会千方百计任命与其观点相近的大法官，影响法律裁决，或使用行政权侵蚀法律。某总统任内总计对1385名囚犯减刑，同时赦免了212人，成为自杜鲁门总统之后宽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总统（美国历史上任期内赦免数量最多的也是倾向自由主义的总统）。[11]他离开白宫前，曾签发特赦令一次缩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数获得减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万份美国军事机密文件的人。此人于2013年认罪，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由于总统特赦，只被关了4年就出狱了。虽然赦免是宪法授予总统的合法工具，但惊人的特赦数量无疑是在侵蚀法律本身惩恶扬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的《约翰逊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在进行若干活动时将丧失免税地位。这导致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

共产邪灵还操纵各类政治团体，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改变检察执法。一个由进步主义政治金主和团体送上位的地区检察官上任第一周就一口气解雇了31名检察官，呼吁要终结“大规模囚禁”，还下令其办公室停止起诉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形。一位检察官联盟主席认为，这等于号召检察官选择性执法。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求民选官员忽视他们发誓要维护的法律。[13]

法官还可以动用裁决权对行政部门的法令进行封杀。比如根据美国移民法律的授权，总统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法官则以“信仰歧视”为由阻挠总统旅行禁令达四个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师对法官和陪审团定案有很大影响力，律师组织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到法律意志能否实现。美国一个主要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创始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终极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14]该组织在全美各地拥有数十万会员，每年经费超过1亿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过在美国法院打官司来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收养儿童的权利、支持堕胎的权利，以及所谓消除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LGBT）的歧视。

在“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肆占领美国政治版图、控制教育、媒体、社会运动等领域之后，魔鬼通过学界与舆论影响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能力已经空前强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恶法并歪曲法律

（1）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二百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里的“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由，还说石板斜着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2）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张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广淫秽信息

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左派的各种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此时，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

在沃伦做首席大法官期间，最高法院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裁决，包括裁定公立学校祷告违法。[20]另一项裁决则是全面允许淫秽信息的出版发行。[21]

美国学者菲利斯?施拉芙丽（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义者──如何终止法官暴政》中给出统计资料──从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项裁决，推翻下级法院禁止淫秽信息的判决。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没有签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两句话。换句话说，大法官们无法论证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后，好莱坞在1966年从制片法规中去掉了对淫秽信息的限制。之后，各种淫秽作品爆炸式增长，如今已经无处不在。

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原本是指表达政治意见的言论自由，而非出版色情制品的“言论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当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广泛批评的画面，其记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画面，并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里。[23]

大麻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严格管制的毒品，滥用大麻会使人产生幻觉甚至威胁生命。在美国，1996年起加州允许大麻作为处方药剂，许多州予以跟进。到201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所谓“法律”，允许大麻用于“娱乐”（即“吸毒”），在这两个州内，种植、生产、销售大麻给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将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于2018年7月1日实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给人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赖。当毒瘾发作时，人可以为获得毒品放弃一切道德底线。但是，主张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只要大麻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就可以有效减少非法毒品的流通，并可以通过合法化来加强毒品的监管，抑制与毒品相关的犯罪率。

许多州通过大麻合法化，也期待着毒品能够给政府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不难想像，当人依赖毒品而无心工作的时候，社会财富的创造必将大大减少，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大大增加，又何谈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更何况，评价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该以经济效益，而该以神的标准来衡量。按传统道德标准，人的身体是神圣的，西方宗教认为是“圣灵的殿”，东方认为只有人体才可修炼提升为佛、道，吸毒是败坏、亵渎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体，乃是堕落败坏的行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在美国，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进步主义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参议员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调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会在其它国家推动“进步主义”，颠覆“保守主义”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进一步让人丧失自我控制、远离神，以及制造社会混乱并使经济下滑，从而让共产邪灵操控政治权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圣经?创世纪》中讲述了索多玛（Sodom）城的毁灭。其深重的罪恶之一就是同性恋。因此Sodom这个城的名字，已经演变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恋”行为。只要对《圣经》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违背神的诫命的。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个自由派法官加上摇摆法官）、4票反对（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当时的总统随后将白宫的推特图像改为象征同性恋的六彩颜色。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也让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个州都无法执行他们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罗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职员出于个人信仰原因，拒绝向同性婚姻双方颁发结婚证书，并拒绝服从必须颁发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狱，被处以5天监禁。[27]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宪法赋予她的信仰自由权。司法裁决被摆到了比神的诫命更高的位置上。

当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决后，前阿肯色州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克?哈克比称，这是一个“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丽列举了9项法官对道德的侵蚀。它们是：1. 重写宪法；2. 禁止赞美神；3. 重新定义婚姻；4. 侵蚀美国主权；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养女权主义；7. 严重阻扰法律的执行；8. 干涉选举；9. 加税。

截至2017年，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已经正式认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令人触目惊心。[29]法律可以体现道德，反过来也影响大众道德的走向。将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合法化，等于是政府和法律教导人违背道德、违背神的诫命。

另一方面，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下，社会大众、民间团体，尤其信仰团体对社会乱象的批评被上升到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为被合法化后，评论与批评此事很容易被指控为违反法律，比如性别歧视。这样的法律成为变相钳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借口，等于为同性恋张目，让人无限度地放纵欲望，走向堕落。

（6）推卸个人责任

传统的宗教都是重视个人责任的。《圣经?以西结书》以一个父亲和儿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坏，他们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不因为有父子关系而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负责。这里谈到的就是个人责任的问题，正如《圣经》中所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道理类此。

“自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有选择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权利和自由，也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正义的原则。而自由派的法官们却鼓励人推卸自己该负的责任，把责任归因于社会环境，比如以经济、种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为说辞，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4）限制执法，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

在自由主义影响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门刻意限制执法部门的正当权力，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共产邪灵的最终目的是以此造成国家机器的瘫痪，藉以制造社会动荡，为扩大政府权限制造借口，或伺机发动政变或革命。

很多州通过了极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护州”法令。比如某“庇护州”禁止联邦官员拘捕当地监狱里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进行拘捕，并禁止地方执法机构与执行移民法的联邦特工合作。

对犯罪分子的庇护令给公众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枪手萨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该市保护令被三藩市监狱释放，而联邦移民官员则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将其驱逐出境。萨拉特当时已经在美国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抢劫、枪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护，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三藩市街头。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时，三藩市警察局将他释放，几个小时后，他枪杀了一名在三藩市渔人码头散步的女子。

在对罪犯定罪的时候，对检方要求极严，表面看是在保护嫌犯的合法权益，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的漏洞。特别是狡猾的、有权势、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师出面辩护的，诉讼过程需要长年累月的时间、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将其绳之以法也非常困难。

随着“性解放”思潮的扩散，法院引用所谓的生理学与性学研究结果，说明性侵害后果不严重甚至无害，以此轻判性侵害犯罪行为的案例数量相当惊人。[30]

还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经费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权利，但实质上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坏社会安定，为未来政府扩充权力埋下伏笔。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罪大恶极之徒施以相应的惩罚，杀人偿命是自古以来的通则，但有的国家、州却以“人道”、“宽容”、“尊重生命”为名废除死刑。

在变异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冲击下，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关注罪犯的“权益”，无论他们犯下多么凶残的罪恶，也要为其权利呐喊；而面对罪行的受害者，这些人反而默不作声。如果一个凶徒无论如何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而不用偿命，还可以由纳税人供养终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这对死去的冤魂、对那些受尽屈辱与痛苦的当事人和家人，又何来公正可言？

美国很多学者研究指出，死刑对遏阻谋杀犯罪具有“很强的吓阻力”。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做了“死刑吓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证词：90年代鲁宾（Paul Rubin）等三名学者，对美国3,000个城镇二十年间的犯罪资料研究展示，平均执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条被谋害的人命。在美国，即使反对死刑的学者也承认，死刑有遏阻谋杀的作用。[3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变异的法律对反道德行为极其宽容、放纵的同时，又对社会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极其严苛，如对家长管教孩子限制很严，弄得家长都不能管教孩子，实际上等于让孩子从小没有家教，放纵自己魔性的一面，以“爱护”之名毁掉很多孩子的未来。

将法律的“自由”内涵与强制性都推向极端，是魔鬼变异法律、毁掉法律神圣性与合理性的一个重要伎俩。

5）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于是在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的条款，称其为“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32]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的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亚洲和欧洲社会主义化的倾向已经极为明显，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美国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淖中。

4. 回归法律的精神

上述种种法律乱象的出现，说明法律已经远远偏离了对神的教诲的遵从、对道德信仰的遵从。那些匪夷所思的反传统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过与执行，说明法律的传统道德根基已经被魔鬼动摇，这个社会道德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反传统的法律把恶的行为合法化和常态化，等于为邪恶大行其道打开了大门，甚至于是打开了罪恶大门而关闭了从善之门，把社会引向歧途，加速了人类道德的沉沦和毁灭。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权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将导致政府干预的加强。

变异的法律将继续摧毁传统信仰，其最终结果将会把社会引向极权。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专制的体制才能将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将成为魔鬼败坏人的强大武器，人类将无时无刻不在魔鬼的牢笼与枷锁之中。面对此困境，人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进行反抗，拒绝执行法律；或者改变自己的道德观念，顺应变异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则法律形同虚设。正如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34]同时社会出现抗争、震荡与撕裂，而对法律的不同态度也将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争斗，带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强。如果是后者，则会导致传统道德被不断抛弃，社会道德下滑，法律则会更加变异，甚至变成“恶法亦法”而无人察觉。

如果走到这一步，无论社会大众如何反应，最终都将落入魔鬼的陷阱，难以逃脱。

《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一书中曾列出了共产党渗透美国的45个目标。我们将抽取与法律有关的条目，并一一比照现实。

第16条，用法庭的技术决定削弱美国的重要机构，称其活动侵犯了民众的权利。

第24条，废除所有关于管治淫秽信息的法律，称它们为“言论审查”，侵犯了言论和出版自由。

第29条，质疑宪法，称其不足、过时、无法适应现代需要、阻碍了世界上国家间的合作。

第33条，废除所有干涉共产党机构运作的法律法规。

第38条，将一些逮捕人的许可权从警察手中移交给社会机构。把所有的行为问题视作精神错乱并只有精神病医生才能知道如何处理。

第39条，控制精神科职业，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强行控制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人。

第45条，废除康纳利保留权（Connally Reservation，也称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国可以决定某个案子是否适用美国国内司法管辖权），使得美国无法阻止世界法庭拥有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司法管辖权。让世界法庭管理美国国内事务。让世界法庭管辖类似的国家和个人。

对照现实审视上述目标就会发现，这些目标几乎已经或将要被一一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法律手段蚕食美国司法的现状触目惊心。

无论在原教旨共产党国家里基于仇恨的法律，还是不断被渐进共产主义逐步蚕食的西方法律，都丧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传统的道德。

如果我们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不能以神的诫命为最终善恶的标准，我们就只能在共产邪灵的侵蚀下丧失司法独立和道德底线，并最终听任被共产邪灵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击善良和纵容邪恶，不知不觉中执行邪灵毁灭人类的最终图谋。尽快摆脱邪灵的控制，刻不容缓。#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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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3.html>

第十一章 艺术篇：从赞美神到亵渎神

目录

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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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是神传给人的

人类关于“美学”的探讨汗牛充栋。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来自天国世界。高深的艺术，都尽力模仿并在人世间展示天国的美。有些艺术词汇是从相关的神的名字直接演变来的。如果某一领域的艺术家能得到神的启迪或加持，就能成为该领域中的翘楚。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大师秉着对神的虔诚信念，殚精竭虑地创作歌颂神的作品。他们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文艺复兴中期的艺术家，神奇地掌握了远远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时代人的技法，他们的绘画、雕塑、建筑等作品，成为人类艺术的不朽经典，几百年来为人类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欣赏借鉴这些作品，不仅能让后代的艺术家学习纯正的艺术技法，也让普通人真切体会神对人的关怀和眷顾。如果人们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手法和精神善为保存，就能够保持和神之间的联系，即使在人类社会普遍下滑之时，还有希望走回传统和得救之路。

音乐同样如此。德国一家歌剧院有这样的话：“巴赫给了我们上帝的言语，莫扎特给了我们上帝的笑声，贝多芬给了我们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给了我们音乐，使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祈祷。”巴赫一生以敬仰、赞美和侍奉神为最高创作原则。在巴赫的所有重要乐谱上，都可以看到SDG这三个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缩写，意思是“荣耀归于上帝”。

这是艺术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启示后，把天国世界的事物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空间中。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绘画与雕塑、古典音乐中最杰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创造的，并成为人类艺术的巅峰。

艺术包含着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创造和沟通。艺术的创作都是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的，这个“主题”就是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信息，无论其艺术形式是诗歌、绘画、雕塑、摄影、小说、戏剧、舞蹈或电影等。艺术家试图把这种“主题”传递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心里，这一过程就是“沟通”──即让受众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艺术创作的目的。

为了达到沟通的目的，艺术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对象则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间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艺术家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提炼出模仿对象更深刻或更本质的元素，以增强艺术家的“表现力”或者说“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拥有对神的虔诚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会赐给他创作灵感，他创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纯正善良的，对其本人、受众和社会都是有益的。相反，当人丢弃道德，放纵自己的魔性，邪灵、撒旦和其控制的低灵烂鬼就能够乘虚而入，借助人去描绘丑恶肮脏的现象，甚至表现低灵、鬼魂的世界，这样的作品对创作者、受众和社会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正统艺术的价值。东西方神传的文化艺术是连接不同的神与人类文明的通道，所传递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产邪灵操纵人炮制出来的各种变异艺术，则是为了让人远离神，并更加靠近魔鬼。

2. 艺术对人类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艺术作品具有传承文明、涵育道德、传播知识、陶冶情操的作用，在东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的奥秘在于对天体所呈现的和谐之数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谐法则。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史记?律书》和《乐书》提到音乐和五行的对应，以及乐器的制作方法，也是对天地之数的模仿。唯此才能让音乐达到与天地的和谐──即“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样的乐不仅可以招来仙鹤、凤凰等神鸟，还能请来神仙。

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是因为孔子崇拜周公以礼乐治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亦说明纯正的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威服四夷，《新唐书》记载，玄奘西行取经时，远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罗逸多对玄奘说：“你们国家的国君是个圣人，作《秦王破阵乐》。”[3]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通过舞蹈和艺术展现了优雅和公民规范，舞蹈传播的不仅仅是技巧，还有社交礼仪和行为规则。路易十四以艺术和文明熏陶欧洲，得到欧洲其它宫廷和大众的效仿。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不仅是杰出的君王，还是一位音乐家，既作曲又演奏长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剧院，亲自督导歌剧，并让更多的社会阶层来接触歌剧。到了今天，歌剧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个例子可见正统艺术传播之广和她的感染力。

正统艺术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则，效法神的智慧，带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响。人们在从事正统艺术创作时，不但身体要按照技术要求参与其中，而且在过程中心灵的专注、灵魂与艺术所表现主题的沟通，往往让人有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特殊体验。比如唱颂神的歌曲时，那种肃穆庄严接近神的辉煌而美好的体验，难以形诸笔墨。

对欣赏艺术的人而言，艺术作为一个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载体，背后凝结着很多人的智慧、创造和灵感，往往有着超越表面的深刻内涵，有的作品甚至传递着特殊的精神能量。这些都能够在灵性和精神的层面对人起到独特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其它物质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在影响社会道德精神方面，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将抽象的价值通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灌注到人们的心中。即使一个人并没有高深的学问、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会从艺术中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道德的熏陶。在传统社会里，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西方人有多少是从《美人鱼》、《白雪公主》这样的民间童话中获得，中国人有多少是从四大名著、评书、戏剧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现天国世界的作品，更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大，心向神往并产生皈依的愿望。

与此同时，那些不好的价值观，也可以通过艺术不知不觉地影响人。编剧教授罗伯特?麦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书中写道：“每一个有效的故事，都会向我们传送一个负荷着价值判断的思想，将这个思想楔入我们的心灵。一个故事的说服力是那么的强大，即使我们发现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们仍有可能会相信它所传递的价值。”[4]

艺术在正反两方面都可以对人类的道德价值、思想与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关注。科学界对莫扎特音乐对人乃至动物的正面影响开展了多项研究。2016年，对莫扎特效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莫扎特音乐对人类的认知功能、行为有正面影响。令人惊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乐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勋伯格的现代无调性音乐对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乐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有负面影响。[5]

与无调性音乐相比，摇滚乐的负面效应更大。有人曾经统计过两个相似城市的资料，广播电视大量播放摇滚乐的城市，未婚先孕、辍学、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乐的城市高50%。许多摇滚乐美化自杀，[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郁的歌词，都可以被看作鼓励自杀，而且年轻人听多了摇滚之后去自杀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7]听了摇滚乐按照歌词描述的死法自杀的青少年并不少见，摇滚乐手陷入抑郁、滥用毒品甚至自杀更是一个普遍现象。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负面例子是纳粹国家电影《意志的胜利》。该宣传片（尽管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辩称她所拍摄的是纪录片）艺术手法高超。它展现的宏大场面和力量，使得观众对其背后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许多首创的拍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响了诸多后世电影。它为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被称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2003年，英国《独立报》评论说：“《意志的胜利》蛊惑了许多人，使他们赞赏而非轻视纳粹主义，无疑为纳粹党在世界范围内争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艺术的巨大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和魔鬼为什么要变异人类的艺术。

3. 共产邪灵对艺术的破坏和利用

由于艺术对改变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共产邪灵利用和控制艺术作为其“社会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毫不奇怪。

1）共产党国家对艺术的利用和控制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力量，因此以艺术作为给人洗脑的方式，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变成了洗脑工具。许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将军、演小品的将军，认为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拿过枪、指挥过战争的人怎么配做将军？而实际上，中共认为这些人在推行和维护共产邪教上，起到的作用与军队同样重要，甚至是军队所不可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授予他们军衔，也是符合共产党的原则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

共产国家的文艺演出，是以艺术的方式让百姓忘记共产党治下的苦难，培养对共产党的忠心。这种对内对外的宣传和洗脑所起的作用是军队无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奥运会耗巨资的盛大开幕式、朝鲜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苏联的芭蕾舞团，都是服务于党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个所谓“中国：一个国家的艺术”系列中国文化节，居然把宣扬阶级仇恨与共产暴力革命的经典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搬上了国际舞台，给外国人“洗脑”。

如果有正统的、贴近神的艺术或者弘扬人类传统价值的艺术同时存在，洗脑“艺术”就会被识别并失去洗脑功效，甚至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对艺术和出版行业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2）先锋艺术背后的共产邪灵

许多世纪以来，古典艺术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延续到20世纪戛然而止，艺术传承被一个接一个的激进和前卫的“主义”替代，艺术迅速走向变异，“宏大、鼓舞人心和美丽的（艺术）被新的、不同的和丑陋的代替。”[10]艺术的标准降低，直到降得没有标准，只剩扭曲的自我表达。人类失去了审美的普世价值。

回顾所有这些新的艺术运动或“主义”的源头，都与共产主义思潮有着密切关系。其中很多艺术家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变种共产主义者，或是受这些思潮影响的人。

共产国际的匈牙利文化委员、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创办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背弃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该文化形式必须排除“自觉地模仿创世主的艺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称：“艺术抗议并超越现存的社会关系，它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也就是日常经验。”[11]也就是说，他们要鼓动艺术去反神、颠覆传统道德。此类观点主导了现代艺术的走向。

法国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创人库尔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参与者之一。他当选为“公社委员”以及激进艺术家组织“艺术家联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造”旧制度和建立新的美术趣味的工作。在库尔贝的授意下，联盟拆毁了一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物──旺多姆纪念柱（Vendôme Column，后被重建）。库尔贝否认人类是上帝创造的，着意表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12]库尔贝一边搞革命，一边“改造”艺术。他的画以“现实”之名，用丑陋代替美，将画暴露的女人，特别是画女性生殖器作为其“革命举动”，以实现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配合煽动共产运动。从库尔贝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现代艺术在诞生之初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艺术家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连出炉。不同于传统的流派，这些艺术是一场场断裂式的“先锋运动”。“先锋”（Avant Garde）一词最早就是被社会主义学者运用于艺术理论，作为与“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锋。

19世纪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场。从此，现代艺术家们开始了不顾传统绘画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结构、透视、明暗过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点彩派）与后印象派相继出笼，分别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为代表，两人都有社会主义情结。梵高过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画作就仿佛是吸食毒品后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和观众沟通的媒介，作品中带有创作者想要表达传递的信息。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艺术家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善和美；现代派艺术作者放纵自己的主思想，让鬼和低灵控制自己的大脑，他们本人常常是疯疯癫癫的，其作品传递的信息是阴暗、负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画家的许多画作带给观众的就是朦胧灰暗、阴森颓废、无理性的感觉。

印象派之后是表现主义和野兽派，再后是由毕加索领头的立体主义。1944年，毕加索登报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为何成为共产主义者》文中说：“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逻辑的一步，这给了它们意义。”“在被压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绘画，还要用生命去战斗。”[13]毕加索鼓吹打破传统画法，每样事物在他那里就像一块软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异，他就越满意。制造怪异的过程，就是不断破坏画面的过程，使之达到一种让人看后不得其解的状态。就连和他一起创建立体主义的现代派绘画者都不喜欢他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认为他在“吞油喷火”。[14]

立体派成员之一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又发展出“达达主义”，以展出现成物的方式实现对传统艺术的颠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艺术之父”，导向了“任何东西都可称为艺术”的理念。德国“达达主义”的行动纲领更是与共产主义直接挂钩，宣称：“在激进的共产主义基础上，一切富于创造的男女实行革命的国际联合……立即取缔私有财产，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类。”[15]

达达主义对传统的狂热批判，在法国演变为超现实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共产党人布勒东（André Breton）。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对一切理性、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压制”，这代表了当时欧洲现代艺术的典型观点。

其后不断更迭的艺术运动还包括抽象主义、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等。抽象主义表达的是情感强度，反映反叛、无秩序、超脱于虚无以及逃避现实的内容。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公认的事实、常规、推理和道德观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还有直接亵渎耶稣和圣玛利亚的所谓“艺术”作品。[17]

现代派艺术家并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与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为人类理性和生存的出发点。这些“主义”一旦得势，就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最终基本上将古典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3）以丑为美，颠倒传统审美观

各种现代艺术的出现及其后来的发展，以丑为美，彻底颠覆了传统审美观，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马塞尔?杜尚在小便池上签名，以“泉”为题在纽约展览，虽然当时被拒绝展出，这种“恶搞”却被后来的艺术家和艺术院校认为具有“开创性”。至此架上绘画空前地被否定，装置艺术随之兴起。伊弗?克莱恩（Yves Klein）于1958年在巴黎依丽丝?克雷尔画廊举办一个名叫“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无物的四壁。

德国先锋艺术家的精神领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个头部涂上蜂蜜和金箔，怀抱一只死兔子念念有词三个多小时──《怎样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博依斯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一次，一个人实在忍无可忍地质问博依斯：“你讲了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就是不讲艺术。”博依斯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太阳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艺术。”

现代主义艺术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装在90个小罐子里当做艺术品出售，名为《艺术家之粪》（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个大便罐头在伦敦以182,500英镑售出，相当于差不多20.3万欧元，是当天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的数百倍。他还直接在脱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签名，给那些让他签字的裸女命名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进行展出。

还有女教授脱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画家用动物粪便乱涂的东西居然还得了著名大奖。中国有的所谓“艺术家”赤身裸体，全身涂满蜂蜜和鱼油，让苍蝇沾满自己的身体。这种场景让人感觉到生命是下贱、丑陋和恶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调查中国“极端艺术”的纪录片“北京秋千（Beijing Swings）”中，有一个所谓的行为艺术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尔德马?简纳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评论道：“中国正在制造全世界最离谱、最黑暗的艺术。”[19]其实，这是人追求魔性的结果。一些所谓“现代艺术”的龌龊恶心、下流无耻其实早已超出了人类的心理承受极限，“先锋派”的所作所为就是一场艺术领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潮流让艺术界搞现代主义的人如鱼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画家们举步维艰，严格遵循传统、刻苦磨练真正的技艺的画家和雕塑家甚至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就在1922年，英国拉斐尔前派及新古典主义画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于其严谨写实的古典风格在推崇毕加索乱画风格的美术界受到歧视而自杀身亡，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一句话：“世界没有大到能同时容下我和一个毕加索。”[20]

魔鬼败坏音乐的方式也采用类似的手段。正统的音乐符合乐理和规范，音律和随之产生的各种调性和调式来自于和谐的自然规律。神创的宇宙是和谐的，人能够欣赏宇宙的和谐，产生美感，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排斥调式、和弦和旋律等音乐的传统元素，结构缺乏规范，是对神传的古典音乐的否定。无调性音乐和宇宙的和谐对立，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听众会感到其难听刺耳。现代派“音乐家”则用其“审美理论”解释说听众的耳朵必须经过训练，习惯这种音乐之后才能欣赏它。

现代派音乐奠基人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无调性音乐的基础上，推出了所谓的“十二音体系”，创造了反传统的音乐技法。勋伯格的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德国音乐文化的，是对品味、感情、传统和所有美学原则的背叛。他的音乐被当时的德国人称为可卡因：“演奏勋伯格（的音乐）和给人们开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样的，可卡因是毒药，勋伯格就是可卡因。”[21]后世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勋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种体现，就是他过世后50年，还有能力让地球上任何音乐厅空空荡荡。”[22]

