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 心动 行动
心想
读小学的某一天，正在听老师讲课，我突然感觉自己的“心”在想问题，而非平常的用大脑。它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心”的部位。当时很震惊。因为这个感觉太明显，从此在记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上高中时哲学书上说“人脑是思维的器官”，我还颇不以为然。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事依然记忆犹新，恍在昨日。那时还小，没能过多探究，只知道“心”也可以想事情。至于为什么？便不明所以了，但对“心想”这一概念有了亲身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里，在书上、在人中，都没看到有人提这个问题。
直到一九九八年初的一天，有个熟人借给我《转法轮》这本书，我就拿回家看。当看到第九讲“意念”这一节时，师父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炼功人的许许多多生命体都可能产生一种换位作用。”[1]“人的元神不是只停留在泥丸宫。道家所说的泥丸宫就是我们现代医学上所认识到的松果体。如果元神在泥丸宫，那么我们确实感到是大脑在思考问题，在发出信息；如果是在心，那么确确实实感到是心在思考问题。”[1]“其实有的时候元神在心，有的人确实感觉到是心想。”[1]
至此，我终于明白：“心想”是由于元神从大脑移位到“心”上而形成。几十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而且清晰、透彻，令人心悦诚服。此其一。
其二，师父在书中谈到史前文化和外星飞碟的事，我也很接受，因为此前我看过不少这方面的报章杂志，对这些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接受起来没有障碍，也让我对進化论那种粗陋、牵强拼凑的理论更加排斥。
第三，师父讲到炼功方位时说：“也不讲方位，因为整个宇宙都在运动着，银河系在运转着，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地球还在自转着。我们按照宇宙那么大的理在炼，哪里是东南西北？没有。对着哪个方位炼，都是对着全方位在炼；对着哪个方位炼，都等于同时对着东南西北在炼。”[1]我们通常所说的东南西北，是站在地球的基点上，以太阳为参照来划分的，而修炼法轮功是按宇宙的理在炼，没有人认为的东南西北的概念。我觉的师父看问题的基点太高了，我从来没听人说过这样的话，甚至没想过这问题。顿时从心灵深处对师父升起了深深的敬仰和佩服。
可是即使这样，我也还没想到要修炼，因为：一，师父讲到要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一个好人，我认为难以做到。根据经验，中共搞“精神文明”宣传了几十年，结果却是从官员到平民，举国“假、恶、丑”，认为师父以一个气功师之力想把人变成“真善忍”的好人，而且是以有神论为基础，可能很难。二，因所受教育是无神论，故而认为以修佛修道为动力促使人做好人，这源动力不可靠。由于这两个因素阻碍，所以没有深入学习。
心动
一九九八年底，听说本市某校有个学法点，我便寻了去，想了解一下炼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去时看到一群人在读书，我就跟着读。后来交谈中知道，很多人是因为生了病才去炼的，一炼就好了，其中包括心脏病、癌症、驼背，觉的有些神奇，再后来知道本单位离休党委书记妻子在炼，已退休党委副书记与丈夫也在炼，而且他们告诉我效果很好。一九九九年初，我决定到炼功点去学一下动作试试，无任何功利目地，反正也不收钱，便无上当受骗的顾虑。
学动作一段时间后，我渐渐有了感觉，有一天单手冲灌时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力量带动手掌上下运动。师父说：“做对了你就能找到这个“机”的存在。”[2]“因为是随机而行的，会感觉到有一种“机”，有一种力量拽着你的手指往上飘。”[2]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感觉愈发明显，越来越实。同时我会明显感受到法轮在身体一些部位旋转（到九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小腹部位的大法轮已是明显的正转九次，反转九次，力量还很大）。睡觉时，能量在体内剧烈运动，前额部位经常有强光闪现，走路身体轻盈，有一种要飘起来的感觉。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对一些梦境的认识和感悟，我渐渐看清中共那套理论的苍白与强词夺理的根由。
就在我基本学会五套动作时，“四·二五”事件发生了，中共居然挑起事端抓打善良而温和的法轮功学员。但从事后总理处理的情况看，我还是善意的认为仅是个别人及地方官员的小动作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但之后各地受干扰的消息不断传来，本地炼功点有人要来搞绿化，周边也有可疑人员游动，还传说要取缔法轮功。但后来当局辟谣说绝无此事。我身在其中，对师父讲的法理和炼功人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没什么政治目地，认为当权者还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小题大做，也许他们了解一段时间就风平浪静了。
