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教所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叫武淑华，今年五十二岁。我于一九九八年喜得大法。我要用我被迫害的经历揭露中共的邪恶，唤醒被欺骗的世人，赶快了解真相，选择大法救度。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高烧、还患有气管炎，发病时喘不过来气。还得过乳房肿瘤。生孩子是难产，产后身体很虚弱。年纪轻轻就做过三次手术，吃药打针是常事。我从小到大每顿饭吃的都很少，有病时就更不用说了，饿不死就行。一年到头没几天好日子过，我的父母为我操碎了心。

自从修大法，到现在二十年了，我再也没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而且饭量还不小，现在一顿饭是那时一天的饭量都不夸张。大法给了我无病的身体，同时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变得开朗、乐观。

因为我按着大法“真善忍”做事做人，努力按着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去接人待物，提升自己的道德。使自己能与双方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家人，还有邻居和睦相处，尽管我多次遭迫害，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不管在什么情况，我都努力用我的行动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福益社会、福益人的身心。

我也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残忍、卑鄙可耻，丧失人性、丧尽天良的恶行。

一、进京上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江泽民流氓集团就暗中调查法轮功的情况，在没有得到它们想要的打压“证据”后，利用流氓科痞制造了“四·二五”事件。我亲身经历了四月二十五日当天的过程。回家后，村主任和片警就到我家登记，说我参与了“围攻中南海”。到了当年“七·二零”，片警就以此为由让我到派出所登记，照像，并让交出大法书。

经历一年多的思考，我没有被中共的谎言迷惑、吓倒。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再次去北京上访，为我师父鸣不平，要求还我师父和大法清白。遭那里警察绑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接回后，他们强迫我和同修站在派出所大院中，整整二十一天。为了逼迫我放弃大法，警察对我们拳打脚踢，扇耳光、橡胶棍抽打。对我们辱骂、毒打，逼我们骂大法，骂师父。还威逼、恐吓我们的家人，让家属亲人给我施压，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二十一天后，警察逼迫家人拿出五百元现金才让我回家。

我一个三十出头的农村女子为了祛病健身竟遭受了这么残酷精神上的摧残、肉体的折磨，和经济上的掠夺。二十年前的五百元，我丈夫要流多少汗水才能换来的呀。从那以后我家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又被绑架、非法拘留十五天。出来后被限制在派出所洗脑班，直到要过年了才让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过大年间，我家失去了过年的喜庆。警察要挟我要早晚都给他们打一次电话，电话稍迟一点打，或者有事忘了给他们打了，他们就会气势汹汹的开车到我家兴师问罪。那些村干部，乡干部更是当成天大的事一样对待，时不时的就到我家骚扰。简直就是如临大敌一般，那种恐怖气氛，使得村里不明真相的百姓都不敢单独跟我说话，恐怕我会伤害他们似的。

二、无辜被绑架　遭劳教迫害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当地派出所所长和一张姓警察，带着县国保警察闯进我家，抢走我大法书，强行把我推上警车拉到看守所把我拘留。当时我母亲见到这一幕，连吓带急站立不稳摔倒在大街上。在看守所里，我不让他们给我照相，那警察对我大打出手，扇我耳光。我用绝食绝水的方式抗议对我拘留迫害，警察就以不让全监室人吃饭来要挟我，激起那些真正有罪的在押人员对我的仇恨，促使她们打我，让他们协助警察给我野蛮灌食。他们看我不放弃大法修炼，一个月后把我劳教了。警察根本不管我年迈的母亲躺在大街上怎样，还是好心的乡亲把我母亲送回家。

三、遭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的经历

北京劳教所调遣处是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最黑暗的场所。那里的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残酷至极。我到了那里后，首先遭到的扒光衣服的侮辱，是劳教所给刚到的人来个下马威。

在劳教所里，被迫害的人不许抬头走路，不许在路的中间走，得靠边走，见到狱警得自动停下，低头等着狱警过去。打饭时得弯腰，向发饭的狱警报告自己的名字，请求狱警给饭。而每天起床后就不能靠近床边，在指定地点坐板凳，听狱警摆布。在那里全天笼罩在恐怖中。时常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虐待发出的凄惨叫声。

1、在劳教所调遣处九队遭迫害

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女子劳教所九队。因为不配合他们的所谓“转化”，狱警就让我睡在水磨石地上。我不穿劳教服，她们扒光我衣服，一丝不挂，将我冻了一天，直到深夜。她们折腾够了往我身上扔了一条床单。当天上午副大队长杨敏和两个小队长还给我照裸身相，威胁说要发出去给世人看。我当时说：发吧，发到明慧网上去。她们才不再说啥了。那天值班的是主管狱警杨亚楠，这一切都是她指使干的。目的就是逼迫我放弃大法修炼，“转化”。

