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认罪：冰山下的邪恶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三月二日】“陕西千亿矿权案”主审法官王林清失踪几周后突然在“央视认罪”，称其举报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系自己所为，舆论大哗，称这是对司法极大的侮辱与讽刺，中共炮制“电视认罪”的违法行为再度被聚焦。

美国之音二月二十八日报导，“电视认罪”是中共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承袭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着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不得不屈服于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

设在亚洲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曾发布一百多页的英文报告《剧本和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幕后》，报告称，过去五年来中国媒体播出的四十五例电视认罪，认罪时他们都还没被审判，绝大多数甚至尚未被正式逮捕。

这些当事人说，认罪视频的拍摄被安排得事无巨细，好似在出演一幕精心排演的戏剧。拍摄前，他们往往被获准洗澡，换上指定服装，有些是囚服，有些是普通的衣服。然后，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一路送到拍摄现场。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由他人事先写好，必须烂熟于心，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要按照“导演”，即公安人员的指示调整自己的语速、面部表情、甚至配合“台词”适时地哽咽、抽泣。

如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一遍地重录。报告引述一位被迫拍摄这类视频的人权捍卫者说，他从白天录到晚上，整整七个小时，之后又被蒙上黑布，送回监牢。多名当事人说，他们是在获得免于酷刑、宽大处理的承诺下同意拍摄视频的，另有一些人在家人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曾突然失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称，他于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关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五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导演”的安排下，在摄像机镜头前强迫“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二零一六年二月在凤凰卫视播出。“他们让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们不满意的话（内容），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们不满意，改完以后，签个名。”

英国私家侦探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妻子虞英曾在中国经营一家小型风险咨询公司。二零一三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遭人举报腐败丑闻，韩飞龙受雇调查一名解雇员工是否是举报人。二零一四年八月，他和妻子被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刑。二零一五年六月在英国外交部的施压下，他提前被释放，回到英国。

时隔三年，韩飞龙在记者会上再次讲述了他被当局抓捕、监禁、胁迫认罪到判刑的经过，“他们给我下药，把我锁在老虎凳上，又把我锁进一个金属笼子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将他们的摄像机对准我，将我按照警察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答案的情景录下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正式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投诉，指控中共中央电视台及其国际分支CGTN违反英国广播电视准则，并且与中共警察共谋制造强迫认罪的假新闻，严重侵犯人权，呼吁英国吊销央视的播出执照。

二零一五年“七零九案”中被抓捕的人权律师王宇说，当年十月的一个半夜，她被从睡梦中唤醒。两名预审员前来告诉她，她十六岁的儿子已在云南边境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经由缅甸逃亡美国。王宇说，当她看到儿子在看守所的照片，下方还写着“犯罪嫌疑人”几个字时，当场昏厥过去。她被告知，只要录制一个视频给公安部领导看，就可以救儿子。当局承诺，这些视频不会对外公开。拍摄时也只使用了平时审讯用的电脑摄像头。直到获得自由后，王宇才从父母和朋友的口中得知，自己上了央视。

北京执业律师江天勇，曾参与爱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砖窑案件、北京律师直选、法轮功个案等多件维权行动，也因此在中国一直处于被监控、骚扰和威胁之中，也曾经被“电视认罪”。江天勇律师之妻金变玲称，他被迫电视认罪，肯定是在里面受到了严重的酷刑。

“电视认罪”冲击的是一个人所能坚守的道德信仰和原来的价值观，瓦解的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下，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健康状况、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采取的妥协之策。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警察可以打死白打。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八至十三年的重刑。清华大学电机系九五级博士生李义翔，一九九九年十月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被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刑事拘留一个月，七处处长亲自审问、逼供，李义翔被绑在柱子上昼夜不停地被刑讯逼供，并遭到殴打、强灌浓盐水迫害。李义翔在互联网上以真名公开声明退党之举，震动了中共高层，江泽民亲自命令“抓住典型，不许判刑，一定要转化过来”。清华大学党委全力配合，在清华大学蹲点的“六一零”的头目李岚清，伙同清华校党委副书记张再兴，亲自督阵，组成了公安、宗教、科学、教授专家等方面二十多人的所谓“帮教队”，以酷刑、洗脑等卑鄙手段，炮制所谓的“转化典型”。