形势并非如我之所愿。中共经过一段暗中策划后，到七月二十日，彻底撕掉了遮羞布，在全国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于七月二十二日到省政府上访，等了一天无人接待，便于次日回家。过了几天，单位怕我進京上访，便以参加房改为由，把我接回单位。
通过这段时间中共的表演，我对它已十分鄙视，对师父和大法有更多的信任和尊敬。
几个月的初步了解和形势变化，我觉的中共是不可信的，修炼法轮大法圆满功成是有希望的。理由是：
一、从表面这一层看，宇宙浩瀚无边，人类现有科学对它的认识极其有限。在人类尚未触及的远方，可能就存在着比人类更高级的诸如佛、道、神之类的生命；佛、道、神不是如中共所说是人们因愚昧和苦难幻想出来的精神寄托，而可能是一种客观实在的生命形态，只是他们具备大智慧、超能力、高品德。
二、往纵深，宇宙空间层次繁杂众多，横向纵向皆有，它们就存在于我们周围，但人类现有的科技无法察知，肉眼也看不到。这就为各种生命体隐身于我们周围提供了可能，但他们偶尔也会露真容。所以历史的一些记载、现实中的传闻，所说的神迹，可能是真的，尤其是修炼人之所言，可信度更高。
三、佛、道、神具有的大慈悲，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以真善忍为准则不断提高道德水平，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3]的境界，自然就具备高级生命佛、道、神的属性。生命的存在状态是与其道德境界相对应的，修炼者在“真善忍”大法中各自不同的境界及特点就对应了各自的生命存在形式，或称之曰佛，或称之曰道，或称之曰神，等等。
四、同修们身上出现的医学奇迹，自身感受的法轮、气机、天目反应、周天等体验，让我有了坚实的感性基础。
五、至于生命存在形式的转换，师父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1]
因此，我认定法轮大法是科学，是真正伟大的科学，所以我决定：拜服在大法的圣坛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这条路可能充满坎坷和荆棘，但我觉的这是生命的希望之路，值得我付出人生代价。
行动
面对迫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的一天，党支部开会，有关人员宣读中共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在即将散会时，我要求发言，说了两点：一、媒体上有关法轮功所有的宣传都是假的，是造谣诬蔑；二、法轮功是正的，是科学的，我要继续修炼。大家惊呆了。为了证明我的严正态度，我要求他们写在会议记录上，我可以签名。之后，支部人员几次三番找我谈话，劝阻我，我跟他们讲真相，强调我的公民权利。他们交不了差，还来找我，到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写了份退党申请交给他们，并当即声明：上面批不批我都要退，从即日起不再参加组织活动。这意味着我放弃了前程，但我没感到失落，身心反而轻松了许多。
于是，单位的高、中层领导也纷纷找我谈话，我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并直接点明是江泽民制造的冤案。有一个领导明白真相后说：江泽民算是遭遇滑铁卢了。后来“六一零”人员找我时，另一领导说：我看这修炼法轮功的比不炼的人还好，找他干啥？说完就不理睬那伙人了。其他一些人也听起了兴趣，我就找机会继续讲。
这下单位急眼了，把我调去后勤扫地。科长好心安排我去扫背静的地方，以避人眼目。过几天后，我主动去和清洁工人一起，提着撮箕，拿着扫帚到处转。后来我想这是要去我的面子心，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扛起竹扫帚就去扫大门口。一来彻底去除面子心，二来也叫那些善良的人们看看中共的恶毒，它想叫我丢丑，反过来我叫它丢大丑。因为我在单位的工作表现好，为人正派。对我遭受的迫害，除个别人幸灾乐祸外，大家都很同情，我也常常笑呵呵的。恶人看这招无用，又安排我去一绿化单位做会计，去后发现根本无账可管，正好乐得清闲。
平时，他们也派人暗中监视我，我也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与危险，连進出大门都有人盯着，真有群狼环视的感觉。我表面上装傻稳着，但我牢记助师正法的使命，有些重要的事在当时当地我的条件最适合承担，该做什么时安排好就走了。
二零零一年初，“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后，“六一零”人员又来到我单位，他们以为拿到攻击法轮功的大把柄了。在会议室，他们洋洋得意的问：你对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怎么看？我回答：首先肯定那不是法轮功干的，因为法轮功禁止杀生，自焚就是自杀，自杀就是杀生，所以自焚者绝不是炼法轮功的人；第二，请追查幕后黑手，将其绳之以法。我这一说，他们也泄了气，没底气再说什么。
在黑窝中助师正法
二零零零年七月，“六一零”恶人把我们骗去洗脑班，从一些单位抽人协助，同修们跟这些人讲真相，他们明白后很高兴，对我们很友好，有的还表示要找炼法轮功的人做朋友。最后恶警要我写认识，我就写了一些劝善的文字，他们说不合格，要另写，我就抵制，不予理睬。这样的洗脑班后来又被绑架去两次，情形也都差不多，临时抽去协助的人做做样子，“六一零”人员、公安的恶人面对心向师父和大法的大法弟子们，他们除了威胁、恐吓外，无计可施。
