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功获新生 强维秀多次被中共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二月五日】我叫强维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四龙乡人，一九六八年出生，兄妹五人，上有哥、姐，下有弟、妹。一九九二年，我从甘肃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到远离家乡的庆阳市镇原县农机局工作。

一、修大法前疾病缠身

我从小体弱多病，常年感冒、经常胃疼，吃不下饭，整天困乏无力，嘴唇经常青紫，手脚冰凉，干活稍微出点力就胸口痛，几天缓不过来。父母没少操心，父亲带我四处寻医问药，民间“迷信”也讲了，都不管用。我小时候父母多病，家里很穷。父亲对我们狱警很严厉，发起火来很厉害，兄妹们都挨过父亲打，唯独没打过我。

初三假期我得了严重的脑神经衰弱。上高中时，我不敢多看书、不敢思考问题、不敢生气、不敢高兴，否则就失眠，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无法完成，后来很少做作业。吃药不管用、运动也无效，家人很着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去远离家乡的庆阳工作，家人非常牵挂我，经常给我写信问寒问暖。

因身体不好，我经常心情压抑，干什么都力不从心，觉得象个行尸走肉，对生活失去信心。为治病我还练过其它气功，都不管用。

我多么渴望健康！那时候，我经常想：如果世上有消除病痛的良方，我愿付出一切。

二、大法给了我新生

一九九七年六月，在街上碰到一个熟人，他说法轮功好，还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回家后就迫不及待的看，可是看上一点点就瞌睡的看不下去，只得睡一觉醒来再看，因此看书进度非常慢。好不容易看完了，书中讲的“心性”、“法”、“层次”、“修炼”等很多术语我都不懂，也没看到好在哪。但我相信别人说好，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就坚持反复看，我相信会有一天我能看到好在哪，至少还能帮我祛病。后来在街上巧遇熟人说要放师父讲法录像，还有人教炼功动作，熟人将我带去，在场的人都说法轮功好得很，我仍然看不到好在哪里。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看书时忽然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是不是真的，我是不是应该按照书中讲的去做。然后我每看一句，就想：这句话是真的，就往心里记，并且打算要按这句话去做。这样一来，我发现师父的每一句话都特别好，句句是珍宝，《转法轮》真不是一般的书，真的特别好。

随着不断的学法炼功，不知不觉中，我身体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困扰折磨我多年的脑神经衰弱好了、贫血好了、胃病也好了，吃东西不用忌口了，吃啥都没问题，心情也好了，也有精神了，感觉活着有了意义，感到生活很充实，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通过不断看《转法轮》，我发现人生所有的疑问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我懂得了善待他人，做事为别人考虑，不和人争名夺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人要守规矩，人一定要重德，方有美好的未来；我知道了自己生命的可贵，也知道了每一个生命的可贵。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师父真伟大！真好！ 大法太神奇！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一生要做个好人。可是工作接触社会后，发现很多时候矛盾双方都有道理，我无法分辨是非对错，常常很困惑。学大法后我知道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衡量，就能分辨好坏。以后很多事情都懂得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善待宽容别人，不与人争名夺利，做一个更好的人。

三、魔难中亲人的承受

就是这样一个教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的高德大法，却遭到了江泽民发动的残酷打压。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今，在这十九年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我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流离失所，遭受了太多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只为了做一个更好的人。

自从我为自己的信仰进京上访之后，公安部门就对我骚扰迫害不断。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曾戴着手铐接见了从千里之外被叫来的年迈的父亲、弟弟和只有几岁的我的女儿。父亲无法接受我被非法关押的现实，不愿意我受到太多的伤害，无法压制他内心的痛苦，见我后朝我脸上一拳，想来刺激我醒过来不要再被伤害。看到我的情形，善良的弟弟回去后大哭一场，年迈的父亲因备受打击，在返回途中大病一场，女儿幼小的心灵从此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不愿再从公安局大门口经过。哥哥去镇原县见我时，不顾长途颠簸的劳累，压制着内心的难受与气恨，象长辈一样给我耐心劝说；姐姐、姐夫也多次去看我；我在被非法劳教途中摔伤后，妹妹到千里之外去看我，哥哥还给我捎钱。