真正使勋伯格被广泛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音乐理论。阿多诺在其1949年写的《现代音乐哲学》中，用哲学理论“论证”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达到了音乐创作发展的“巅峰”。这为后世的现代派音乐创作者和批评家广泛接受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音乐铺平了道路。[23]此后勋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对先锋派音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锋派浪潮亦对音乐界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用现代派音乐破坏传统之后，“先锋艺术”用摇滚乐代替了古典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美国共产党音乐理论领军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开要求打破古典乐和通俗乐的界限，这导致了节奏强烈的摇滚乐后来渗透美国，将古典音乐和传统音乐挤压得只剩下一点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24]

摇滚乐的特点是和声不和谐，旋律不规整，音乐中充满了节拍、情感的冲突和矛盾，如同共产主义的斗争哲学。《史记》中说，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称为“乐”，而摇滚乐音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却是性、暴力和毒品。

从摇滚乐之后，美国出现说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风靡一时。说唱充满粗口，以毒品、暴力、脏话来表现对传统和社会的叛逆。[25]随着整个社会道德的下滑，过去这种被视为“亚文化”的艺术形式已经入侵了主流社会，并在主流艺术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们主要阐述了美术和音乐的现状。其实，整个艺术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都出现了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对传统的创意、手法、技巧的背离的现象，雕塑、建筑、舞蹈、装饰、设计、摄影、电影等等都是如此。许多从事现代派艺术的人都受到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如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本人是双性恋和无神论者。她反对芭蕾，认为芭蕾是丑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学生用《国际歌》作为舞蹈主题，在莫斯科为列宁演出。[26]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变成主流，和共产邪灵通过其在艺术界的代理人对神传艺术的败坏有紧密联系，而在表现上则有一种自欺欺人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逻辑：即如果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美学理论作为依据，哪怕是垃圾也能成为艺术。

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先锋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差别，人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用艺术赞美神，更通过对“美”的呈现来唤起人心中的“真”和“善”，从而维系着社会的道德；而各种变异的所谓先锋“艺术”则在竭力颠覆“文艺复兴”的所有成就。它们在引导人们欣赏“丑陋”。这种“丑陋”唤起人的“魔性”，让阴暗、颓废、堕落、暴力乃至邪恶等负面思维主导人，将神所创造的壮美的风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会加以肢解和丑化，甚至直接亵渎神，从而让人不仅疏离神，也疏离人自身的内在神性、疏离社会和传统价值。[27]

4）共产邪灵利用文学毁灭人类

文学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以语言为载体，传承着神赐给人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宝贵的生活经验。古希腊两大经典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生动展现了特洛伊战争前后复杂曲折的历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历史的恢宏画卷。史诗所歌颂的勇敢、慷慨、机智、正义、节制等美德，成为古希腊文明和整个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鉴于文学对人的巨大影响，邪灵操控其人间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制推广大量的“文学作品”，给世人灌输魔鬼的意识形态，诋毁传统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散播对人生的绝望感、荒谬感、虚无感，让人整体适应魔鬼统治之下的邪恶、变异的污浊世界。文学成为魔鬼统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输魔鬼意识形态的是共产党徒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类作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公社委员欧仁?鲍迪埃创作了《国际歌》，叫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扬言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国际歌》成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和文艺作品中广为使用。

在苏共和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为了给民众洗脑，也指使其文人采用相对传统的技法，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意识”，图解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出产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苏联小说《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都曾经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共产党把这种风格的作品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把这种文艺的功能概括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28]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非常明显，对此人们已经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但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类的手段并不局限于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学破坏传统。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诋毁神传给人的正统文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邪灵都利用具有邪恶变异思想的文人，创作和传播扭曲及辱骂传统文化的作品。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当中凭着对传统的恶毒攻击而一举成名的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就是这个鲁迅，被毛泽东吹捧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毛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欧洲，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发表《未来主义宣言》，号召全面反对传统，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俄国诗人、共产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1913年发表《给社会趣味一个耳光》，也表达了和俄国传统的文学趣味决裂的决心。

第二，以“表现现实”之名，表现丑恶。文人、艺术家用文学和艺术表现丑陋、怪异、恐怖的事物或场面，最常用的一个借口是“表现现实”。在他们看来，古典艺术强调和谐、优美、清晰、节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导致表现现实时要进行选择和加工，作品无法做到绝对的真实。这种观点实出于对艺术的起源和功能的误解。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却应该高于生活，才能给人健康的娱乐和高尚的引导。因此，艺术家创造时必须对表现的对象进行选择、提炼和加工。一味强调“写实”，实际上等于抹杀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如果这种绝对的“写实”就是艺术，那么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就是艺术，又何必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艺术家呢？

第三，利用文学败坏道德。邪灵操纵其人间代理人，制造了包括“表现真实的自我”、“自动写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其目的是让世人摒弃正统的道德标准，放纵人性恶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国共产党人、诗人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如此界定这个新的文学主张：“纯粹心灵的自动主义，意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来表达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听命于这种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任何美学或道德偏见……”[30]

“意识流”写作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密切相关。由于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西方作家开始进行“意识流”创作实验。这类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为中心，情节简单，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呈现个人内心隐秘的思想活动。我们知道，人性当中善恶同在，人在一生当中，要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克制，不断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现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着不少恶念、欲望；如果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检束地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意识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等于用一个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会。

第四，以“批判”、“抗议”之名，放纵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里的文人和艺术家，在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视一切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信条为限制和压迫。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看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也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不是理性地思考和应对，却以“批判”、“抗议”的名义，走向放纵个性的极端个人主义。为此，他们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懒惰、各种欲望、性的冲动、攻击性、对名利的追求等等，借助于变异的手法表达所谓“抗议”。但是，放松道德的自我约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为很多具有反叛意识的人所推崇。他的长诗《嚎叫》（Howl）描写了酗酒、性滥交、注射毒品、鸡奸、自残、嫖妓、裸奔、暴力袭警、偷窃、漫无目的的游荡、疯癫等极端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随着反文化运动被体制承认（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进入各种文学选本，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认自己早年是共产主义者，并表示对此并不后悔。[31]他崇拜卡斯特罗和其他共产独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恋和恋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学传播色情。进入20世纪以后，文学作品开始露骨地表现色情内容，某些作品中黄色片段俯拾皆是，却成为受人吹捧的“经典”作品。很多评论家、学者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吹捧这类作品多么真实、艺术手法多么高超。我们知道，传统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不管以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打破这些禁忌，都是在败坏人的道德。

第六，让低灵烂鬼通过文学控制人体。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所谓“类型小说”（genre fiction），包括惊悚、恐怖、灵异、幻想等等，邪灵、撒旦操纵的低灵烂鬼可以通过其中部分作品侵袭、控制人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体。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变异现象都跟低灵控制人体有关。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学艺术堕落到成为魔鬼的顺手工具也经过了相当长的过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宽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范围，一些丑陋、怪异的现象，人的极端、疯癫的精神状态，通过文学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几个著名的英国“浪漫派”诗人因为其写作题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称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诗人。现实主义打着再现现实的旗号，开始表现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过度渲染变异思想和不道德行为。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现实主义是“四足着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义”。[32]自然主义把人的道德堕落归因于社会环境和家族遗传性精神病，这就替个人开脱了道德责任。唯美主义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强调艺术的功能在于给人提供感官的愉悦，而不应该承担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实上，任何艺术作品都对人的道德有着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鼓吹艺术不承担道德功能，无非是为艺术承担“不道德”的功能打开闸门。不能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创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不能说共产邪灵直接操纵了这些流派，但其中的负面因素显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后的表现，它们为共产邪灵利用文学败坏人做了铺垫。

一个人在写作时，他的道德水准、精神状态都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随着人类道德的整体下滑，作家群体的思想当中负面因素也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让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狱。

结语

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艺术可以归正人心、提升道德、调和阴阳，甚至达到与天地、神明的沟通。

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共产邪灵通过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创作出数量极其庞大、种类极其繁多的“艺术”作品，引导人反神、排神、亵渎神、反传统、反道德，魔变整个社会，说惊世骇俗已不为过。

对比传统艺术之美，今天的现代艺术可谓丑陋怪恶到了极点，人类的审美观念已被彻底颠覆。“先锋艺术”大行其道，赚得钵盆盈满。而曾经被视为神圣高雅的艺术，如今被高度娱乐化、庸俗化甚至魔化，变成了可以被大众随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对象，甚至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发泄魔性的工具。美与丑、雅与俗、善与恶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颠倒。魔鬼的丑恶、无序与阴暗被构建成“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充斥着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挟着，加速走向堕落和毁灭。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与传统，人类才能重新走上艺术复兴之路，重现真正的艺术的美、神圣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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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70.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第十二章：教育篇（上）（下）

目录

引言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1）从卢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学与教育学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4）淫秽的性教育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3. 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

引言

教育关乎个人的福祉、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发展和文明的存续。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明莫不重视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类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时保存神传给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归来。同时教育也起到传播知识、培养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对社会不可或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对人类传统文化拥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一个或多个方面的高超技能，敬业而乐群。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护者，他们个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会得到神的垂青。

共产邪灵要毁灭人类，就要斩断人与神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坏传统教育。它在东方和西方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如果使用欺骗的方式，很容易就识别出来了。于是共产邪灵屠杀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断层，同时使用教育宣传等欺骗手段。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对没有那么深厚，所以邪灵可以用渗透和变异的方法。事实上，共产邪灵利用教育渗透西方，对年轻一代的变异比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变异严重得多。

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后，由于主流媒体长期对传统派候选人的丑化宣传和所谓民意调查的误导预测，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美国大学校园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学生以“恐惧、疲倦、情绪创伤”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课或者推迟考试。某些著名学府为了缓解学生的“焦虑”和“痛苦”，给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包括玩橡皮泥、涂色、积木和肥皂泡，甚至还提供宠物狗和宠物猫。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各种心理咨询，组织互助团体，提供“选举后心理康复”或者“选举后资源与帮助”之类的服务。[1]且不说把正常的选举结果看得比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更加可怕是多么荒唐，单说本来应该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对压力和变化具有相当承受能力的大学生竟然变得如此无知、脆弱和幼稚，这不能不说是美国教育的巨大失败。

美国教育的失败恰恰是共产邪灵败坏美国教育的“成功”。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社会最令人痛心的变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统的全面沦陷。这是魔鬼渗透和颠覆的结果。

本章将以美国为例，剖析共产邪灵对自由社会教育的渗透。相信读者能够举一反三，认清其他国家教育领域中共产邪灵的鬼影。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轻一代灌输共产主义魔鬼的意识形态。邪灵接管西方大学，一边创造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学科，一边渗透重要的传统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大众传播等等﹔各种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这些科系的指导思想﹔“政治正确”成为大学校园钳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灵有意不让年轻一代接触传统思想文化，因此传统文化、正统思想、真实历史和文学经典被用各种方式诋毁、边缘化。

第三，从幼儿园、小学开始，持续降低教学标准，使年轻一代的读写算术能力变差，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都严重下降，难以理性思考关系到人生和社会的重大问题，更难以看穿魔鬼各种狡猾至极的诡计。

第四，从小就给学生灌输各种变异观念，待他们长大后，这些观念变得根深蒂固，几乎无法察觉和纠正。

第五，培养学生的自私、贪婪、放纵，培养其反权威、反传统倾向，放大自由观念，加强他们的自我中心，降低学生对不同观点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时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审视美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共产邪灵在上述五个层面的目标都几乎已经实现了。美国大学里左派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意识形态，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或者无法进入大学任教，或者不允许发表自己的传统观点。很多学生经过四年强化训练，大学毕业后倾向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不假思索地接受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成为奉行享乐主义，缺乏常识和责任感，褊狭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条之外，知识贫乏，视野狭窄，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成为魔鬼欺骗的主要群体。

在世人眼中，美国依然是教育大国，这当然事出有因。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经费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美国的科研实力至今全球领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说独步天下。但繁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国留学生的数量逐年增长，已经远超美国学生。[2]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大中小学教育被严重侵蚀，学生被有意变坏、变笨，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更大的恶果也即将暴露出来。

本书第五章引用过的反正的前苏联克格勃成员贝泽门诺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说，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思想渗透已经接近完成，“即使从现在这一刻起，美国人开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转这个趋势，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化认知，使认知回到正常状态。”[3]从贝氏说这番话到现在又有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三十多年虽然见证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但并不意味着共产邪灵放慢了渗透变异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养的代理人把教育作为渗透的主要目标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学教育，影响家庭教育，编造教育理论，改变教育理念，教育领域成为邪灵渗透的重灾区。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现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人，几乎都多少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但是他们几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被魔鬼洗脑，真正明明白白地推进魔鬼计划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这里揭露魔鬼，是为了让上当受骗者能够认清魔鬼，远离魔鬼，不要成为魔鬼的殉葬品。

1.共产邪灵接管西方大学

1）大学教师严重左倾

青年学生拥抱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受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影响，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导大学教育的是大学教师群体。美国大学教师群体的大面积左倾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已经颇有时日。

根据2007年一份名为“美国教授的社会政治观”的研究，在被调查的1,417名大学全职教员中，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温和派居46.1%，保守派仅占9.2%。其中社区大学教员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学院教员中自由派则高达61％，保守派仅占3.9%。这份调查还指出，临近退休的教员比新入职的左倾更严重。在50-64这一年龄段，自称左派活动家的占17.2%。这份调查还指出，大学教员大都支持同性恋、堕胎权。[4]

2007年以后的研究也证实了美国四年制大学教授的左倾趋势。2016年发表于《经济日志观察》的一份研究调查了40所美国著名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教授的选民登记情况。发现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党有3,623人，共和党人是314人，比例为11.5：1。被调查的五个系中，历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达33.5:1。这与1968年的一项调查形成了鲜明对比。该研究结果是历史学科教授中，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为2.7比1。[5]

2016年对四年制大学教员的另一项分析发现，教员的政治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兰尤甚。这份调查根据2014年的数据，发现在全国范围内，高等院校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教授的比例为6比1。在新英格兰，这个数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观点，23％的人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观点，17％的人倾向保守派。研究发现，自1994年以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场的人士所占份额大幅增加。[7]

美国企业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指出，在美国大约18%的社会科学家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有5%自认是保守主义者。[8]考虑到大部分调查依据的都是调查对象的自我判断，事实上的不平衡状况与调查结果比起来可能更加严峻。

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曾这样评价自己就读过的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这所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多于共和党人。如果你问他们美国是否应该变成社会主义国家，80%的人会投赞成票，另外10%的人会认为这个想法太保守了。”[9]

共产邪灵对美国教育的渗透和其对美国的渗透几乎同时开始。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美国学院派知识份子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其变种费边主义思想。[10]

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让一大批反传统的青年学生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理论，对他们影响甚巨。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越战后，反战运动失去了直接的目标，学潮开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培养起来的激进学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他们进入大学研究所之后首选的专业就是包括新闻、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们进入了对社会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新闻媒体、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等部门工作。这时指导他们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体制内长征”的学说。他们要发动一次体制内的长征，改变西方文明的最主要传统。

被西方反叛学生奉为“精神教父”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马尔库塞1974年断言：新左派没有死，“他们会在大学内复活”。[11]事实上，新左派不仅没有死，他们的“体制内长征”非常成功。“越战以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没有回到文学圈子里﹔我们获得了学术职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对那些粗心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消失不见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终身教职，重塑大学的工作正式开始了。”[12]这是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自白。

“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词是学者罗杰．金贝尔（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的，用来指称后来进入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的60年代激进学生。这些学生曾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或者女权运动，受挫后进入体制，希望在学院内把“政治理想”灌输给下一代学生，造就像他们一样的激进份子。80年代以后，这批当年的造反青年很多获得了大学的终身教职，有些成为系主任、院长，在学院内掌握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和话语权。这些教授、学者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学术作为破坏西方文明传统、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们教书的目的是进行“革命者的再生产”。

一旦获得终身教职，教授们可以参加各种委员会，在招聘新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研究生论文选题、决定学科发展走向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用手里的权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候选人排除在招聘过程之外。于是大学教师群体里具有传统思想、按照传统理念进行研究教学的教师被不断的排挤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后，代替他们的新鲜血液绝大部分变成了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的左派学者。

“体制内长征”概念的发明者、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知识份子分为两类：传统知识份子与有机知识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为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有机知识份子则属于新兴的阶级或者团体，他们在该阶级或团体争取霸权（hegemony）的过程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13]“无产阶级”利用有机知识份子夺取文化霸权，最终夺取政治霸权。

很多“获得教职的激进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对现行体制的“有机知识份子”的。同葛兰西一样，他们信奉的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传授知识和人类文明的精华，而是灌输给学生一套激进的政治观点，把学生变成社会活动分子、“社会公正战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让他们毕业后把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扩散到社会上去，最终酝酿摧毁一切的革命。

2）用共产主义理念改造传统学科

人们已经熟知，在共产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学科的指导思想。在一向强调学术思想自由的西方国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以外，按说不应该有预设的学术立场。但是3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思想强势入侵美国大学，以致大部分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

（1）革命话语占领美国人文学界

布鲁斯．保尔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兴起与走向封闭的自由派心智》一书中写道，当他询问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科尔斯（Alan Charles Kors），过去几十年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影响最大的三个人是谁时，科尔斯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书几乎要负全部责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兰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产党人，本书已经多有论列。巴西教育理论家弗雷勒崇拜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他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出版于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为美国教育学院的必读书之一。用教育学家索尔．斯特恩（Sol Stern）的话说：这本书不关心任何具体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治论文，号召推翻资本主义霸权，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16]事实上，弗雷勒一再重复的观点无非是，世界上只存在着两类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被压迫者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接受教育，而是应该被告知他们的受压迫状态，激起他们的反抗。

法农出生于加勒比海上的法属马提尼克（Martinique）,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共党员萨特作序。萨特这样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恶的﹔非西方人是被剥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农号召殖民地人民发起武装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暴力使人民“团结在一起”，“在个人层面上，暴力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结、绝望感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暴力使他无所畏惧，恢复自尊。”[17]萨特对法农的思想心领神会，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在反叛初期必须杀人。打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同时少了一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活下来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脚下的是国土。”[18]

这三个人的理论诱导人用阶级斗争的视角观察历史和社会，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一旦让这种阶级仇恨进入心中，学生将以对抗的心态看待正常社会的机构和现象，必然走向不满、抗议、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谁是对美国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影响最大的人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在破坏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产主义并肩作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导了大学人文学科。

（2）共产邪灵以“理论”之名横行学术界

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评论承认经典文学作品的道德和美学价值，把阅读文学作品作为增长知识见闻、陶冶道德情操、培养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是为具体的阅读赏析服务的，处于从属地位。

60年代社会上的反文化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一个“理论”的大爆发。形形色色的哲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理论对作品而言具有优先性，作品成了“随意选取”的范例，用来说明理论的“有效性”。[19]

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呢？它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试图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说明的大杂烩。文学理论家卡勒如此解释“理论”：“理论常常是对常识性观念的猛烈攻击，意图说明我们见惯不怪的‘常识’其实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出来的）理论表现得地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其实只是一个理论。”[20]也就是说，理论肆无忌惮地嘲弄、逆转、摧毁来自家庭传授、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关于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传统认识，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恶价值观。

抛开其复杂晦涩的包装，所谓“理论”无非是新老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拼凑出来的怪胎。简而言之，“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反传统的理论的邪恶联盟，其目的是以学术的方式摧毁人类文明的基础。“理论”是共产主义魔鬼在西方学院内部的新伪装。60年代以来，它从文史哲等学科出发，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态势。

在实践中，“理论”和“批判理论”大体指代同一个现象。新涌现出来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种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别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会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学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医学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论的新的应用。“理论”横行学术界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到学术和教育诸领域，用变异理论迅速败坏年轻一代，为毁灭人类铺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学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一部文学经典的意义不在于其内在价值（经典据说甚至根本没有内在价值），而在于它反映了统治阶级（性别、种族）的思想是如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国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直言不讳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地平线”。[21]也就是说，要把一切文学作品当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读，只有读出其中阶级、种族、性别、性倾向压迫的“深层含义”，才算是“深刻”、“够格”的理解。

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这种武断荒谬的“文学批评”并不陌生。中共党魁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的视角极为独特：“《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苏联和中共的历史表明，文学评论不总是象牙塔内高雅脱俗的讨论，有时会变成血雨腥风的斗争。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至少表面上和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有关。历史学家吴晗响应毛泽东向明代清官海瑞学习的号召，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和反对“三面红旗”（即造成大饥荒的中共政策“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跟近几十年西方学院内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共用阶级斗争解读一切作品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变种的病毒，变得更加强大、恶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论武器，把一部部人类文化的经典推上手术台进行肢解和歪曲，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经典，到但丁、莎士比亚、再到维多利亚小说，无一幸免。虽然这类评论使用晦涩难懂的术语，显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测，但许多研究的主旨却惊人地单调乏味——无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对被压迫阶级、女性、少数民族的偏见，因此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众，使之不能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美国学者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文学理论家们的方法是颠覆的工具：尝试从内部破坏人文教育，斩断我们和自己文化之间的同情的纽带。”[22]

（4）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贯穿于很多马克思主义人文学术的一个概念是“意识形态（ideology）”。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统称意识形态，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变形的。[23]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把破坏文化作为革命的必经阶段，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大做文章。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与真正的“阶级意识”对立的“虚假意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等，它们与暴力的国家机器一同发生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里包含着一个狡猾的诡辩。任何一个社会、一种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并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尔都塞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具体指出社会制度的缺点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这些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不是分析一个命题的真伪对错，而是指责提出命题的人动机不纯或者存心不良，这是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叫作“向井水里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过毒的水谁都不能饮用，被谣言诋毁、人格谋杀的人不管说的话多么有道理，他的话都不会被人信以为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一个扩大了的、更复杂的“向井水里投毒”的案例。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无所不包，反映了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极端仇视，必欲全盘否定、彻底毁灭而后快。这其实是共产邪灵在背后操纵，对人类文化痛下杀手。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极端抽象的泛泛之论、没有价值的伪命题，它的作用是把传统的道德观念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带着无比的“道德义愤”千百遍地重复这个谎言，带动和欺骗了很多头脑简单的人。

（5）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60年代以后，一批法国理论家提供的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领域的专著里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达（1,874次）。[24]两人影响可见一斑。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关系，很有启发性。[25]我们姑且称这两个理论流派的合流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一种精巧的无神论和相对主义的诡辩。他通过无限夸大语言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否认语言和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语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种解释的可能，这本是常识，从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起，就有很多人阐发过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连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都加以否认，那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诡辩。

与传统的无神论不同，德里达使用哲学术语进行表述，因而其观点不仅对“神”的概念具有杀伤力，对于跟传统信仰相关的“理性”、“权威”、“意义”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受德里达影响的理论家纷纷对“意义”、“理性”等概念进行解构。由于其表面上的复杂深奥，使很多人陷入理论迷雾，一时间解构主义横行西方人文学界，成为共产邪灵摧毁信仰、传统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其理论围绕着“权力”（power）概念展开，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没有真理，只有权力”，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虚伪的，不可信的。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设问：“监狱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都很相像，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都很像监狱，这难道令人惊奇吗？”[26]把维持社会不可或缺的机构等同于监狱，进而号召人们推翻监狱——福柯理论的反社会性质昭然若揭。

用解构主义、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把一切相对化，把传统和道德污名化，热衷于谈论“一切解读都是误读”，“没有真理，只有叙事”，“没有历史，只有叙事”。他们把对于真、善、美、正义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对化，然后弃之如敝屣。刚刚进入研究所的年轻学生不敢质疑老师辈的权威，更无法抵御这种理论的狂轰滥炸，一旦被卷入其中，就很难挣脱出来。这就是共产邪灵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横行无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

美国60年代反文化运动当中，一些激进份子试图把其激进的左倾理论推广到大学、研究所当中。有学者认为，黑人研究专业的设立，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如说是政治讹诈（political blackmail）的后果。[27]

1967年，一次总罢工造成旧金山州立学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关门，迫于来自黑人学生会的压力，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黑人研究”项目。该项目负责人设想，这个项目主要是用来“鼓舞黑人学生士气”的，因此，学生学的科学不是普通的科学，而是“黑人科学”。所谓“黑人科学”，指的是黑人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种方式使教授的科学课和美国黑人生活息息相关。同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也要首先经过黑人意识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黑人学生会的20个成员，占领了学校的计算机中心，造成校园关闭。一年后，该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100多个黑人学生挥舞着猎枪，披挂着装满了子弹的子弹袋，占领了学校办公楼，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专业。教师出面阻止时，一个学生领袖威胁说：“再过三个小时，康奈尔大学就没命了。”康奈尔大学妥协了，成立了全国第三个这样的学科。[28]

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斯梯尔（Shelby Steele）就是推动各个大学成立黑人研究专业的推手之一。他说，在时代氛围的带动下，各个大学负责人的“白人负罪感（white guilt）”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会答应学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几乎与此同时，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恋研究等很多专业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大学。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有上千个这类的研究项目。

女性研究专业的基本理论预设是，性别差异并非天生，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受男性和父权制压迫﹔因此女性研究专业的最重要宗旨是激发女性的社会意识，给社会带来全面的变革，即革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某女权主义教授，出身于知名共产党员家庭。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活动家”，从1980年就开始教授女权主义。她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扩展到“性倾向”上，并将“性倾向”视为唤起政治意识的一种行为。而她走入大学课堂就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告诉她“这是你的革命任务”，她自己也公开说她将“教学变成政治运动的一种形式”。她依照这套主张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研究系”。[30]在她的一个课程教学大纲里她写道，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最高形式”，即改变性倾向是最高级的社会意识。[31]

