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与另一同修搭伴儿,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风雨不误。记得有一天雨下的很大,我俩撑着伞,趟着水出去了,到汽车站点,乘车的人不少,有的没拿雨具,我们用伞给他们遮雨,一边讲真相,衣服、鞋都湿透了我也没觉的苦,因为那天有二十一人做了三退,生命有了得救的希望,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一、回老家参加婚礼讲真相
有一次过大年,河北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说,“我儿子正月初四结婚,家族有七十多口人,有在外地工作的,有上学的,赶上过年都来参加婚礼,姐呀!就差你了,必须得回来!”我跟老伴商量,我侄子结婚,我得回去。可他就是不同意(怕我到处讲真相被抓),说把钱邮去就行了。但我决心已定:我是大法弟子,必须回去讲真相救人,我师父说了算,谁也挡不住,我参加婚礼不是目地,让亲朋好友了解法轮功真相,清除头脑中被灌输的党文化、无神论、假恶斗等毒素,劝他们快“三退”保平安,得救度。
正月初二,我让孩子去买票,他说不大过年的不卖票,我知道他在骗我,于是下午我骑上自行车,自己去车站把票买了,一切准备就绪。初三我早早起来,给老伴做好了饭,写个条说明住两宿就回来。我吃完饭去了车站,在车上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清除解体干扰众生明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邪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八点半准时发车,八点二十分左右,在距车五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二儿子脸色焦虑急躁的正打电话,在寻找我的样子。
我在老家住了两宿返回,共劝退三十九人。回到家后,二儿子说在汽车站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找到我。家人都觉的很神奇,不可思议!
二、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老伴得了心脏病,需要搭桥,当地治不了,得去外地,联系好了去北京阜外医院做手术。老伴心里很害怕,压力很大,跟三个儿子说:“下不了手术台,死了之后送农村埋葬。”我听了之后对老伴说:“你不要害怕,没有那么严重。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家人会受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临走前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老伴接过去揣在兜里。我告诉他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半到北京住上医院了,第二天安排做手术。手术时,我把心放的很淡,一切交给师父做主。手术非常顺利,效果非常好,麻药过劲了,他哪儿也不疼,也不难受。在北京住院期间,病房三张床,各地住院的都有,我利用家人不在场的机会抓紧给病人和家属讲真相,给他们都做了三退。有一次,老伴去厕所出来时,看到我正在病房门口给人讲真相,当时我忘了发正念了,把他气的够呛,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敢……真出事了可咋办?”臭骂了一顿,说啥也不叫我护理他了。撵了几天,我就是不走,三个孩子也都很生气。我是修炼人得向内找,是我没做好,错在我。是我起了欢喜心了,认为北京这地方救人还挺好救,没有反驳的。我悟到了,它不是我,清除它,去掉它。然后我给老伴赔礼道歉,孩子们也在场,老伴气消了,住院十五天出院了,我们一起回了家。
出院一个多月后,社康(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有人介绍海刺参保健品,自那时起我老伴一直服用了七、八年。那里经常搞活动,用保健品的中老年人不少,年轻的员工也比较多。我有时陪老伴去参加,目地是给有缘人送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七、八年中至少有四百多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员工调入调出比较频繁,看到新面孔的,随时讲,劝三退,基本没落下几个。
记得一次社康组织去旅游,我陪老伴去了。乘火车到大连,由大连乘客轮途中经由蓬莱、威海、青岛、崂山等地。所到之处,时刻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在船上、宾馆、旅行车上或闲暇时间,给司机、导游讲真相。这次又有二十几人办了三退。
三、遇险不用怕,警察也得救
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北京奥运前两天,我和老伴送孙女去学琴,到市政府北的住宅楼三楼,我俩就在道北花坛那等着。这时老伴非叫我到三楼看看,我本不愿去,就勉强上楼了。正走着,我发现兜里还有张真相传单,就直接上四楼,把真相传单挂在门把手上。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士,先我一步下楼去了,楼的西侧就是派出所,那女人举报了。我下楼后正往北道去找老伴,从派出所过来一个警察叫住了我:“老太太过来,叫你老伴也过来。”我心里很平静,没有害怕。向内找是自己有漏了,没及时发正念,显示心、欢喜心冒出来了,清除它,解体它,它不是我,我不要它。我清晰的记着师父的一段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2]师父就在我身边,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我绝不配合邪恶,不停的发正念。魔难来了不是偶然的,修炼人无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心想:机会来了,正好给警察讲真相救他们。
跟着警察上了三楼,让我们坐在沙发上。我接着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清除解体所有警察背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3]我只归师父管,有师父为我做主,今天谁也动不了我,一个小时就回家。警察拿出纸和笔,开始问叫啥名?在哪儿住?我不配合,就是给他讲真相: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公布的十四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不要迫害法轮功,善待大法会得福报的。警察说:“法轮功的书我看过了,也去北京接过法轮功学员,挺好的。”言谈中看得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得把他救了,刚要劝他“三退”,突然他有急事走了。