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姐姐、姐夫常去看望我，进劳教所大门后姐姐曾被非法搜身，使她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令她非常气愤。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我的父亲及哥姐、弟妹都去看望我。警察本想利用亲情逼迫我放弃信仰，逼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知道警察的险恶用心，见到家人后，尽管我非常想念他们，却不能有一丝表露，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对我见到他们后表现的“无所谓”无法理解，使他们伤透了心。

看着被谎言毒害、为我担心、为我操碎了心的家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的师父和大法是被诬蔑的，我是无辜的，师父有恩于我，我应该为师父鸣冤，而不是落井下石。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遵守的，也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反应。

一次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小朋友说我被非法关押，孩子心中难受，独自跑到河沿转悠，孩子爷爷不见孩子回家，在河滩找到了她，难过的老泪纵横。这些年女儿的爷爷看到孙女孤苦伶仃的样子，常常以泪洗面，眼睛都哭花了。

二零一一年十月五日，甘肃省镇原县城关派出所三个警察，闯到我女儿所在学校─镇原中学，把正在上课的女儿带到校门卫室，威胁恐吓达半小时之久。警察逼迫我女儿说出她父亲的电话、她姥姥家的电话，还追问我流离失所后的情况等等，给女儿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伤害。

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警察叫在甘肃省镇原县检察院工作的前夫陪着去接我，警察还动不动逼前夫写担保，保证把我看好，还要签字，给前夫造成很大的压力。单位还在会上点名批评他，他的晋升也受到限制。因为我反复遭受迫害，前夫身心备受折磨，一听到我有什么事就紧张的不行，人瘦得不成样子。最终承受不了现实的巨大压力，在我第三次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期间，拿着离婚协议让我签字。

这些年因为我被多次绑架和非法关押，亲人们承受了太多无法言表的痛苦。我们夫妻离婚时孩子只有六岁，就失去了完整的家。女儿很小就懂事，在我被非法关押后，孩子和奶奶一起收拾好我的东西，等我回家后用。虽然后来我尽量的给予女儿关心，仍无法抚平孩子年幼时的受到心灵创伤；也无法消除因为这场迫害给我前夫带来的精神折磨和内心苦痛。我昔日的婆婆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尽自己的能力关心照顾我。

十九年来，对我一次次绑架、关押的迫害中，我的家人时时为我担心、怕我受伤害、恨我不能看清“形势”而坚持信仰，并且承受着他人的歧视、误解，承受着外人无法体会的无奈、压抑、悲伤和痛苦，以及株连政策对家人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无形的恐惧，使我的家人在这十九年里承受着别人无法想象的本不该承受的一切。

十九年来，我的家人和我一样，经受了人生中最残酷、最恐怖的邪恶迫害，走过了人生这段最艰难的历程。家人虽然没有经历牢狱之灾，可是他们的压力一点都不比我轻。由于受谎言毒害，我的家人曾声称要与我断绝关系，对我施加压力，无意中做了江泽民的帮凶；曾经对大法的诋毁使我的家人在不经意中造了诋毁佛法、诋毁神佛的恶业。

四、十九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

（一）在甘肃省镇原县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甘肃省镇原县国保大队长吕正品等人非法闯入我家，拿走了桌上的《转法轮》，并将我强行带到镇原县公安局，单独关押在一间办公室，几个警察软硬兼施威逼让写不炼功的保证，被我严词拒绝，逼的我前夫替我写了一个，后被我撕了。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让我回家，那天雨下的很大。以后的日子里，警察到家里骚扰几乎是家常便饭。

1、第一次被非法拘留

为了得到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争取一个做好人的权利，一九九九年年底，我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绑架后非法关押在前门派出所，下午转到甘肃省庆阳市驻京办，后被镇原县警察吕正品等人劫持到当地看守所。在镇原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两个月。