密苏里大学则系统地设计了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教导学生如何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女权主义、文学、性别、“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别”（Outlaw Gender）一课将性别视为“文化的产物”，而非自然生成，并只给学生灌输一种观点——基于性别的压迫和对多种性别的歧视。[32]

本书第五章已经揭示，共产主义的渗透是西方二战以来反战运动的重要源头。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有关。学者大卫．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国大学里250多个“和平研究”专业后得出结论，这个专业的主要目的是把学生变成反战的左派，因此这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而不是学术性的机构。[33]

他们以在“和平研究”专业广泛使用的一本教科书《和平与冲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为例，说明和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在解释贫困与饥饿问题时，这本书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声称造成世界上饥饿问题的原因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谴责土地所有者和农产品商人，声称是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人每天处于饥饿之中。虽然这本书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种暴力该书不但不反对，而且赞誉有加，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书中称，“虽然古巴远远不是人间天堂，而且某些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广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说明，暴力革命有时会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该书只字不提。

这本写于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教科书也涉及到恐怖主义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恐怖份子充满同情，以至于把“恐怖份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这样为自己的做法辩解：“把‘恐怖份子’一词加上引号可能对那些把这个称呼视为当然的读者来说显得奇怪。我们这么做不是要淡化这些行为的恐怖性质，而是要通过指出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个人心目中的‘自由战士’，来强调有必要收敛（对恐怖主义的）道德义愤。”[34]

学术专业本身应该是中立的，不应该预先设定研究立场。这些新兴专业预先设定了意识形态立场——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权主义，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是白人的歧视造成的。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讨真理，而是灌输意识形态。

这些新学科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一旦进入大学，它们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断要求更多经费并扩大招生规模，培养的学生再进一步壮大这些学科的力量。这些学科已经无法轻易从大学里剥离。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学科是共产邪灵操纵有不好思想的人创立的，其目的是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它们跟其声称代表的群体（非洲裔美国人、女性等）都没有太大关系。在正常社会里进行女性研究或者某个种族的研究，是学术繁荣的标志，完全无可厚非。

4）灌输各种左倾激进意识形态

霍洛维茨和拉克辛在《一党教室：美国最好的大学中激进教授如何向学生灌输和破坏我们的民主》一书中，列出了12所大学最糟糕的150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的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的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使得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共产党国家开设的政治课。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社团研究系”提供一门研讨课，其内容为“教授如何组织革命。我们将学习不同群体在过去和现在如何抵抗、挑战和推翻包括（但不限于）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压迫和种族主义在内的权力体系”。[35]

伊洛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杰出教授”比尔．艾尔斯（Bill Ayers）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SDS）分支机构“气象员”（Weatherman）的领导人和极端左翼分子。气象员1969年转入地下并成为美国第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致力于煽动美国的激进学生发动会触发种族战争的恐怖袭击。该组织在国会山、纽约市警察总局、五角大楼和国民卫队的总部发动爆炸攻击。艾尔斯最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杀死富人。砸烂他们的汽车和房子。把革命带回家，杀死你的父母，这才叫革命。”[36]艾尔斯在学术著作中的观点和他的履历颇为一致。在一本书中，他强调必须“克服对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见’”。[37]

由于左翼进步主义者的保护，联邦调查局一直未能抓获艾尔斯。艾尔斯在1980年回到公众视线内，钻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处罚。之后，艾尔斯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幼儿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仍为他当年的爆炸攻击感到自豪。艾尔斯被提升为副教授、教授，直至获得“杰出教授和大学高级学者”这一大学最高荣衔。每次提职都需要整个系和学院教授们的表决。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着大学对他过去恐怖活动的默认。

德州大学某传播学副教授毫不避讳地在大学网页上将自己描述为“长期的活动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她是“国际社会主义组织”成员，一个自封的寻求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她的网页列出了五门由政治议题所驱动的课程。她所教授的“传播学和社会变革”课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励你投身于改变美国的过去就有和正在进行的运动”。[38]

5）否定美国的伟大传统

2014年，德克萨斯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在校园中做了一次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三个问题：“谁打赢了南北战争？”“副总统是谁？”“我们从哪个殖民者那里独立出来？”对于这些关于美国政治和历史的常识，很多学生懵然不知，但谈起影星的婚姻恋爱却如数家珍。[39]

2008年，校际研究所随机问询了2500名美国人，发现只有一半的人能够说出美国三权分立的机构是什么。[40]2014年“全国教育进展评鉴”组织发现只有18%的学生对美国历史比较熟悉，而对于公民常识的33道考题中，71%的美国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学习美国历史不仅是了解一个国家创建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国家建立在何种价值观的基础上，以及为维护这些传统价值所付出的代价。唯其如此，人们才会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也会守护这种传统并传给下一代。

而遗忘历史就是割断传统，不了解公民义务是出现极权政府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免会问：美国的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可以从美国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和他们的老师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传甚广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人民的美国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是马克思主义者。读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启迪人心的故事都是无耻的谎言，美国历史漆黑一团，充满了压迫、剥削和种族灭绝。[42]

波士顿某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认为与美国为敌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美国则是恶魔。在发表于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9.11”袭击世贸大厦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莱克星顿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经典之争

1988年，斯坦福大学的激进学生和教师，抗议该校的西方文明史课程。他们大声呼喊口号：“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须撤！”（Hey,hey,ho,ho!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学向抗议者让步，用具有鲜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价值观”课（Cultures,Ideas,Values，CIV）取代了原来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课程虽然并没有取消原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包括荷马、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等，但是规定，每学期的课程必须包括若干女性、少数民族等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作品。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把这种改革课程的方式称作“恫吓式课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他著名大学很快跟进，二流、三流大学也不甘落后。几年之内，美国大学的文科通识课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保守主义思想家德苏萨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韦塔?门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马拉》（I,Rigoberta,Menchu: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这部书说明斯坦福大学新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里戈韦塔?门楚的年轻印度女子在瓜地马拉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一场屠杀中无端遇害，她决心反抗，思想越来越极端。她逐渐认同南美洲印第安人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反对欧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最后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书的最后，她开始参加“人民阵线”在巴黎的集会，谈的是“资产阶级青年”、“莫洛托夫鸡尾酒（即燃烧瓶）”等话题。书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韦塔放弃婚姻和母性”。[44]

美国大学以“政治正确”之名驱逐经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造成了破坏性后果。第一，用粗制滥造、内容肤浅但具有煽动性的“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取代了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第二，把革命文学或受害者文学与经典文学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对学生心理的影响极大增强﹔第三，经典文学与不入流的作品并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价值也被相对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读文学经典的指导思想也变成了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学者们热衷于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里隐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者经典作品里人物的同性恋倾向等等，这是对经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很难相信经典作品里崇高的人格、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动机，而培养了一种蔑视一切、甚至仇视一切的愤世嫉俗态度（cynicism）。

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文学经典的主题基本都是关于博爱、正义、忠贞、勇气、自我牺牲精神等道德价值的。历史教育则是关于这个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许多事件都能够回溯到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即最传统的价值观。

西方传统的文学经典大多为欧洲的白种男人所写，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权”为借口，让人多阅读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学作品。历史教育则倾向于将一个国家的历史描述为一片漆黑，充斥了对女人、少数族裔的奴役和剥削。历史教育不再回溯传统，而是为了灌输对女人和少数族裔的“罪恶感”。

人能够阅读的时间是有限的，当教育刻意让人注重“政治正确”的作品，人阅读传统经典的时间就被挤掉了。其结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学生与自己文化根源、特别是文化所承载的从信仰派生出的价值观的背离。每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自于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杂，而文化混杂的结果也就断掉了人和造这个人种的神之间的文化桥梁。

7）垄断教科书和人文学术研究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极为重视教科书的作用。他说：“只要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是我写的，谁来制定法律和条约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书发行量大，权威性高，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垄断了教科书，就掌握了塑造学生思想的主导权。

激进的学者、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和一定的学术声望之后，进一步控制了大学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因此各种激进的理念被塞进教科书当中，伪装成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某些学科的教授推荐的教科书、必读书目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学派的著作。前文提到过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国史》就被很多历史系、经济学系、文学系、女性研究系等列为必读的教科书。

学术界的左派形成相当的势力后，就可以利用美国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压制不同的言论。一篇挑战左派意识形态的论文势必被左派“同行”拒绝发表。

很多文科专业的学术期刊用“批判理论”为指导，充实着晦涩的学术术语，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传统文化，煽动颠覆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革命。有一类论文，力图证明所有传统的道德和规范，甚至包括科学规范，都是“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意即是掌握强权的人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包装成普世观念，然后强加给社会大众，用以维护自己阶级或人群的统治地位。

1996年，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论文称“量子重力”是由社会和语言建构，整篇文章旁征博引，有109条注脚，参考了219篇文献。

论文刊出当日，索卡在另一杂志《共同语》（Lingua Franca）上声明该论文实属恶作剧。他故意投稿给《社会文本》，是一场“物理学家有关文化研究的实验”。

索卡在接受广播节目“全盘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采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高级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书的启发。该书作者声称一些人文科学期刊将发表任何东西，只要它有“合适的左派思想”并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制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识形态话语、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论文投稿。

他说：“我的实验结果至少证明了，美国左派学界一些时髦领域已经在智力上变得懒惰了。《社会文本》的编辑喜欢我的文章，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后现代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论为进步的政治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显然他们不觉有必要去分析证据的质量，论证的有效性，或论证与所谓结论的相关性。”[46]索卡事件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所谓学术成果，毫无学术性和严肃性可言。

从美国大型学术联合会年会的论文选题可以清楚看出过去几十年内中人文社会学科被各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情况之普遍和严重。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最大的学者联合会之一，会员超过25,000人，主要是从事现代语言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和学者。该学会每年的年会与会人数经常超过10,000人。通过检索该学会网站提供的年会专题讨论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有相当比重的论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或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变异理论为工具，或者使用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身份政治等激进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内的其他学术联合会也有同样的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大学里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入学，都要学习数门公共必修课程，而这些课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会学、传播学等系的教授开设的。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必修课程——顾名思义，学生对这类课程无可奈何无处可逃——常常成为教授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场所。教授利用手里的权力向学生兜售自己的左倾激进观点，甚至以成绩为筹码，逼迫学生认同其观点。如果学生胆敢挑战老师的观点，老师就会以低分作为惩罚。[47]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系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仅仅会污染本专业的学生，而且会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

大学生喜欢被人当作成年人尊重，但毕竟涉世未深，知识有限，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不会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学者，竟然利用学生的天真和轻信，灌输给他们一整套错误、有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家长支付高额学费，本来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又怎会想到，孩子被剥夺了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却被日复一日地激进化﹔他们被强迫接受的错误观念，将影响他们的下半生？

当一代一代的人进入被魔鬼严重渗透的教育体制，学习着其代理人编写的教科书和杜撰的变异理论，共产邪灵离它败坏道德、破坏文化并最终毁灭人类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8）大学进行“再教育”洗脑并败坏道德

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大学校园猖獗，从1980年代开始，大学校园政策越来越专注于防止“冒犯性”的言论，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数族裔的言论。美国学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从1987年到1992年，有大约300所美国大学实施了言论规范的相关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严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论出现。[48]

支持这种行动的人也许是出于好心，但由此却产生荒谬的结果：从此宣称自己有权利不被冒犯（实际上这并不是任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的人不断增加，并可以基于任何理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泛滥，让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文化、祖先历史、肤色、性别、性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称自己属于“被压迫群体”。而大学行政方面也不断地给宣称受害者这样的特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被压迫者当然是道德上正确的，他人甚至不敢对其自称的受到冒犯的真实性有所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在于其偷偷转换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人们的群体认同和情感越来越强烈（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高），人们最终不自觉地完全放弃传统普世价值的善恶标准，以群体情感（group emotion）判断是非善恶。这在共产极权国家表现得最为显著，最终导致流氓无产者（“受压迫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屠杀地主资本家（“压迫者”）。

这种随意宣称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断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编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断扩展“歧视”言行的定义：如微攻击（micro-aggression）、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环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学行政方面也随之出台相应惩罚政策和强制培训，如“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等。

“微攻击”的意思是轻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语言或非语言冒犯，尽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于无意或者无知。这种无意或者无知被称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中，这叫阶级觉悟低）。许多大学的新生入校培训的重要内容就是敏感度培训（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话不能说，哪些服饰不能穿，否则会构成“微攻击”，被视作违反校规。一些校园中，“欢迎来美国”这句话不能说，因为可能构成歧视，被视作微攻击。原因是，这会让一些历史上在美国遭受不公对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华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历史。加州大学公布的“微攻击”禁忌语，包括“美国是个大熔炉”（种族歧视），“美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样的成功机会”（否认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等等一长串日常用语。[49]微攻击违规者会受到校方处罚，因为这会阻碍学校构建所谓“安全环境”（safe space）。

一个典型的“微攻击”例子，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普度大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校园。一个白人学生因为读了一本书而违反了种族骚扰条例，书名叫做《圣母大学生击溃三K党》。但书的封面上三K党集会的照片让这位学生的同事（该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公寓管理员）感到被冒犯。学校的纠偏办公室认为该学生违反种族歧视校规。后来经过学生的抗争和其他团体的帮助，学校不得不承认该学生没有错。[50]

所谓“敏感度培训”、“多元化培训”，堪比前苏联或者中国的“再教育”洗脑。“再教育”的目的是强化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认清自己所在“压迫阶级”的“原罪”，被压迫阶级要认清资产阶级文化的“假象”，清除“内化的压迫”，抛开个人处境而真正认清自己阶级被压迫的地位（现在是女性要认清传统女性性别身份是传统文化制造的“迷思”，黑人要认清“公平”是白人传统文化制造的假象，区分个人境遇和种族、性别境遇）﹔学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要意识到按照“压迫阶级”的立场认识问题是“错误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否定阶级压迫或者阶级斗争的言行也会遭到严厉惩罚。“敏感度培训”是要充分意识到“社会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压迫”群体（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等）的立场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学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完成一门关于多元化的课程后才能毕业。按照学校说明，这门课程完成后学生将能够“扩展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学会阶级分析），“认识到他们自己在不公平系统中的位置”（认清自己的阶级成分），并且“反思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要站在“受压迫”阶级的立场上）。[51]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德拉华大学2007年的“再教育”洗脑项目（校方称为“对学生不正确态度和信仰的治疗”）。这个项目针对7000住校生。他们被强制要求参加思想意识“治疗”。其明确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关于某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比如政治、种族、性别、环保主义等等。大学宿舍助理要求给每个学生一对一的问卷。问卷中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问题包括“他们愿意和什么样的种族和性别的人约会”，其直接目的是让学生在这些方面更加“开放”。有个学生在被问到“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是指不同于生理身份的性别认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认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别身份）”时，回答说：不关你的事。结果她被宿舍助理汇报给学校管理层。[52]

魔鬼安排大学中这种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评判标准。另一方面它还大大强化和放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念。年轻学生从这种高度强化的政治环境中学到的是可以利用“群体情感”作为“高尚”的目标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只要宣称自己是某个“受压迫群体”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胁别人，或者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为由抗议校方要求发言者闭嘴﹔保守派学生报纸中如有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甚至可以烧毁其报纸。

感受到被冒犯本来是主观感觉，但现在感受成为“客观”证据。以至于大学教授们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间，各大学的学生开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个材料之前，要提前发出“触发警告”，因为某些教学话题、阅读材料可能会引起学生“负面的情绪反应”。过去几年被要求列入触发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有的学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触发学生的负面反应，就应该尽量避免使用。[53]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校园内不断强化的群体意识（“阶级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让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他们和六十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成为他们的教授）一样反叛传统，更等而下之者乱性、酗酒、吸毒、满嘴脏话。但在他们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灵，不堪任何打击和挫折，遑论担负责任。

传统教育中培养的是对自我的约束，独立思考和责任心，对他人宽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让下一代不断放纵自己，成为魔鬼统治世界时可以利用和操纵的工具。

2. 共产邪灵渗透中小学教育

在教育领域，虽然共产邪灵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学，但它并没有放松对中小学的侵蚀。它采用各种狡猾的手段把学生变坏、变傻，为进一步在大学里给他们洗脑做准备。把一代一代学生变得知识越来越贫乏、思维能力越来越差，这个过程历时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没有脱离进步主义教育的藩篱。除了给学生灌输无神论、进化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还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坏学生的传统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输道德相对主义和一系列现代观念及变异的生活态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个部门，他们采用了非常复杂的欺骗和强制手段，让学生和公众防不胜防。

1）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傻

美国是民主国家，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市长、镇长、学区委员等等，都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轨道，不仅取决于人民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其知识程度。假如选民对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等所知甚少，就无法明智地选出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着想的官员，就等于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1983年美国教育部委托一组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研，写出一部名为“国家在危险中”（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能够运作，公民必须能够在短时间内，在相互冲突或不完整的证据的基础上，就复杂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教育有助于形成这些共同的理解，托马斯?杰斐逊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这一点：‘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会的最高权力还有什么更安全的存放处；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见识明智地行使权力，那么补救措施不是从他们那里拿走权力，而是要让他们增长见识。”对个人而言，知识贫乏、思维能力差就无法分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共产邪灵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渗透到教育体制的各个层面，把学生变傻变笨，以便于邪灵操控。

《国家在危险中》一文中写道：“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蚀，它已经威胁到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如果现在美国教育的平庸表现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甚至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战争行为”，“我们不仅让苏联卫星事件之后学生成绩的进步付之东流，而且毁掉了带来进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其效果而言，我们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场单方面的教育裁军”。报告引用一位学者的话指出：“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会超过、无法达到甚至不能接近他们父母的水准。”[1]

报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除了在国际考试当中常常垫底之外，2千3百万美国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础的读写能力，无法满足稍微复杂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岁的青少年当中是13%，在少数族裔当中可能高达40%；从1963年到1980年，大学入学考试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绩直线下滑，语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数学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岁青少年不具有高阶思考能力，近40%无法就阅读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会写议论文，只有1/3能够解决需要几个步骤的数学题。[2]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起“重回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是否有助于挽回美国教育的颓势呢？2008年，埃默里大学英语系教授马克?保尔莱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题为“最笨的一代人”的书，书的第一章综合了教育部和民间机构的考试和调查结果，从历史、公民常识、数学与科技、艺术等几个方面概述了美国学生的知识缺陷。2001年的全国教育进步评鉴（NEAP）的历史考试中，57%的学生的成绩“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达到“优秀”（advanced）。令人惊讶的是，当考题问到哪个国家是美国二战中的盟友时，有52%的人选择了德国、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苏联。其它几个方面的结果同样令人大失所望。[3]

美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来，“弱智化（dumbing down）”这个说法出现在多本有关美国教育问题的著作中，成为探讨美国教育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概念。纽约市资深教师、教育研究者约翰?泰勒?迦图写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级数学或修辞课本，你会发现那时的内容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水准。”[4]为了不使美国教育的成绩单显得过于难看，标准化考试机构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义了大学入学统考SAT的分数。1941年SAT开始采用现代形式时，语文考试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满），到90年代平均分已经下降到424分，于是ETS把424定义为500分，以避免让公众感到尴尬。[5]

教育质量的滑坡不仅表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下降上。由于基础知识的欠缺，美国学生的思维能力急剧下滑。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90年代指出，由于不良教育的影响，学生不光不会阅读、不会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把思考和感觉混为一谈”。[6]与60年代那些侃侃而谈的反叛学生领袖不同，现在电视新闻节目中采访的参加街头抗议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连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缺乏基本的常识和思维能力。

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并非现在的学生没有以前聪明，而是因为被共产邪灵操控的教育系统在悄悄进行一场针对下一代的战争。《蓄意把美国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国教育部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说：“美国人民不理解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是在背地里进行的──在我们国家的学校里，目标是被俘虏在教室里的孩子们。”[7]

2）进步主义教育是魔鬼的顺手工具

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大面积背离传统开始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一代代进步主义教育家炮制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论说辞，改变课程设计，淡化教学内容，降低教学标准，造成了传统课程体系迅速解体，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1）从卢梭到杜威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之父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国18世纪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响。

卢梭主张人性本善，是社会造成了人的道德堕落。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所谓“自然教育”，即放任儿童的自然倾向，不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导。

众所周知，人性中善恶同在，如果不充实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恶，人会无限放大人性恶的一面，最后必然走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地步。卢梭以其富于诗情画意和煽动性的词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对现代西方教育的破坏性之大罕有伦比。

时隔100多年后，杜威又把卢梭开始的破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杜威认为儿童也应该摆脱家长、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由发展，适应环境。在道德上，杜威是个实用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他认为没有最高的和一成不变的道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对主义是让人脱离神给人界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走向败坏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义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签名的33位人士之一。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同，20世纪出现的人本主义的实质是无神论，一种世俗宗教。它建立在进化论、唯物论等现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机器，或者是生物化学过程的总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观念去塑造人、引导人，这种思想和马克思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大同小异，并无实质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这套认识论和社会哲学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却从来没有阐述清楚。”[8]1921年，苏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内战当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页的小册子，内容是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节录。1929年，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阿尔伯特?P?平克维奇（Albert P. Pinkevich）写道：“杜威无限接近马克思和俄国共产党人。” [9]阿兰?瑞恩（Alan Ryan）在杜威传记中说，杜威“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10]

进步主义教育直言不讳，要改变学生的人生态度。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对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都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进步主义教育鼓吹，以学生（或儿童）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个人经验而不是以书本知识为中心，以活动（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美国保守派杂志《人事》把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列为“19和20世纪最有害的书”第五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威那里，传统学校培养学生品德和传授知识都不重要，他强调的只是（脱离基本知识的）思考“技能”。[11]

从进步主义诞生之初，一些深思远虑之士就曾经对其进行批评，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疯狂地教书：门外汉看美国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简意赅地驳斥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教条。[12]进步主义教育学家把批评者说成“反动派”，用各种方式进行打压，理屈词穷时则干脆视而不见。

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50多年的终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师学院（Teacher’s College）期间，美国学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校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或获得高级学位的。[13]“进步主义教育”也从美国辐射全球。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同，杜威既没有做革命导师的野心，也没有发动世界革命的狂妄，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学者、教授，但他发起的教育运动却变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为借口，对学生放任自流

按照卢梭的教育理论，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会变坏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听任孩子自由发展的教育。

受卢梭思想启发，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常常把这样的观点挂在嘴边：不要把家长或者老师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学生，让他长大后自己进行判断和选择。英国诗人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曾经精彩地反驳这样的观点：

（一位友人）认为，在孩子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之前就对他的思想施加影响，是很不应该的。我（诗人本人）带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园，告诉他这是我的植物园。“这怎么可能？”他说，“到处都是杂草。”“哦”，我说，“这是因为它还没有成长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你看，这些杂草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假如我让土壤产生一种向着玫瑰和草莓的偏见，我觉得是极不应该的。”[14]

机智的诗人用类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养的，正如不料理花园只会让花园杂草丛生，放任儿童就等于把他们交给虎视眈眈的邪恶势力，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人性中善恶同在，孩子虽然相对成人来说天真单纯，但仍然有好逸恶劳、妒嫉、攻击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说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有着种种魔性的孩子放进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够自己进行判断、做出决定”的时候，恐怕已经沾染了大量的坏思想和坏习惯，再去管教已经为时太晚。

将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夏山学校：一种极端的育儿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尔1921年在英国创办了寄宿学校“夏山学校”，招收6~16岁的儿童入学。这所学校的特点是给学生以完全的自由。学生可以选择上课，也可以选择不上课；可以选择上这门课，也可以选择上那门课。尼尔的教育思想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劲的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的影响，两人常年保持通信联系。学校不仅在学术上，也在道德、纪律、男女关系上持极端的放任、反传统的观点。男女生随便约会、同居，校方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方便。尼尔让员工和学生一起在户外泳池裸泳，他35岁的继子在学校教陶艺课，经常带不同的高年级女生同居。[15]尼尔在书中大言不惭地说，夏山学校每个大一点的学生都知道，他认为一个人不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说，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许，他干脆就让男女生混寝。[17]《夏山学校》一经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仅60年代就销售了300万册以上，几乎成了所有教师学院学生的必读“经典”。

中国古语曰：“严师出高徒。”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发现，严格的老师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响。[18]可悲的是，美国和许多其它西方国家受进步主义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立法限制家长和老师管束学生。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师不敢管学生，学生的恶习得不到及时纠正，道德水准和学习成绩都急速下滑。

（3）以“学生中心”为名，否定教师权威和传统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传人类的正统文化，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师的权威地位，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是反智、反常识、反教育的。

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声称，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己进行探索，得出答案。传统教科书上的内容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岂是年幼无知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探索出来的？这种荒谬的教育思想的真实用意是切断学生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否定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传承。在这里魔鬼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鲁的《关于教育的七个迷思》分析批驳了七个流传甚广的错误观念，包括：（记忆）事实有碍理解；老师主导的教学是消极的；设计和活动是最好的学习法；教知识等于灌输等。[19]这些迷思大多是进步主义教育遗留下来的，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承传，变得根深蒂固，成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国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国的例子，可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已经贻害全球。

仅以第一个迷思为例。现代美国教育把传统的重视记诵、练习的教学方式贬低为“机械记忆”、“死记硬背（rote learning）”、“练习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对此每个人都不陌生。卢梭在教育小说《爱弥尔》中率先提出反对记忆和书本学习（verbal lessons）观点之后，杜威以降的进步主义教育学家都从不同方向进行发挥和阐述。1955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鲁姆分类法”，把人的认知分成从低到高六个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其中后三种能力因为涉及到综合运用，被称为“高阶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备受推崇。我们这里不拟探讨布鲁姆分类法本身的优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从该分类法被提出之后，进步主义教育家就以培养“高阶思维”为借口，越发淡化学校里知识的传授。

