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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公检法系统对我的残酷迫害
监狱两年加上入监前的一年的迫害，我受尽了人间地狱般的非人折磨。三年的无度折磨，我的面相老二十几岁，目光呆滞，身子象面条似的走不远路，被揪的头发稀疏，原本一头黑发，出来时头顶一层白发，不会思维，反应迟钝，一想事儿就脑袋痛，话也说不利索，一句话我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别人说十句我才说出一句。此外，还腰酸背驼，走路脚底没跟，站着没有平衡；眼前人一多心就乱，不知道往哪走了；就想在房间的旮旯待着；一次只能吃一点东西，多一点就呕吐。
当时，我的脑细胞中只留下一个思维信号：我是大法弟子，修大法没有错。就是这个强大的信念，伴随我走过了中共邪党治下的腥风血雨。
我叫赵宝莉，女，原是河北承德市供电公司职工，今年57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学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历次技术考试成绩优秀，是我单位的技术骨干。从同事到领导口碑皆好，是公认的好人。我过去患过胃病以及双侧乳房肿块化脓，都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得到康复。我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一、在河北承德市公安局“法制基地”被迫害
我本来拥有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美满的家庭，在大法中修炼，就是想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别无所求。
2007年6月30日晚上8时许，我正在单位上晚班，承德县国保大狱警吴雷带领牛圈子沟派出所和市国保一帮人突然闯入，既没出示证件，也没说明原因，他们把我从单位劫持到我家，抢电脑、光盘、大法书等（当吴雷要顺手劫走我的包时被我丈夫制止）。我不配合，被他们按在沙发上强行戴上手铐推到外面早已准备好的车上。
车上两个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荷枪实弹将我夹在中间，那架势如临大敌一般。而我不过就是一名慈眉善目、修炼“真、善、忍”学做好人的柔弱女子。至于这么折腾吗？真是匪夷所思（后来读《九评共产党》终于明白，共产邪党最害怕的就是世人相信神佛的存在，害怕人们心灵的觉醒。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的神性）。
车子直奔承德市中共邪党专门迫害大法徒的所谓“法制基地”。“法制基地”离市区20公里，坐落在一个不起眼儿的山腰儿上，外人很难注意或想象到每天发生在这里的罪恶。在江泽民发动对大法的迫害后，这里是迫害大法徒的第一站：“转化”就放回家，不“转化”就劳教或判刑。例如，承德市“六一零”头子（政法委副书记）杨树增就亲口说过：“法轮功的只要在案卷上签字马上放人；如果有立功表现我就放人；她如果检举别人我就放她……”可见，这里没有法律可言，完全是黑社会流氓一套，还自称什么“法制基地”蒙骗世人。这种下三烂的行径也只有共产邪党才能干的出来啊！
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四个警察连打带骂轮番审讯，目的是让我说出同修和放弃修炼。吴雷看我什么也不说，就叫来市国保（外号叫黑白无常）一肥一瘦两个人，胖的看上去有200多斤体重，瘦子也就100来斤，脸上都挂痞相和凶相。这俩人什么也不问、也不说话，上来就打，打完就走。一次又一次遭毒打，我感觉头昏脑胀、脑袋嗡嗡响，脸都被打变形了。不管他们怎么打我，我就是守住一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永远不背叛大法、不背叛师父！
7月气温达到37度，他们都热的光着膀子，六七个土匪警察审我，对我连踢带打，让我交待还有谁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他们怎样打我，我就是认准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无罪。
市局国保的毛爱军也来参与对我的迫害，他们打的我满脸青肿、鼻子冒血；用电棍电我肚子直到没电。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满身是伤的我，没有任何手续直接就非法判我劳教一年，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我被直接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被迫害一年。