非法关押期间，警察命令我背看守所的规章，并威胁说：“给一个星期的时间，若不背就戴铐子”，早上又强迫跑操。我认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自己不是犯人，就不配合，坚持打坐炼功。结果被戴上手铐、脚镣，我依然盘腿打坐。警察多次穿着皮鞋朝我身上乱踢，几乎每天都得遭受一番折磨，直到出来时才卸下手铐脚镣。我还被多次非法审讯，做笔录。从看守所出来时，吕正品从逼迫我家人交的两千元押金中，扣除了一千多元，作为他们进京接我的费用，没给任何凭据。当时看守所所长是秦德玺，副所长刘俊辉，参与迫害的还有警察李国民、胡国勇、何金花等。

2、第二次被非法拘留

从看守所出来，我回单位上班。甘肃省镇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张家涛等人每天到单位或家里骚扰一趟，说是怕我再次进京上访。有人出主意：“与其每天来人巡视，还不如直接把人关起来。”上班刚满一个月，我又被非法关进镇原县看守所。

为了抵制无理迫害，我刚一进去就绝食抗议。三天后，警察叫来一名医院大夫和几名男犯压住我的身体，撬开嘴强行灌食。我不配合，极力抵制，灌不进去。他们就强行从鼻孔插胃管，反复多次才插进去，看到那恐怖场面其他女犯都吓得发抖。为了防止拔掉管子，又将我的双手背铐。每次灌完食后，将管子用胶带直接粘在脸上，以后由警察指使同号室的女犯灌。鼻孔整天插着胃管，那滋味特别难受，背铐更痛苦，又因背铐从不打开，从此便无法睡觉，真是苦上加苦，上厕所都得女犯帮忙解提裤子，期间仍被非法审讯。七天后，警察怕承担责任，才将我释放。

3、第三次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春天，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坐上车不久，就被镇原县警察劫持，拖到警车上直接非法关押进镇原县看守所。因为坚持炼功，我又被警察戴上手铐脚镣，有时连续好多天背铐，还多次被脚踢、被拖拽。一个月后，我回到家中。

4、第四次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秋天，我第三次去北京上访回来，在室外炼功，被镇原县110绑架到镇原县城关派出所，非法审讯后，我被转到镇原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为了阻止炼功，我又被戴上手铐脚镣，并多次被警察连踢带拽。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甘肃省镇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城关镇派出所警察对我非法审讯，罗织罪名，编造假证据，并强迫我在非法劳教书上签字。被拒绝后，警察说：“你不签字，就在上面写上拒绝签字”。之后，派出所所长陈某和警察张五堂，将我强行劫持到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七大队，非法劳教一年，后延期三个月。并从我单位勒索现金八百元作为途中费用，当时坐公共汽车，车费也就几十块钱，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我回单位后从我工资中扣除八百元钱。

每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时，我衣服上拉链、裤勾等全被强行拆除，鞋上带铁的也全被拆掉，衣裤上的松紧带全被拆除，头发被剪掉，所有衣物包括身体全被一一搜查。每次被绑架后，镇原县城关派出所，国保大队警察就强行闯进我家，非法抄家，抄走的物品也不给收据。家人说：“每次抄家时，恨不得挖地三尺，将家里翻得乱七八糟……”

（二）在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第一劳教所遭受的迫害（第一次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我被非法关进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第一劳教所。我坚信修炼法轮功无罪，信仰真善忍无罪，自己不是犯人，对劳教所的无理要求都不配合。因我不背劳教所守则，每晚被强制在室外站到十二点以后才让进屋睡觉，直到非法劳教期满。劳教所冬训期间我不配合训练，我想自己是炼功人就该炼功，就坐在地上炼功，结果被戴上手铐关小号半个月。四、五个劳教人员轮番看守，强制我白天、黑夜站着，不让睡觉。后来我脚肿的穿不上鞋，好心人找来四十号的大布鞋让拖着，行走非常困难，脚挪动一点都钻心的痛，晚上脚疼的无法睡觉，只有坐起来抱着脚熬到天明，持续一个星期后才有所好转。