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是综合创新的基础，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所谓“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都是自欺欺人的呓语。布鲁姆分类法恰恰为心怀叵测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不负责任的教师和懒惰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借口。

“学生中心”教学法的一层含义是，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什么、不学什么，老师也应该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寓教于乐当然是每个老师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儿童知识尚浅，眼界有限，对于什么是必须要学的重要内容不具有足够的判断力。老师应该担负起引导学生的责任，使他们不断超越自己肤浅的兴趣和狭隘的视野。一味迎合学生肤浅的兴趣，只会造成学生的永久童稚化，这样的老师是在昧着良心欺骗学生和家长，其实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研究发现，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倾向。美国国家科学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为从约12岁到30岁这段时期，麦克阿瑟基金会甚至走得更远，试图论证一个人34岁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体应当负主要责任。

进步主义教育降低教学要求的一个借口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学大学，不能要求他们达到以前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使教育适应民主社会，是要使从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标准、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掺了水的劣质教育。进步主义宣称，用更有时代气息的课程取代没有用的古典课程，比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但结果是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引进高质量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课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数理化课程、经济学、现代史等，被进步主义教育青睐的是跟学术无关的驾驶、烹调、美容、事故预防等等。进步主义教育倡导的课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着花哨的外衣，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和对学校、教师、专家心怀敬意的家长。

孤立来看，进步主义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对于一些学科或某些教学内容而言，不无用处。但联系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具体背景和其效果就会发现，进步主义教育是利用一套说辞打击传统教育，从而变异教育并最终毁掉教育。

3）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两名高三学生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当中，杀死了10名同学、1名老师，造成20多人受伤，两名学生在和警方对峙互射后自裁。惨剧震惊了美国社会，人们纷纷反思，是什么造成这两名学生如此冷血地反社会，竟然对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老师痛下杀手？

留心历史的教育工作者观察到，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学校的主要纪律问题是上课迟到、未经允许交谈、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为问题，80年代以后，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为、怀孕、自杀、帮派犯罪，甚至是开枪滥射。这种可怕的趋势令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变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说开出合适的药方。

美国青少年道德的变异和下滑是共产邪灵利用其人间代理人有意败坏的结果。

（1）灌输无神论和进化论

《本性难移的共产主义者》一书的作者、美国反共运动的先驱施瓦茨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美国公立学校的三个基本信条是无神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2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竟然成了美国学校的指导思想！

神造了人，同时给人制定了道德规范，并规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保障。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学校里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在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这种强制方法不难理解。而在美国，进化论也同样被强制推行。

共产邪灵的代理人在美国打着政教分离的幌子，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只能教“进化论”。公立学校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教育无疑造成信神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把进化论当成“科学真理”。

除此以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法院以“政教分离”为借口，把阅读《圣经》等行为从学校里驱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话题以外，学生享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这种言论就是违宪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学校里，学生被告知不能在学校使用“圣诞节”一词，因为里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裁定同性恋报纸可以在高中校园里分发，而宗教报纸不行；在1993年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个小学音乐教师被禁止教唱圣诞颂歌，据称这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22]

整部教育机器的反神倾向再加上几十年来“政治正确”之风的影响，美国在教材和考试材料方面的审查苛刻到荒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参与考试内容的审核。她惊讶地发现，一个著名寓言的寓意原来是“上帝帮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于其中出现了“上帝”一词，这句话被改写成：“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该自己努力解决问题。”[23]

美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一方面以“政教分离”的名义把对神的信仰从学校里驱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学”的名义，把毫无科学根据、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当成不证自明的真理灌输给没有思想准备和抵御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师的权威，有信仰的家长也常常教导自己的孩子尊敬师长，但被强制灌输进化论之后，孩子会挑战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当成一回事，其后果就是学校把孩子从有信仰的父母身边硬生生地夺走。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学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恶的地方。

（2）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本书第五章已经阐述了“政治正确”的实质。政治正确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实质是用一套变异的政治标准取代正统的道德标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缓慢进入美国学校。时至今日，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政治正确”几乎已经取得了一统天下的统治地位，在具体实施当中，它表现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于50年代的《高中的洗脑》（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书的作者鲁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诺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种历史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把美国历史说成是富人和穷人、特权阶级和无权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精髓”。这些书鼓吹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关怀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24]

据报导，明尼苏达州一个学区2013年采纳了一个名为“人人为人人（All for All）”的计划，把学区的工作重点从教学转向了“种族平等（racial equity）”。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种族身份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把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欠佳归因于制度性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致力于消除“白人的特权”。该计划要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以种族平等为出发点，只有具有种族平等意识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才会被雇用。该计划从幼儿园开始实施，10年级英语课的主题是殖民地化，移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级的课程大纲宣称“本学年结束时，（学生）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25]

加州于2016年7月通过了新的中小学历史及社会科学大纲，使得原已明显左倾的大纲更像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册。原本应该在历史和社会科学课上教授的内容，如美国立国精神、军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显20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运动，似乎这才是新的美国立国原则。在家庭和性方面，这个大纲非常反传统。以11年级课程为例，该大纲声称自己的重心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平等权利运动”，其实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笔墨书写性少数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首度列入历史课程，成为11年级历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调更倾向于支持“性解放”，如在关于爱滋病的部分里，该大纲暗示人们对爱滋病的恐惧，引发了“性解放运动”的退潮。[26]性占用了过多篇幅，排挤了其它更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一战，学生能学到的不是美军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而是美军士兵发现欧洲的性观念大快人心。[27]这个极左大纲充满对事实的歪曲和偏见，引导学生仇恨自己的国家。这个大纲在加州使用，对全国都带来负面影响。[28]

4）教育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学生变坏，还包括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规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输道德相对主义。

1984年3月，数以百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参加了美国教育部在包括华盛顿特区、西雅图、匹兹堡等七所城市主办的“学生权益保护修正案”听证会。听证会的证词多达1,300多页，保守派思想家菲丽丝?施拉芙丽（Phillis Schlafly）将这些证词编辑为《教室内的儿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书，于当年8月出版。

施拉芙丽用“心理治疗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来概括听证会证词涉及的问题。与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疗式教育致力于改变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把教学时间用来玩心理游戏，填写关于个人问题的问卷，强迫儿童就自杀与谋杀、结婚与离婚、堕胎与领养这类成人问题做出决定。[29]

事实上，这类课程并非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而设，其目的是通过心理操控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1）心理学与教育学

现代教育学的基础是哲学和心理学。除了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以外，对现代美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以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主张，正如在经济方面要消除“剩余价值”，在个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余压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张释放本能、放纵个性，帮助催生了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

深受上述几个心理学流派影响的国际卫生组织（WHO）第一任总干事、加拿大心理学家布洛克?齐硕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每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理扭曲……它是一种阻碍人们看到和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产生自卑感、内疚和恐惧……能够产生这些变态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对错的概念……[这种]人为地强加的自卑、内疚和恐惧，通常被称为“罪（sin）”……这种情况造成了那么多人无法适应社会，并且感到不快乐。……摆脱道德意味着自由观察、思考和明智的行为……要想使整个种族摆脱严重的善恶负担，精神病学家必须承担最初的使命。[31]

齐硕姆从错误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须破除道德和是非对错的概念，而负责发起这场针对道德的战役的是精神病学家。不知是否受到齐硕姆的直接启发，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发明了“澄清价值观（values clarification）”课程，客观上起到了破除人类传统道德和是非观念的作用。

于是，杜威的道德相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压抑学说、齐硕姆的心理学理论，汇成一个反对传统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毁了美国学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对主义混淆学生的价值观

很多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上学的美国人都记得这样一节课，老师让学生假想一个情境：沉船之后，几个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长、几名儿童、一名怀孕的妇女、一名男同性恋等。由于救生艇超载，必须让一个人放弃求生的机会。老师让学生讨论让谁离开救生艇，也就是决定哪一个人应该放弃生命，而老师对讨论不做任何评判。

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价值观”课上常常使用的一个故事。这类课程，除了“澄清价值观”以外，还有决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预防、性教育等。

《为什么强尼不能分辨对错》的作者基尔派翠克描述，这类课堂的讨论变成了无目的的自由交谈，观点来来回回，却永远没有结论。老师变成了脱口秀主持人，引导学生辩论诸如换妻游戏、吃人习俗、教儿童手淫之类的问题。这类课程引导学生抛弃在家里养成的价值观，却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思想行为的对错是纯粹主观的，最终造成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全方位混乱。这样的课程制造出道德观念的文盲，学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维尔发现这些课程运用了大量极权国家给人民洗脑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压力、强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对象孤立起来；③操纵同侪压力检验学生从前（从家庭或者教会继承）的价值观；④剥夺个人的正常防御能力，如矜持、自尊、隐私感或拒绝参与的能力；⑤奖励对新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接受，这种回报可以表现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压力，也可能采取其它有形无形的方式。[33]

索维尔指出，这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鼓励学生背弃家长和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它们以一种中性的或者说“不加判断”的方式进行，不寻求区分“对”和“错”，而是要寻找对个人来说什么感觉良好；其重心是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社会或理性的规范。[34]

（3）使学生变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国ABC电视台播放的一个节目使观众感到极大不安。一所学校组织学生到殡仪馆参观死者的遗体，而且让学生触摸尸体。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预防教育也变得相当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还包括：让学生写自己的墓志铭、设计墓碑、挑选棺材、安排葬礼、写自己的讣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调查问卷包括这样的问题：“你愿意怎样死亡？”“你将什么时候死亡？”“你认识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吗？”“你上次悼念别人是什么时候？你是哭了还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别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来生吗？”[36]显而易见，问题和学习无关，是为了了解学生的人生态度、宗教信仰、性格特点等等，有些问题本身就具有引导性，会对十几岁的少年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据说死亡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待死亡的正确态度，可是全国出现了多起上过“死亡教育课”的学龄儿童自杀的案例。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自杀与死亡教育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家长有理由怀疑，给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学生讲述太多有关死亡、自杀等问题，会使心理脆弱的学生产生绝望感和忧郁的心理状态，最终触发了他们的自杀。

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布鲁姆（Richard Blum）博士进行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发现上过一个名叫“决定”（Decide）的毒品预防课程的学生反而没有对比组（即没有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对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间，斯蒂芬?儒尔斯（Stephen Jurs）教授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上过“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和没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吸烟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他发现，对比组的吸烟和药物滥用人数或者是保持稳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预防教育都没有达到教育者预期的目标，其真实目的何在呢？这些课程的真实目的也是把孩子变坏。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新奇的课程内容会引导小孩寻求刺激、走向堕落；同时它们也会把学生变得麻木不仁，让学生对社会上发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袭击、道德堕落等现象见怪不怪，对邪恶的容忍度无限制提高，这跟魔鬼用艺术表现暴力、色情、堕落的动机是一样的。

（4）淫秽的性教育

在东西方的传统中，“性”在公众场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神给人定下的道德规范要求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其它形式的性行为被视为违背神的诫命的淫邪。这就决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离，在正常社会中不可能是一个公众话题。传统社会中，对于不到婚姻年龄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并不需要今天的所谓“性教育”。

现代意义的“性教育”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首先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的，目的是借此颠覆传统西方价值观。1919年，卢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担任文化部长。他在学校里开展了一项激进的性教育计划，以露骨的方式指导青少年“自由性爱”（滥交）。[39]

魔鬼在上世纪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运动颠覆了西方的传统性道德观念，一时间性传播疾病和少女怀孕率飙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统中，这种侧重于“安全”（防止疾病和怀孕），并且和婚姻无关的“性”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性道德脱离，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卢卡奇式“性教育”的轨迹，成为邪灵利用来败坏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乱性、同性恋等观念以“常识”和“科学”的名义灌输给年轻学生，让下一代在完全背离神的路上“自由”放纵。这些名目繁多、从小学开始的“性教育”已经系统地扭转了神留给人的性价值观，包括家庭、责任、爱、贞洁、羞耻感、自我控制、忠诚等。

在具体操作中，杜威的“在实践中学习”进步主义教育理念恰好成为魔鬼的趁手工具。“专注于孩子”（Focus on Kids），一个由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大力推广的“性教育”课程，推荐教师在学生团队之间举办“避孕套比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将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并将其取下，看哪个团队首先完成。[40]

根据“你应该骄傲！负责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个疾病控制中心认可、由“计划生育联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个性教育组织大规模推广的教程， 学生要进行角色扮演：两名女生一起开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为”。 “学生主导的学习”──另一个进步主义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师被告知让孩子们“脑力激荡讨论（性伴侣）亲密接近的方式”。对此讨论话题，教程中建议了各种肉体接触和刺激欲望的方式。[41]对大多数心底还保留点传统伦理的人来说，很难区分这种课程到底是教育还是儿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广者“计划生育联盟”组织是美国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个国家有分会。该组织也是激进的“堕胎权”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国避孕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创立者玛格丽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憧憬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并前去“朝拜”。她是“性爱自由”（乱性）运动的强烈拥护者，在首次发生婚外情之后，她感叹“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张女性拥有“成为未婚妈妈的权利”，甚至写信鼓励自己16岁的外孙女乱性，还说做爱“每天三次比较恰当”。她创立避孕立法组织正是基于自己淫荡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该组织推出的现代性教育教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共产邪灵主导的“性爱自由”理念的烙印。

《这完全正常！》是一本销量百万、被翻译成30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书用上百张全彩的裸体卡通图文并茂描述了自慰以及两性和同性之间的各种正常、非正常性行为的动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种避孕措施和堕胎。作者宣称“孩子有权知道”所有这些信息。[42]该书的主题是，各种性行为都是“完全正常”的选项，不做任何道德评判。

一本广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诉孩子，有些宗教认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决定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非对错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国公立学校基本上有两大类性教育课程，一类是前面叙述的主要性教育组织大力推动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类是节制欲望教育（不谈避孕话题），鼓励学生节制欲望，将性行为延迟到结婚。

不可否认，社会道德，尤其是性观念普遍变异；对神的信仰式微；媒体、互联网上色情资讯泛滥，无一不在拖着孩子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导教育界的情况下，大多数奉行“价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不愿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可耻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诫命作为根本来教育孩子是非对错。即使节制欲望教育也只能从未成年人生理心智发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怀孕对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贞洁对于未来婚姻关系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劝说，当然效果也会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的讨论都围绕“安全”这一主题，专注于降低少女怀孕、性传播疾病这两大指标。然而学校里公开教授少年儿童“性知识”本身必然导致和婚姻分离的“性”，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但即使这两大指标因此下降为零，就真的“安全”了吗？性观念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欧洲，确实通过“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怀孕率低于美国。有人对此高兴，有人对此忧虑。不论哪种结局，魔鬼都达到了败坏人类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教条在美国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所谓“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众而产生的自信和尊严感。但是美国学校倡导的自尊却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设计：以自尊为名降低难度》中描述了目前学校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关注自己的分数，而不是关注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和付出了多少。为了迎合学生的分数要求，教师们不得不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的难度，但这只会让不努力的学生更加不努力学习。作者的同事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学校如同子宫一样，是一个隔绝外界的所在，以便学生获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发展。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学生的“自我感觉”，只是照顾学生的情绪。[44]

正如很多论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条混淆了原因和结果──自尊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感觉良好而成功，而是因为成功而感觉良好。

这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治疗式教育的副产品，其后果是培养了大批具有“权利意识”和“受害者意识”（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的年轻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语言刻画出这种常见的心态：“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没有人或事可以阻挡我。”[45]

美国教育以貌似充满温情与关爱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观念和自我中心主义，培养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只关心自我感觉而不考虑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轻一代，已经对社会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魔鬼渗透教育的多条路线和复杂手段

（1）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控制权不断上移

美国建国后很长时间之内，联邦政府并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会和各州的事情。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于1979年。此后教育部的职权不断扩大，时至今日，教育部对教育政策的操纵权、教育经费的划拨等方面的权力都远超从前。曾经对教育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家长、学区、州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听命于联邦政府的官员，换句话说，家长和学区渐渐丧失了对教什么、怎么教的决定权。

必须指出的是，权力是中性的；权力的拥有者可以运用权力做坏事，也可以运用权力做好事。单纯的权力集中不一定是坏事，还要考察拥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是如何运用权力或者运用权力达到什么目标的。美国教育的权力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共产邪灵也千方百计地渗透进各级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层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影响面就会很大，并且少数清醒的个人很难与之抗衡。

教育集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员在短时间内无法看到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影响范围。很多人的业务范围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时间、精力、资源和勇气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对政策表示质疑，但手里没有拼图的其它部件，他们面对上级的时候除了唯唯听命，很难有所作为。[46]每个人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部分，他们不易看到自己的决策或者行为会给学生或者社会造成什么后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当，邪灵此时正好乘虚而入，各个击破。

此外，教师学院、出版社、教育认证机构、教师认证机构等部门都对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也成为魔鬼渗透的目标。

（2）教师工会奖励平庸，阻碍改革

本书第九章讨论了共产邪灵对工会的操纵和利用。美国的教师工会也成为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师工会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不把学生的成绩与教师的业绩挂钩，而是成了奖励失败、保护不称职雇员的职业组织，让许许多多想要在教育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真正为学生付出的教师成了牺牲品。

特蕾西?贝利（Tracey Bailey）是佛罗里达一所高中的科学老师，1993年获得总统颁发的年度国家教师奖。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说他很高兴他的工会成员获此殊荣。然而真相是贝利已经退出了工会。她相信大型的教师工会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关键原因，工会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她说，工会只是保持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奖励平庸和无能的系统的一根支柱。[47]

美国的主要教师工会资金充足、影响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游说团体之中。教师工会成为阻碍教育系统内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碍。以全国教育协会下属的加州教师工会（CTA）为例，它有庞大的资金，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来实现其主张。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宪法中加入第174号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许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学金券（school voucher）从而自由选择学校入学。结果CTA大力阻挠该提案。一家汉堡连锁速食店曾为174号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强迫学校解除与该公司的商业合同。[48]

（3）在教育过程中排除家庭的影响

共产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把他从父母身边带走，由社区或者国家统一养育。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变通的办法，悄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共产国家里，邪灵鼓动学生与资产阶级的父母断绝关系，或者用应试教育延长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减少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里，排除家庭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尽量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降低儿童入学年龄，不让学生把课本和学习材料拿回家，不鼓励学生把有争议的内容讲给家长听。

“澄清价值观”类课程离间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参加“探索（Quest）”课程的学生的家长反映说，“好像家长永远是被用负面的方式呈现的。故事有可能是关于一个父亲和他的孩子，父亲总是十分专横、过于严厉，总是不公正。”这些课程的潜台词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们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时由于法律规定，学生参加某些活动必须首先取得家长的同意，这时学校往往用一些误导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让家长难知其详。如果家长抱怨，学校当局或学区有一整套办法拖延、推诿、敷衍，比如说家长不具备教育的专业知识、别的学区都在做同样的事、整个学区只有他们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长都没有时间和资源与学校或学区耗下去，而且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过几年长大也就离开这所学校了，家长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隐忍不发。况且孩子是学校的人质，家长不敢过分得罪学校当局，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当家长抗议学校的做法时，学校或者学区就给家长贴上“极端分子”、“捣乱者”、“宗教偏执狂”、“狂热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标签。这样做可以吓阻其他家长，使他们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50]

（4）用复杂术语误导家长和公众

前文引用过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国弱智化》一书开篇就指出，针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战争，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尔式的辩证法（退一步进两步，必要时妥协，用间接方式达到目的等──引者注）；渐进主义；语义欺骗，即重新定义语词蒙骗对方，使对方糊里糊涂地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条件。

施拉芙丽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在《教室内的儿童虐待》一书序言中说，心理治疗式的课程使用了一种特殊术语，防止家长了解课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术语包括：行为调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阶批判式思维、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几十年来，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制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像“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经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个人化学习（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学生—老师交互式教学（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单独看来，有些概念不无道理，但联系语境考察使用这些术语的后果就会发现，它们背后的真实目的是抹黑传统教育，推进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实质，它们都属于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谓“伊索式语言”、“奥威尔式语言”。解读这类语言的诀窍在于“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盖连表面都不太理解；“终身学习”就是掩饰眼下的学习不太成功，其余仿此。[52]

（5）大规模的学科重组和教科书的迅速更新换代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没有人敢叫它叛国》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书改革。这次改革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都综合到一套教科书当中。这套书抛弃了传统教科书的内容、理念和编纂方式，贬低美国英雄和美国宪法，反宗教、鼓吹对个人生活的社会主义式控制。[53]

这套教材因为过于庞大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范围而没有受到各个学科专家的关注。很多年后，当公众认识到问题起而反对时，已经有500万学生学习了这套课本。现在美国的中小学，历史、地理、公民常识（civics）等变成一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后的思路是一样的。

坚持原来的学科界限，使任何对教科书的修改都变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专家和家长的质疑和抵制。把原来的几个学科混杂在一起，新编的教材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学科，专家难以对超出自己专业的内容进行判断，使教科书通过审核、被学区和社会接受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十几年、二十年后，也许会有人发现这套教科书背后的阴谋，开始发声的时候，学生已经长大成人，老师已经习惯于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经绝无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认识到教科书的严重缺陷，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社会大众听到，更不可能影响教育的决策过程。如果反对声音很大，正好趁机发起下一轮改革，进一步稀释传统内容，塞进左派观念，几轮改革下来，新一代学生已经离传统隔了好几个层次，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美国教科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说是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加快，但事实上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基础知识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出那么多不同的教科书、教科书还要不断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竞争，为了追逐利润，不让学生多年重复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没钱可赚，实际原因和学科重组的原因相似，都是为魔鬼变异教材提供便利条件。

（6）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

从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像走马灯一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教育质量的提升。1981年美国学生的SAT成绩达到了历史最低点，触发了《民族在危机中》这个报告的出台，也触发了教育的“重回基础”运动。为了改变美国的教育窘状，90年代之后的几届政府都相继出台了规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缘木求鱼、抱薪救火，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带来更难以解决的问题。[54]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参与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诚地想为学生和社会做一些好事，但由于受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常常事与愿违，很多这样的改革从效果上都推进了魔鬼的计划。正如魔鬼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魔鬼渗透的教育改革并不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它的目标，事实上，每一次改革从设计之初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好为下一次“改革”提供借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层变异，直至彻底让人远离传统。这就是魔鬼“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辩证法”。不要以为到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传统的沦丧感到惋惜。不，当你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人们只会天真地问：“传统，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3. 魔鬼在东西方破坏教育殊途同归

共产邪灵败坏教育的目标，在西方是通过进步主义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经过了几代人逐步达到的。中国虽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但邪灵利用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当时人们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诱导中国人采用了激进的手段，在数十年间迅速割裂传统，让人摒弃传统价值，达到败坏教育、败坏人类的目的。

20世纪初， 当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开始腐蚀美国不久，他的中国弟子们也纷纷学成回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锋。利用当时中国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坚炮利横扫、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善良愿望，魔鬼引诱中国人掀起了一场激烈否定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其实是一场文化破坏运动，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新文化运动”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后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后来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中共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在后期也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运动以中国传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为借口，将中国的百年积弱归咎于传统“纲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张，将传统文化视作“旧文化”，将一切西方文化视作“新文化”，以“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批判传统信仰。这场运动成为随后更激烈的“五四”运动之先导，掀起了彻底颠覆传统伦理价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时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入侵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教育界，新文化运动带来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话文”运动。在胡适的提倡下，小学国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话文。这样，一代人之后，多数中国人几乎读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等传统经典只是学者专业研究的内容，与普通学生无缘，中国辉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摆设。

神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安排了书面语言（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中国历史上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迁移，从而使口语不断发生变迁。但由于写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语分离，使其保持大体上的连续不变。清代的学生依然可以读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这使中国文化传统藉文字而延续数千年不断。共产邪灵诱骗中国人从语言上斩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和口语合二为一的白话文也使其易于进一步掺杂变异语言，把中国人进一步推离传统。

中共建政前后的“扫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采用直白的洗脑灌输，扫盲班和小学一年级学生学的头几句话就充分体现“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毛主席万岁”、“万恶的旧社会”、“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这和渐进主义教育在儿童读物中掺入“海瑟有两个妈妈”等变异理念，方式上虽有鲜明的对比，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前一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主动维护中共暴政，在互联网上谩骂攻击谈论普世价值的人；后一种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歧视”为由不允许发言者谈传统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重点是大中学校园。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强迫他们放弃传统道德准则，放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观，采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教授，要反复检讨、坦白，接受同事、学生的揭发、批判，连潜意识中隐藏的“反动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击”而是“猖狂攻击”无产阶级。当然这比“敏感度培训”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无法忍受羞辱和压力而选择自杀。[55]

随后，中共在大学里开展了“院系调整”，大量压缩、合并、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系，许多综合性大学只剩下苏联模式的理工科，因为若延续民国时期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学生对政治、社会问题必然有独立的思想观点，这是中共暴政无法容忍的“威胁”。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整个过程在两三年之内完成，这和魔鬼在西方通过一代人创造以意识形态灌输为目的的新学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塞进大学，动作相反，速度差异很大，但效果却差相仿佛。

