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念唤良知
二零零五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我拒绝劳教所安排的一切奴役劳动，当时是安排我们每天早上上山烧砖窑、進出砖。砖窑的温度非常高，最高的时候，戴着竹篾编织成的安全帽進去都会着火，劳动条件也非常艰苦，劳教所按照每人的劳动量，每月发几十块钱的劳动补助。我虽然拒绝劳动，但是主动帮助其他的劳教人员分担一些。按理，不参加劳动不应享受劳动补助，但是每个月，劳教所同样也发给我一份劳动补助。
在砖厂劳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劳动岗位，不可以随意走动，但是我每天帮助其他人干一些活后，就主动帮助各个岗位的劳教人员送开水，在当班警察的默许下，可以在砖厂自由活动，也无人干涉。
每天早上干完活后，下午回到监室里，其他人打扑克、聊天，我就炼功、打坐、发正念，有时在监室里，有时在四合院，一些明白真相的警察看到后也不会干涉，有的甚至绕道走，故意不与我碰上。到后期，我们几个大法弟子住在一个监室，就集体炼功，也没有人干涉。
二零零六年初，我不参加劳教人员的队列，被包夹人员打伤了眼睛，我的眼睛从那之后看东西一直有重影，我就要求劳教所带我到医院去检查。警察每次开车带我去医院，都自己出钱买最贵的烟送给医生，请最好的医生给我检查，请医生吃饭，我也一起吃。但是因当地医院的设备有限，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我要求去省城大医院检查的申请也迟迟未批，所以也就没有再做進一步的检查。我回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身体一切恢复正常。
我年轻时从事机械修理工作，后来又自己开过货车，对修车也有所了解，劳教所的警车出了毛病，警察都会请我去修理，对我很信任。有的警察还把从自己家中带来的吃的东西悄悄的送给我吃，警察之间去外面吃饭打包回来的饭菜也只会拿给我和我的包夹吃。
有一次劳教所组织劳教人员参加所内的义务劳动，包括种树、种花、打扫卫生等，因为我拒绝参加劳教所安排的一切劳动，因此专门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表示愿意，穿着我自家送来的衣服，我在衣服上写着“法轮大法好”，坐着队长专门开来的车去参加义务劳动。
在二零零九年年初，我再次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一直给所有警察讲真相，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副所长的办公室，给我倒上茶水，我又详细的给他讲了真相，他偷偷向我透露抓我的原因是我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揭露我被迫害的文章，并将文章送给当地的百姓。我对他说：“抓捕通知上签字的人是你，你是江泽民的替罪羊！”他很委屈的表示他也没有办法。当天派出所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让我回了家。
十多天后，我想一定是迫于更大的压力，派出所警察到我家等了我一天，给出门在外的我打电话说检察院找我有事。下午我回到家后就跟着他们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当场对我签了逮捕证。在警察绑我去看守所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围观的群众都愤愤不平，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说：“坏人不抓，就拿着好人抓！”警察制止叫不要说，人群中还是有人说，并提到了当时轰动国内外的“躲猫猫”事件（二零零九年昆明市晋宁看守所一在押人员因多次遭到同监室人员殴打最终致死，当地公安局为掩责，称其是在与狱友玩“躲猫猫”即捉迷藏游戏时死亡，后经媒体曝光，深入调查后真相才水落石出，所有参与殴打致其死亡及掩盖事实真相的人均受到了处理，此事件反映了公、检、法失职及看守所管理混乱等问题，在当时备受关注），警察无话了。
当天送到看守所后，我一切都不配合，就一直呆在干部值班室里，看守所的警察晚上吃宵夜时还主动问我是否吃，我说不吃。第二天一早，看守所要求体检，我拒绝，九个警察，有派出所的、有看守所的，强行将我带去体检，即使这么多人，却没有将我弄伤一点。
在看守所里，纸笔都非常难找，警察和跑外班的（能在监房外活动的在押人员）会帮我找笔芯和纸，我常在纸上抄写或默写师父的经文、《洪吟》等。有一次，跑外班的人帮我挨个监房的找，收集了好多烟盒纸给我。还帮助我将我要带给家里人的话利用合适时机带给我的家人。在看守所，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通过我讲真相，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都有人准时叫我。起初一到放风的时候，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后来，我还没有喊，其他的在押人员就喊起了“法轮大法好”。
自从“躲猫猫”事件后，看守所不再允许从外面买食品，但我在的监室得到特批，可以买卤的猪头肉，给大家改善伙食。和我一个监室的一个在押人员通过我讲真相，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了中共迫害的邪恶，结果第二天就被判缓刑回了家。我想，这就是生命明白之后，大法带给他的福报吧！
我从看守所到监狱后，第一次教导员找我谈话，就听我讲了两个半小时的真相，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们炼功人是越来越专业了！”由于监狱前前后后关过多名法轮大法弟子，前仆后继的讲真相，揭露迫害，监狱内的服刑人员也越来越多的明白了真相。主动帮助我从狱外购买了电子表，便于我发正念用。
我失去正常学法炼功的环境后，加上之前在劳教所被迫害的胃肠疾病又逐渐复发，吃什么东西都肚子痛，监狱特批了几次干面条给我，每次几公斤，让我的包夹或者是监督岗煮给我吃。我到监狱后，坚持炼功，警察对我说：“上面有规定，凡是炼法轮功的，就要吊起来！”因此我被长期关押在隔离室，背靠着铁栏杆，两只手分别吊铐在铁栏杆上，臀坐在地上（明真相的警察和服刑人员给我垫上棕垫和棉被，以减轻我的痛苦），两脚搭在五十公分高的石阶上，用脚镣拴着我的双脚，再用两根铁链子一根拴一只脚拴在前面的铁栏杆上，防止我盘腿。除了吃饭、如厕给我放下来之外，其余时间都是这样吊着。为了防止我两个手腕长期吊铐而残废，警察给我两手腕缠上纱布，减少摩擦。在此种情况下，我的包夹犯人经常给我提来热水，我自己擦擦身上，洗个脸。也因为我在隔离室，包夹和犯人在那里开小灶煮些东西或烧开水，每次也都会给我吃。每逢节假日，监狱领导都会到隔离室看我的身体情况。后来，我自己争取，还有明真相警察的帮助，白天我可以到隔离室外面打扫卫生，每次我打扫卫生，监督岗都帮我把打扫卫生用的水打好。
想到这些，那些因吊铐所受的痛苦与折磨瞬间变得不值一提，在邪恶的压力下，在中共多年的暴力洗脑下，很多人明知大法好也不敢吱声。但是，随着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讲真相，越来越多的善念和良知被唤醒，越来越多的人们伸出了援手，我所有的付出和承受用“值得”两字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