我当时在七大队一中队，教导员是谷艳玲，后被转到二中队，教导员是胡瑞梅。为了抵制劳教迫害，我曾经绝食。绝食三天后，在队长的授意下，几个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将我按住，强行野蛮灌食。有压胳膊腿脚的，有捏鼻子的，有撬嘴的。因我不配合极力抵制，每次灌食都得承受极大的痛苦，那场景谁都不忍心看。十天后我被强行带到医院，在床上手脚被捆绑着，长期插上管子灌食，并强行输液，此次绝食达半月之久。

有一段时间，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炼功反迫害，并喊“法轮大法好”，结果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在深夜被带到劳教所的厂部医院隔离，酷刑迫害。

三中队警察李小静给我上背铐，背铐中间穿上绳子绑到窗户铁栏杆上将我吊起来，脚尖着地，做法非常狠毒。因我被带到住院部，影响了中队的分，在我回队后的一天半夜，两个强壮的吸毒人员将我带到室外墙边，一顿暴打，一个吸毒人员朝我右侧肋骨猛击一拳，我顿时上不来气，出不了声，窒息了一样，倒在了院子里，好一阵才缓过气，后来肋部疼痛了好长时间。我还被延期三个月。

我曾经写了一份揭露劳教所私设刑堂迫害大法弟子的信，给了大队长戴文琴，以为她不知道里面的迫害实情，希望她能秉持公正。没想到问题没得到解决，我还被强行带到劳教所大门外的平房里吊铐起来，仅脚尖着地。此种酷刑时间不长就痛苦至极，无法形容。此次迫害持续一星期之久，因长时间吊铐，我两只手腕被铐烂，至今还留下疤痕。当时是二中队指导员胡瑞梅实施迫害，大队指导员敬雪峰还将我辱骂一顿。

在甘肃省兰州市平安台第一劳教所，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得到外面干农活，锄草、翻地、掰玉米等，还有磨宝石、编毛辫子等。伙食极差，水煮菜没一点油，吃的面经常是又焦又稠夹带生面疙瘩。热水很少，喝的也是凉水，冬天在院子水龙头边洗衣服，盆子和地面很快就冻在一起，水里都是冰碴子，洗头多数用凉水。

女法轮功学员全被非法关押在七大队，当时大队长是戴文琴，指导员是敬雪峰，一中队指导员是谷艳玲，二中队指导员是胡瑞梅，三中队指导员是李小静，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她们都表现的非常卖力。

（三）再次遭甘肃省镇原县迫害（第五次被非法拘留两月）

1、第一次被迫离流离失所

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工资停发，上班后工资降了三级，减了六年工龄。城关镇派出所警察张家涛等经常到我家里或单位骚扰。他们一进办公室，办公室的职工就得离开，极大的影响了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对我也造成极大的伤害。

有一次他们到我单位对我叫嚣：“你有本事你走啊！”连说了几遍。我一气之下离开了家，流浪他乡，当时是二零零二年。

我走后，甘肃省镇原县国保大队、城关镇派出所警察到处暗中追寻。二零零二年九月，我在公路边找租房信息准备租房，被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魏东等劫持到兰州市公安局，强行给我戴上脚镣、手铐，并非法审讯，后来又套上头盔。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两个警察，为了打听刘志荣（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团结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已被迫害离世）的下落，气急败坏的多次用脚踢我，并上下扯拽我戴的手铐，恐吓威逼了一夜。第二天甘肃省镇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吕正品、城关镇派出所所长苟会峰（此人后来因车祸遭恶报死亡）携带伪造的假证据将我带回镇原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仍然多次非法审讯。两个月后我被通知非法劳教两年九个月。我身上携带的一千七百多元现金，被吕正品以打电话找人用去为由扣除一千三百多元，未给任何凭据。

2、抵制非法劳教摔断椎骨

我被非法拘留两个月后，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派出所警察方志强携妻儿并带一名朋友，与司机张五堂，强行送我去甘肃省平安台第一劳教所。半途车发生故障停下维修，为了摆脱迫害，我借机走脱，后遇一处约十米的高崖跳下，身体严重受伤，当时就动不了。方志强等人将我抬上车，在我身体极度疼痛的情况下，无所顾忌的继续长途颠簸，一直到平安台第一劳教所。劳教所见状后说：“你们到医院去拍个片子，然后再说。”拍完片回到劳教所，医生看片子后拒收。这时我因脊椎骨折，疼痛难忍，已不能行走。方志强等人仍不罢休，欲找熟人走后门将我转至甘肃省兰州市第二劳教所。他们将我带到兰州市安西路一家私人诊所强行输液后没有效果，找的熟人见状不敢承担责任，才将我拉回镇原县看守所。