中共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学生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经过30天时间，就编写了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56]这充分实现了进步教育强调的以“学生中心”、“探索式学习”、“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法，学什么、怎样学都由学生自己商量决定。目的很明确，就是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实质是灌输反传统理念），放大学生自我中心主义，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础。其次，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各学校都办工厂，在大跃进高潮中师生大炼钢铁、开垦农田。连人民大学这样的纯社科大学都办了108个工厂。这名义上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实际上是让学生啥也学不到。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被发动起来，砸碎一切和传统文化沾边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详见本书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共于1966年6月13日下发大学招生改革的通知，实施“纠偏行动”：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大量招收“工农兵”学生。文革中电影《决裂》反映了这种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贫农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够，但凭两手干农活磨出硬茧而获得入学资格。校长认为：“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账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压迫者）身上！”当代西方就有教授发表论文表示数学考试会导致种族歧视（因为某些少数族裔的学生数学成绩比白人学生低）。[57]也有教授发表论文说，按照男生更高的数学水平要求所有的学生，造成对女生的性别歧视。[58]凭硬茧上大学和将数学成绩低归罪为种族、性别歧视，都是魔鬼把学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后中国恢复了高考。从此“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中小学教育完全以高考为最终目的。大批学生在这种功利教育制度下成为只会考试的机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传统断绝的学生的头脑中，是非善恶完全按魔鬼的标准衡量。因此911恐怖袭击之后，大批学生欢呼；小学生宣称“长大要当贪官”；大学生卖淫、代孕成为各大学的新“风景线”。魔鬼已劫持了我们的下一代。

结语：回归传统教育

教育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与人类文明的未来，是百年、千年大计。回顾百年来的美国教育，在共产邪灵的渗透和影响下，已经千疮百孔，家长、老师被限制得无法给予学生很好的教养，本应让学生们成才的学校成为放纵学生、把他们引入歧途的重要场所。学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各种恶习、乱象、反传统与反社会的风潮让全社会感到揪心。共产魔鬼正在吞噬人类的后代与未来。

出版于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列出的45个共产党的目标中关于教育的目标是：“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传送带；弱化课程；控制教师联合会；把党的路线写进教科书。”[59]放眼美国教育，这些目标不仅已经实现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由于美国的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国家仰慕和效仿的对象，大部分国家都以美国为楷模进行教育改革。美国的教学理念、教材、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影响了很多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教育，就等于改变了全世界的教育。

创世之初或人类文明败坏时，会有觉者或圣人出世。这些觉者或圣人恰恰是一群被称为“老师”的人，如古希腊文明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书中，耶稣也称自己为老师；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是“天人之师”；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师。他们告诉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与人相处，提升道德。

这些被称为“老师”的觉者和圣人，是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的言语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态，成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经典。他们所传授的价值观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让每个个体达到心灵健康的大道。而心灵健康的个体，才是保证社会的健康的基本要素。无怪乎这些最伟大的教育家说出了相似的结论：教育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

曾被实践几千年的东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传给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的经验和资源。根据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备是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人类教育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古典教育的宝藏值得我们去锲而不舍地挖掘、学习。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这是美国国父们希望的社会形态。道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神的赐福，凭着勤劳和智慧获得物质上的充裕和心灵的满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让社会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是那些觉者和圣人──人类最伟大的教育家，对今天的人回归传统教育的启示。#

点阅《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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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1/184287.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在法轮功学员仍然每时每刻遭受着中共的血腥迫害，中国大陆各地民众在不断的遭受中共肆意打压蹂躏，世界各国都在承受着中共病毒（新冠肺炎）侵害的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四﹒二五”21周年。作为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的亲历者，看到这场残酷的迫害至今不能结束，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还在被绑架、判刑、迫害致死，几日来心情难以平静……

自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法轮功学员的悲惨遭遇数不尽！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截止2019年7月10日，有86，0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迫害案例518，940起。

截至目前至少有4，40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一角。据最新数据显示，至2015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就达150万例之多，其中绝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截至目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仍在进行着）

2019年6月17日，英国伦敦的一个独立国际法院经过一年的调查后裁决：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和活摘器官罪行的事实仍在持续，并且大规模地进行着。该法院认定，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这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罪行。

据明慧网报道，去年年底至今年中国新年（即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间，至少65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迫害。（其中，349人被绑架，302人被骚扰）另有19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58人被非法庭审，批捕30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184人。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据明慧网最近报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期间，从2020年1月21日至4月4日的74天内，17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悲惨离世。其中，辽宁省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17名法轮功学员中有5人是在中共监狱迫害致死的，1人在看守所迫害致死的。他们生前都被非法判刑遭中共监狱、看守所酷刑迫害。

据明慧网信息统计，1～3月疫情期间7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80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到，在大疫当前，国际社会群起追责，要求中共对疫情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的情况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没有丝毫放松，迫害仍旧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暴露无遗。

“四﹒二五”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21年，中共江泽民集团由此而发起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也持续了近21年。近21年当中，近亿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长期被污蔑、监控，数百万学员被中共绑架、关押、劳教、判刑及关洗脑班，被酷刑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的难以计数，数百万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自中共窃政以来，迫害民众的运动接连不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民众达八千万之多。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香港反送中、以及目前危及全世界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让世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共的丑恶嘴脸，认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它就是那个以毁灭人类为终极目的的共产邪灵！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说：“撒旦对人的诱惑并不是只发生在伊甸园中，今天它仍然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诱惑、恐吓和毁灭着人。以神的标准衡量，魔鬼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受到诱惑和胁迫而不断背离神的过程。这个魔鬼就是共产主义邪灵。”

中国在二零一九年再次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十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中国有句俗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处在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中的中共，已经落入天罗地网，等待它的必定是解体灭亡的下场。

遍及全球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已经激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同仇敌忾，让世界看清了中共，国际社会有史以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中共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中共邪灵的围剿之势正在形成，中国的民众也正在清醒，中共正在应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天理，中共的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

“四﹒二五”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起点，注定了它彻底走向解体灭亡的可悲下场；“四﹒二五”作为法轮功学员以和平方式争取信仰自由的历史丰碑将永载史册！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4/184179.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沈阳苏家屯区法轮功学员兰立华，因送人新年台历而遭绑架。在沈阳市看守所被迫害出乳腺癌，遭诬判三年十个月后，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目前，染上乙型肝炎，生命危急。家属多方努力，辽宁省女子监狱称最快周一（四月二十日）上午放人。

明慧网《兰立华乳腺癌扩散　家人要人　辽宁省女子监狱推诿》报道了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狱警电话，得知被非法关押中的兰立华——右侧乳腺癌，双肺多发性癌细胞转移，双侧胸腔积液，淋苞积液，右侧锁骨上方肿结，腋窝淋巴肿大，头皮皮下结节肿大，心苞积液……

家属十分着急，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家属电话和亲人往监狱要求保外就医，有一个自称王院长（即王莹）和警号2105164的警察隔着窗户接待了家属，他们态度非常强硬，还是以兰立华不“转化”（即不放弃信仰）、不认罪为由，不能办保外。

然而，四月十七日，监狱给家属打电话，说兰立华病情恶化，随时有生命危险，家属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监狱说保外还在走程序，并十分心虚的向家属解释手续办理慢，如果办理期间，兰立华有任何意外，监狱想推卸责任。

家属要求见兰立华，自称张姓队长（即副监狱长张静）说打电话向领导申请，并给家属打电话说，只能让兰立华丈夫一个人见。亲属听说兰立华病重，都赶了过来，要求一起见兰立华，并正告监狱负责人员，如果兰立华出现意外，家属会一告到底、追究到底。

家属并劝他们，人不是你抓的，也不是你判的，但是人在你们这里出现意外，你们就要负责，不要给别人背黑锅。监狱负责人员回应，手续正在申请。

家属无奈之下，又开车前往监狱要人。在半路的时候，监狱给家属打电话，说让家属去皇姑分局附近，带家属见兰立华。

家属到了之后，一个自称姓郝的女警跟家属说，现在疫情期间，不能面见，只能视频。家属要求去见，他们态度强硬，家属担心兰立华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妥协，只能以视频的方式见兰立华。

兰立华十分虚弱，呼吸困难，说话有气无力，但是非常清醒。家属告诉兰立华，要知道自己是谁，一定要回家，信师信法。兰立华点头告诉家属，她都知道。

视频大约十几分钟，然后工作人员说，晚上医院鉴定结果能加急办出来，让家属周六去司法局办手续。家属说，那是公职部门，应该监狱联系。他们推脱说，周六、周日休息，要求家属找人。

家属为了尽快接兰立华回家，到当地司法局说明情况，但是被告知，周末双休，无人办理，家属商量了一个多小时，司法局人员最后说，如果监狱让他们留人，他们就留人。

家属又给监狱打电话，他们又以没有电话号为由推脱，家属质问他们，司法局说你们这有他们的电话号，最后，她们说查114试一下。然后，狱方给家属打电话说，他们联系到了司法局，同司法局协商的结果是，周六把材料以微信或者短信的模式上传到司法局，周一出结果。

四月十八日，星期六，监狱让家属八点到沈阳医学院外拿着材料等签字，签字以后，家属和兰立华打电话，感觉兰立华越来越虚弱，家属要求马上放人，狱方说最快得周一上午。

法轮功学员兰立华女士，今年四十八岁，家住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镇。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把一本精美的台历送给一卖菜的老者，遭绑架、非法关押，被沈阳市苏家屯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十个月。关于法轮功学员兰立华被非法庭审和非法判刑的详情，请见：《送一本台历　沈阳善良妇女被非法判刑三年十个月》、《被迫害致命危　兰立华仍被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沈阳兰立华命垂一线　辽宁省女子监狱仍拒保外就医》。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王秋菊、姚桂珍二零一九年四月底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女子看守所，至今已经近一年。

据悉，构陷姚桂珍、王秋菊的案卷已经被移送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国保警察非法提审几次，把案卷提交宝山区检察院被退回，又提交又被退回，又移送到静安区检察院。直到现在迟迟没有消息，以武汉肺炎疫情为由说外面进不来、没法进行。

据从宝山区女子看守所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说：王秋菊被关第七监区，姚桂珍被关在第四监区。17平方的监区里面住21个人，最多时住26个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没有给出去晒太阳的时间，一年四季就在这17平方监区里呆着，见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月亮，冬季阴暗潮湿，夏季闷热虫蚊叮咬。刚去时，上厕所没有厕纸，吃饭没有饭盒，用袋子装挤出吃，喝水也没杯，睡觉地上就两张席子，一个毯子很冷很凉。要会背监规才可以借东西用，直到家里打钱买，所有用的东西都要花钱买。常年早饭就是榨菜干饭。吃饭必须蹲着吃，每天除了三顿饭、静坐四次，就是站着、蹲着、轮流坐着、背监规、看邪党新闻。睡觉四块板一个人，地上一个手臂多点的长度，现在睡两人，人多时挤三人睡。

看守所不许家人探监，家属想了解里面人的情况根本不可能。看守所通知家属以邮政方式往看守所打钱，每月从里面扣除400生活用品钱，过年可能会更多些。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外面亲人的情况，任何消息都不给知道一点。

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姚桂珍、范晚霞2019年4月25日下午，在家被绑架，5月31日，姚桂珍被非法批捕，范晚霞被取保候审回家。

王秋菊今年47岁，家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萄泉新城小区。2019年4月28日，当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骚扰（估计是当地派出所警察）闯到王秋菊家中到处乱翻，并绑架了王秋菊，还恐吓其丈夫不得将此事曝光。王秋菊5月31日被非法批捕。

王秋菊2015年7月实名控告了迫害恶首江泽民后，当地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人员多次上她家骚扰，又叫她到居委会找她谈话，骗她说叫她去什么地方学技术，她回答不去，还恐吓她：不去不行，610和派出所的人会要来找你等。她的丈夫也遭到骚扰、恐吓。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原上海市闸北区法院）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3009号
邮编：200072
电话：02136034666
电话：02136046660
法院法官 电话 02136046660*81550
龚雯 刑庭庭长
芮志平 电话02126120083
杨坤
书记员 祁婷婷 电话26120000*81431
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
地址：友谊路959号
邮编：201999
电话：02156691990
承办公诉人 徐旸彪，电话：02136558576

宝山分局
地址：克山路199号
邮编：201900
电话：02156608111
投诉电话：02156608111*50333
信访电话：02128950081
黄辉 局长
国保处：
总机：0215660811 分机*50334 *50352
电话：02128950349
承办国保电话：28950344
国保处处长 俞震
承办国保：
腾斌
徐慈祥 手机13611985843
龚佳俊
董卿
陈印超
李俊
赵峰
刘国真
叶文荣
朱雪殷
沈晓林 手机13611658544
杨跃飞 手机15021600332，电话02128950349
黄明德 15821977369

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
电话：02166860901
电话：02166860902
电话：02166860219

所长唐敏02128959530
教导员金虹02128959531
副所长顾亮02128959533
副所长王诚02128959533
警长高勤女02156608111*30702
驻所检察室：
科长吕建伟02166862798
谭启敏02128959547
徐妙忠
童岳峰02166861828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9.html>

二零一九年五月天津市滨海监狱在一大队内（一监区）成立一个“严管队”。到同年十二月份把“严管队”又转到监狱十大队（十监区）内。大队长范 X明、副大队高佩智、原“严管队”小队长梁汉文因在迫害中表现积极，现升为中队长。

“严管队”是为达到使法轮功学员所谓“转化”为目的，搞人人过关，包括七十、八十岁老人，和患病及迫害中导致身体出现病患治疗中的学员，还有即将到期回家学员。

一、具体手段：

1.采取把学员轮流单独关押在监狱内的“独居”里（约1.5x3米长条房间）黑白两班共计四个包夹（刑事犯罪关押人员）执行协助看管迫害。每日包括长时间罚站、坐小板凳。

2.二零一九年四月前每人每月可以购买物品二百元、四月份改为一百元、五月份禁止购物。

3.对坚定信仰的学员，电话要求家属配合做“转化”，不配合的每月规定家属的会见取消。

4.队长对坚定信仰的学员使用辱骂、殴打、用电棒电击等所有暴力手段。包夹负责体罚。

5.限制学员食物数量（每餐0.5到1个馒头），这还要看施暴者是否高兴和心情而定。

6.命令四个包夹两班监督学员长时间罚站、罚坐时不许睡觉。迫害中的学员每日最多二～三小时能睡。

7.对信仰坚定不向邪恶转化的学员迫害不止。

二、邪恶程度

当看到被迫害中的学员身体出现极度衰弱担心出人命时。原小队长梁汉文喊道：“要死的，不要活的”也要达到目的。

三、迫害后果

1、由于长时间罚站，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腿肿、血液淤塞、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神智不清、坐上了轮椅。染病被送到监狱内的新生医院进行所谓“抢救治疗”。这样的学员依然被强行转化。

2、由于长时间罚坐小板凳等，造成被迫害中的学员出现臀部溃烂。

3、由于长时间精神、肉体迫害，造成即使在会见时，家属问及为什么走路腿瘸、为什么消瘦、为什么坐轮椅、为什么得病，都没有办法讲出被迫害的真相。

4、现年七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少臣，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被天津市红桥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后转天津市滨海监狱非法关押迫害。二零二零年三月六日凌晨李少臣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内的新生医院死亡，双眼未闭。

四、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传播期间仍然进行着迫害

这次严酷迫害连滨海监狱内部人员都说：“这不都疯了吗？”现隔离期间滨海监狱分三班，队长，狱警每班要在监狱内呆一个月，一轮换。迫害仍在继续着。

基本信息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局长：王江杰13920038555
副局长：刘洁一13363662601、陈瑞俊13602051066郭炜13820802855
贾永刚13902049957、张桂华13920450300
副政委、政治部主任 马迎新13752590608
机关党委副书记：靳朝辉13752634178、蒋琳18622889775

调研员：
刘春生13902192869刘永平13802098040胡亮13602137823
陈志轩15522285296李慧荣13821382299
办公室主任 王惠13820176651副主任：王爱13752056658、付振旺13512050519、梁喆13164097808
狱政管理处 副处长曹凯13312162 588副处长郭炳辉13388057210
教育改造处 处长闫静珍13821008788、
警务督察部 督察长张旭光13820156811
副督察长： 贾振志13821668578 、刘松文13920086689
政策法制处 王林平13821660619处长 副处长：薄兆宽13902041617 、杨其森13802058523

天津市滨海监狱相关人员及办公电话
滨海监狱监狱长（电话62071028）汪春增（一把手）
滨海监狱政委 （电话62071088）刘佩刚 （二把手）
滨海监狱副监狱长（电话62071078）陈福义（现主抓狱政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等业务）
滨海监狱副监狱长（电话62071288）宋春旭（主抓生产——原主抓狱政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等业务）
滨海监狱副政委（电话62071068）李俊岭 （主抓政工人事等业务）
滨海监狱副监狱长（电话62071098）周国庆（主抓教育财务等业务）
滨海监狱副监狱长（电话62071048）张兴涛（主抓行政生活等业务）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2/184294.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南报道）2020年以来，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610公安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以下是一些2020年1月至4月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迫害的情况。

1、2020年1月22日，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顺江，恶警沙元魁，恶警桑虎和居委会共十几人到法轮功学员张桂珍家抄家，诬告说有人举报，抄走一些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没带人。随即派两人盯梢，一出门就问去哪里。

2、2020年3月10号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顺江，恶警沙元魁，恶警桑虎和居委会共十几人到法轮功学员柏大珍家抄家，诬告说有人举报出去发真相小册子了等等。恶人抄走师父的法像、大法书十四本、真相币两千多元，还有录音机、U盘等物品，并带到派出所4个小时，在邪恶分子的恐吓和逼迫下，在他们准备好的保证不出去发小册子的单子上签了字，才将其放回家。

3、2020年3月11号，恶警桑虎带七、八个人无任何理由抄了法轮功学员丁继爱的家，抄走不少真相资料和大法书。接着又抄了丁继爱儿子（法轮功学员）的家，没找到任何东西，就走了。

4、2020年3月13号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分两拨，对法轮功学员王荣华和其儿子（法轮功学员）两家同时抄家。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陈顺江带四人抄走王荣华家师父法像、真相币、台历和护身符等。中原油田公安局恶警沙元魁带四人9点到法轮功学员王荣华儿子家进行抄家，后来又把陈顺江叫过来，总计十人，抄走王荣华儿子家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54本大法书，300多元真相币，13本小册子，十几本周刊，一万多元现金，mp3、电子书等等。由于王荣华儿子和媳妇不配合，不签字，邪恶分子继续骚扰，还威胁说不算完。

5、2020年4月8号上午，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陈顺江，恶警沙元魁、桑虎还有不知姓名的2男3女，无任何理由到法轮功学员张晓君家抄家，抄走一台过塑机。

4月8日下午，法轮功学员陈良雨家莫名其妙的被非法抄家，非法侵入住宅者是陈顺江、桑虎、沙元魁、贾大军，还有不知姓名的2男3女，家人工作用的电脑和打印机及大法书一套、真相资料、真相币一千元左右，被抢走，同修被带到油田公安局非法问询后，一个多小时后回家，威胁说没有完，还要找她。

6、2020年2月28号下午两点多，吴宝兰在居民区发放“武汉肺炎瘟疫 有千金良方”的小卡片救人，被物业人举报，吴宝兰被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庆路派出所绑架迫害，晚上二十三点多回家。3月5日，刘姓警察打电话叫第二天上午去派出所，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2020年2月28号下午，吴宝兰被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大庆路派出所绑架后，这伙人接着又抄了法轮功学员张金荣的家，当时没有带人，共抄走两台私人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真相卡多个，不少真相资料，还有两万多元现金等物品。随后还多次骚扰威胁其家人。

7、2020年3月23号上午，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卫河路派出所说法轮功学员温风清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把人带走，下午卫河路派出所到法轮功学员温风清家抄家，抄走真相币1200元，两个播放机还有资料等。当天晚上9点（3月23日）放温风清回家。

中原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陈顺江　13603839018
中原油田公安局恶警　桑虎　13803934516
中原油田公安局恶警　沙元魁
中原油田管具公司经理张古森电话　13839378098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中共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至今，已将近二十一年，迫害邪恶程度，造成的伤害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我们从昆明市圆通山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来印证这场迫害的残酷性。

云南省昆明市圆通山炼功点是一九九五年八月，继昆明市文化馆、云南林业技术学院（原云南林校）炼功点后，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炼功点，地址就在昆明市圆通山动物园派出所门前，俯视山下是始建于唐代南诏王异牟寻时代，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的“圆通寺”，派出所就是原“圆通寺”延至山上早年被中共毁掉的“接引寺”。

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多来自周边政府机关、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科研部门的官员、公务员、教授、教师、医生、工程师、工人、农民、学生、个体户、家庭主妇和街道居民，经常到圆通山学法炼功的约有三、四百人，当然都是人传人、心传心，很多人在圆通山与大法结缘后，把大法的福音带到各地。

炼功点分两个时间段炼功，要上班的学员早上6：30－7：30；不上班的学员7：30－9：30，大家炼完功后就在一起学法，春夏秋冬，天阴下雨一如既往。每天早上都有学员提前到炼功点打扫卫生，安放好录音机，时间一到，大家自觉找好位置，整齐排好。炼完功就各走各的；相互见面，大姐大哥称呼，格外亲切，虽不多言，总是一片慈悲祥和。

经常有学员在公园捡到来公园活动的民众落下的手表、金耳环、金戒指、钱包等物品交给辅导员，再由辅导员统一交到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高兴的说：以前的雷锋又回来了。曾经在炼功点蹲坑的国安特务后来讲：“炼法轮功的人有知识的人多，干部多，有病的人多，他们都是些很善良的人，每天只是在一起炼炼功、学学法而已，根本不危害社会……”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圆通山炼功点就被迫解散了。近二十一年来在邪恶的迫害中，近百名圆通山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各种打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有黄菊美、李健英、周吉昌、徐某某、杨明清、何育华、周凤英、陈莉华、廖惠芳、马某某、沈某某、黄雪梅等十二位学员在迫害中失去了生命，兰穆昌、李健英、谭美琼、魏云梅、邓家凤、叶保福、杨明清、叶茂、赵晨宇、十三人次被判刑；叶保福、杨明清、叶茂、杨雪梅、高花贯、薛冬梅、廖佳、王美玲（关押）、张文航（2次）等十人次被劳教；周吉昌、王军、徐某某、黄菊美、叶保福、杨明清、叶茂、魏云梅、陈慧、郑明慧、周凤英、王美玲、吕祖达数十人被关押、抄家、骚扰；目前赵晨宇被非法判刑四年，还被劫持在西双版纳景洪看守所等待上诉。

一、迫害中去世的法轮功学员

1、云林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吕祖达在610、公安、单位不断骚扰中含冤去世

吕祖达，男，六十八岁，昆明市云林规划院高级工程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昆明市政府上访，被单位多次进行批斗，并逼迫他写所谓的揭批“保证书”。二零零零年吕祖达因室外炼功，被绑架、非法拘留一个月，回家后，作为“重点”人物监控，中共不法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其老伴贺桂珍，致使贺桂珍不得不经常离家出走、在外躲避。

由于单位不法人员、恶警经常上门恐吓骚扰，吕祖达长期处于精神恐慌和担忧老伴的状态，心理压力极大，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四日含冤去世。

2、昆明病退工人黄菊美被看守所迫害致高血压心脏病去世

黄菊美，女，一九五四年生，昆明市政公司工人。黄菊美修炼法轮功前，身患高血压等二十多种疾病，是单位有名的老病号，二十六岁她就病退了。由于长年受疾病的折磨，变得性情暴躁，婆媳之间长期不和，家庭关系也很紧张。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其疾病不治而愈，身体越来越好，从此待人和气，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婆媳关系、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

黄菊美二零零二年被盘龙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盘龙区第一看守所，期间受尽折磨，致使血压增高至280/120mmhg，导致心脏病突发，看守所警察将其送入医院才通知家人，不久黄菊美不幸去世。

3、昆钢退休职工李健英从监狱回来体弱疾病缠身不幸去世

李健英（李建英），女，六十多岁，昆明钢铁公司生活部职工。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到云南省委上访时被绑架，关押在昆明市拘留所十五天。二零零二年五月在晋宁县盘龙寺挂“法轮大法好”条幅被绑架，随后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五年出狱后一直身体衰弱疾病缠身，二零零八年不幸去世。

4、从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老教授佘仁澍在迫害中去世

佘仁澍

佘仁澍，女，七十岁左右，云南省文联从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的教授。佘仁澍从研究佛教到皈依佛教，后修炼真善忍宇宙大法，人生发生了极大变化。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佘仁澍依法到云南省委上访，被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旧疾复发，生命垂危而“保外就医”。由于长期被610、国保警察、社区骚扰，精神受到摧残于二零一五年含冤去世。

5、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徐某在迫害中离世

徐某某，男，八十岁左右，原四川某林业局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林业专家，退休后到昆明居住。二零零零年，在昆明参加一个学法交流会，与到会的四十多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到派出所，被审讯、作笔录、照像。二零零零年五月他从深圳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返回后遭到派出所的警察骚扰，二零一五年参加起诉江泽民，遭到骚扰，不久突然去世。

6、原炼功点辅导员在精神压力下突然去世

周吉昌，男，七十多岁，云南冶金研究所职工，退伍军人。原来炼功点辅导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轮功开始，不断受到五华区和盘龙区国保警察传讯、骚扰；二零零一由于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国保警察绑架关押一个月。在看守所期间，周吉昌遭到羁押人员“过堂”，每天都被残酷毒打折磨，全身多处被打得青紫疼痛，引起肢体活动障碍。2017年在迫害中突然去世。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7、林业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杨明清被“禁闭”、“严管”致血压增高、臀部溃烂流血、听力下降，后去世

