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市关素明女士自述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七日】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在我这么多年经历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迫害中，支撑着我，保护着我。把我从一个平凡的内心忧郁的弱女子再造成为一个心底光明、性格坚忍的大法徒。从我自身的蜕变过程中，也见证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迫害的失败——我没有从这个世间消失，头顶是碧蓝的天，脚下是坚实的地！

法轮功学员关素明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晚，我在北京丰台区一个小区里被绑架，警察把我直接绑架到方庄的一个派出所。大约四个警察对我轮番审讯一天一夜，不让睡觉，过程中还有两个男警察拿出自己的手机强迫我和他们合影，他们说：“从没见过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眼神这么清纯，长的这么年轻”，言语极其轻佻。

二零零九年九月五日晚上，我被他们绑架到丰台看守所。我当时穿的是连衣裙，警察们说裙子的腰带属于违禁品，把腰带扔了；裙子有一条长拉锁，是从腋窝开到臀部的，也被他们野蛮扯下来，我穿的凉鞋有一点点的坡跟，也被他们扔掉。直到我光着脚丫，衣不蔽体，他们才满意的把我推进了监号里面。

我在丰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大约三十五、六天时，也就是二零零九年十月中旬吧，突然狱警和非法审讯我的警察（叫尹明）来要带我走。我问他们：“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们蛮横地说：“你不用问，快点！”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刚刚把我带到丰台看守所大门，就又过来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一左一右紧紧地架起我，把我塞到了一辆小轿车里。小轿车的玻璃是茶色的，从外面看不到车里的情况。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看到同时和我从丰台看守所提出的其它嫌犯，都是上了那种白色的警车被拉走的。车子开出去很远，来到了一所医院，但是我没有看到医院的名字。那两个警察还是紧紧的架着我，楼上楼下的验血、验尿等等给我做了好几项身体检查。

后来我冤狱结束回家时，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姐姐们感慨的说：“幸亏你这是家里有人找，要不简直不敢想象，你现在还有没有了、会在哪里！”原来我被警察从丰台看守所转走以后，他们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有一天我姐姐去丰台看守所给我存衣服，可是丰台看守所的人说没有这个人。我姐姐看到这种情况，就悄悄的打开了手机录音。因为姐姐之前给我在这里存过衣服，他们也收了。然后姐姐就问他们，说明几月几日（现在时隔九年多，记不清具体日期了）在这里给我存过衣服，存了多少件，是什么样的。问到这时，他们才说：“噢，你说的是那个小法轮呀，她转到七处了。”（七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我姐姐又急忙赶到市一看，说要给我存衣服，可是市一看的人又说没有这个人！我二姐说：“丰看的警察已经说了人转到你们这里了，我有证据，你们不承认不行！”就拿出了手机放录音要放给他们听，他们就赶紧说：“不用听，不用听，我们再给你查一查”，然后承认了我在他们这里。姐姐给我存了衣服，又给我存了二百元钱，要了收据，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我被非法关押在市一看三个月左右，期间又被非法审讯两次，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份，我被转回丰台看守所。这时家人为我聘请了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尚宝君两位律师准备给我做无罪辩护。可是尚宝君律师来接见我两次之后，就好长时间不来了。等他再来时告诉我，因为他们接了我的“案子”，北京的司法部门以律师证年检为由，把他们的律师证非法扣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刚刚要回来。其实，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里，受到迫害的岂止是法轮功这一个群体啊，它已经把迫害的黑手伸进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我在北京市两个看守所历经了共一年多的迫害，于二零一零年七月被非法开庭。记得我被非法开庭之后，主管我被非法关押的监号的狱警找我谈话，问我庭审的情况，当我谈到非法庭审结束时，法官让我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我没有签我的名字，而是端端正正的写上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忍！信仰无罪，停止迫害！”那个狱警担心地说：“你们这事儿一般顶头七年，就冲你这几个字，七年好像是打不住了。”果然，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我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非法冤判八年。可见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有意地颠覆世人的是非、善恶标准——说真话、崇尚“真、善、忍”就要被加倍迫害，从而给世人的心理造成了做好人就要遭迫害的恐怖的阴影。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我被绑架到北京大兴天河监狱“外地罪犯遣送处”继续迫害。警察们先是把我带到大兴天河监狱的医院做了体检，各项指标正常。然后又把绑架到天河监狱关押女犯的四楼，刚刚上了四楼就过来几个犯人，强制我脱光所有的衣服，做侮辱性的查体，翻转身体察看身体的所有部位和皮肤；之后又强制剪了我的头发；又强制我穿囚服。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好言劝告她们：“我没有犯罪，我不是犯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可是她们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最后导致我突然休克倒地。等到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天河监狱地上的担架上。还是我被收监时给我检查身体的那几个医生，就听他们小声的议论：“早晨来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小姑娘似的，怎么刚刚两、三个小时的功夫，就变成了一个病歪歪的小老太太样？”这时他们检查出来我有高血压、心脏病。是的，短短的两、三个小时，我从一个年轻、健康的生命，在中共邪党迫害政策的摧残下，变成了一个重病在身的人。

自从我到了天河监狱，我就被迫睡在监室的水泥地上，其实监室里是有空床位的。为了抵制这种迫害，有一天又到晚上休息时，我告诉看管我的包夹，我要睡床上，可是她们不让。于是我就自己往床上爬。这时只感觉她们扯着我的一条腿就把我拉下来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下子拥上来很多人围住我，拳打脚踢就像密集的冰雹砸在我身上。直到看监控的警察发现了前来制止她们才停手。