二、从“转化班”到看守所
有人议论，承德市“六一零”头子（政法委副书记）杨树增利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大法学员及其家里的钱财达百万之多。杨树增认准是我将他的丑事在明慧网曝的光，因此抱怨“使得他出不了国”等等。因此，他们对我的迫害又带有了报私仇的因素。例如：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上午，承德市国保大队张大鹏、宋晓峰到供电局直接骚扰我丈夫，并威胁说：“你告我，还告我们的书记杨树增，你媳妇的工作整没了，我们还要把你的工作也整没了……”
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承德市公安、国保一伙，可悲的成了贯彻执行江泽民邪恶命令的直接打手。
二零一一年一月五日，我正在上夜班，国保警察要挟市供电局局长带着国安、市公安局领导及国保的毛爱军、宁晓峰等再次非法将我绑架。他们同样未出示任何手续直接带我到市公安局地下一层一审讯室，直接将我反铐在老虎凳上连夜讯问。到后半夜时，我双手肿胀发紫、没了知觉，头昏脑胀。也许是他们怕出人命又把我改为前铐。他们四人一组倒班整我，在老虎凳上长达45小时不让下来，不给吃，不给喝，不让休息，脸变已经成青紫色。
 酷刑演示：老虎凳 |
二零一一年一月七日下午5点多，他们将我送到承德一个叫汇源宾馆一楼。单独为我一人开了“转化班”，目的就是逼迫我背叛大法、背叛师父。由国保大队宋晓峰负责。市局国保队全体出动，四班儿倒监控我一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一班，女的是从别的科室抽调来的。
同时他们叫来两个邪悟后专门做“转化”的人。一个是河北省有名的做转化的干将，据说转化率是99%；另一个隆化县人。两人胡说八道，用谎言、骗术、恐吓引人上套（添加事实），妄想转化我。一直到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早上4点接送倒班的车出事，那4个迫害我的人全部受伤送到医院，其中一人肋骨折了两根。（我知道这是恶人遭报应了）。
至此，他们转化我的伎俩全部落空。宋晓峰不死心，又将我送到承德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这些中共邪恶之徒真是丧心病狂。
看守所环境恶劣，一房间关着30多人，人挤人，睡觉时得侧卧才能躺下。看守所有明目张胆的奴工项目，手工制作花圈。花圈的原料都是有毒的，粉尘飞扬，有的人皮肤过敏。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19－20点。不停的干，不停的干，干着超体力的活，为看守所牟取非法暴利。
看守所给关押人员吃饭时间极短，饭菜象猪食。一个馒头一盆儿菜汤，喝完汤盆底一层泥。一个星期一顿米饭，喝热水都困难，凉水都不让喝够。厕所就在房间里，用垃圾桶挡着，大法学员与杀人犯、放火、诈骗、盗窃、打砸抢的关押在一起，这就是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
我被关到看守所后，国保的人三天两头“提审”，不知什么时候，罪名升级为“以破坏法律实施”；“泄露国家机密”。中共江泽民治下的政法官员们，竟然把自己的枉法犯罪行为说成是“国家机密”。因我不配合国保的非法审问，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由公安局局长刘胜下发了逮捕令。我当然不会签字的。
三、伪造“证据”三次非法开庭以致枉判
家里为我请了律师。在邪恶的黑窝，只有律师能与家人传递我的心声。80岁的老父亲也因为我的非法关押，才进一步认清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邪党的罪魁祸首江泽民。他与中共互相利用各自那股邪劲儿，通过无耻的谎言、又一次文化大革命式迫害好人。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开庭，是在看守所内，一个不足五平之米的审讯室。临时搬来桌椅，律师都没地儿坐。亲哥嫂都没能进的来。
法庭上，律师明确指出“赵宝莉的制作光盘和图片的行为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事实，相反赵宝莉经过修炼法轮功，自己的胃病、乳房疾病都痊愈了，修炼法轮功对其身心健康、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都有好处。如果法院要制裁赵宝莉，不是在制裁犯罪，而实际是在惩治有利于公民和社会的行为。起诉书认定的制作法轮功光盘和图片的事实，无论有或无，都不构成犯罪。
接着，我也有理有据的阐述自己修炼“真善忍”无罪。