又進来一个年轻的,我继续给他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府都支持,给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各类褒奖三千多项,唯独中共与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打压,残酷迫害,天理不容,罪恶滔天,必遭恶报!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公安警察也都参与了,最后中共卸磨杀驴,有798个警察包括支左的军代表17人,都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属一张纸条,以身殉职了事。贵州藏字石都说话了“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它,谁也挡不住。小伙子,你年纪轻轻的,正邪要分清,要守住良知,伸张正义,保护善良,法轮功被迫害是千古奇冤,谁参与迫害谁违法,谁负责,最终追究法律责任的。今天咱们有缘,所以我告诉你真相,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否则最后把自己毁了。你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你举手宣毒誓的时候,额头上打了兽的印记,我帮你抹去吧,远离邪恶,远离灾难,保命保平安,天灭它的时候,就不跟它一块遭殃了,就有神保佑你了。”他把姓告诉了我,起个化名给退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
二零一五年六月,因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江泽民,诉状被高检高法转到当地派出所。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两点半左右,我刚从街上回来,看到一帮警察在我家,我老伴也在家。我想既然来了,讲真相救他们,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重德行善,祛病健身,信仰无罪,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从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到两亿多年的藏字石现天机,从九二年师父开始传功到至今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和政府的尊重与支持,唯有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惨绝人寰地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必将受到天理的惩罚,正义的审判。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控告或举报的权利。
警察们笑眯眯的听着。我接着说:“控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谁派你们来的谁违法。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有省部级的、国级的高官纷纷落马,薄熙来、周永康、苏荣、郭伯雄、徐才厚、王立军等都遭了恶报。人在做,天在看,希望你们识正邪、明善恶,停止迫害法轮功,选择美好的未来,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讲了足足一小时,那个笔录上不知道记的是什么,有个小警察让我签字,我不签。我说:“我师父说了,不能配合警察,如果我签了字,对你们不好,我是为你们着想啊!”警察看我不签字,拿出搜查证要抄家。我说:“你们警察不抓坏人,专整好人,将来都要偿还的。”当时我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大法书是我的,不许恶警拿走,不让警察对大法犯罪。那时我心态不稳,正念不强,被邪恶钻了空子,他们还是把大法书抢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在家发完正念就去了派出所,去要大法书。那个警察说:“你签了字就把书还你,不签就不给。”我请师尊加持,让他们把书给我。三天后,书交给分局了,我去找所长,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从各办公室到大厅来回讲,那个所长不想见我,一会儿说开会,一会儿说有事,稍不注意就溜走了。我隔三差五地坚持去了七、八次,最后我写了八封劝善信,给所长、副所长、教导员和去我家抄家的警察,有的亲手递,有的放在办公桌上,一定叫他们了解真相,救他们。后来我又去了一次,问给他信的警察:“那封信你看了吗?”他说:“看了。”我接着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只入过少先队。”我说:“帮你退了吧。”他说行,把姓告诉我,起个化名退了。还有一位管户籍的女士,她看了信,旁边无人时问她:“你是党员吧?”她说:“是。”我帮她退了邪党,保命保平安。其实,救多少人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
还有过几次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抄家,但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点化着我,使弟子一次次逢凶化吉、有惊无险。我更加体悟到:“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4]的深层法理。
师恩浩荡,弟子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之心,弟子只有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间,实修真修这颗心,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精進!再精進!叩拜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快讲〉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4]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