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大法 做好人
我丈夫家里有哥儿仨,丈夫是老大。我和丈夫结婚后,婆婆就对我们不好,总是偏向她的小儿子(老三)。不长时间,婆婆就让我们自己过。分家时,只给了我们一纸壳箱的东西,柴火也不让我们烧。在大姑姐夫的劝说下,才让我们烧柴火。
我和老三家是东西院,婆婆和他们过,老二家在别处。婆婆对我总是挑剔,干什么都不合她的意,偏袒老三家。那时,我认为婆婆对我们一点也不公平。由于家庭矛盾,我和婆婆、老三家妯娌三年没有说过话。
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师父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1]我想:婆婆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应该和她们和睦相处。我就主动和婆婆、三妯娌化解了矛盾。
现在三妯娌对我可好了,象亲姐妹一样。我丈夫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我常在外面打工。当我从外地打工回来时,经常在三妯娌家吃、住。婆婆今年九十多岁了,耳朵背,听力不好。有时我从外地回来,看到她不爱吃妯娌做的饭,我就给她做她爱吃的,调理调理。现在三妯娌经常在外打工,我就照顾婆婆。
去年年底,婆婆摔伤了,不能动。我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但是她听不着,我就使劲对她喊,直到她记住为止。婆婆天天念这“九字真言”,后来能动了。由于她不能下地,大便便不出来,憋的她大喊大叫。我知道后,就用开塞露帮她,让她便了出来。结果弄的哪都是大便,我就给她收拾。之后,婆婆直向我作揖,说:“还是大儿媳妇好啊!”是啊,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在外打工做保姆时,曾照顾一位小脑萎缩的老太太。她家里人知道我修炼大法,对我非常信任,谁给老太太钱,都让我保管。后来,老人添病了,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就不做了。临走时,我把放钱的地方告诉了她家里人。
我曾在一个面粉厂打工,在食堂做饭,一个月800元钱。一次开工资,老板娘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我也没数。回到女儿家,我对外孙说:“姥姥请你吃好吃的。”外孙从信封里拿出钱,他说:“怎么这么多?”一数,老板娘多给了我1400多元钱。我说:“错了,一定是老板娘拿错了。”于是,我就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他多了钱的事。老板说:“那就当下月的工资吧。”我说:“那可不行。”第二天,我就把钱给老板娘送了过去。老板娘说给我50元,我说不要。
二、讲真相 多救人
今年过年期间我是在女儿家度过的,同时还在她住的市里打工。可是却突发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不能打工了。在市里打工期间,我和当地同修联系上了,同修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方便,还和他们一起救人。在女儿家呆的两个多月期间,虽然当地封城封小区,我也每天都出去,因为人很少,一天能退2~3人。我想不能再呆了,我得回家,我们家乡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我要回家救人。
我就求师父帮我,找个同修一起去救人。5月份,我回到家乡,师父真的给我安排了同修。我俩以前经常在一起讲真相,后来她去儿子住的地方,我在外打工,失去了在一起救人的环境。这次她说要和我一起,把我们家乡都走一走,我们就又开始合作救人了。
我们每次出门都拿着真相资料、真相条幅、护身符、小粘贴、大粘贴、还有小匣子播放器等。去时打车到目地地,然后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挂条幅、贴粘贴,遇到人就讲真相。到屯里,就往各家送真相材料。
一次,在路边遇到一帮修路工,我们俩还没等开口,他们中的一个人就问:“有没有小匣子?”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他说:“一看你们就象(大法弟子)。”我们就和他们讲真相,然后送给他们护身符和小匣子。这时,他们的包工头从另一边过来,也跟我们要小匣子。我俩当时就劝退8人,送出6个小匣子,有两个人很遗憾,说没有得到匣子。
有一次,我们去A屯,我们也是边走边发资料。走到一家,正在盖房子,看到这些人,我们还没说话,有个人就说:“你们真胆大,大白天就敢发材料。”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姑娘说:“大姨,发啥呢?给我一个。”我们就和小姑娘讲真相,给她做了三退,也送了真相材料、小匣子、护身符,她都要了。盖房子的那帮人一直在看着,其中有一个人是认识的(亲戚),我们就过去和他们讲了起来,当时就退了18人,送给他们6个小匣子。那个刚开始说话的人也改变态度,给我们拿雪糕,说一会儿去后屯回来,到他们家吃饭,原来他是这家的主人。
还有一次,我们到B村,遇到13个村民,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人当时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由于小匣子不够分,我们就约定给他们送去。回来时,下起了大雨,我们全身都被淋湿了,但我们俩都很高兴。
到现在为止,几乎我们乡村的每个屯子我们都走了一遍,还去了邻乡的七八个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