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动拨打,用语音播放,虽然也能劝退一些人,但是比例很小。后来听说外地同修做手机对打,我觉的这个很好,挺适合我做,也想做。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给安排同修B帮我。
同修B离我家挺远,她也很少接触别人,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午一个人开车出去对讲,下午工作。我和她接触后,我就每天早上七点坐一个小时的公交去她家,先学一讲法,发完正念后,我们就出去对讲。我先听她讲,她讲了几个后就让我讲。我说不行呀,她说都有这个过程,不要紧张,你心里想着是来救他的就行了。于是我拨通了电话,紧张的手心直出汗,电话通了,可是我由于太紧张,准备的词都忘了,不知道说啥了,语无伦次的说了几句,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我调整了一下状态,鼓起勇气接着打,有的地方就照着稿念,这样一点点的敢说话了,状态也慢慢好了。
对打的过程中也是修心的过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都考验你的心性,看你动不动心,要去你什么心。遇到问题,同修B与我交流,告诉我该怎样对答,有时在旁边提醒我怎么说,我俩互相配合,互相鼓励。
有一次我在电话这端讲,那个接电话的人静静的听着,也认同我的观点,聊了挺长时间,我正起劲的讲给他起个什么化名时,他突然间就把电话挂了,我马上说:哎呀讨厌,聊到快要退了,他却把电话挂了。B同修严肃的对我说,你怎么能说你的众生讨厌呢?他是你要救度的生命,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你都不能说他讨厌,你应该惋惜这个生命,而不是去讨厌他。B同修的一席话,说的我无地自容。是呀,我不是慈悲的去救度,而是为了劝退而劝退,求数量,没有慈悲为他的心,效果又怎能好呢,要摆正基点才能做好这件事。所以在以后的对打中,我时刻注意自己的心态,用温和的语气,积极的态度和对方交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骂人的、讽刺的、挖苦的、感谢的,我都尽量不动心,就用最大的慈悲去对他。
就这样坚持讲,突然有一天,讲着讲着,我发现我的慈悲心出来了,那种因为我没做好,不能把你救了,那种对生命的惋惜,使我落泪。我接着又拨通了一个电话,是位女士接的,刚开始她象耍戏一样的与我对话,并不相信我说的,可是我没被她带动,我一直是慈悲的跟她说着,语气平和,坚定。她感受到了我的善,马上态度就变了,她一直说谢谢我对她的关心,可是她因为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并没有三退,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但她一直在感谢我,谢谢我能告诉她这样的事情。师父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1]在这里也真诚的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后来由于其它原因,我们分开了,手机对讲的事也就先放下了。
由于我先生常年在外跑运输,这几年效益不太好,有一阶段没雇司机,就让我跟他一起跑运输。跑运输开车又累又辛苦,车又大又长,我也开不了,就是跟他做个伴。我就想在车上打电话对讲,可是还有障碍,怕先生反对,又怕他不理解,再说三道四的,就没敢做。先生虽然不反对大法,也知道大法好,可是我做证实法的事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虽然不回避这事,却也从来不主动告诉他。
可是跟车时间长了,觉的不做对打太浪费时间和机会了,就决定必须得做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事我说了算,这一念就定这了。当我这样一想,跟他说的时候,他却轻松的答应了。我很高兴。可是由于前阶段一直没有做,我又觉的生疏了,感觉不会讲了,不知道从哪下口,又当着常人(我先生)的面,讲不好该让他笑话了,就又很矛盾。我就向内找我自己,是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私的心,总把自己的困难摆在前面,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太自我了、求安逸、找借口、找理由,不在乎众生的死活,那不和旧势力一样了吗?不行,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还非得过了这一关。
先生还真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我一开口讲,他就给我挑毛病,不是这么说不对,就是那么说不行,越怕他说我他越说我,搞得我在他面前很打怵。后来我一想,不就是爱面子怕人说吗?面子有什么用,如果能把人救了,比面子不知珍贵多少倍呢。你说我不对,我就按你说的改,这块不好就改这,那块不对就改那,只要能让听者接受,就按你说的办,因为毕竟面对常人,他站在常人能理解的角度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在和先生的磨合中,总结了一套讲真相的内容,在应用中效果还不错,其实有些话也是师父借先生的口点悟我。
在生活中,先生也经常给我提高心性,哪方面有心,他就表现出哪方面给我看,有时也守不住心性跟他吵,可是师父说“对的是他 错的是我 争什么”[2]。为了让我们提高,他表现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成就我们吗?还有什么理由怨恨人家呢,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
修炼十一年了,虽然在修炼的路上不太精進,跟做的好的同修比差的很远,法理认识的比较肤浅,可是我坚修大法的心却不会改变,我会听师父的话,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多救人,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谁是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