自从我被送劳教所那一天起，我就绝食抗议，摔断脊椎后我仍然不吃不喝。返回看守所时都快一星期了，人已经被折腾的不成样子，警察找来医生进行了诊断。后来听看守所所长秦德玺说：“如果能拿来六万元，我就可以收下，不然的话，我承担不起。”镇原县公安局、政法委、司法局为此密谋了几天，因怕我瘫痪，为了推卸罪责，两天后通知家人，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将我接回。

我回到家后，生活难以自理，吕正品非法抄家时抄走的工资存折仍被扣押着，当时只给了五百元维持生活。在家我坚持学法炼功，重伤的身体逐渐康复。

3、在甘肃省兰州市劳改医院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五月上旬的一天，在我中午下班回家的路上，身后突然窜出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将我两只胳膊朝后一扭，然后迅速架到路边塞进车里，劫持到甘肃省镇原县公安局审讯室，双手被铐在特制的铁椅子上非法审讯。因我拒绝回答任何提问，警察们就自问自答式的编写所谓的罪证。到了深夜，警察诱骗我说：“上车去找个人。”车走了一夜，最后竟到了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女子劳教所（下面简称女子劳教所）。坐车同去的有镇原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张家涛，还有公安局的法医，司机是贾某某。女子劳教所让去甘肃省兰医二院体检，因查出我心脏异常，脊椎一处骨折一处裂缝未痊愈，劳教所拒收。当地警察不死心，第二天又到甘肃省陆军总院检查，还是不合格，最后将我强行转进甘肃省劳改医院，交了三千元押金后，就再也不管了。

我从被绑架之日起，就一直绝食反迫害。到甘肃省劳改医院后，两名男警察就将我抬起象扔东西一样扔到病床上，随后又来了几名男警察按住我插胃管灌食，哪管我身上有没有伤。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改医院装有铁门的病房里四十五天，没有行动自由，几乎天天被强行插胃管灌食，而且经常输无名液体（后来钱用完了药也不怎么输了）。因镇原县警察交的押金已经用完，劳改医院就一直催地方警察到兰州处理我的事，地方警察一直推托。后来劳改医院又将此事告知甘肃省监狱管理局，管理局又反映给甘肃省司法厅，司法厅把镇原县派出所的人叫到了兰州。派出所的人到甘肃省政法委后说：“你们不把强维秀送进劳教所，我们就呆在这里不走。”后来甘肃省“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一个头目来到劳改医院，表面上说是关心我，实际上是暗中查看我的状况。随后，镇原县派出所警察张家涛等人就将我强行转到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又给劳教所教育科长行贿，让无论如何把我收下。

（四）在甘肃省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在甘肃省劳改医院遭受了四十五天的野蛮灌食后，被非法关进了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女子劳教所（是以前的劳教一所、二所女队合到一块）。在劳教所洗澡堂一楼，警察专门腾了一间房，派了六个吸毒人员看管，四个中队各抽调了一名队长，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负责的警察是刘生。吸毒人员对我百般刁难，软硬兼施，队长却假装不知，根本不管。

半个月后我到了一中队。由于心脏不好，还有脊椎两处受伤未愈，四十五天绝食加迫害，我身体非常虚弱。有时连吃饭的劲都没有，感到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有时勉强洗上几件衣服，累得好些天都缓不过劲来。当时女子劳教所教育科科长念雪峰欺骗我说，只要我安安稳稳呆着，不要有啥事，把二年九个月期限呆够就行。然而几个月后，就强行让我参加所谓学习，被拒绝后，警察就把我骗到教室不让出来，由吸毒人员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我就背师父经文，后来吸毒犯就不读了。

