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中我选择了走真善忍真理之路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我原来是吉林省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级干部。过去患冠心病、慢性咽炎、神经衰弱、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一九九八年七月又发现患妇科肿瘤，因肿瘤较硬，医生建议做血液化验，以鉴别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

在等待化验结果的一周里，我焦虑不安，几乎无法入眠。想那正读书的孩子还没成家立业，我若撒手尘寰，丈夫可以再娶，孩子怎么办？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充满恐惧和悲伤。痛苦中，我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何在？生老病死，人生难以抗拒。生就意味着死，那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承受这些煎熬和死亡威胁的痛苦。

还好，血液化验结果未发现异常。随即开始了药物治疗，并按医生的要求每个月去医院复查。治疗几个月，肿瘤越来越大，且生长迅速，达到六厘米，专家建议做切除手术。

一日，我很苦楚的和单位一个修大法的朋友谈起病情要做手术。朋友说，你看看《转法轮》，就知道人为什么得病，为什么痛苦。此前朋友推荐我读《转法轮》，但是我看了三十多页，不理解，就放下了。苦于病痛，我终于在一个双休日又捧起了《转法轮》，一气呵成的看完了，知道了有病是自己过去做不好的事造成的业债；宇宙的特性是真善忍，人生的目地是返本归真，修炼能使人成为高级生命，心里也产生了修炼的念头。

几日之后，例行到医院做B超检查，医生告诉我肿瘤小了，不用手术了。我心头一震，医生为我治疗数月，越治越大。而只读了几天《转法轮》，肿瘤就小了，真是不可思议。过去朋友曾向我介绍法轮功，我没往心里去，这次亲身领略后，我不再迟疑。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我找到家附近的一个炼功点，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不久，我以往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人从此变的精力充沛。

过去我脾气不好，有时因一点小事和亲人、同事争是非。学法后，我用“真、善、忍”约束自己，脾气改好了。丈夫和我的一个好朋友说：“结婚十八年，我一直受压迫，是法轮大法让我获得了解放。”过去时常有贪占之心，学法后，知道得到不该得的钱财会造业，自然也就管住了自己，当时我是单位《农村小康》刊物的总编，厂家给我的回扣也能善意的谢绝，也不利用公款吃喝和为自己谋利了。

名利心也淡薄了。单位搞竞争上岗时，一个同修跟我说：“我们处长让我投他一票。”我说你投他吧，我觉的那个位置他比较称职，结果我以一票之差落选。事后主管人事的党委书记跟我说，全单位就你没找人拉选票；一个同事找到我说：“对不起，我把你的选票拉走了。”结果他自己也没争上那个岗位，他很后悔，对此我淡然一笑。我和同事的关系也融洽了，领导说我比过去平和了。

吉林省是师父的家乡，炼功人数众多。某学院的一个领导告诉我，他们学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炼法轮功，四个院长有三个炼，另一个不炼的院长，他的妻子炼。我们单位当时也差不多人手一册《转法轮》，我得法比较晚，经我手送出去的《转法轮》就有二十多本。

我炼功才半年多，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领导开始找我谈话，让我停止炼功。领导说：“共产党主张无神论，你们法轮功属于有神论。这关系到你的前途。你要继续炼功就没有政治前途了。”

我经受过病痛折磨，思考过人生的意义，深知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哪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我跟领导说：“我过去身体不好你们都知道，炼功后身体健康了。你不让我炼，你能保证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领导说“不能”。我说：“我师父能。我不要政治前途了，只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后来随着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逐步升级，难以计数的大法弟子被投進监狱、劳教所……有的屡遭酷刑；很多大法弟子被夺去生命……我震惊了。这一切一切，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也成了一纸空文，很多大法弟子去北京信访办上访被劳教，我决定去天安门广场为大法鸣冤。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同修一同走上了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喊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法轮大法清白！”我被四名便衣和一个武警拧胳膊、薅衣服领子塞進警车，先被关進天安门广场派出所地下室的铁笼子里，后被关進北京市宣武区拘留所，一周后转送到河北省晋州拘留所拘留数天后释放。

由于我坚持炼功，在单位被大会批，小会“帮”，从主任到科员组成的“帮教”人员轮番找我谈话。有时领导带人到家里谈话，逼写保证书、揭批书、决裂书，不写就以开除公职相威胁。我认为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没有错。我和领导说：“假如一个医生治好了我的病，现在医生遭难了，你让我去说医生不好，落井下石，这样连做人都不够格。”我据理力争，始终不写“三书”。我也由刊物负责人被降为干事，对此我无怨无悔，依然坚持修炼。

