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善良夫妇徐智银、刘欣被非法判刑（图）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二零一八年四月八日，广州法轮功学员徐智银、刘欣夫妇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他们被非法庭审，十二月二十七日，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对夫妇二人非法宣判：徐智银被非法判刑四年、刘欣被非法判刑一年。

徐智银、刘欣

九月十四日徐智银、刘欣被非法庭审时，四位律师出庭为他俩依法作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要求释放。公诉人的所谓“证据”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所有“证据”都站不住脚。详见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报道：《广州善良夫妇徐智银、刘欣被绑架构陷、遭非法庭审》。

这次两位律师出庭接判决书。徐智银、刘欣到庭。刘欣从被非法抓捕开始血压一直飙高不下，因此两次上庭都有医生跟随。

刘欣在法庭上一一列举江泽民所犯罪行，从迫害事实讲到信仰自由，期间喘不过气，歇息了一阵。法官蔡正尧一直未打断刘欣，并让她喝水，随身女警和法警全程劝她平静，态度温和。

公诉人指控二人所谓制作和传播法轮功资料，法院认为指证“制作”的证据不充足，不成立；指证“传播”的证据来自监控摄像头，“认定”摄像头拍到的人是徐智银，同时拍到二人一起，跟所谓证人的指证吻合，认为二人合作，徐智银为主，最后非法判徐智银四年、刘欣一年，并分别对他俩所谓罚款九千元和五千元，没收所抄书籍等物品。

听到结果，徐智银和刘欣都说要上诉。刘欣说多判一天都是冤枉。刘欣喊着“法轮大法好”离开法庭。

开庭宣判时间很短。庭上的一位男士总结道：法官和全场人都感受到无奈与震撼。

因为刘欣血压飙高不下，不久前其独生女儿在律师的帮助下，向荔湾区检察院提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其中说：“警察突然闯入抄家导致刘欣受到惊吓、呕吐，此后出现高血压，高压一直在200以上，低压是120到140。不久前用电子血压计测量时，血压计爆表；用手动（水银柱）血压计测量时，高压220，低压140。刘欣体重也降了很多。刘欣在看守所七个多月以来，血压持续处于高危状态，被鉴定为高危三级，频繁出现疲劳、心悸、情绪波动大、头晕等状况，随时都有血管爆裂和脑出血的危险，再关押下去，可能会出人命。”

律师去检察院、法院交涉后，被检察院案管中心告知不予立案，理由是她拒绝药物治疗。律师会见刘欣后得知，刘欣曾吃过三天药，非但降不下来，鼻子上还长个大脓包，就不再吃了。听说通常吃药后高压可以降下来，但低压很难降，低压高最危险。

其女儿曾给白云区看守所所长写信求助，信中写道：

一直到二零一八年九月十四日开庭以前，我都没有见过我的母亲，但每此会见后都会从律师的口中得到相同的话，“还是高血压，高压200多”、“最糟糕的是低压也高，低压高更加危险。”“现在你母亲属于高危三级”……

于是二零一八年五月里，我和律师去了三次派出所，提交了两次取保候审申请，我哭着求警察，说人命关天，而警察却说，出了人命也不由他负责，那是看守所的事；我去了公安分局，他们也是百般推脱，从不露面。二零一八年六月，检察院批捕，期间我更数不清去了多少次公安局、派出所，找了多少公检法人员，递了多少份我甚至记不全名称的材料，七月，案子到法院，九月，开庭……五个月来，我终于在法庭旁听席见到了我的母亲，她步履蹒跚，身形消瘦，她诉说着警察是如何闯入她的家中，把她绑到派出所，再送到看守所，她惊吓、呕吐，此后一直高血压。开庭开了一整天，她坐在那，隔半个小时，要喝一次水，三次情绪失控，一直在平复自己。

那之后，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弟子规》里写道：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这是中国人的孝道，病痛折磨中的人，是多么渴望陪伴与分担，就像发烧的时候，希望有人来探探额头，而我的母亲不是发烧，是高血压啊！她每天承受着担惊与苦痛，从酷暑熬到严寒，我却连给她递一碗水的机会都没有，有人说老无所依是一种痛苦，那在囹圄中老无所依，甚至生死未卜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何等残忍。