二零零零年十月，国保恶警不知听到什么风声，把我劫持去拘留所，十五天未满直转看守所关两个多月，企图从我这里搞出点什么，最终一无所得。二零零一年八月，因同修没把握好把我牵扯，国保恶警来抄家后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两次被关，我都坚持对所内警察、监号里的人讲真相。监号安排我带大家学习，空闲时我就回忆着学法，默写《洪吟》，有人就跟着来学，渐渐的在里面也能炼功了。明白了真相的人感慨的说：共产党只会教他们学坏，要是学法轮功就不会犯罪了。他们对师父也非常尊敬，经常跟着我说师父这样师父那样的，有的还说出来要学炼法轮功。我也本着大法弟子的善心，尽量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管号的被送去服刑后，由我接管，我就废除了一些潜规则，环境气氛轻松，大家很高兴。打饭时，劳动号的也叫多给我打点。管号警察对我也特殊照顾，理发时打招呼给我留平头，不剃光。提审时，那办案警察看我清嗓子，怕我说出点什么，赶紧暗示我：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立即会意，几乎一言未发。在行拘所，我一進去，所长马上就喊人抱一套整洁而且很新的床上用品给我，在里面也比较自由。这证明了解真相后的人们对中共的歪理邪说是不相信的。而且从来没人叫我写什么“三书”、“五书”之类的。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看护加持下众多同修正念正行的结果，我只不过是见证这一切的其中一员而已。
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一零”人员因邪党开“十六大”，又把我绑架去洗脑班一个月。十二月回来后，会计以交洗脑班生活费为由停发工资，并且拒绝借给生活费，无奈之下，只得流离失所。因之前身份证被恶警扣押，不能找到正常工作，只好辗转在建筑工地上当民工。工地上的活，既脏又累，经常在风雨中、烈日下、冰雪里工作，且时间长，最低十小时，加班时达十三、四小时。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我是助师的法徒，不是亡命天涯的囚犯。师父嘱咐我们要“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4]，为了能有条件做“三件事”，我就在外边租房住，去上班的路途中可发资料，上班过程中可找机会讲真相，回屋可学法、炼功、发正念。
要讲好真相，必须以法为师，平时注重正念善行，以正面形像示人。在甲工地，老板娘看我不抽烟、不喝酒，语言文明，她看完真相光盘后就三退了，后来连同她的弟弟、妹妹也退了；另外一人，经常跟我过不去，背后造谣，我开始没与他计较，后来没忍住，呵斥他一顿，过后他找茬要打架，我不惧不斗，最后关系和好，他明白真相后退出少先队，还帮他女儿退了，分别后他还多次打来电话。为另一位老板娘做工时，我顺便帮她一下，她多次说谢谢，我说：举手之劳而已。后来劝三退，她很爽快就退了，有几个经常和她在一起的也退了。后来到了其它工地，不仅劝退了一起打工的人，还把塔吊指挥、司机也劝退了。有一个工人要回家，大清早喊醒我要求用“光明”的化名退党后才放心离去。
后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我离开工地转行当保安。开始是去一家酒店，由于我工作踏实负责，形像较好，部门经理很高兴。一次夜间巡查中，我将捡到的四百元钱主动上交，领班很惊讶的说：这就是素质。之后人事部和本部门的人都知道了。一党员同事私下对我说：捡到揣起来就算了嘛，交什么交？我只是笑了笑。
二零一五年，我因参加“诉江”，派出所找到酒店来，领导向我了解情况，我就顺势讲真相，接着在酒店广传真相，从保安部到其它各部，从普通员工到总经理，甚至送给来酒店的客人。同时劝退了几个。剩下的用电话讲。
之后我去了省城一家公司。工作不偷奸耍滑，质量高，效果好，业主满意，领导高兴，与同事友好相处。讲真相效果也好，大部份同事都同意三退。后来我因回家辞职，主任很是不舍。我给他真相资料并告诉他我是炼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是合法的。主任本身是律师，他懂。
我现仍在另一公司当保安，工作闲暇可大量学法，溶于法中的美妙很明显，打坐和发正念也容易静下来。在工作中，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去清扫垃圾，看业主有事时帮一下，事后他们要给钱、送物感谢，我都不要，并告诉他们：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理所当然，不能什么都讲钱。他们很感意外。如此，与同事、与业主的关系都在向良性方向积极发展，也为今后讲真相开创环境。同时也采取合适的方式传播真相。
与同修之间
因曾与同修配合一些项目，后来就有人传说我贪污了几十万，我虽心里坦然，但仔细一想，贪污一说虽然没有，曾经有外地同修资助过六千元给孩子读书，我回家时确实也从项目中拿过点钱，这在当时环境下虽属正常，但现在打工有收入了就该还上。于是我拿了九千元钱还了回去。另一件就是有些同修说我是特务，传的有板有眼，我碰见有关同修时，想问一下，她们又急急回避，不敢面对。后来仔细想，还是找出问题了，有时喜欢根据他人口音、说话时的只言片语乱推乱猜测，还不修口不考虑同修的感受说出来。当然，有些情况同修不了解，产生误会也不足为奇，但不能怨恨。有就改，没有也要警惕。这样一找一想，我的心也平下了很多。
在与同修配合中，暴露出很强的党文化思维，对待同修的问题时方式负面，看不起人，语言尖刻，表现强势，这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隔阂。
对我而言，对师父法理表面的理解不是困难，但在实修上差距大，安逸心、时隐时现的色欲心，都在干扰着我精進的步伐。时间紧迫，也确实该痛下决心，用强大的正念加强意志，去除这些败物，更好的做“三件事”，给迷惘和困苦的人们多一份希望。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佛性无漏〉
[4] 李洪志师父经文：《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