对此，所谓“主审”法官的刑事庭庭长宋一民、副庭长魏文奎、法官谭振及所谓“公诉人”承德市双桥区检察院检察员蔡继军都无话可说。
由于我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以及律师的介入，邪恶的肆无忌惮有所收敛，他们明知理亏，审判不了了之。
第二次开庭是在承德市双桥区法院，法官们穿上了正规服装。因河北省厅来旁听。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也就没有出示“证据”，只是随意说说所谓“已掌握证据”。出示的“证据”还是漏洞百出（详情见附件：赵宝莉案一审辩护词二）。二次开庭依然不了了之。
就是这样，在“六一零”头子（政法委副书记）杨树增的淫威下，他们就是不敢放人。曾经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一审判刑后上诉，中院改判缓刑。杨树增听说后歇斯底里，对中院的人大吼：“对法轮功我说判几年就得判几年。”这个杨树增怎么会如此肆无忌惮，是谁给他的权利？那就是全人类最邪恶的中共以及祸国殃民的江泽民。
第三次开庭在双桥区法院，这天他们认为已经准备好一切了，搬来他们的所谓“证据”：笔记本电脑一台，彩色打印机一台。我一看，这些根本都不是我本人的东西，怎么成了我的“犯罪证据”了呢？
更可笑的是，法庭上公诉人指认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刻录了十二张光盘，他们把这些作为“犯罪证据”在电脑上播放。可是在电脑播放的光盘属性却多数显示为二零零九年和二零零二年的，而且剩下的其它光盘没有一张能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对上号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电脑是二零一零年底才买的。二零一零年怎么能刻录出二零零九年的光盘？（即便都属实，即便按照中共邪党法律也构成不了犯罪证据）。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的法庭居然如此荒唐！无耻的造假陷害当庭被揭穿了。
第二个“证据”是，他们拿出准备好的说是从我家搜出来的“护身符”。且不说写着“真、善、忍好”的小卡片，犯了哪家的法。他们把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说成是“犯罪”。为了凑够那所谓两高司法解释要求的数量，国保大队的宋晓峰竟然把一个“护身符”用剪刀裁成多份凑数构陷，（剪好的小图是在汇源宾馆当着我的面剪裁的。）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没凑够数（事实上，即使拼凑够数了，也不会构成犯罪的。）
在法庭上我和律师驳斥的蔡守军哑口无言，一切证词都不成立，当时魏法官都在质问检察院的蔡守军：你这是搞的什么“证据”。蔡守军无言以对，低头不语，第三次非法开庭再次草草收场。
第三次非法庭审结束后，我父亲追问法官：“你们老是这么开庭，每次都是这点事，赵宝莉根本无罪，你们这不折腾我们和律师呢吗？”法官心烦意乱，竟说出：“再不开（庭）了。谁让你们请律师呢，老跟我们捣乱。”这是哪家的“法官”？中共治下的法官竟然可怜到如此地步。
紧接着，承德市“六一零”头子杨树增直接操控，在律师及家属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承德市中级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情况下，枉判我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单位开除了我。
四、河北省女监对我实施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我被投入河北省女子监狱。首先入监是在十四监区，也叫入监区，每个来这的犯人都要经过这个监区两个月后再往下分，我是被十四监区迫害了一年零一个月后转入十三监区。
来到十四监区的当晚，教导员马丽直接问话：“你们把我弄到恶人榜上了，你看我是恶警吗？看看我们这有死人床吗？……”从此，地狱般的摧残从这里开始了……
首先说明一下：监狱里对我实施的各种摧残迫害。都是由在押犯人具体实施的。都是在黑心警察暗地支持下进行的。而且犯人对我迫害的凶狠程度与她们在监狱中的境遇以及是否减刑期直接挂钩，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越凶狠，她们的境遇会越好，获得减刑的机会越多。下面是犯人对我实施的主要刑罚：
不让上厕所
这个监区最多时180多人，共用一个大厕所。我不能随意上厕所，只有厕所没人时我才能去，而且还必须有”包夹”或”帮教”等跟着，最残酷的是限制次数，每天最多三次。按照正常人的生理规律，排大便是很难控制在某个具体时间点的。由于多次在规定的时间内排不出便，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半个月左右一次大便是常事，大便经常带血，痛苦难忍，硬的经常堵下水道。