一次在教室里，劳教所队长突然进去诽谤法轮功，我欲走出教室，被包夹按住，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有预谋的警察掏出早就备好的手铐把我铐上，关进小号，随后又将手铐绕在高低床的上栏杆上，把我背铐吊起来，脚尖着地。那种酷刑一个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我两处脊椎骨受伤未愈，加之心脏不好，警察全然不顾，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才将我放下来。当时是女子劳教所教导员汪红娟指使迫害，汪红娟欺骗我说，只要坐在教室就行，听不听在自己。在小号被迫害七天后，我进了诬蔑大法和师父的教室，没想到非得写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作业，还得按照他们的要求写，当时上邪课的队长是夏文英，还给我换了非常狡诈的吸毒人员单桂莲做包夹。后来我被迫放下生死，他们才放弃了对我所谓的“转化”。

期间家人的信件被擅自拆阅。

大概十天后女子劳教所调整中队，我被转到严管队（入教队）。

二零零五年的某一天，甘肃省女子劳教所突然出现了很多穿白大褂的人，气氛森严，还有几辆车，阵势很大，说是疾控中心的。劳教所让劳教人员逐个上到装有大型检查仪器的车上，有穿白大褂的人安排站在仪器前停留片刻，然后到一个大房间，摆了很多桌子凳子，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坐在那忙碌，劳教人员排着队站着，每人发给一张表格让填写，其中有是否法轮功学员一项，然后让把胳膊伸出，有专人抽血，法轮功学员的血液被分开放置。几天后，劳教所大夫说我肺部不好，给了我一个小量杯，让把每天早上第一口唾液吐进量杯，收集了一个星期后拿走。后来一位大夫私下对我说，因我经常绝食，身体器官衰竭。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现在知道还有活摘器官的事情，我真是死里逃生。

甘肃省女子劳教所入教队对其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刚被送到甘肃省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首先被关在入教队。在很偏僻的房间里，门窗全被遮挡起来，由六、七个吸毒人员专门看管，名为隔离室。除了偶尔听到里面的打骂声，外界很难知道里面具体实施怎样的迫害。当时被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学员有崔建平、范俊草、刘菀秋、刘秀萍。崔建平曾经被强制连续站了十几天不让睡觉，一眨眼就挨打，包夹用拖把打她，拖把打断，耳朵被撕裂，脚被吸毒人员用脚踩碾，血都渗出鞋面，当时迫害崔建平最狠毒的是吸毒人员项冰岩，指使迫害的警察是刘生。

法轮功学员范俊草六十多岁，曾被用绳子捆绑吊起来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刘菀秋被吸毒人员陈晓红背铐吊到高低床的上栏杆上，手铐下面又垫了几本书，床四个脚用小凳子支起来，整个人悬空。因为身体与精神的极度痛苦，她乌黑的头发一夜变白，手腕被铐烂，现在还留下两个显眼的黑圈。当时指使迫害的警察是刘生。

法轮功学员刘秀萍遭受的迫害也相当严重，经常听到对她的打骂声。有一次因为洗衣服被吸毒人员李莉毒打，盆子被踩坏，第二天衣服没干也不让晾晒，也不让放，湿衣服就让穿在身上。

有一次，警察刘生让吸毒人员把一位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双手铐在高低床的上栏杆上，把裤子扒下来让吸毒人员取笑，然后走了，过了好一会才回来让把裤子提上去。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被用各种残酷手段迫害四个月之后，才允许下楼去食堂打饭，还得被迫长时间打扫厕所。

当时入教队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是教导员刘生。二零零六年刘生升为中队长，赵莉接替了刘生。当时主管迫害的还有副所长杨德兰、教育科长念雪峰、副大队长屈玲、警察汪红娟、敬雪峰等。当时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狠毒的吸毒人员有陈晓红、项冰岩、王丽、李莉等。