为了逼迫我写所谓“三书”，狱警们用尽了各种手段折磨我。不让睡觉：二十四小时不让闭眼，一闭眼她们就把凉水泼在脸上，随即拳打脚踢。不让喝水、不让吃饱饭、不让去厕所方便。特别是因我绝食，她们利用野蛮灌食的过程折磨我不算，给我灌入大量的东西，撑得肚子就像随时要撑破似的，难受极了。我想去厕所，副大队长袁媛就恶毒的把师父的名字写在纸上，放在一个盆里让我往盆里撒尿。我宁可憋着也不往那个盆里撒尿。我忍着忍着，直到无法排尿了。她们才让我尿在地上，她们又让我用毛巾擦地，然后把擦过尿的毛巾塞在我嘴里，用胶带缠上，长时间的不给取下，我的脸被勒的变了形。身体也被她们用胶带绑上，动弹不得。我就这样被折磨了一个多月。

平时我没有床，没有被子，让我休息时我就躺在水磨石地上。而就是这种“休息”机会也是不多的。我时常被她们用胶带五花大绑上，站不起来动弹不得。有时把我摁在地上绑成大字，然后四、五个人把我摁倒在地拳打脚踢暴打一顿。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杨敏和袁媛恶毒的把诬蔑大法师父的话写在纸条上，把纸条贴在我的脸上、身上、我呆的牢房的墙上。我用绝食抗议这种诬蔑大法的行为，她们就用野蛮灌食加重迫害我。

我的鼻子被插管子时伤的流血，她们不管不顾。每次灌食要灌四、五饭盒的糊状物，肚子装不下，从嘴里喷出了。她们就用黑塑料袋套在我头上，让喷出来的东西喷在塑料袋里，然后再给我灌进去。就这样反复灌食，二十多天后，我出现了手脚冰凉，渗出冷汗，胃疼的直不起腰，她们才停止对我的这种迫害。

由于腹部经常疼痛难忍，特别是夜间疼的更厉害。不得已她们带我到了公安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胆囊炎、胆结石。她们就把我摁在地上强行给我打针，也不告诉我打的是什么针。我连这点知情权都被剥夺了。

我是大法弟子，炼功是我的权利。她们为了阻止我炼功，时常把我摁在地上折磨我。一次一个叫热西的狱警，看到我被摁在地上，就过来踩我的脸，她穿的皮鞋，好象她踩在什么物品上似的，丝毫看不出她踩的是血肉之躯。人性被泯灭到无视生命的地步。

那些普教就更是毫无人性可言了。有一次我被她们摁在一张旧木床上，我挣扎中脚心扎进一个木头刺，钻心的疼，有个叫刘桂丽的包夹却故意踢我的脚心，给我增加痛苦。有时包夹会把一碗热汤倒在我脸上。我的身上经常带着伤，青一块紫一块都不算事了。

死人床上的酷刑折磨。为了要把我送走，她们不再直接伤害我身体，就把我关在一个四面墙面地面都是海绵的小黑屋里，把我绑在死人床上，动弹不得。要起来方便，她们不让，让我就尿在床上。我坚决不同意，才勉强让我离开床一会。就这样绑我五天。后来她们不绑我了，她们就往房间里灌冷气，因我穿着单衣服（十一月底）她就用这办法冻我。我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就站在墙角。身外面冷，心里也冷。肚里挨饿，她们想起来就给一个包子，或者一点饭，不用说热水连凉水也不给喝。那意思就是饿不死就行。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狱警袁媛来到我面前，摸着我的头说：真奇怪啊，既没发烧，也没有冻得冰凉冰凉的，连个喷嚏都没打过。

在女子劳教所九队，参与迫害的狱警有队长杨亚楠、副队长袁媛、热西、杨敏。包夹有：陆静、李清、张敏、刘桂丽、王辉。

2、在一队遭受迫害的经历

十二月八日，我被转关到一队，包夹我的人多了一个：三个吸毒的、两个卖淫的，狱警也多加一个。她们把我放在队部，不让接触任何被劳教的大法弟子。为了逼迫我“转化”，她们把我绑在一把椅子上，腿绑在椅子腿上，上身绑在椅子背上，害怕折磨我的惨叫声让外面的大法弟子听到，用毛巾或者臭袜子塞在我嘴里，再用布带或者胶带一层一层的缠紧，只有吃饭时才取下来。不让吃饱饭、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