眼睛不能随处看
监狱禁止我看到别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她们害怕法轮功学员之间的眼神交流。白天”包夹”们，按照邪党指定的歪理邪说进行“帮教”。她们给我配了一名因黑社会犯罪判四年的”包夹”叫孙莹，三十多岁，她来监狱时据她说有好几台黑社会的人带车一路护送来的，背景不一般。十四监区的组长和做法轮功学员“帮教”的组长不时送给她一些吃的用的，让她配合她们做我的转化。在她们的教唆下对我拳打脚踢，她就是一个打手。她们做转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坐塑料小板凳：坐塑料小板凳，这也是一个看似平常实际极其残酷的刑罚。一坐就是一天，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九点半，且天天如此一个姿势。屁股出血化脓极其痛苦。
罚站
塑料小板凳罚坐半个月，之后就是罚站。从早上七点站到晚上二十一点，连续四、五个小时一个姿势站着。腿脚肿胀，手肿胀的发青好象裂开似的痛。看着吓人。时间长了都走不了路了。
暴打
对我的暴打是家常便饭。最厉害的一次是，同修给我师父的经文被搜出，她们在监控摄像下将我脱光衣服搜身，然后把我拽到无人无监控的房间暴打。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
那次被暴打后，我采取绝食反迫害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详情略）。过后打手们告诉我：杀人犯在这里都比你的待遇好，对你就得象政治犯一样被对待，将我比做她们的敌人。这更加印证了被中共几十年洗脑后，连许多普通中国人都是人格扭曲、心理阴暗，何况这些人间地狱中的犯人？狱警们就是利用这些人渣对善良的大法学员翻着花样儿的迫害。（更加惨无人道的肉体迫害将在本文后半部份“十三监区的迫害”详细陈述）
精神迫害
从早到晚播放各种诽谤大法的光盘。“帮教”们不停的讲她的歪理邪说，说什么“以法破法”，还时不时的问你有什么感受。假惺惺的跟你唠家常，唠着唠着就会进入洗脑转化。问你修炼中你是干什么的，你家人有修炼的吗？她会把她以前做的事跟你说，让你对她有个信任感。这时，稍不留神你可能就会跟着她们的思路走，导致被邪恶蒙蔽而走向反面。
有时一天四个“帮教”一起上阵，一个接一个的说，离我的脸很近，吐沫星子都溅到脸上。我只跟她们说：“我是修炼受益者，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是法轮功修炼者，就是因为不转化才被关在监狱里的，我不会背叛大法的！”
实际上，这种精神迫害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学员最阴险的伎俩之一。很多大法学员所谓的“转化”之后痛不欲生。其实，所谓“帮教”们也是很可悲的。
在十四监区的一年多里，不管恶人怎么迫害，我都按照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在行动上体现出修炼人的善良与慈悲，处处为她们着想，就是在遭暴打后，我也照样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我知道她们也都是不明真相的，更可怜可悲。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关心新来的刑事犯，生活上帮助她们，用善心让刑事犯对大法有个正信。比如，一天就一壶热水，我总是给刚来的人用。时间长了，各个组的组长及刑事犯都对我不错了。
八个月后，“帮教”大组长要刑满释放了，对我说：“你是转化不了的，以后还有一个代替我做转化，我跟她已经交待了，你就在这等着回家吧。”过年了，组长让我买东西，让我买了好多日用品（这里制裁犯人的方法之一就是不让买日用品），手纸买了两大包，够我用一年的，还给我很多监狱内见不到其它的东西。
组长告诉我：监狱要对我采取更强硬措施了，要求必须转化，日用品买够用了就好过点。每个监区都有一个卫生员，她流着眼泪告诉我说：“再难也要挺住，你千万不要绝食了，那会更加重你身体的伤害。你知道一组那个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变傻的吗？！你得健康的活着回家！”
“攻坚组”
二零一二年二月，我被转入十三监区。十三监区对修炼法轮功学员来说，那真是鬼门关，监狱转化不了都被送到这里来，她们叫“攻坚组”。直接由一个杨姓监狱长主抓，选的“包夹”、“帮教”都是他们认为“过硬的”。