从那以后，警察就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门上写着“心理咨询室”，每当看到这几个字时，我就在想：“这回我可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美其名曰’、什么叫‘冠冕堂皇’！”这个房间就在北京大兴天河监狱“外地罪犯遣送处”关押女犯的那栋楼的四楼第一个门。白天固定两个包夹看管我，这两个人必须时刻在我身体左右不得离开我超出五十公分（那个房间的地砖是五十公分一块），包夹之间不许说话；包夹与我之间不许眼神交流。记得有一次我背诗，一个包夹听得入神了，就冲我笑了一下，结果就被警察通过监控发现了，第二天早上她就接到了扣分的单子，并且不许她再当包夹（当包夹能多挣分，多挣分就能多减刑、早回家，所以犯人们把分看的比命还重要）。可是警察就是要通过这种最严厉的惩罚，来泯灭人心底尚存的那点良善，用这种改造方式，把人一点一点的变成冷血的魔鬼。

每到我洗漱或者上厕所时，警察们都会先把洗漱间和厕所清空，来回两个包夹都要紧紧的架着我，怕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怕别的犯人看到我、听到我；即使是我上厕所时蹲下来的时候，两个包夹也会在我的左右每人伸出一条腿，把我的两条腿别上。晚上睡觉时是四个包夹分两班倒，两个人一班，在地上放一块门板，我躺在门板上，两个包夹在我头上的位置坐一个，脚下的位置坐一个。那段时间我真是坐的“牢中牢”、“狱中狱”！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我从北京大兴天河监狱“外地罪犯遣送处”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我坐的火车的车窗都有铁栏杆，车厢的两头分别有两个武警，端着冲锋枪，背靠背站着，他们两个小时一换岗。押送的警察威胁说：“别乱动！武警手里的枪可不是摆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开枪扫射！”而且在整个行程中，我都被铐着手铐，即使是上厕所，也不给开铐。

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我被劫持到十一监区。十一监区是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严管监区，也就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转化的攻坚监区。当天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有两个犯人说带我去谈话，我原以为是去警察的办公室，可是我并没有看到警察，却被带到了一个库房，看样子这个库房是厕所改装的，而且这个房间没有监控。由于我坚持信仰，被犯人唐永霞打倒在地，并拽起衣服狠掐左侧乳房，犯人张子梅同时往我身上踢，打的昏死一次又一次，后来只好找来犯护张凤彬用速效救心丸、并扎人中等处抢救。犯人唐永霞一边打我，一边还叫嚣着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死在这里也白死！这里没有监控。你死得起监狱就埋得起！”从此开始了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地狱般的牢狱折磨。每天从早上五点三十分至晚上九点强制坐矮小塑料凳，所谓的“严码”，双腿并拢，脚向后收，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不许闭眼，不许动，稍微动一下吸毒犯人沈玉珍就上来踢打。

在这样严酷的折磨下，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一昏过去，她们就找来犯护张凤彬给我往嘴里塞降压药和救心丸。

后来，我又被劫持到七监区（巩固队）继续迫害。黑龙江女子监狱七监区监区长王晓丽、副监区长常晓丽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新来七监区的指导员林佳也参与迫害法轮功。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二零一一年八月上旬，开始体罚监舍法轮功学员坐小塑料凳，一直持续到大年夜那天。这里的犯人每个人每天都给一暖瓶的热水喝，可是我们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就一口热水也不给。一直到我被迫害得身体极度虚弱，几次昏倒在地，送到监狱医院被塞速效救心丸、用针扎人中（有一次我好长时间没有知觉，她们就把四、五公分长的针都扎进我的人中里，只露出一个针柄，等到我苏醒过来时，那个针怎么也拔不出来了，换了两、三个人拔也不行，后来找了一个在外面当过医生的犯人，捏着针柄来回撵，才一点点的拔出来，那种痛是无法形容的）、掐虎口、吸氧气才抢救过来之后，从那之后才给我热水喝。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我被送到黑龙江省医大二院检查，被诊断出高压220，低压180，还有冠心病、神经性抽搐，即高血压三级、冠心病一级。被诊断为：极高危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后来我又被劫持到十监区继续迫害，直到我体重只剩六十多斤，生命奄奄一息，监狱才给我办理保外就医，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的姐夫从黑龙江女子监狱把我背了出来。

回家后，我看到母亲的头发都白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母亲说自从知道我被绑架后，她因为对我过度的惦念，整日以泪洗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听了真是心如刀绞！

在我保外就医期间，黑龙江女子监狱每隔一年或半年就要派人带着我去三甲级的医院做检查，如果我身体稍有恢复，他们就会把我重新收监。每到这时，母亲都非常害怕他们会把我带走。记得第一次母亲听到监狱要来人时，母亲就吓的手和脚都不好使了，说话舌头也不好使了，过了些天才慢慢的缓过来；再看到他们来，母亲就吓得就更严重一些，致使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就这样母亲在这种反复的恐惧的煎熬中，最终也没能熬到我冤狱结束的那一天，带着对我深深的担忧提早离开了人世！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日，是我八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姐姐替我去监狱取“刑满释放书”，可是监狱方以我是炼法轮功的为由，不给出释放手续。后来又要求我所在地司法局，开一个《接管证明》，内容要有我即使释放回家，司法局也要监视居住。监狱收下了《接管证明》，才给我办了释放手续。众所周知，哪怕是个杀人犯，刑满之后都是自由的。而我只是要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努力的提升自己的道德，争取做一个好人，在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就要把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强行的剥夺，真是天理何在啊！

我的心中，无怨无恨，只盛满了对曾经迫害过我的警察、犯人以及所有可贵的中国人的怜悯和珍惜！希望人人都能从中共灌输的谎言中醒来，挣脱江泽民用金钱与利益打造的桎梏，别让自己成为江泽民的替罪羊，在历史巨变的关头，早日明白真相，看清形势，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面，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