杨明清，女，六十多岁，原林业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被单位称为最好的人。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法轮功开始，由于不放弃信仰，遭到盘龙区国保警察经常骚扰、监控，昆明九九世博会期间被单位伙同公安警察将其与丈夫看守在家中四十五天；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与丈夫到省委上访被盘龙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一个月，回来又被单位看守十七天；二零零一年由于和丈夫、女儿离家出走，被盘龙区公安绑架被劳教二年加期十天；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与丈夫、女儿在家中被盘龙区国保警察绑架判刑三年；二零一二年再次与丈夫、女儿在家中被五华区国保警察绑架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绑架关押二个多月。

杨明清二零一五关押在女二监期间，一进监狱集训九监区就被投入“禁闭室”四个月，禁闭期间不准洗漱、不准洗澡、不准妇女卫生用水、不准换洗衣服，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得移动，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强迫听侮辱法轮功的有关录音，声音放到最大。四个月后又在监房被“严管”坐小凳子直到出狱，被迫害的血压增高达200/120mmhg，出狱后双下肢一直浮肿、臀部溃烂流血、耳朵听力明显下降、身体衰弱。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突然含冤去世。

二、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

1、一级教师赵晨宇再次被绑架、构陷

赵晨宇，女，四十六岁，原云南省昆明市第三十中学一级教师，研究生毕业，被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二零零零年到北京上访，途中被劫持非法关押三十天。二零零五年七月二日与朋友去西藏旅游被绑架、判刑三年。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家中被西双版纳景洪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判刑四年，现关押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看守所等待上诉。

2、张晶艳，女，三十多岁，昆明公路管理局职工。二零零二年讲真相时被绑架劳教二年，回家后不放弃修炼被绑架到精神病院迫害，丈夫承受不了迫害与其离婚。

3、昆明个体户王军被“升堂”、拳脚、棍棒殴打案：

酷刑演示：暴打

王军，男，40多岁，外地在昆明个体户。1999年对法轮功迫害开始，王军曾经多次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每次在看守所都遭到酷刑折磨，被同监羁押人员“升堂”、殴打。有一次在出外干活时，被多个羁押人员用棍棒殴打，棍棒都打断了。

4、原林业医院副院长叶保福一家3人遭迫害，妻子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叶保福，男，1949年5月生，主治医师，林业中心医院副院长。被公安传讯多次，抄家8次。叶保福2000年4月4日和妻子到省委上访被非法刑事拘留一次，与妻子因为抵制洗脑班辞职离家出走被昆明盘龙区公安绑架，因不“转化”被非法劳教2年，延期118天，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后又因给单位党委写信等一家人被绑架、非法判刑二次，叶保福合计被关押13年4个月零29天。累计被单位看守失去自由达283天。（单位不让退休，2005年被开除工职）；2018年叶保福被关押在省一监期间出现“脑梗塞伴半身不遂”，司法局不批准“保外就医”。

妻子杨明清，女，1952年7月14日生，原林业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被刑事拘留二次，劳教1次，判刑2次，合计被关押9年零2个多月（单位不让退休，2005年被非法开除工职），杨明清被关押在女二监期间被“禁闭”四个月，后被罚坐小凳子等非人折磨直到出狱，出狱时双下肢仍水肿，会阴溃烂，耳朵几乎失聪，一直未恢复，2019年3月8日在迫害中去世。

女儿叶茂，女，1977年5月30日生，劳教1次，判刑2次，合计被关押8年，被公安逼迫多次失去工作。女儿叶茂关押在女二监期间被罚坐小凳子，裤子坐烂。

叶保福80多岁的母亲在儿子离家期间，被单位不法人员和当地公安多次上门威胁骚扰后，导致两次突发高血压“脑梗”，后去世。

80多岁的岳父在昆明居住时，叶保福夫妇被看守在家中，由于公安警察突然上门抄家，正在午休时的岳父受到惊吓，高血压突然发作住进医院后直到去世。

5、云南大学副研究员马玲兄妹两家6人被迫害，家庭破碎

马玲，女，1957年10月13日出生，云南大学退休副研究员。马玲曾经因在外炼功和到省政府上访多次被非法关押，2000年七月因为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2年6个月，2004年9月21日再次被绑架劳教3年；2014年4月与女儿到朋友家做客被绑架判刑4年。合计被关押9年零7个多月。丈夫张开流，在迫害压力下与马玲离婚。马玲关押在女二监期间马玲由于坚持信仰被强迫坐小板凳，导致双腿浮肿，肚子胀，血压高到200。后于2017年6月15日变成全天劳动，每天收监回监房吃饭后又继续坐小板凳“学习”，一直到10点20才让睡觉。

女儿张稷，1985年2月4日出生，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实验学校教师。被判刑3年6个月。

弟马先明，男，40多岁，昆明市煤机厂马龙分厂厂长。弟媳李琼，女，40多岁。1999年7月22日午饭后马玲与其丈夫张开流、弟弟马先明、弟媳李琼、7岁的侄子马清源刚到翠湖公园马路边时，就被武警、公安绑架到大客车上，拉到西山二中，被非法审讯、拍照、笔录，随后又被拉到官渡区公安局，又被五华区公安接走后到深夜才释放。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有个姐妹今年六十一岁，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二日早上七点左右，她上七楼楼顶喂鸡，不小心跌在楼顶地上，起不来，出现脑血栓症状，左边身体动不了。当时还可以叫家人，但家人在七楼下，听不见。她用尽右手拿东西，去拍打，用脚踢，猫在叫，鸡在飞，但家人也无法听见，手机又不在身边，怎么办呢？

后来她静下心来，想起我平时跟她说相信大法得福报的神奇故事，想起我跟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记住求法轮功师父，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就大声的念。

念着念着，五分钟后，她丈夫真的上楼顶来了，见她躺在地上起不来，急忙打电话给儿子叫救护车。可是楼顶的门是入住后私自开的，一个一百五十斤的病人根本抬不下去。最后只有请消防车架起云梯，把她送下来。

到了医院，医生马上给她打针，并说两小时后，她左边身体可动，就不用动手术。两小时后，她还是不能动，家人问医生手术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医生说会有。于是征求她的意见，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家人明白她不想做手术，只好做保守治疗。两个半小时后，她的手能动了，家人看见非常高兴。

其实，她在见到家人、医生、消防车的整个过程都在求大法师父救她，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不想动手术，在医院也不忘念九字真言。就这样十天后，她想出院，于是求师父帮她。第十一天早上九点，医生来查房，她直接跟医生说要出院，医生同意了。医生说，没有人象她这样说要出院的，你是第一个，还赞她。

就这样，第十二天十二点前，她顺利出院了。

到家后，她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在下午三点钟到她家，她丈夫开的门，進屋后，见她手脚麻利，行动自如，一点也不象得过脑血栓的人，只是身体有点虚弱。她把整件事一五一十讲给我听，我听后非常开心，为她相信大法得了福报、避过大难感到高兴。

她丈夫也说他早上开工前从来未上过楼顶的，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上去，就看到这一幕，如果不是这样，他夫人可能就这样死了或者瘫痪了，这功劳（指她恢复的这么好）全归他。我跟他说，功劳你有一份，但最终功劳归于神佛，归于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信大法得福报，如果我姐妹不信大法好的话，没有求师父叫你上楼顶，你会上来吗？你不是说你早上从来不上的吗？为什么那天你会上去呢？这一切都是法轮功师父的安排。

后来，他听明白了，他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的儿子、儿媳也做了三退了，全家其乐融融。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医院没看好的病，诚念“法轮大法好”好了

〖中国大陆来稿〗我是一位农村妇女，家住在辽宁葫芦岛一偏僻农村，疾病缠身，到医院看病花去了很多钱。我经常在门口捡到法轮功学员送来的真相小册子，我很愿意看里边的小故事，每一本小册子我都翻来覆去地看了许多遍，觉得法轮功说的有道理。

后来我看到小册子说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解脱疾病，能驱除武汉肺炎（瘟疫），就试着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走路时念、坐炕上休息也念、烧火做饭还是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腰疼病好了，腿疼病好了，脚疼病也好了，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幸福、快乐，也感谢送真相小册子的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到医院没看好的各种疾病，只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切毛病却都好了。

诚念“法轮大法好”有缘之人得福报

〖中国大陆来稿〗我遇到一个有缘人，她红光满面。我劝她三退时，她跟我讲了一件神奇的事。她是卖菜的，有一次不知谁发了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她卖菜的箩箩里，她拿回家看了，她相信资料上说的全是真的。她患有糖尿病，尿糖五个加号，药也吃了不少不见效。后来她按照资料上说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她就诚心念了。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发现尿糖突然降了，只有一个加号了。

她感到很神奇，这更增强了她念九字真言的信心。我劝她三退她马上同意。我说你气色好，原来你早就念九字真言了啊。她说我现在糖尿病只有一个加号了。她说她还患有风湿病，她还要继续念。我又给了她一份真相资料后就分手了。

邻居一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中国大陆来稿〗我家邻居开了一家私家粮店，我跟他讲过真相，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做了三退。一天他拉来了一代白面送给了我，表示感谢!我坚决付给了他钱。这时的他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起了他的故事：有一次，我去拉面，车突然间失灵了，车闸不好使了，车也斜了，我非常害怕，又赶上工人下班，路上人很多，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法轮功人给我讲过的真相，就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李洪志大师救救我！”喊完了就出现了这一幕，车横在了道上，真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李大师救了我，我连车带人都完了，还能撞死一片人，当时的我非常激动，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

第二件的神奇故事，他去村里送白面，遇见了一条大狗，奔来了，想咬，他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只见这条狗突然就蹲在了那，老实了。还有一次他说买了一个新轮胎丟了，当时想丟了就丟了吧！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早上有人又送给他了。

受益的邻居一看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65.html>

疫情期间讲真相的体会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目前中共病毒肆虐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受到中共病毒的威胁，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能更好的利用目前的特殊形势向民众讲真相呢？我有几点体会与同修交流。

当下瘟疫肆虐，大法弟子抢人、救人的心情都很迫切，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表现的过激，还是应该把握住基本的真相去讲。我个人觉的基本真相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就是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另一方面就是看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远离邪党。围绕着这两个主线，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特别是当前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更要利用好当前的形势，讲明白这些基本真相。

相生相克的理，任何事情出现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瘟疫的出现对我们讲真相也是有利有弊。邪党也在利用瘟疫加强对民众洗脑，利用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强化民众对它的依赖；旧势力也不可能让我们顺顺利利的救人。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透过事态表象去看清本质，针对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的人群，把真相讲到位，用心去做，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生命真正得救。

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好多同修都是围绕着让民众念九字真言，远离瘟疫保平安的角度来救人。如果是对大法认识有一定基础的世人，在灾难面前你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他们往往真心接受，这样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对大法没有正面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个人觉的讲明白真相更重要。我们必须跟人们讲明白：为什么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就能保平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查阅二月份出的《天赐洪福》的第七页，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

另外“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这个道理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但是讲真相时也要贯穿到基本真相当中去讲，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去讲，如果见了人就告诉他这句话，他可能接受不了，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揭露中共在这场瘟疫中扮演的角色，帮助世人认清它在这场瘟疫中所犯下的罪恶，让人们真正明白为什么“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的道理。

这两个多月来，事态局势变化多端。二月份仅仅中国国内疫情严重，中国国内的民众人心惶惶，接下来三月份国外陆陆续续病例增加起来，中共开始甩锅，中国国内的宣传都是外面有“狼”，国外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唯独我们这里安好的虚假谎言。可是浸泡在党文化环境中的大陆民众，根本就无法识别中共这些骗人的伎俩，于是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甚至于仇视美国、仇视美国总统、仇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救人真的很难很难。而作为大法弟子，不但要看清邪党的这些伎俩，还不能因为邪党的无耻产生气愤、争斗等人心，所以真正救了人，对我们要求是很高的。

我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气愤，导致我一听到顺着邪党思维的话就急于争辩，导致别人觉的我是在偏向美国、袒护美国总统，反而偏离了我本来打算揭露邪党欺骗民众、掩盖疫情真相这个初衷。后来我向内找自己的争斗、嫉恶如仇、嫌弃鄙视等等各种不好的人心，这些心阻碍我给世人讲明白真相，阻碍我真正救人。归正了心态后，再去讲真相，智慧源源不断。

在这里举个讲真相的例子，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聊起当前疫情情况，同事还是邪党那一套，什么美国总统叫“中国病毒”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什么美国就是见不得中国好，等等。这时我不为所动，没有急于表态，等到他说“国外许多国家竟然联合起来要追责中国（中共），让中国（中共）赔偿”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责中共吗？”他说：“不就是怪我们中国人把病毒放出去的吗？”我说：“不是怪中国人，而是怪中共政府，是中共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疫情扩散到全世界。”

我接着给他分析：“习某某（中共最高领导人）二月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时披露自己在一月七日就要求对疫情進行防控。二月三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表示，自一月三日起，中国共三十次向美国通报疫情讯息。这就说明最晚一月三日之前，（中共）政府就知道了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可是接下来（中共）政府又做了什么呢？十二月三十一日，当地政府通报仍坚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一月三日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为传出疫情真相被政府训诫、封口；一月六日～十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当局未作疫情通报；一月十八日，一场配合政府的活动——武汉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开宴，四万多个家庭参加。活动结束后，疫情大面积扩散。一月二十三日武汉不得不采取封城措施，这距离疫情出现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因为时值新年春运高峰，近五百万武汉人流动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导致（中国）国内、国外疫情全面爆发，至目前上百万人被感染，十几万人失去生命。而（中共）政府控制不住病毒，却控制传播真相的人，不断有人因发出疫情真相，被公安威胁或拘留；大量公众号、微博、微信被封号。正是由于中共无视全世界人的生命安危，隐瞒疫情真相，压制人们对病毒真相的了解，才导致了这场世界性灾难。你说别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应该向中共问责吗？”

同事听了后若有所思，最后无可奈何的说：“其实（中共）政府封锁消息是一贯的做法，他们也没想到这次会惹这么大的祸。”我说：“这好比一个杀人犯杀了好多次人，没有被抓，最后一次被抓住了，临死前还纳闷，怎么那么多次都没事，这次出事了呢？中共的本质就是只关心它的权力，全然不顾生命的死活，它就象那个杀人犯一样，它的杀人本质迟早都会被全世界看清楚。既然中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那么我们都有权利向中共问责。”

这次讲真相，我没有象以前那样揪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反驳对方，而是抓住重点，切入真相的实质，有理有据，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所以效果非常好。听真相人的感觉就是：你中共都把全世界人害了，惹了这么大的祸，再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只会让人耻笑。

打蛇要打七寸，抓住中共要害去揭露，世人才会看清它：把人杀了，回头给死者家里送两斤点心，还得让死者家属强颜欢笑，对邪党感恩戴德。给他们举些这样的例子，才能帮助那些在邪党文化中泡大的中国人来识破邪党害人、骗人的伎俩。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30/184271.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师父在《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弟子问：“魔性很强，周围环境又不好，如何处理？”[1]

师父回答说：“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不是帮你消业就是帮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确对待。有的人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时，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所以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你们所以认为对你没有好处是你还放不下人造成的，你觉的对你不公，你觉的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应该更好的对待你。可是站在炼功人的角度上，大家都那么对你好，你怎么修啊？你的心怎么暴露出来呀？你怎么提高啊？你怎么消业啊？不是这个问题吗？所以你碰到的所有这些魔难，你不要抱着抵触的心，你一定要正确对待。”[1]

我觉的自己一直都处在问话人这个状态中，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认为周围人魔性都很大，不能从根本上查找自己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对于外来的一切矛盾，我们都要正确对待，从自身查找不足。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暴躁的人，其实从我个人修炼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矛盾，我的业力怎么转化？怎么提高？但是观念障碍了我；我认为应该是父慈子孝，所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的父亲——他一发火，我认为是触及了他的利益，所以我以极其艰苦的方式要求自己。

其实按照修行人的标准来说，遇到矛盾是好事，从中可以提高人的心性，转化我的业力；从人的角度，父亲也是希望孩子好的，站在人的层面，他年纪大了，累了，也有关系。

师父说：“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2]

我因为矛盾来了总是很烦恼，没有将其看成真正的好事，障碍了自己的修炼；现在我明白了，所有的矛盾是众生等着我们救他，我们要把它看成好事，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转化自己的业力。

我在家庭中也应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明白了发生的矛盾都是来帮助自己提高的，包括工作中的，生活中的；所有的生命及周边的人都在等着得救，我要努力修好自己，不辜负重托。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西兰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道法〉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8/184384.html>

从关注器官移植风波到从天梯书店订购《明慧二十年报告》
一次偶然机缘，李先生在网路上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大屠杀》作者葛特曼先生因讲述中共器官移植内幕。基于好奇，他订阅了《大屠杀》电子书来阅读。后来，李先生关心的不再是网路上的纷争，而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惨不忍睹的事实。他发现书中案例的信息来源共同指向两个大卫先生（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和法轮大法明慧网。

为了了解更多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李先生急着想找一本比较完整、系统地报导书籍来阅读。循着这样的线索，他连入了美国天梯书店的网站，发现了这部翔实的著作：《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年》英文版，于是毅然下了订单。

与此同时，他下班时总忍不住到法轮大法明慧网浏览，阅读了多集还在写作中的中文版《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年》。读着读着，他常常忍不住落泪，义愤填膺直呼：“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魔鬼党（共产党）！”

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历史记录
空运来台的《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年》到了！李先生很快的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他觉得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历史记录，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

李先生非常感动。一个男子汉，每每想起书中记录的迫害事实，还会止不住的哽咽。他对记者说，“从我的知识背景来判断，我相信书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他说：“我每次看到迫害都会掉泪，每次都掉泪。好了不起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像殉道者的故事，这么多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定有一个很深邃的信念内涵，使他们连牺牲生命都不畏惧，舍命护卫，我深受触动，并想修炼法轮大法。”

图：明慧出版中心发表的《明慧二十年报告》英文版。此报告系统整理并全面概括了法轮功学员为了坚持真善忍而遭受的中共迫害，书中信息全部来自于中文明慧网二十年来收集的数据和一手资料。

找到炼功点
李先生找到本地的一个炼功点，开始学炼法轮功功法和阅读《转法轮》，也参加了当地法轮功学员义务举办的“法轮功九天学习班”。

李先生很珍惜这部《明慧报告》，因为它记述了二十多年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整理的非常好。他说：“这是一部有血有泪的史册，希望有更多善良的人能阅读到，一起认清共产党的邪恶，一起为正义发声。”

李先生说，他有幸因关心迫害，进而敬仰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中的至宝、生命的依归。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7/184222.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武汉肺炎疫情蔓延，我们这个小城市也人心惶惶，到处封路、封小区，保安带着袖标各个路口把守不让出入，每家发给一个通行证，带着通行证两天出去一次购物，出门戴口罩。外小区的人不让進来，怕疫情带進小区，大街上几乎没人行走。人们在疫情的恐惧之中，精神受到了很大压抑。

这样的环境给我们大法弟子救人、讲真相、做三退带来困难。我们小组有四个女同修，大的七十二岁，我是小的也五十九岁了，这些年我们在法上配合的很好。我们切磋了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救人的资料送到众生的手里，我们各自出主意，最后决定送户到门，世人走不出来我们把资料送到家门口。

首先备资料，明慧网上的资料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下载了资料，资料内容比较全：“疫情凶猛　自保有妙招”、“九字真言小故事”、“不怕瘟疫的人”、“疫情肆虐 如何自救”等等。

我们小区有七栋楼，高的是二十八层，低的是十七层，每栋楼两个单元，進门上楼下楼都得刷卡，没有卡進不去楼怎么办，这时我就在想先看看地形，如果能進去一个门在楼顶上能不能在那个单元下来呢。先在我住的楼做起，走上楼顶，楼顶平平的通向那个单元的楼顶门，我轻轻的推动那个门，门关的很紧，用劲一推，门“吱嘎”一声，动静挺大开了，我轻轻的小心翼翼的走了下来，轻手轻脚的一家不落的把资料粘在门上，同时还请师父加持，让众生一个不动的在家等待着真相资料，这栋楼就这样顺利的做完了。

做那几栋楼时，有的我正走到门口，从里面就出来一个人，我就可以随着進去了。有的走到门口看到门有个缝，没有关严。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帮我，七栋楼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把真相资料送到每一家门口。每做完一栋楼时，虽然衬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可是想起众生能够得到真相资料，躲过这场瘟疫，心里就非常高兴，觉的一身轻。

几天下来我打印了三千多份资料，我们小组都送到了每家每户。

一天，我从外面回来，走到小区门口，见到保安说：你们为了小区的平安，守在这儿，你们真的很辛苦，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保你平安！他嗯了一声说：有人举报公安局，说法轮功发传单，公安局打电话来说各个楼都发现了，说过两天公安局派人到各个小区蹲点。我想：师父叫我们救人，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必灭。它们说的不算，我们师父说了算。

目前，在这疫情的关键时刻，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听师父话：“在宇宙中从天上下来的层次很高的那些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他的得救会使他所代表的背后那些无量无计的众生得救。”[1]救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体。所以，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就应该抓紧时间救人，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十年讲法》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前些天清晨六点发正念时，天目看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大大小小的邪恶生命象背后有人驱赶似的由西向东连绵不断的拼命往前跑。我赶紧锁住目标灭它们。只见前面的立刻成片成片倒地不见了，倒地的姿势各不相同，啥样式的都有。可后边的奔跑并未因此而停止，还在朝既定目标往前拥跑。我发正念不停，它们就一片一片的倒地而死，特象敢死队，只是数目众多，而且没有一个停下来，也没有一个掉头往回跑。最后终于把它们彻底灭尽。

发完正念我就想：怎么这么不怕死？都是些亡命之徒！这和刚开始发正念时的情形不一样。那时邪恶也很多，一立掌时就看见它们手举扎枪于胸前（古代那种枪）一个紧挨一个，一排排的列着阵势，整整齐齐、气势汹汹的往前走，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可是在正念的作用下，一会儿就支持不住了，倒拖着扎枪往回跑。再后来只要是一立掌就溃不成军，再往后就没有了，和今天的不是一类。虽然它们众多，但不堪一击，好象都是些异类，不费力就清除了。

三天后再发正念时，天目看见一张大网由西向东张开延伸，一直拉到我身边停下来，一眼望不到边，成很宽的条状，但还可以看到南边的蓝天。我知道这是邪恶张开的网，不能让邪恶阴谋得逞，于是我抬起右手，一下把网拽在手里，在手里紧紧攥着，意念告诉我，化掉它不行，得用神火烧它，但没看见烧化的结果。

写出自己层次所见，提醒同修们要重视发正念。请大法弟子在理智智慧讲真相、救人的同时，多发正念，修好自己，在最后的阶段更加精進，绝不让邪恶有空子可钻。

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4/29/184257.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们地区参与营救同修的同修忙不过来了，让我们学法小组分担一些。于是针对此事，疫情期间，我们除各自在学法在做救人的事情外，整体也在配合做事。

经过律师们多次为大法弟子辩护，看公义论坛上的营救同修的文章，我们学到了很多，基本知道了该怎么为同修辩护。所有法轮功被迫害案无外乎就是一个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公义论坛做了非常专业到位的指导。

在请律师的问题上，我们真的依赖律师的话，邪党打压律师就很厉害，找律师也相对难一些，也要花很多钱。而且一旦请了律师，亲属或大法弟子就插不上手了，公、检、法人员会说“找律师去”，背地里又给律师施压，律师被打、被抓、被吊销执照的都有。

其实，有条件的亲友都可为当事人辩护，一般可有两个辩护人。如果两个都是亲友，也可请一个律师，另一个由亲友辩护，还可以两个都请律师。在一个同修被绑架案中，一个同修对另一个同修说，如果我能去，我都愿意作为朋友去为同修辩护。没想到过了不久，那个被抓同修的姐姐说，她去了检察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亲友可以为当事人辩护。我们明白了，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告诉我们的，作为朋友是可以为当事人辩护的。

这也需要我们去争取权益，影响公、检、法的人员，不然有的公检法人员会认为规定不让亲友辩护，或因怕心而抵触。例如，当我们为营救一同修找派出所，承办警察就说：让当事人的亲属来。我们跟所长说，亲友可以为亲人代理吗？所长说不能吧。我们说，你去了解了解，我们也去找找。事实上，已有这样做的了，给他举了例子。因为我们平和的带有请教的语气，他也挺客气，问我姓什么？称我某姐。

我跟所长说，国家新闻出版署50号令和公通字[2000] 39号文件宣布《转法轮》等书籍解禁，合法出版、拥有，不能作为有罪证据；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为了继续抓人，所以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就发文（司法解释中第15条）由上级公安机关自己认定证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是两高踢皮球、弃权，把皮球踢给了公安。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检察院一次退侦、两次退侦、有的三次。没有证据，又不想放人，就造假，有个大法弟子当庭控告警方提供的80%都是假的证据。所长当即说：不，退三次，我们就不交了，不再补充了。我说，下次再去给他送文件（因先前送的，他说没收到）。

遇见另外一副所长接待，我想换了一个所长是让我讲真相，多救一个人，他听我说文件想证明的内容，就警觉起来，问我：你叫什么名？我发了一念：我就是救你来的，他口气一下就缓和下来了。转给所长的文件，他全收下了。

另外两同修为另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找承办警察，讲明当事人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你判了他，他也是无罪的，判无罪的人有罪，使无辜的人受到刑事的追究，打官司打的是证据，你们搜集的假证，你说谁有罪了呢？他连连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看着我们修炼。我想起有一次，一个同修来找我办一件事，我说小弟能来就好了，她说通知不到。话音未落，有人敲门，门一开正是小弟，同修说一看到他，就知道是师父安排的。