刚一到十三监区，就被一张姓教导员摸了底、录了像。然后杨姓监狱长直接来找我谈话。身为监狱长的她，拍桌子，瞪眼睛，连喊带叫的半个多小时。我正言说道：我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大法好”已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没有犯法，是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监狱长气的脸都变色了，告诉我下次再见你就不是这个态度了。从这次谈话后我的地狱最底层般的生活开始了。
还没出正月，早上五点被叫起，晚上23点40回去睡觉，两个”包夹”（窦秀丽、惠娟），四个“帮教”（张立、吕淑芬、张建富、张桂芝），早起后带我到监舍最后西边阴面一房间，门上拉上帘子。先由“包夹”收拾一顿，打得脸肿身上青。8点后由四个“帮教”轮番上阵讲她们的歪理邪说，“包夹”在边上时不时揍上一阵子解闷儿。主题就是一个——转化。
冬天房间里非常冷，“包夹”穿两个棉袄还冻得肩膀疼，每个人都两床被子。我只有在看守所时带来的一床薄被子，拆开后里面都是棉球。因不背监规晚上面向墙壁坐着小塑料板凳，“包夹”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拿我出气。还得意的说：看管你是监狱里的上等活，得有人才能当的上“包夹”。
每当看到狱警时“包夹”就会更加卖力的表现。她们为的就是减刑。每个月她们的积分都是最高的。包括“帮教”们。我除了早起来5点上一次厕所，中午吃完饭一次，再就等晚上睡觉前十一点四十才上厕所。没有热水，凉水都不能多喝的。不让洗漱，说只有转化了才让洗漱。
她们变着花样折磨我，早五点就让蹲着，吃饭也不让起来，疼的我的腿直哆嗦，一直到晚上睡觉前。一天蹲十八个小时之多，晚上回监舍睡觉走路一瘸一拐的。
第二天腿肿胀的比平时粗一倍，蹲不下，就被窦秀丽劈头盖脸一顿暴揍，一边打一边骂，还把地上倒上水，让我坐水里，她们俩一边一个揪住头发让我蹲着，一连蹲了3天后腿就不能直立了，疼的腿直哆嗦，一般人是受不了的。真是度分（钟）如年啊。
一名快要刑满释放的“帮教”吕淑芬看到我如此坚持，动了恻隐之心，说让她站起来吧。两个“包夹”没让，她流着眼泪去找狱警说再让她蹲着腿就残了，后才没再蹲着。
到十三监区一个月时，说是让这些“帮教”们强制性的帮我按手印。由“帮教”准备好各种书（揭批书、决裂书等），又找来一个叫孟矗的“帮教”，五个人将我打倒地在，拳打脚踏，将我按倒。张立、孟矗一人一拳打我的眼睛。她们还将刚擦完地的抹布塞到我嘴里，猛踢我的下身，边打边骂。再将肥皂之类的塞满我的嘴，手被她们踩的不能动，打了我半天，那么大的动静，一个狱警都不管。凶手们打的我憋不住尿，脸被打的变了形，嘴被撕的流着血，肿老高；两个眼睛全是青紫的。这时，又拿我自己的薄秋裤将我绑上，吐了就用我的饭盒接。然后她们向狱警汇报我的情况。但狱警都是肯定她们的“工作”。
天天又打又骂。听窦秀丽说：经过她们这个组就没有不转化的，不转化就天天收拾我。天天绑住我的手脚在地上坐着，这样过了半个月。由于两个月不让洗漱，头发都黏的，身上臭的大家都离我远远的。身上的衣服两个月没换，脚趾甲半年没剪。直到4月28号才让换掉棉衣。但那时石家庄热的都穿半袖了。
在十三监区遭受变态酷刑还有更惨烈的。
由于监舍粉刷装修，将我关进一个仓库。这回就是张丽、张桂芝和窦秀丽，她们天天变着花样的整我；用靯刷子敲打手关节各个骨节、腿关节；用指甲掐我每个手指尖的穴位；拧身上；拧乳头，变着花样打我；将木凳倒着放，四条腿朝上，让我坐在木楞上。我每天被强迫端坐在木楞上十八个小时，挺胸抬头，两手平放在大腿上，手脚不能随便动，必须得保持一个姿势。姿势稍有移动，“包夹”人员就使用暴力“规范”， 张立、张桂芝分别每人各揪我的一个耳朵，很大的声念着各种咒语；将冷水倒进我的鞋里，身体上。她们三个猫戏老鼠一样玩弄我，侮辱我，天天将我打倒在地，强迫天天按手印，身上到处是伤。张立把她自己在监狱遭的罪都发泄到我身上，往我嘴里吐吐沫。
七、八月份的石家庄，热的象火炉一样，狱警又将我关进一个离狱警只隔一个门的房间。只有一个朝着监狱墙的窗户，不到十平米，又加了一个“帮教”，没有一丝风，不让开门。“帮教”们都热的中暑，她们轮班的进进出出，头昏脑胀的，我一待就十八个小时。十月份监狱组织全体人员签名“反邪教”签名，我不签，正告她们就是死不配合！
到了十一月一日，我感到离家又近了。这时教导员洛洁找我谈话说：“监狱说了，百分之零点一的不转化都不行。”说你必须转化，哪怕假转化都行。我告诉她：我百分之百不转化！教育科一张姓科长也找我谈话。我正告他，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只知道我是非法被关押在这被迫害的。
过后，我的环境又变的更加恶劣，由狱警洛洁指挥调动她手中的大牌“帮教”，孟矗、张立、柳立会、张桂芝做“帮教”。曾经有个被非法判刑十年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在她那里被打转化的。
一上来，孟矗就先打了我一顿。然后让我站三天，并说“三天后见”。“包夹”柳立会告诉我说，她丈夫就被她打的昏迷半天才醒的。她拿着纸卷成的棒子，往我脸上抽打，几下嘴里就流血了。再接上几瓶凉水往我头上浇下来，水一直流到脚底。还在衣袖里加满水，边打带骂。冻的我直哆嗦。她们就说我有附体，哪哆嗦就打哪。她们的打骂声很高，那么大动静狱警们都能听的到的，没人管，她们更加猖狂到了极点。