为防止逼迫过紧发生意外，让李义翔的母亲陪住，把李义翔隔离软禁在二百号（清华核研院设在一个偏僻山村的某实验基地）办学习转化班。二十几个人整月对李义翔施加精神压力，采取疲劳战术、与外界隔离、酷刑、及特务所惯用的攻心术等招数，进行封闭性的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在身心折磨的巨大压力下，李义翔被迫违心地谈认识，写检查，但并不符合江泽民的要求。经文字打手们精心的篡改、加工，出台了 “一个博士生与法轮功的决裂”，成为一篇用来蒙蔽全中国人民的典型“假材料”，粉饰酷刑下的强制洗脑转化。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监狱后，被强行扒去衣服，强制穿囚服，强迫认罪、强制背监规、强制打报告词、强制干活。如不“转化”，不写揭批材料，就不准会见家属，甚至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山东省男子监狱长年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二零一四年九月份在监区区长李伟、副区长陈岩的指使下，十一监区强制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奴役，给法轮功学员上束缚带、捆绑在椅子上，并将法轮功学员的头用小绳系住、在后面挂上一个装满水的雪碧瓶、使人难以承受。

中共监狱酷刑示意图：“吊瓶”

为了在山东寿光法轮功学员刘兴武出狱前将其转化，监区长李伟采取了各种高压手段。为了制止迫害、反迫害，刘兴武开始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李伟怕出问题，找刘兴武谈话骗他吃饭，表面冠冕堂皇，变着花样，又强制叫刘兴武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刘兴武不从，他们就找了打手吴勤涛、王家岩强制。二零一七年三月刘兴武又开始绝食，绝食到了第五天他们就给强行灌食，导致刘兴武胃大出血，流血不止，送到监狱医院治疗，吐血不止，又被送到警官医院抢救一个月才得以好转。

二零零八年黑龙江省友谊县法轮功学员林泽华遭邪党法院诬判七年，在佳木斯监狱被狱警唆使犯人殴打致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分监区长赖宝华还强迫他认罪，写悔罪书。林泽华的家人多次要求监狱给予诊疗和伤残鉴定，或放人回家自己治疗，所有要求均无结果。二零一三年，林泽华再以自身被迫害致残的详情，控告佳木斯监狱与检察院枉法掩盖真相，包庇罪犯。

福建闽西监狱对非法关押的数十位男法轮功学员多次实行 “三全转化”迫害，即 “全日制、全方位、全封闭”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体罚、殴打、洗脑，直至将人意志摧毁、逼迫在违心的情况下写保证书和“转化材料”，强迫“认罪”。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这些狱警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奖金五百元），竟然泯灭良知、公开执法犯法。一开始，他们什么都不讲，只把纸笔放在法轮功学员面前，然后用一副或两副手铐把整个人吊在窗户的铁栅栏上、双脚离地、身体悬空，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吊昏死过去，也不放下来，过程中还动手打人。某狱警还说：“不写就走不出这个门。”

云南省女子劳教所，又名引晟学校，实质是一所法西斯集中营，对法轮功学员严管起来进行强行洗脑转化。上级恶党人员经常来参观视察，从外观上看绿草地、绿树、花园，给人以环境好的假相，实质上是整死人都无人知晓的地方。上司来参观从不上三楼，因为三楼关着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正在受着非人的折磨。有几间房门经常是用纸糊得严严的，那就是包夹房。被包夹的人常常是被几名犹大或警察一起围攻，用邪理歪说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来动摇被包夹者的意志，不让出门一步，一天到晚监控着，总之很多的不准都是要你放弃信仰写下保证，让人一条黑道走到底。她们也知道她们的这些做法都是阴暗的，不能见光的，怕被外界人知道，走漏风声，连专管的警察的照片、姓名、职务都不敢贴在门口的那个框里边，而其它地方都有警察的照片、姓名、职务。

一位曾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说，狱医给病人打针除戴手套外，还要拿钳子夹着针头打静脉，通常是要扎几次，痛得心惊肉跳虚汗淌也不敢叫一声，用药单调，通常都是那几种杀伤力很大的消炎药，每人每月八元医药费。每人要被抽五毫升静脉血，连体质虚脱者也不放过，说是关心大家，给大家查病，可是没有人知道结果，也没有听说给谁查出什么病来，出狱后才知道是为摘取器官作准备的。

二十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数不胜数，据明慧网统计被迫害致死的就超过四千余人，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相比之下，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英国私家侦探等外籍人士回国后，还能在他们自由的国度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披露真相，甚至起诉央视违法。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度，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那种极端恶劣、极端无助的环境下，甚至连律师、家人都见不到，更不可能对外发声，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所承受的折磨超乎想象。而他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顶住重重压力走过了十九年，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必然战胜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