疫情中，一个同修为在看守所的另一个同修看检方退侦没有，推电瓶车出门，推不动车，车象被刹住推不动，同修开头没悟到，还在推、动动停停，她就说，师父我去干正事，怎么走不了，这是不让我去？那就不去了，回家开门，一看见口罩，哦，原来是没戴口罩啊，马上戴上，出门骑车就畅通无阻了。因为那时不戴口罩，办不了事。师父为我们考虑的多细致，多周到啊，连忘记戴口罩都要提醒我们，可谓无微不至啊！有这样的师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精進呢？

同修们把明慧网发表的文章《信自己还是信师父》和《仁者之勇》下载下来，拿给没看到的同修交流，及《常念法轮大法好，为何能治愈瘟疫？》复印给同修和常人看，文章引经据典，谈古论今话瘟疫，透彻的讲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们的身体心生《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正气”，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内涵。发给常人亲朋好友，发在常人网上、微信上，也没有人对此说“不”的。

“怕心”没了或者说少了，现在有的当事人不请律师，亲友就上，于是出现了姐姐为妹妹辩护，妹妹愿为姐姐辩护，母亲为女儿辩护的局面。而且亲友在公、检、法各个环节都参与，主动权大多了。我主动去找另外那个准备为亲人辩护的亲属，告诉他，我们该怎么做，一起交流。正念强了，不用别人谁说，这位亲属就去找派出所、国保、检察院、法官，要求释放亲属，这是律师不方便做的。

现在律师为大法弟子辩护，亲友为当事人辩护，在公、检、法的各环节進行着。公、检、法人员有的躲着不见，是不合法的，他们有责任了解当事人有罪无罪的全部事实。如过分，因其不作为，可以请其回避，请求派敢于担当的公务员办事，伸张自己的权利。

中国国内没有法轮功辅导员、协调人，人人都是协调人，已形成习惯，如有个同修妹妹被抓進看守所，找了几个律师不适合，有的接了后，又退了，我们学法小组一个同修说：大法弟子唱主角，条件也成熟了，师父要的我们就做，无条件的配合你。她现在积极主动，救人、营救亲人，走到哪一步，该干什么，在公、检、法各环节提出合理的请求等。

至于营救同修中提交什么申请、请求，也是讲真相的过程。公义论坛等网上下载模板，不但自己家需要，也主动给需要的同修送去，互相交流怎么做，有的同修利用疫情中在家的时间，为当事人亲友上庭辩护，准备了“法律意见书”、辩护词，虽然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否定它不要往下走，但做好准备，已被非法判刑的，包括正在执行和已执行完出来的，仍可以写申诉状，不服判决，继续证实法，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亲人自己联系同修参与意见，给予帮助，或亲友直接联系公、检、法主动去做。

疫情期间，助师正法的事也都是师父加持在做，只要我们有愿望，师父就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不过动动手动动嘴。同时我们也看到自己没同化真善忍的不好的人心，修去不同程度的怕心、欢喜心、惰性等等各种执著心，我们知道不是口头上讲信师信法，而是主元神（主意识）、内心深处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加紧修炼，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居住在一座教师家属楼，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变迁，一茬一茬的住户搬走了，逐渐的又有新的住户搬入。楼道里烟头，果壳、纸屑乱扔，脏的时常下不去脚，物业、社区都不管，更没有门卫，成了三不管楼。

我是大法弟子，我有责任改变环境。师父也一再告诫大法弟子在哪都应该做个好人。为此有以下几点收获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邻居在变

我当起了义务清扫工，每次都是从顶楼扫到地下室，隔几日便清扫一遍。平时看见地上有垃圾，我随手捡起，把楼道的卫生看作是自家卫生那么精心。过了几个月，我发觉楼道卫生有了好转，垃圾逐渐的少了。

邻居们都知道我炼法轮功，跟他们都讲过真相，基本都做了“三退”，但有一位男教师，看见真相粘贴就往下撕，对法轮功很抵触。碰见他几次，都是我在扫楼道。

一次，我想去倒垃圾，正好碰见这位老师上楼，他二话没说，拿过垃圾袋，边下楼边说：“大姐，可谢谢你了，这楼道的卫生都成了你一个人的事了。”今天他竟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撕过大法真相粘贴。真相粘贴现在都掉色了，也没人往下撕。到现在，我清扫楼道十多年了，

楼里的住户也不断的更换，邻居们明白了大法真相，是大法的法力和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感化了他们，也是生命的选择。

二、你们有法轮功大姐吗？

我们这栋楼有三个单元，共用一块电表。过去楼道的灯、门铃的电费都是学校给交，自打学校搬迁后，这笔钱没人给交了，也没人管，到了晚上就抓瞎了，楼道里漆黑一片，上下楼不方便，尤其老年人根本不敢下楼。特别是家中来了客人，進不了门，门铃没电，干摁摁不响，住户叫苦连天。

人们只会抱怨，没人出头管这种事，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为别人着想，不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吗？于是，我去了电业局，找有关工作人员联系，他们建议这三个单元各安一个电表，各用各的电。我想，如果采用他们的办法，住户多花钱不说，也没那个必要。我找懂安装的人咨询。他们很快的用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电业局也很认可。我自费买了一张电费卡，按时联系各户交电费，我再去电业局帮他们交电费。我自费找人修单元门锁，楼道和地下室的灯坏了，我买新的安上。

我们单元的事情，其他单元的住户知道了都很羡慕，问道：看你们多省心啊！啥事都有人张罗，这人是谁啊？这么好啊！回答说：你们有法轮功（学员）大姐吗？我们有！

三、用行动证实法

我家楼后有个下水井，二零一九年夏，粪便从井口冒了上来，大夏天的真是臭气熏天，害的人们不敢开窗通风，屋里热极了。我自语道：太熏人了，怎没人管呢，生出怨心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对，不能跟常人似的只会抱怨，为别人着想，大法弟子得出头。

一看，原来是我们单元的下水道出问题了。过去都是学校给解决，住户都等靠惯了，下水道多年没人清理，粪便满了，把井盖鼓开了，所以才熏人。我马上打电话找人掏井，由于忙，天黑了车才来。流出来的粪便我用沙土垫上，第二天，冒雨找人通下水管道。我没叫住户的任何人帮忙，也没让住户掏钱，住户都很感动的说：“你是我们不是楼长的楼长。”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7/9/185815.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在纽约的长岛开店，做自己的生意。这里是一个富裕的农村，人们都很纯朴，真正相信神的人很多，尽管武汉肺炎在纽约比较严重，这里来买冰淇淋和冰淇淋蛋糕庆祝生日的人很多，而且在很多客人的心里象根本没有这个疫情一样。

我还要照常交房租、各种税收和保险，我的主要的大部份员工已经不上班了，很多基本工作都要我自己做，很幸运的就是我的小提琴老师也是同修，他帮我一起做，妈妈也帮一点，还有当地的爱尔兰裔女孩子，她也有信仰，所以她明白人的命是天定的，也就不怕这个“中共病毒”。

所以，原来十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变成四个人完成，挺苦的。本来妈妈的生活很安静，没有压力，被我这个生意搞的，做的很辛苦，开车一天来回就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还有很多法律上做生意要交的钱。因此妈妈想尽快把店卖掉。妈妈对我的各种埋怨，让我心里也很不安。

前两个星期，妈妈在我唯一一件很难彻底放下怨恨的事情上，说了让我觉的非常伤害我的话，立刻那个魔性上来，妈妈也因为我带给她的生活而委屈，说要搬出去，跟她的好朋友住。同修劝我跟妈妈说不要出去住，我说：“她这样在我伤口上撒盐，她怎么不跟我道歉，我已经比原来的我好很多了，已经没有再骂她笨了。我是绝对不会向她低头的。”就这样，我们俩有两天都是在怄气的，这两天自己在学法时，师父的法点悟给我了，师父说：“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1]

师父这一句法，真是当头棒喝。于是，我放下自己，跟妈妈说：“妈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只是我觉的真的很受伤，你也不要搬出去住，我以后不会再发脾气了。”妈妈说：“你的性格乐观幽默，单纯善良，对人有义气，付出从不求回报，只知道做事，几乎不用吃，真好养活，就是这个不能让人说的脾气什么时候才改得了。” 就这样，妈妈又一次原谅我，又象什么不愉快的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第二天，照常在饭桌上又看见了我喜欢的白水烫青菜。但是，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不管谁再怎么冤枉我、侮辱我，讲话再难听，我都要明白是来考验我的。要无漏的修去执着，一定要跟师父回我真正的家。

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重男轻女的。所以，我很要强，学什么、做什么都追求第一名。追求钱，有钱就可以大方、潇洒、有面子。我的过去就是这样苦苦的追求着名利。但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关心，所以特别想得到丈夫的关心，背叛让我产生了极度的怨恨心。

在修炼的路上，总是伴随着佛性与魔性。当魔性出来时，情就起作用，就会有委屈的情绪，直接干扰我救度众生。就是因为有情，才会觉的别人伤害了自己，难受。如果没有情，只有慈悲，怎么会难受呢？而佛性出来时，没有了怨恨，觉的听到，想起这个情，是反感和排斥的。师父说：“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2]同时，我悟到那种妒嫉和怨恨，也是一种物质。

师父告诉我们：“怨恨心哪，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哟，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事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3]

通过大量的学法，溶于法中，那个怨恨心一点一点的被解体，认清了追求温馨的家庭，这是我一直以来固守的观念。师父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4]

以上交流是个人认识，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和时间的对话〉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境界〉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八年华盛顿DC讲法》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为谁而存在〉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6/7/185407.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师父明示：“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1]。在师尊的教诲下，大法弟子都在救人路上奔忙。我曾经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绑架到看守所，被劳教迫害过，也曾流离失所过。种种迫害和压力都不能挡住我救人的脚步。在讲真相中真切的感受到世人在等待大法救度，只要我们去做，师尊就把有缘人带到我面前，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无神论者也相信神佛的存在了

我家楼下邻居在邪党谎言的欺骗下曾和她家对门的住户说：“租房不能租给炼法轮功的（她家对门要出租房）。你看楼上那小媳妇多好，可她炼法轮功！”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去给她讲真相。她不是很接受，但碍于情面，把党退了。

事隔一段时间，我又去她家，我一進屋，她说：“这回我可相信了，我去我弟弟家才回来，我弟弟得癌症了，他们俩口子到外地去检查，让我去看家。他们先到北京检查说是癌症，他俩不放心就又到天津去检查，下车出站口不远，一位老者在路边坐着，就把我弟弟的大腿给抱住了。我弟弟当时一愣，问老者：你认识我吗？老者说：你不要去检查了，花那钱没有用。弟弟看着他，老者说：你是不是制作钓鱼竿的？弟弟惊奇的问：你怎么知道？老者又说：你制作的钓鱼竿被人买去钓上一条大鱼，是它（大鱼）来取你的命，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回去吧！”

弟弟和弟媳看他说的那么真切，只好回来了。她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回我可相信有神了。”

后来我把《转法轮》这本书拿去让她看，她全明白了。她女儿回来看到桌上放着的《转法轮》书说：“这老太太还挺赶时髦的！还看上法轮功的书了呢！”她妈说：“你们看看这本书，哪有电视上说的那些呀！都是让人怎么做好人，怎么重德、行善的。”

有缘人找真相

一天，我们三个同修去江边打电话讲真相。刚坐在椅子上，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来，用一种渴望的目光看着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救救我呀？”我赶忙起身问：“怎么了？”他指着耳朵说：“耳朵听不见了，上完初中耳朵就聋了。”他还说：“我可闹心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赶忙拿出纸笔给他写了下面这句话：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真善忍”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告诉人如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写几句就让他看，认同的他就点头，我还写了：“现在法轮大法已传遍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三千多项褒奖和支持信函。电视上演的所谓‘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修佛向善不杀生。”他看后都点头。

写到“三退”保平安，他有些异议，我又详细写给他：中共历次运动害死八千万善良百姓，还把修佛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迫害死了有名有姓的大法弟子四千多人。天理能容吗？杀人必须偿命。你入了它的党团队就是它一伙的。当发誓为它奋斗终生时，就等于上了它的贼船。船沉了，你就为它陪葬了。退出来就等于从船上下来了，船沉与你没关系了。他明白了，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

临走时我们给了他两本真相小册子并嘱咐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的耳朵就能好，就能得救。只见他走到旁边一米粗的空心水泥管前，仰望天空发自肺腑的喊了一声：“啊……”我想也许是生命得救的喜悦吧！

事隔三、四天，我拿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出去，看看能不能再遇见他。我们几个又到那去刚坐一会儿，他和他妻子一起来了。他妻子拿着坐垫把他送到我们那就遛弯去了。他见到我们高兴的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我好了！耳朵也能听到点东西了！”

看到他激动的样子，真为他高兴，他得救了！

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世人得救后对大法弟子表示非常感谢的例子很多，我都会对他们说：“请感谢法轮大法的师父吧！”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正念〉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6/30/185692.html>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我是二零零九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患有四十年气管炎、鼻炎、咽炎、十几年的失眠、精神抑郁、眼睛见风流泪、附件炎、子宫肌瘤等十几种疾病。修炼后不到两个月，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感到无病一身轻，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我没吃过一片药，也没打过一次针，没去过一次医院，走路一身轻。走路老想跑着走，走多远都不累，干一天活都不觉的累，身体特别舒服，感觉自己无比幸福，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大法的神奇伴随我走过了十一年的修炼历程。

有一次我们学法小组计划去集市救人，一看天要下雨了，其他同修说今天不去了。我说：下不了雨！但是天很黑，我们就继续学法，学着法我就像有什么事似的心急得不行，心跳的简直学不下去了。我就对同修说：我想去集市！同修说：那就走吧。天阴的很黑，但是没有下雨。到了集市一会，就给七个人很容易的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早都安排好的，师父把有缘人领到集市等着我去救。

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大法的神奇事多的说不完，以前都写过几次了，就不重复了，就写最近的事。

去年七月，和妹妹还有妹妹的儿子开车回老家，大约一千多公里路。我俩都是第一次开车跑长途。妹妹从早晨连续开了七、八个小时了，很疲劳，换我开车。不到两小时我也疲劳了，全身累得很难受，因妹妹开车时我也没睡觉陪她说话。我叫妹妹把师父讲法给我拿来听，她说：在后面拿不到，孩子睡着了。之前是孩子拿着师父讲法在听。说完妹妹也睡着了。我鼓足了全身力气在往前开车，开着开着累的我实在睁不开眼睛了，困的马上就要睡着了，我心里就求师父：心里叫了三声师父：师父！师父！师父！这时我已经就睁不开眼睛了，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睡着了。在这一瞬间听见“啪”一声响，车头朝右摆动了一下，这时我们仨都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车正好在马路中间很正，这时我也一点都不困了，之前的疲劳、累、困的感觉全都一扫而光。妹妹说：怎么了？吓我一跳！我说：可能是我睡着了，车子跑偏了，是师父把方向给我打正了，把疲劳给我消除了。我就继续开车前行。到家后好几天我都是越想越后怕，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这一难，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到老家二十天后，一天早晨我和姑姑正在炼功，她说去厕所，说着她就出去了。我就跟出去。姑姑刚走到院子中间，她突然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我追上去抱她也抱不起来，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以为她腿有问题了。我想：“姑姑修炼虽然不到五年，但是很精進，身体很好啊！”我再仔细一看，是院子中间塌方了，过去的老宅子窑洞塌陷下去了。因那几天老下雨。这时，她的腿和脚陷下去了，我怎么也抱不起来她呀。我就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师父帮帮我！我感到自己立刻有了很大力气，把姑姑抱上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姑姑抱上来的。我俩刚往前走了几步，我回头一看，吓我一跳！我刚才站脚的地方已是黑洞，不知什么时候也塌陷下去了，塌陷的深度都看不到有多深。是师父救了我和姑姑！师父一个月帮我化解了两次大难，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最近几年，我讲真相是去周边几个集市，我们三、四个同修配合，到了集市两人一组。

二零一九年的年底最后一个集市那天，我们四个同修到集市还没发几份资料就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他说他就是管这个的。我心里求师父：不要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对那人说：大法弟子是好人，你举报大法弟子对你不好！他说：我不怕！一会就来了四个年轻的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说叫我把口罩拿掉，他要给我照相，我说不拿掉。他大声跟我喊，说：不配合是吗？我说：我不是坏人！你不要跟我这么凶。这时一个很面善的年轻警察对很凶的警察说：算了！到所里再说。那个很凶的警察对我说：走到派出所去！我心想：去就去！到那给你们讲真相去，讲完了一会就回来。

到了派出所，那个很凶的警察大声说：坐这！我一看是个犯人坐的椅子，人坐上去以后前边可以锁上。我想：那是坏人坐的，我堂堂大法弟子怎么能坐那上，这不是侮辱大法弟子吗？我大声说：我不坐！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他很生气的一边大声说：不配合是吗？一边气急败坏的好象在找什么东西要打我似的架势。有人说不配合给她戴上手铐，当时的架势很邪恶呀。我大声跟他们说不配合，我是好人，你们不能迫害我。这时那个面善的年轻警察碰了一下那个很凶的警察小声说：算了！算了！不叫我坐椅子了。又叫我上里边那个小黑屋里去。我又大声喊：我是好人，你们不能迫害我，我不進去。

这时他们的态度就缓和了，说大姐你進屋坐着说话。我说不坐，就站这说吧。他们说不迫害你，屋里有凳子坐着说话。進去后，一个年岁大点的警察也進来了，他叫那几个小警察都出去。他说：大姐！咱俩好好聊聊。我说：那你把那东西关掉。我看那放个可能是录像或照像的东西。他说：行！就叫人拿出去了。他说：咱俩谁大呀？我说：你多大呀？他说我五十！我说：我大。他说：大姐！你给我炼炼功看。我说：行！我刚要给他炼第一套功法，他说：算了！先聊聊。咱姐俩无冤无仇的，是吧！好好聊聊。我说看你这人多善良啊，你本性不会迫害大法弟子的。

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我没修炼前全身十多种病，啥也干不了，修炼后所有的病都好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啊。过年了我给父老乡亲发个年画和大福字，有啥错呀？你们不去抓坏人，把我抓来干什么？他说：国家明文规定不让炼呀！我说：你们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了。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要人人都炼法轮功，不但身体好，俩口子也不打架了，邻居之间关系和谐了，婆媳之间都和睦了。你说这多好呀！

他说：你说这个我认同。他说：大姐，我问你这东西哪来的（他指我包里的资料年画和福字）？你肯定做不出来。我心想：我们大法弟子个个是精英。我说：为了你好，这个不能告诉你。他又问：你是哪个区的？家住哪？我说：这都不能告诉你。他又问：你叫什么名？我说：不能告诉你。他说：你不是修真、善、忍吗？怎么连名字都不敢说呀？我说：叫我法轮功吧！他说：法轮功是你的代号。你告诉爹妈给起的名。我说：爹妈起的名也是代号。他说：大姐我跟你聊了半天你也不配合我呀。我想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1]我说：不能配合你，要配合你了，你把我们大法弟子迫害了，将来法轮功平反了，这就是你迫害我的证据！你可怎么办呀？他说：你就别管我了。我说：是大法师父给我们讲课时告诉我们不要配合警察，配合你们就把你们害了，我听大法师父的话，大法弟子都替别人着想。他说：你还听过你师父讲课呢？他当时的口气显得很佩服师父。我继续说：这是大法师父对你们的慈悲。大法师父对你们太慈悲了，你们警察迫害我们，大法师父还叫我们讲真相救你们。他又问：你师父叫什么名呀？我就站起来抬头高喊：大法师父叫李洪志……

后来進来一个女的，坐我对面看手机。我说记住：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难来了大法师父会保佑你的。她说：你咋不求你师父保佑你出去呢？我说：该出去的时候，大法师父肯定保佑我出去。那屋里太热，我当时穿着长羽绒服，热的困的想睡觉，我就躺在凳子上睡觉，心想可不能真睡着了，我就躺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念了一会，师父的法打到我脑子里：“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3]。

我躺在凳子上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叫邪恶钻空子了？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这些年虽然救人的事没少做，但有的时候有完成任务的心，只注重发资料的数量和三退名单的人数。没有注重救人的实效。还找到了有很强的怨恨心，妒嫉心，显示心，争斗心，色欲心，利益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还有就是不修口，经常背后议论别的同修等等人心。找到这些心后，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一定改，一定改，一定要修去这些人心和执着，一定要精進实修，做好三件事。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该回去了，要不然外边的同修就要忙的营救我了，同修都在忙救人，不要浪费同修的时间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警察進来喊我说：大姐！起来走吧！回家吧。我从凳子坐起来，走到警察们面前双手合十说：谢谢你们，祝你们平安。我一边说一边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堂堂正正的回家，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救度众生。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四》〈对联〉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别哀〉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二月四日上午，我带着真相小册子出去了。没走多远，看见有两个人在讲话，就走上前给了其中一人一本有关武汉肺炎的真相小册子。那人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没有回答，又从包里拿了一本《明白》小册子给另外一个人，并告诉他们得到是福，然后我就走了。

没想到，那俩人是当地纪委的，当时就给我录了像并把我举报了。

我是孤寡老人，独居。老伴也是修炼人，但几年前被邪党迫害离世了，子女也不在我身边。

中午十二点有陌生人来敲门，我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把里面的门打开（我家是双层防盗门），隔着栅栏门问他们是谁？对方自称是居委会的人，叫我别出门，然后就走了。第三次来了好多人，谎称疫情期间上门来消毒，我说不用，你们这么多人，我一个老太太不能让你们進来，他们又说只進来三个人，我就把里面的门关了。他们持续敲门，我不开门。结果他们把我家的水闸和电闸都关了，我还是没有开门。

当时楼下已经停了三辆警车，上来了十几个警察，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直呼我的名字叫我开门，说再不开门，就叫专业锁匠来开门。锁匠来折腾了很久也没有打开。五点左右，他们又叫来当地消防队的人来锯门，我一个人坐在屋内的沙发上，听着电锯发出的刺耳的声音，突然想到了师父说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1]瞬间我平静了，没有了之前的不安与惶恐。

没过多久，他们就把里面的门完全破坏掉了。一帮人進来之后对我家進行非法搜查，搜查证是空白的，没有日期，没有姓名，就盖了一个当地公安局的红章。他们在不提供扣押物品清单的情况下用我家的纸箱强行带走了五幅师父的法像、三本《转法轮》、几十本经文及各地讲法、上千元真相币、一台电脑主机、一台小型音乐播放器以及我的手机、背包、羽绒服等私人物品（除手机外其余物品至今尚未归还）。

晚上七点他们把我强行拉到派出所审讯。做完笔录已是晚上八点半，他们给我定了一个“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然后直接把我送到当地行政拘留所拘留十五天。过程中我还是尽量善心对待那些警察，跟他们讲真相。

我一无所有，但是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师父的诗词《别哀》、《见真性》、《无求》都在脑海里清晰的显现出来。同修们得知消息后也都全力加持我：疫情期间城市里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出去一趟都很不容易，可有的同修半夜了还到拘留所附近的山上发正念；有的鼓励我的子女到派出所要人；还有的把我被迫害的消息第一时间发给明慧网曝光邪恶。

从拘留所回家的当天，我到派出所索要被扣押的物品，他们不肯归还。师父慈悲苦度，我却连师父的法像、大法书都保不住，我很难过。

这些年中，我和女儿一直为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争吵。师父让我们遇到问题要向内找，而我一直没有找自己的原因，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能心平气和的说话，没有修出慈悲心。现在回想，其实是师父通过这样的方式帮我提高心性，可是我一直不悟，搞得与女儿至今矛盾重重。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找到了修炼上的漏洞，修炼二十多年了，急躁心、争斗心、干事心、欢喜心、怨恨心、对亲情的执着、对个人观念的执着以及思想中的邪党文化因素还没有完全修掉，从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深感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这一方的众生。

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弟子知错了！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无条件向内找，坚修大法到底，做好师父让弟子做的三件事！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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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1-4月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

2020年1月31日下午五点多，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法轮功学员邵汝芬在肃宁县城路边的汽车上发放躲过疫情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两个警察把她抓进城关派出所，把她夹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她就和警察讲真相，一会儿趁他们做饭的时候，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她走回了家。

2020年2月7日上午，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法轮功学员石慧卿在本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并送到肃宁县城关镇出所，经过石慧卿和派出所的人讲真相，当天放回。一个多月后肃宁县城关鎮派出所所长洪昌又把她叫到派出所，让她签字，她不签，又让她们单位局长（工商局）给她丈夫打电话给她施压。她回家后，她的丈夫对她严加看管。

2020年4月10日晚上八点多，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法轮功学员徐贵婷和她的小外甥在金地雅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带到城关派出所，申德光警察逼迫她签字，她不签。在万般无奈下她的小孙子签了名字和她妈妈的电话。十点多徐贵婷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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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法轮功学员侯建福可能被绑架到网岭监狱

据传，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原贾山乡（已经合并到网岭镇）法轮功学员侯建福可能被绑架到网岭监狱（502）。目前此消息无法进一步核实，敬请同修智慧的讲真相。

相关电话：（0731）
候建福（本人或家属的）17716795983、15173361646
候建福（本人或家属的）17716795983、15173361646

