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无论城市、乡村,在公园、绿地等场所随时随处都可看到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集体晨炼成为当时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那时每天都有不少新人走入大法修炼行列。就我们家而言,我和母亲,两个姐姐相继步入大法。
有一天,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同修正在屋子里炼功呢,父亲在院子里干活,不经意一回头,看见屋里西墙上有一个大火球,红彤彤的着火。父亲吓了一跳,扔下工具便往屋里跑,而屋里人仍然静静的在炼功,墙上没有着火。父亲有点纳闷,默默地退了出来。当时西墙上挂着大法师父的法像和法轮图。当时没修炼的父亲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父亲患有痔疮,干活累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就不好受,而在母亲和儿女们修炼后,父亲的痔疮症从没有再犯过。一人炼功,家人受益的道理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
九十年代,我在沈阳念书时就染上了吸烟、喝酒,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赶潮流跟同事们学会了打麻将、“斗鸡”。修炼大法之后,我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很轻松的就摒弃了这些坏毛病,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我当时是骑着百号铃木金城摩托上班的,即使偶尔回家晚了,父母也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父亲觉的我学了法轮功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时间风云突变,小丑江魔出于一己之私,丧心病狂的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经历过文革迫害的父亲对于眼前的邪恶阵势心生余悸,当年因为带领家人搞编织手工业,父亲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强迫到大队的学习班接受洗脑。
在我遭受拘留、劳教迫害期间,老父亲曾经多次前来看望,老泪纵横的劝我放弃修炼、好挽回家庭和工作。我坚定大法,义无反顾,父亲心灰意冷,气急败坏的打我的耳光。后来,我被非法判刑四年,父亲一次没有来看过我。父亲这样说的:“不是我找不着监狱,是我太伤心了。”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上街走路靠边,不敢与熟人多说话,怕笑话。
我的哥哥患上了尿毒症,一九九六年在锦州市二零五医院换的肾(肾源三万元),二零零四年在北京一家医院又换了一次肾(肾源五万元),父亲问过医生肾源是哪的,医生不叫打听。我从监狱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我告诉父亲那一定是法轮功学员的肾脏器官被中共给活摘了,父亲听着不作声,好像心里在反思。
在十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作为一个父亲,耳闻目睹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修心向善却历经公检法的邪恶迫害;一个病魔缠身而需要他常年辛劳奔走于医院之间,其中的酸咸苦辣、烦恼忧愁,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啊!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母亲和哥哥相继离世,父亲变的忧愁伤感,我开始负责父亲的起居生活。为了让父亲早日明白真相,我经常让父亲看真相资料,又请来同修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
父亲非常爱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父亲耳朵背,常常自己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椅子上收看。每当看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场景,听起《九评共产党》的片尾曲时,父亲就是止不住的流泪。
现在,面对到家里来串门的人,父亲都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我儿子的路走对了,这些年是我错怪他了。一次,我带着父亲去理发,老板熟识我,想了解父亲的思想状态。父亲当着众人的面说:法轮大法好啊,快要晴天了。众人听后都乐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走上修炼路,您说晚还是不晚呢?其实,古人有句话:朝闻道,夕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