女子劳教所里的苦役有糊药盒、磨宝石、剥玉米皮、剥大豆、织地毯、机房做回民戴的白帽子、给鞋面缝装饰品等，奴役劳动强度都很大。我被非法延期四十九天，于二零零六年皇历正月二十八日非法劳教期满。单位派人去接，因我身体被迫害严重，身体极度虚弱，途中一直呕吐，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症状。那次租车费用一千三百元，从我工资中扣除，在劳改医院用去六千三百五十一元，也从我工资中扣除。还有第一次劳教一年停发工资，降三级工资，减了六年工龄。这些年增工资、调工资都没有我的份，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此次非法劳教是农机局局长王进仁签字同意的。

（五）再次被迫流离失所

我在单位上班期间，被多次骚扰。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下午，我正在单位上班，被同事叫到局长王进仁办公室，单位六、七个负责人都在。局长说他们和甘肃省六一零来人开了一上午会，他跟省六一零人说我这几年工作表现都挺好，但省六一零要求未曾写过“三书”的必须写，否则就送甘肃省兰州洗脑班（用各种酷刑手段折磨人放弃信仰的邪恶场所），什么时候写了什么时候出来，要求我必须写。洗脑班每年费用得五万元，我全年工资三万元全部扣除还不够，单位还得垫两万元，一切费用从我工资扣除，从下月开始就停发工资。书记王少华带着强硬的口气询问多次写不写，限当天下午六点前给答复，省六一零人在镇原宾馆住着等回话。局长说可以给一天考虑时间，第二天下午给答复，并将打印好的所谓“三书”递给我。我被逼无奈，当晚与相依为命的女儿含泪告别，从此流落在外。

我被迫出走后，甘肃省镇原县“六一零”多次到单位找我，城关派出所也多次去单位询问我的情况。

二零一二年元旦前，镇原县的警察还专门在我的单位（我的住宅楼和单位办公楼面对面布局）安装了监视设备，听说镇原的警察专门召开了预谋抓捕我的会议，过年期间我单位派职工轮流值班监视我住所。

（六）热心助人遭诬陷

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下午，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我坐西峰四路公交车，到星星幼儿园站，准备下车。一位妇女搀扶一个突然发病的女孩也要下车，女孩比妇女高出很多，直挺挺站着，不会挪动脚步，没有任何反应，妇女很着急，求我帮忙。

我热心帮妇女将女孩扶下车，很费劲，扶到站牌下，女孩靠着站牌也站不住，脑袋歪向一边，眼珠一动不动翻向一边，最后瘫坐在地上，妇女急得手忙脚乱，带着哭腔打电话叫丈夫赶快过来。在这危机关头，我弯下腰在女孩耳边小声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女孩渐渐苏醒，脱离了危险。（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帮人脱离危险）。我着急赶车，就上了附近停的去镇原的班车上，两次透过车窗看到女孩一切正常，才安心坐到座位上。

结果，我却因此遭诬告和绑架，详情请见明慧网报道《热心助人遭诬陷　强维秀被迫流亡》。

结语

以上是我十九年来所遭受迫害的一部份，其实文字所能表达的仅仅是表面，我本人身心承受的巨大痛苦又有谁能体会得到呢？这些年我只因坚持按“真善忍”原则做一个更好的人，如今却被迫害的一无所有。一个弱女子，面对中共十几年的残酷迫害，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难道不值得尊敬吗？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难道不该深思吗？我及我的亲人们为此承受了太多本不该承受的，这祸根不就是江泽民与中共吗？

对法轮大法的打压，不就是对正义的打压，对善良的扼杀吗？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无条件给人祛病健身，对国家、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把“真善忍”当成对立面来打压，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行为？两千年前，耶稣下世传道教化世人，众多信徒被迫害的那一幕，今天不是又出现了吗？当时参与迫害基督徒的人，在之后上天降下的大瘟疫中全部染病而亡，而那些同情耶稣及信徒的善良人不都留下来了吗？

在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是受害者。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现今的天灾人祸不就是对中共失道行为的警示吗？古人说的好：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愿法轮功学员十九年的巨大承受与和平反迫害能唤醒您沉睡的良知，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自己，是积德行善的义举，相信您一定会明辨是非，分清善恶。愿这场为祸人间的灾难早日结束！愿正义的阳光早日回归中华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