职务　姓名　移动电话　住宅电话　办公室电话
公安局长 蒋芷境 13786397777 24338001
政委　　龙志奇 13974150888　24338002
常务副局长 刘新华 13974137829/ 18073305488 24257822　24338005
副局长　彭傅纲13974193598/ 18073305588　24229478/24229598　24338006
副局长　刘德明 13517415555/ 18073305688 24234355或24238846 24338007
副局长　欧国华 13786329399/ 18073305408 24213066　24338009
副局长　吴伟民13974187989/ 18073305671　24237658　24338018
副政委　傅洪峰13787826688/ 18073305799　24256848　24338010
政工室主任 胡伟民 13907412466/ 13337336869/ 18073305423 24250126 24338011
国保大队　　　24338090　/24338092
大队长 刘桂飞13975355868　24338091
教导员 欧艾新15507335578/13807417379　　24223961
副大队长 侯正良 18907416110、13974137750、15507335522、15675396567 24233030

看守所　24338140
所长　唐健　13973305187/18073305577　22928938 24232782
教导员 朱细平15873323018
拘留所
所长　徐石武13973305075 /18073305585 24226659　24338150
教导员刘勇戈13807417009/24312338 24231338

网岭派出所 24338210/24338211 24338212/ 24338219/24338361/ 24226203
所长　蔡德文　13974104216
教导员
杨卓泉 13762259599　2433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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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法轮功学员王超被抄家

2020年4月16日晚，贵阳法轮功学员王超被当地警察及社区居委会十几个相关人员非法抄家，还搜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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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许慧珠被洗脑班迫害致死责任人补充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退休小学教师许慧珠女士，因起诉江泽民，2016年7月下旬被绑架到设于广州天麓马术（骑术）俱乐部内的黄埔洗脑班，八月上旬被迫害致死，享年78岁。详见明慧网报道“广州退休女教师许慧珠被洗脑班迫害致死”。

时任天河南街街道主任、书记王旭光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旭光：现任天河区石牌街道书记，手机18902266028
李蔚：天河南街道党政办公室主任，020-87539719、手机1592036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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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法轮功学员赵秀珍被举报绑架

4月11日，法轮功学员赵秀珍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举报绑架。市中派出所人员到赵秀珍学员家抄走大法书籍、播放器、真相资料、护身符等。当天下午又让家人交了5000元现金才把人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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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国保大队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

2020年4月16日中午，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国保大队不法人员到新宾镇法轮功学员孙静家骚扰，预谋迫害，当时孙静不在家，迫害没有得逞。

望新宾法轮功学员多发正念，以各种形式讲真相，也可以把许多相关人员电话号码，公布到网上，共同救度世人，解体迫害。

附新宾公安部份人员电话：
新任公安局长刘汉波13841300002、15504931777
副局长柳大刚13904932985（主管国保）
张忠华 政委 02455080202 13942370067
王忠发 副局长 13604132951
史俊民 副局长 02455080212 02455086476 13904133399
孟繁龙 副局长 13504233066
国保大队：电话：2455080213
大队长 盛国柱13704932270 高振远15504932896
战立平（所长） 13942351857
贾旭 （指导员） 13941382511
马天冲15141319393 詹雪娇13470517171刘峰18241349118马晓光14704130199
初朦15104136668刘宝福 15141306286刘畅15841377446王辰强13804937553
孙成15841363335王新18841317574赵恒15242355333段瑞13804236242
韩晓阳1824131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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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万隆乡法轮功学员李树涛再次受到骚扰

4月13日上午，李树涛户口所在地村支部书记杨艳伟，打电话给李树涛，要给李树涛录像，说上边来人，被李树涛拒绝。

双城区万隆乡奋斗村支部书记杨艳伟13009725559
双城区万隆乡政府综治办肖辉13199554541 13604500424
双城区万隆乡派出所所长周峻宏1363651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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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永年区后曹庄村法轮功学员刘平现被绑架的情况

2020年 4月16日，河北省邯郸永年区后曹庄村法轮功学员刘平现在去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上被绑架，据说是在火车上让别人扫真相二维码，被人举报。被关在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说是学习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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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怀来县参与迫害的人员

怀来县参与迫害人员：

政法委书记 李忠录 18031382888
主管 孙天有 13331321060
副书记 张峰 1378529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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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放回

2020年2月29日，上海市法轮功学员赵晓东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和新华路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取保候审回家。参与绑架的有姓沈警察，警号：025715。

据悉，上海市闵行区法轮功学员侯惠芳、郭月珠，于2020年4月被闵行分局绑架，第二天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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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法轮功学员邓天玉被沙市区610人员非法抄家

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邓天玉于4月14日上午10左右，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沙市区610绑架到荆州市沙市区解放派出所，下午5点多钟放回家。

晚上，由沙市区610人员张魏红、张鄂、国保大队长陈义群、左劲松、王文彪等在沙市区植物园社区邪党书记袁霞参与协助下对邓天玉非法抄家，抄走了大法书籍、大法师父的法像、《明慧周刊》、光碟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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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庆法轮功学员胡秀兰遭绑架信息补充

黑龙江省国保到大庆公安局责令乘风公安分局到胡秀兰家，女协警敲门，以疫情为由骗开门，后边跟了一帮警察非法闯入。胡回到自己房间把门锁上，警察找开锁大王把门打开，拍照录像抄家。

下午，胡秀兰的丈夫去分局要人，警察说正好你来了，正要到你家去，警察不放人反而跟家里来了。市局警察用仪器测出手机一部，又抄走大法经书。

胡秀兰被关押两天三夜，警察用车轮战术，轮番非法审问。省里有个国安警察姓顾，让她看“转化”录像，让写“三书”，并威胁说：“你家搜出这些东西，得判三年，你若写三书，我给你少判一年。”警察给她做了身体全面检查，还做了有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核酸检查，结果，心脏、血压、肝部不合格。半夜十二点左右，警察送她去看守所（不是大庆看守所），在提取胡的行动轨迹时，大数据没有，看守所拒收，返回大庆，共关了两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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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开州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

近期得知，重庆市开州区在2020年3月下旬至四月初，610成员和各社区成员，一同到各社区的法轮功学员家敲门骚扰，强拍摄一部份法轮功学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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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法轮功学员八名被绑架，已回家

4月17日下午四时许，四川广汉市新平镇法轮功学员张大翠家来若警察，把正在学法的张大翠、陈华秀、车长武、李晴、牟世茹、覃侠义等八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张大翠被抄了家，抢劫了大法书及资料，八名学员被非法搜身，然广汉市防暴大队的车将八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新平镇派出所非法审问，到18日凌晨三时过放人回家，因覃侠义是德阳市法轮功学员，他是由德阳市的警车接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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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李新平被绑架，已回家

大连法轮功学员李新平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恶人举报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随后蹲坑跟踪，绑架。

4月4日晚上5点半左右，大连高新园区高新派出所6-7个警察（2个女的）闯进法轮功学员李新平现住儿的家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进门到处乱翻，抢走师父法像、所有大法经书、真相资料、播放器10多个、真相手机2部、私人手机3部、笔记本电脑一台、小多功能电视、真相信50封等若干物品，连私人的身份证、羽绒服、帽子、背包、真相挂坠、连墙上贴的真相画都撕下来，全程由2台录像机录像，并且逼迫签字，本人拒绝签字，直到晚上9点多带到高新派出所做笔录，后给戴上手铐，第二天午后又非法采血、取指纹、照像，到下午4点多派出所告知，现由河口派出所监视居住半年，并有儿媳担保签字后，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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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法轮功学员郑映英、郑映庄被绑架责任人补充

2020年4月1日，法轮功学员郑映英（69岁）、与二妹郑映庄（67岁）在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同常人讲真相，为了帮助民众在疫情肆虐中自救，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劫持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

白云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长：刘志强，手机13903078317
副局长：钟碧和，手机13802962868
预审大队副大队长：杨庆国，手机13808868394
法制大队副大队长：沈永坚，手机13556112105
刘雪秋 法制大队18933953555
林鑫 法制大队13826154654
陈胜宗 法制大队13527781822
潘成文 预审大队手机13631432541
邓世民 预审大队 手机13829797947
杨世峰 刑警大队 手机18680581660
柏松波 刑警大队 手机15876507282
钟国林 警察13922118803
金沙街道办事处
主任：杜军 手机13802755544
白云区政法委
白云区法学会秘书长：李东林，手机15975587345
袁景潮138244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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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武扬珍被迫害致双目失明责任人补充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退休员工武扬珍女士，时年七十二岁，家住广州市天河区名雅苑小区。因为起诉江泽民，2016年11月2日晚被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及华新社区居委绑架到设于广州天麓马术（骑术）俱乐部内的黄埔洗脑班，被酷刑迫害致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模糊。

随后，武扬珍仍遭街道和派出所警察持续骚扰，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目前武扬珍双眼已经完全看不见。详见明慧网报道“广州武扬珍被党校洗脑班迫害致眼睛失明（图）”和“被迫害眼睛失明　广州武扬珍仍遭持续骚扰（图）”。林和街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妙娟，林和街道书记，手机13925137922
龚 维，林和街道主任，手机1392226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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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李常兴被诬判四年恶告人补充

多年以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紧跟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用在辖区街道张贴毁谤法轮功的宣传画、开办所谓的“崇尚科学、反对×教”的专题活动、创建“无××示范工程”等方式，对法轮功进行污蔑和诽谤。李常兴出于正义，曾去撕毁凤阳街道张贴的这些害人的宣传画，遭凤阳街道综治办关文恩、陈汉辉等人恶告。

2017年4月20日上午，李常兴被海珠区公安分局绑架。2018年9月6日被海珠区法院诬判4年，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迫害。

苏明庆，现任琶洲街道书记，原凤阳街道书记，手机13902285323。

陈汉辉，现任南石头街纸南社区书记，原石岗居委会主任13682284567、1371161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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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区法轮功学员代明受迫害信息补充

最近，公安局打电话告诉法轮功学员代明，大概在4月20几号，南川法院要通知他去，具体开庭时间不详。

以下是南川法院相关信息：
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大街延伸路
邮政编码：408400
联系电话：023 71435859 传真：71435861
审委会法官：
孙养统 院长
蒲晓波 副院长 ：023 71435981 71420685 13908254676
饶川 副院长：023 71435856 71429699（宅） 13908254161
石林 副院长 三级高级法官
梁光忠 调研员 三级高级法官
朱金 政治处主任 四级高级法官：023 71435859 71413508（宅） 13709464036
黄琼 纪检组长 四级高级法官
唐良华 执行局长 四级高级法官
朱杰 审委会专职委员 四级高级法官
张仁虎 审委会专职委员 四级高级法官
李朝宾 审委会专职委员 四级高级法官
黄新 审管办主任 四级高级法官
任艺敏 审委会委员 四级高级法官
熊小军 民一庭庭长 一级法官
严波 民二庭庭长 一级法官
周仁敏 审监庭庭长 一级法官
何凯 立案庭庭长 一级法官
骆云伟 民三庭庭长 一级法官
严小光 未综庭庭长 一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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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怀来县利用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大概2020年4月10日左右，法轮功学员谢长梅被送到大黄庄洗脑班强迫写下三书后当日送回家中。

怀来县参与洗脑班迫害人员：
政法委书记李忠录 18031382888
主管孙天有　13331321060
副书记张峰　13785297766
土木镇综治办人员 1769231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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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怀来县徐姓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被迫害

2020年1月17号，法轮功学员徐在河北省怀来县东花园派出所门口的公交车站发真相资料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被不明真相的北京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询问后到家中抄家拿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7本7个画手机一部周刊几本。晚上送往张家口准备非法拘留，身体出现不适病态，被送回家。

村书记 赵永涛：1383130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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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市北寿社区和片警骚扰法轮功学员

2020年4月9日下午，辽源市北寿（长寿）社区的一个女的和一个片警到郭秀芹家骚扰，其丈夫说她没在家，他们又问什么时候回来，晚上在不在家，然后拿出准备好的材料说是要其本人签字，要见到本人等，就一连几天来骚扰。

<英文版: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0/5/2/184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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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告诉未来（10）》现有1080p高清的MP4

《我们告诉未来（10）》现有提供1080p高清的MP4。请在《我们告诉未来（一集 ～ 十集，DVD更新）》点击MP4分块下载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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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吉林省德惠市同修的一点建议

4月中旬以来，明慧网上大陆各地综合消息上看到了两处德惠市胜利街道办事处骚扰大法弟子的文章。其中德惠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有了很大变动，由xx几年前已调离，姜xx也可能已退休，还有德惠市政府机关主要负责人，比如市委副书记林xx是否在位？因为现在政府机关人员调动非常频繁，特别是公检法人员信息更要准确无误，所以建议同修经常核实一下这些单位人员情况、信息后再上网。

谢谢同修辛勤付出，不足之处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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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些情况

四月份，已知吉林省农安县滨河乡、榛柴乡、三岗乡派出所和治保主任到每个大法弟子家进行骚扰，要求写不炼功的所谓“保证书”，还有”揭批书”。但大法弟子绝大多数都拒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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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修发放翻墙二维码时务必保证其有效性

第952期《明慧周刊》发表文章“多利用破网软件二维码卡片传真相的建议”，这个项目确实很方便有效，我周围也有不少同修在做。但是如果采用网上发布的现成的二维码卡片，我发现很快就上不去了。如4月6号和4月7号上传的一共10版，4月17号就已经有天地行会员反映失效了，我于4月18号去试，抽试了30张，确实完全失效了。

4月18号网上又上传了80页二维码，但4月19号去试时，其中有两整篇已经失效，可见邪恶封锁很快。天地行上介绍了如何防止失效的方法，就是自己制作二维码。所以请同修发放时务必亲自试好或请别人试过，确实有效再去发放，以免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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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同修打印已出版的《疫情周报》

近期，明慧网陆续出版了关于“中共病毒“全球蔓延的《疫情周报》，这份每期共3张6页的传单排版简洁、清晰，信息量大，严谨的数字与逻辑分析并存，非常好的一份关于通过疫情分析揭示真相的资料。

建议同修发放时，将明慧已经出版的每一期全部打印出来（目前出到第3期），对折后，装在PVC杂志袋里发放。将已出版周报全部打印的好处是：既呈现了疫情报道完整的系列性，让人对中共的谎言欺骗有着更全面、多角度的了解，真相信息能接受的更多。

声明人：张景芳 于永荣 李先花 张桂萍 刘志国 刘易安 姚忠良 关贺云 刘淑香 侯文英 刘松华 范素贤 张玉珍 魏秀云 何庆华 李国芹 王玉环 刘凤廷 刘秀英 雷勇 赵福贵 赵荣梅 窦丽霞 杜海云 王翠艳 金长媛 黄云芳 韩景玲 刘明 兰新华 黄德松 刘玉敏 马秀英 康矩成 薛福祥 郑香兰 周玉英 郑小秒 王丰才 王玉兰 林宏飞 陈岷强 杨末 栾润芝 张西永 张秀芬 苏君 陈梅英

明慧地方期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濮阳市、眉山地区、衡水市、鹤岗市、东营市、承德市）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接前文）大卫也品尝过相关的苦果，只是他很清楚他所画的这些都是政治宣传，他自然不会蠢到去杀自己家的人。但是在他投赞成票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厌恶这场革命的妻子夏洛特（婚后姓名为Charlotte David，出生姓名为Marguerite Charlotte Pécoul）终于忍无可忍，与他离婚了。

不过，据史料记载，夏洛特并没有放弃把大卫拉回正轨。大卫1794年失势后曾两度被囚，在那段时期，夏洛特与大卫的学生们一直多方奔走求援，最终保住了他的性命，每次都在不长时间内使他得以获释。他们俩人也在1796年11月12日复婚，其后白头偕老，不失为一段佳话。

图例：油画《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作者：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作于1793年-1795年。

这一时期与死亡相关的政治类艺术并不仅仅只体现在大卫一人的创作中。由于邪灵的作用和政治风气的败坏，不少艺术家都涉足这类主题。比如大卫的同学雷尼欧（Jean-Baptiste Regnault）画的《自由或死亡》（La Liberté ou la Mort）就是此类讨好邪政的作品：画中间长翅膀的人物是法国的象征，飞行在地球上空。两侧一边是象征自由共和制的女神，另一边则是死神。其主题露骨地显露出不搞共和革命就是死亡的政治色彩。虽然画中的人物有着天使或神话人物的外形，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禁止正教信仰与鼓励大屠杀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形象绝不是为了赞颂神，而是被盗用着去打击正信，号召杀人革命。

图例：《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作者：托皮诺（François Topino-Lebrun），完成于1798年。

大卫由于主管宣传和艺术部门，再加上他自己的绘画技术高超，自然门下弟子众多。这些学生不少也追随他们老师的步伐，参与革命政治。比如接受早期共产主义流派“巴贝夫主义”（Babouvisme）的托皮诺（François Topino-Lebrun），是大卫的得意门生之一，其代表作也是一幅死亡主题的作品《盖约•格拉古之死》（La Mort de Caius Gracchus）。不过他最出名的地方是与雕塑家塞拉齐（Giuseppe Ceracchi）在雅各宾派倒台后残余势力的帮助下于1800年秋密谋暗杀拿破仑，事情败落后与其同伙一同被处决。

大卫的另一个门生，雅各宾派画家亨内坎（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也曾参与早期共产主义政变。1796年9月，数百名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平等派”成员（Les Égaux）联合原雅各宾派所在党“山岳党”（Montagnards）残余势力在巴黎西南龙骑兵（Dragon）第21骑士团驻扎地格勒纳勒（Grenelle）煽动叛乱，妄图重建已垮台的公社，实行共产主义土地政策，但很快被扑灭，亨内坎也因参与其中而入狱。

区别与联系

拿破仑上台后，这些疯狂才得以停止。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署了政教协议，即《教务专约》（Régime concordataire français），以法律为保障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国教地位，允许教会公开举行宗教仪式；同时也恢复了公立初等学校的传统宗教教育，并聘请教会人士为教师。此后，教会在初等教育方面又获得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即教职人员可被任命为公立初等学校的校长。

这时的艺术在此背景下也得以回归正统。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再次描绘正神而不受死刑威胁了——尽管此时描绘神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但至少艺术界不再到处充斥着那些鼓励杀人革命的魔性毒素。正统艺术逐步走上正轨，从帝国时期往后延续的新古典主义整体可以视作回归以前的古典主义，即作为十七、十八世纪学院艺术中古典主义的发展和延伸。很多艺术家们的创作重心也不再放到现实政治上，而是逐渐倾向于一些神话和纯艺术类主题，这一点在新古典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果回顾一下前面的“革命艺术”则不难看出，那些鼓吹暴力杀人的作品与正常的古典作品在美术技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而造成它们天壤之别的是作品的主旨和立意，即一幅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一点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的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一个艺术家为一个践踏正信、屠杀无辜民众的政权唱赞歌，其作品技术再好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是有违天道的。艺术从最初就来源于神，能给人带来美德的提升，而不是用来破坏普世道德的，因此艺术作品的立意在创作中起到的灵魂作用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主义美术整体上运用的是传统技艺，使用的是学院派的表达方式，所以不能作为糟粕来对待。很多艺术家，包括大卫，在美术技法上确实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这一点也不能一概否定。只是在具体研究中，由于我们今天是借鉴前人的东西，而不是纯粹的照搬，因此对于前人的作品也需要有一些分辨与取舍，比如像《马拉之死》这类推崇邪恶、污染人心智的作品是非常不适宜用来做正面研究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当时一些表达死亡的作品是遵循悲剧主题的传统潮流。从形式上看，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在实质上还是与真正的传统有着天壤之别。虽然自古就有悲剧题材的作品存在，但传统悲剧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人心底的怜悯、人性中的同情与善良，或者涉及到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真理的追寻。这与大革命前后，很多艺术题材完全政治化，成为政治宣传工具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为革命政治、人表层粗浅的东西服务的，与以前的传统思潮并不相同。

在这些作品里没有主念，靠的是随着社会形势一边倒的肤浅观念，在艺术上却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受到这类所谓悲剧题材影响的人不是怜惜生命，反而在怂恿和刺激中追求杀戮民众，赞美流氓政权。不少作品的主旨是以冷酷的“革命性”去残杀人性与温情，鼓吹国家政权至上，煽动暴力革命热情到“大义灭亲”的程度（比如《荷拉斯兄弟之誓》和《侍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们的尸体》之类的作品）。这些都要针对具体的作品仔细辨别。

同时我们也看到，历史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人一生中会行善也会作恶。正如前面所说，史上的艺术家们并不都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前期画了不少暴力革命宣传画的大卫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失势后被监禁期间，他就在考虑创作方向的问题。从1796年初正式开始创作的《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中就能看到画家笔下“以爱来结束冲突”为主旨的艺术转变。

图例：《萨宾的妇女》（Les Sabines），作者：大卫，作于1796年-1799年。

当拿破仑重新启用大卫为首席宫廷画师时，大卫的作品就已经告别了原来煽动革命的主题。虽然为帝王歌功颂德的绘画也能被视作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拿破仑是按照合法程序，经过教宗加冕称帝的。根据“君权神授”的原则，拿破仑属于被承认的君权，因此大卫十九世纪的宫廷作品尽管仍然政治气息十足，但也不再属于离经叛道。而在绘制《拿破仑加冕》（Le Sacre de Napoléon）过程中，大卫也与教宗庇护七世（Pius PP. VII）见过面，并得到了他的祝福。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也一步步让这个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

从对大卫研究较多的法国艺术批评家德雷克鲁兹（Étienne-Jean Delécluze, 1781年-1863年）当年留下的论述中显示，大卫对革命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在大革命从政期间的讲话基本上都是关于艺术、艺术工作者、艺术机构和他所主管的庆典方面的内容。因此，有观点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那样一个狂乱的时代里，大卫当时作为一名主管艺术的官员，很多时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并不是疯狂的屠夫，但当屠夫们掌控了权力和屠刀时，为了自保，他也不得不去迎合那些人。

也有研究认为，大卫的这些做法其实是源于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先是适时地倒向革命者那边，当雅各宾派垮台后，又在另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了拿破仑这座新的靠山——而并不是真正意识到暴力革命的邪恶。从逻辑上讲，这完全是可能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许多事情最好是根据历史人物的实际行为来衡量，而不是其想法。因为人的思维来源太复杂，很多时候种种想法都可能是别的因素在人脑中的反映，使人的想法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而真正评价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行为。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生的道路其实是被安排好的，过程中这样那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明太多实质的问题。

正因为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所以，与其猜测历史人物当时的想法，不如从史实出发，以人的行为来考量和判断更为准确，很多事情也能一目了然。

举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当年下令处决耶稣的罗马总督彼拉多（Pontius Pilate）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好人，而且耶稣在此之前还用神通治好了彼拉多独子的不治之症，因此不愿处死耶稣。但由于受到政治压力，彼拉多就拿水在大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然后便判了耶稣死刑。

尽管彼拉多心里认为耶稣是好人，嘴上也说耶稣是义人，但行为上还是做了大坏事，因此仍然承担了巨大的罪业。当彼拉多宣判完耶稣的死刑后，他原来被治好病的儿子就倒地死亡了，不久后彼拉多自己也发高烧昏迷。然后，他的仕途很快也出现了麻烦，被流放到高卢。同时田产被充公，导致其身无分文，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但这还没完，彼拉多后来又被下令赐死。当他得知消息后，只能在绝望中自焚身亡，连残破的尸体扔入河中还被鱼群分食。

对于历史人物如此，对于当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中共作恶多端，甚至在私下里大骂中共邪党。但在没有退党、退团、退队的情况下，曾经对着中共血旗发过毒誓的党、团、队员们还是属于中共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共的一份子。那么当天灭中共之时，没退出者就会被连累，处于危险之中。

可见，真正邪恶的其实是害人的邪灵。对人而言，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其他职业者，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在纷乱的局势中经历一生的磨难，最终找到人生的定位是很不容易的。对于第一次巴黎公社时期的艺术作品，从人这一层现有的理论上讲，那个时代虽然有邪灵干扰，但在世间的理论中还没有被完全归类为共产主义时，我们也不把它们定性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只是在对待具体作品上需作出辨别，避免在做艺术研究时被邪灵因素钻空子。对于史上的那些艺术家而言，如果有不描绘邪恶内容的正面、传统、优秀的作品，我们仍然是以慈悲来看待的。在理清脉络的基础上去研究前人的作品，才更容易从传统美术中得到正的参考，回归神传艺术。

参考资料：
Augustin Barruel, 《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 1798
Étienne-Jean Delécluze, 《 Louis David, son école et son temps : Souvenirs 》, 1855
Epoch Times, 《 Comment le spectre du communisme dirige le monde 》, 2018
Epoch Times, 《 Neuf commentaires sur le Parti communiste 》, 2004
Frans de Haes, 《 Aux sources du XIXe siècle : les Mémoires du peintre Philippe-Auguste Hennequin (1762-1833) 》, 2007
Joshua Philipp, 《 The Dark Origins of Communism 》, 2017
Tite-Live, 《 Histoire romaine 》, 1940
Voltaire, 《 Lettre à Frédéric II, roi de Prusse 》, 1767
William Fleming, 《 Arts and Ideas 》, 1955

（全文结束）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杨柳吐芽
小草返绿
清风拂面
头脑像用水洗过的那样清晰
田野一望无际
阳光洒满大地
我骑着单车
来把使命担起
鼓鼓的包囊
装的是大法真相书籍
有和众生相遇
我便轻轻把手举
您好，看本真相册子吧
里面有救人的信息
当前疫情形势急
师父让我讲真相，将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救起
天灭中共在即
一定顺应天意
退出中共党 团 队组织
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铭记
远离邪恶
躲避灾祸
平安健康
快乐生活
又一个春往秋来
轮回四季
我们撒播善良的种子
为的是让更多有缘人受益
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无论前方路多么坎坷 泞泥
我都将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救度众生，留下坚实的足迹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明慧广播：疫情期间交流特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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