我不敢想象她午夜惊醒的模样，我不敢想象她洗完澡或者是哪一次猛然起身后缓不过劲儿的情形，我不知道她迈出左脚后还有没有力气抬下一只脚，我不知道她抬起下一只脚时会不会倒下，我不知道她倒下之后，还能不能，再站起来。我能做什么？我的问候，要花一天写成信，一天寄，设想着第三天她能看到，然后等、等、等……等到她回信，等到律师的下一次会见。

我的母亲她太善良了，她的信里有很多“好”字，她说同仓的人对她很好，狱警对她很好，她心情很好；而我的母亲太诚实了，以至于她从来不在信里写她的身体，因为她没法骗我她的身体很好，所以她从来不说一句她的感受，她患高血压是什么感受，我都不知道。至今我只知道律师口中的数字，那两个徘徊在我耳边的数字，高压220，低压140，而每当听到这个数字，我脑里就浮现着那天开庭，她佝偻的背，蹒跚的脚步，消瘦的身体，和强装的笑容。

她总说她很好，可是她不好，高血压三个字，压在哪一个家庭身上能好呢？她病了，我多么想给她量一次血压，或者让她在我的肩头靠一靠，告诉她，有什么难，我们一起扛，有时候我甚至发傻地想，把我也关进去吧，我想陪她啊，可是再一想，如果我进去了，外面再没有人给她送衣服了。

“这里很冷，给我寄厚一点的衣服”、“要高一点的拖鞋，冬天要用冷水冲脚”，她信里写的每一个冷字，都象寒冰刺在我的心头，那是一种罪上加罪的感觉，我多么怕哪一天从看守所传出一个坏消息，说她倒下了，她倒下的时候手脚冰冷，那是因为她还没来得及等到下个月的顾送，就倒下了。那我甚至不是一个无法尽孝的女儿，我是什么？我自己都不敢书写。

对不起，所长，我宣泄了这么多痛苦，而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母亲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些？是，她炼法轮功，她是为了强身健体才修炼，她杀人放火了吗？坑蒙拐骗了吗？作为家属我清楚的知道，她没有。那么她有罪吗？也许她是执政党认为的罪人，可罪不至死吧？

尤其我母亲是被冤枉的：庭审时，检方出示的证人戴卫东的两份笔录自相矛盾：在一份笔录中说没看到刘欣派发资料，在另一份笔录中说看到刘欣派发资料；而法庭作为证据的、当庭播放的视频中，根本没有刘欣在案发小区的形象，疑似的影子都没有，更不要说派发资料了，反证刘欣被诬陷的。

我不知道一群跟我一样接受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豪赌什么？一个高危三级的高血压病人还关在看守所里，半年多，高血压持续半年多啊，前段日子律师说我母亲血压爆表，我听到这个消息都要吓得高血压了，真的不怕出人命吗？是觉得半年都熬过来了，说明可以拖得更久吗？数字摆在那里都没有人在意吗？科学啊，科学都没有人信了吗？难道大家开始用好奇的眼光凝视着我的母亲，把人命当作了一场实验吗？

尊敬的所长，不论您是否知道您的所里有这么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我都希望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我的母亲叫刘欣。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残疾人去坐车，亮出自己断掉的脚，要买半票，卖票的人说，“你没有残疾人证，得买全票”，所有人都说卖票的人不通情理，但在法制社会里，他只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谁可以受到追究呢，是不给残疾人开残疾证明的人，还是看到残疾人证还不让他买半票的人？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母亲，是那个残疾人；要告我母亲的人，是卖票的；而您，是可以给我母亲开具《保外就医申请书》的人，这个申请书，不但能让卖票的人知道，现实摆在眼前，要重新、要慎重考虑；也能够让有能力，有义务反映真实消息的机构，豁免于追责。

所以，我以刘欣家属的名义，郑重恳求您，为我母亲出示《保外就医申请书》吧，您只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消息，于理，作为一方官员，您对被看守人员的身体负责，绝无错误，万一我母亲真有什么三长两短，将来我们追究起来，也不会找您，因为您尽力了；于情，您给我们全家，至少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恩情，我希望做一个孝女，自然会铭记这份恩，今生不能涌泉相报，来生也愿结草衔环。我母亲说，与人，要结善缘，我们结个善缘，好吗？不要让悲剧降临，好吗？

遗憾的是，这个可怜的女孩的恳求未被采纳。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造成了太多的家庭悲剧，愿相关公检法人员能够善念萌生、良知苏醒，枪口抬高一寸，释放好人，给自己积德留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