到晚上狱警点名时，我在洒着水的地上坐着，狱警看见后说：快把门关上！柳立会脱掉她的鞋，用鞋底打我的头，手举的老高，一下下的打在我的头上。她还用双手晃动我的脑袋来回拧。都听到脖子嘎嘣的响声。脑袋上打得到处是大包，睡觉都得趴着睡。身上没干过，头发被揪的掉一地。天天从头上往下浇凉水。尤其是腰部、膝盖经常在凉水中泡着，疼痛难忍。晚上大家都睡觉了，每个班的狱警都安排我到大厅中罚站，她们都疯了一样的折磨我。
一天晚上，那个不信神的教导员洛洁，却听信了一个“帮教”所说的“折桃树枝驱邪”的胡言。领着她们折了桃树枝、捆成捆。之后，天天拿桃树枝抽打我。还将我身上的衣服上写上她们的各种咒语，揪着耳朵轮着念咒。一边念一边掐我耳朵，将耳朵对折，叫嚣：死都得转化。天天掐我的食指上骨节，三个人将我打倒后，将她们事先写的“转化书”等几书，强迫我按手印。手指关节至今还没好，被掐的不能吃劲儿，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恢复正常。
她们用各种方法天天折磨我。比如，早饭后，将刚擦完地的抹布塞我嘴里；将我手背到后面吊起。吊在窗户上的铁栏杆上。再将好几瓶子凉水从头灌到脚，腰部全部浇透。顺着头顺着脚往下淌水，就这么脚尖点地式吊起，从早饭后一直吊到中午。中午吃完饭放下来时，手都肿的跟紫茄子一样没有知觉，头晕目眩瘫坐地上，左手背神经麻木半年后才有知觉。
第二天正好监狱来给我录像，从进入九月后，先是半个月录一次像，十月就一个星期录一次像，是给监狱长看的。 “帮教”和“包夹” 们天天到洛洁那汇报。我已经被折磨的面目惨不忍睹，我将我胳膊上的勒痕让她们录，并就此揭露对我的迫害。并说：“我没有罪，我生命就在大法中。法轮功我修定了！”
从二零一二年二月一直到我出监狱前一个月，鬼窟河北女子监狱十三监区对我令人发指的摧残迫害一直进行着。再后来，狱警教导员洛洁找我谈话，发现我已经说话迟钝、眼神呆滞、甚至语无伦次，才下令停止对我的迫害。那离回家还有不到一个月了。
我到十三监区一般都是“包夹”给打饭的，我们在一起吃，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一年中只能与“帮教”与“包夹”在一起。都是刑事犯还没起床时（5点前）我走出监舍，晚上她们都熟睡（11点50分）后我才回去睡觉。
出狱回家那天，“帮教”和“包夹”们抱着我哭了，告诉我：她们也没办法得听监狱的。监狱是谁的？是中共邪党的！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其实，我一到十三监区，“帮教”和“包夹”们就说过：不转化绝对不行，说我前面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她们折磨疯了。将她吊起后，屎都拉到裤子里，连拉屎尿尿都不知道了，天天傻乎乎的了。那都没放过她。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二日我终于活着走出中共邪党河北省女子监狱的牢门。
整整五年过去了，因为我的身份证被邪恶做了标记，一次我带家人到平塘县掌布乡藏字石景区旅游，他们根据我身份证上的标记，对我一路围追堵截。他们对我的迫害依然没有结束（这里暂不做赘述）。
我写出的这些，只不过是中共黑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我再写也写不全中共邪党对我残酷迫害的全景全貌。那种惨烈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还有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与他们的家属遭受与我一样甚至更加惨绝人寰的迫害。明慧网曝光的有名有姓的被活活迫害致死的就有4300多例了。更有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还有多少没得到曝光的！
我从邪党黑监狱活着出来了，我的生命是属于大法的，我要把邪党迫害大法徒的亲身经历讲给更多的世人。
事实上，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已经二十多年，迫害依然在进行着。曝光邪恶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也是让世人看清中共邪党本质的过程，也是帮助世人认清中共本质、选择“三退”、投奔光明未来，走向生命觉醒的过程。
希望更多象我一样在中共魔爪下遭受惨烈迫害的同修，拿起笔来揭露邪恶吧！解体中共邪党，还人间正道，跟师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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