后来单位领导准备开一个包括退休人员都参加的大会，找一个在高压下被所谓“转化”的吉林大学某教授来我们单位现身说教来转化我和其他两位炼法轮功的同事。我知道此事后也做了精心准备，写了几千字的公开信，发给单位七个厅级领导和党委书记，并且公开向领导表明，如果要开大会我也要发言。

我在信中写道：“我学法后得知，宇宙中万事万物，包括地球和人的生命，皆由佛法开创和给予的。地球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粒子，人是宇宙中最低一层生命，高于人类的高级生命比比皆是。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传播以来，已使千千万万修炼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在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中，没有暴力，没有腐败等不良行为，成为人间唯一的净土。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佛光普照的一个明证。

“我与法轮大法创始人素昧平生，从未见过面。两年来一本《转法轮》教我向善做好人，为我净化身体和灵魂，使我由衷的感到了神佛的慈悲与苦度，佛法的玄奥与精深。过去四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活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二十多年的党内生活，是是非非，反反复复，让我茫然。两年多的法轮大法修炼，让我在迷茫中幡然觉醒，找到了人生的正确航线。人各有志，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今天，我要告诉世人和上苍，真善忍是我永远不变不悔的选择。”

后来领导决定不开大会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中共“两会”前，省委六一零张明久、省直机关六一零关靖强、郑文衡等人多次到我单位施压，逼我们三人写保证书，并提出不写就强行送洗脑班转化。三月末，在六一零和单位领导的构陷下，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先后被长春市国保警察绑架。我被送长春第三看守所拘留大约四十多天，白天我被强迫长时间坐硬板，晚上睡“刀鱼”（一颠一倒立着睡），尾骨处都坐破了，疼痛难忍。

在第三看守所我遇见一个叫李淑芹的大法弟子，因为不转化被警察用手铐脚镣铐在一起，不能直立走路，她以绝食抗议无理关押，被灌生苞米面、胡椒粉，后来在灌食时被折磨致死。被看守所编号为“曙光甲”（被曙光派出所绑架，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跟我说，看守所对其灌辣椒面，而且灌的量非常大，致使她胃和肠子都拧劲地痛。

在看守所警察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准备对我灌食时，长春市国保警察送我去劳教所，我阴差阳错的躲过灌食这一难。我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半，从看守所出来时，我体重由原来的六十四公斤下降到四十四公斤，整个人都脱相了。后因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我被警察“所外执行”送回家。

二零零四年出国探亲时，在联合国人权组织帮助下来到瑞典的一个小镇，二零一零年来到斯德哥尔摩。因为亲身经历过迫害，目睹了中共的残暴，来到斯市后立即到景点给中国游客发报纸讲真相。

虽然身处西方民主国家，信仰是被国家法律保护的，但是在景点每天面对的是被中共洗脑欺骗、缺失道德底线的中国人，在那里时常遭受谩骂、讽刺、唾弃、白眼、围攻、甚至暴力袭击。即使这样，十年来我始终坚持去景点，没退却，坚持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我出生于一个淳朴的农民家庭，但长期在省委机关工作，不知不觉养成了强势、冷漠高傲、好大喜功、等级观念等不良行为。在讲真相中，逐渐学会了放下自我，心怀慈悲。我把导游和游客当作为亲人，针对不同的人找不同的话题，主动的跟他们搭话，对他们问寒问暖，拉近距离，有了一定的基础铺垫后再跟他们讲真相就容易多了。

北欧天气寒冷，有时女导游穿的衣服少，我主动把围巾让给她们，她们很感动。我在景点时间长，会带一些零食充饥，有的导游跟我说早上没吃饭，我就主动的把零食给他们，他们很感激，我们象朋友一样相处。

几年来，我和当地以及外地很多导游和领队成为朋友。有的年轻的女导游把在带团过程中遭受中国游客的欺凌向我倾诉。有的把家事、心事告诉我。有时游客骂我时，导游主动为我解围。有的导游让我帮助看车。有时游客多，导游带团从不同的方向过来，我没看到，有的导游就主动喊我，提醒我他的团队来了。

二零一八年的一天，在景点看到有四个游客从市政厅的院子里走出来，我给他们报纸他们不要，说导游让他们在法轮功这集合，说着就坐到旁边的马路牙上。我说坐这不雅观，也不干净，那边有长椅子，坐那边休息等团。我想给他们播放景点真相广播。这么一说他们倒要报纸看了。不一会又有华人出来，我给他报纸，他说他是导游，在这等团队。我说你们团队有四个人等你，我安排他们到旁边的椅子上休息呢。导游听后很高兴的说：“ 阿姨你真好！你就象妈妈一样，你辛苦了。”他的团队离开时，导游走过来拥抱我说：“阿姨你要保重啊！”

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万古不遇的圣缘！让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目地，让我的胸怀和容量在变大，让我变的善良。以后我会继续学好法，修好自己，广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