这五个包夹有殷杰、吸毒的刘凤琴，还有几个卖淫的，为了在狱警面前表现，甘心情愿充当狱警的打手。她们倒班轮番的折磨我，为了不让我闭眼，一个姓殷的包夹用一条长布带一头绑在我脖子上，一头攥在她手上，只要看到我眼睛要闭上，就用力一拉，一边拉一边用狠毒的语言大骂。有时她们把我双手反背后面，象苏秦背剑似的反绑上；有时在半夜往我头上倒凉水；有时把绑我的椅子拖到窗户前，打开窗户，冻我，直到她们感觉很冷了才罢休。

就这样，我在一队队部饱受折磨二十三个昼夜，她们感到无计可施了，在二零零八年元月一日的晚上，趁外面无人时把我拖到专门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的“集训队”。

3、遭人间地狱“集训队”的迫害经历

在被关所谓“禁闭”的七个半月的时间里，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十点，一直是坐在小孩坐的塑料小凳上，坐的不正就被打，一点不能动。在那里坚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有的坐的屁股溃烂，有的坐的腿肿的粗粗的，都不能行走了。我坐的几次出现出冷汗，手脚冰凉，胃疼的忍受不住。她们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检查后要给我输液，我不允许，就被她们绑在那里，还往我的饭里放了不知是啥的药。

我最后一次从公安医院回来两天，北京女子劳教所就把我们二十六位大法弟子和一些其他劳教人员卖给了内蒙古图牧吉劳教所，两大轿子车人，听说身体好、能干活的，每人卖八百元，年纪大、身体不好的卖五百元。那里让被劳教人员做大量的奴工，要给劳教所挣钱的。每年北京女子劳教所都向外卖大量的劳教人员，这是劳教所挣黑钱的一个主要渠道。

四、遭图牧吉劳教所迫害的经历

到了图牧吉劳教所，狱警让我们报数，大法弟子都不报，让我们都蹲下，我们不蹲。狱警们就大打出手，我看到把刘燕和崔秀玲暴打后拉到四楼。一伙恶警在打我时，桑霁迎抱着我说：不许打人！他们就开始打她，把我拽到大厅，一个姓刘的男狱警，后来知道他是什么科长，就掐住我脖子，我上不来气，一下子昏死过去了。当我醒来时他们就一边用力拖我一边踢我，还说我是装的。把我带到四楼时，我看到刘燕她们几人被打得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脸上还盖上一块破布。我过去坐在地上帮她们把脸上的破布掀开，看到她们浑身发抖。有个姓李的恶警看到她们醒过来了，拿起警棍又冲过来要打她们 ，我上前抱住恶警的腿说，别打了，别打了。他们就把我拖到二楼，我见到了为了保护我被打的桑霁迎。

我们不报数挨打，我们不摁手印同样被暴打。我们不是犯人，全体都不配合摁手印，他们就连拉带打，抓住我们的手强行我们摁手印。有的被扇耳光，有的被狱警用皮鞋抽打脸，有的被电棍电。这次全体大法弟子被打了很长时间。

不做奴工，我们是修炼大法的人没有犯法，不做奴工。冬天就让我们在外面挨冻。夏天就让我们在最热时挨晒。被罚站的受的罪那就不用说了。冬天，内蒙的气温很冷，夏天草原中午热的不行，而早晚温差又很大。长期的站着加上气温的变化，真的是往死里折磨人啊。

不“转化”，遭到非人折磨。吊刑：用手铐铐住双手，扽住手铐把人往起拉到脚离开地面，或者不离开地面的。手铐被拉紧后卡进肉里，时间长了人会被疼晕死的。失去人性的狱警，见人昏死过去，就把人放下来缓一会，然后再吊。其中朱进忠和桑霁迎被长时间吊刑，朱进忠吊到四十分钟时被疼晕过去，邪恶的狱警还说；你还真能撑着。是呀，有的大法弟子被吊几分钟就疼的昏死过去了。而邪恶的狱警看到朱进忠那么有毅力，竟然把她的手臂反铐上，在她身上还又坐上人，来加重她的痛苦。

劳教所经历的磨难太多太多的，是善良人难以想象，不敢相信的。随着时间的逝去，有许多许多经历都淡忘了。只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疼还记得大概。二年的炼狱般的承受，给我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创伤。我的外表不但显得苍老，脸和牙齿都变形了。身体留下多种后遗症：胃疼、尿频，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在精神上的伤害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五、迫害中我的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磨难

劳教所还利用剥夺和亲属联系的方式消磨我的意志。剥夺我家属的接见权。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四个月后才允许家属接见，这期间我体重从一百三十五斤降到不到八十斤。家人第一次见我时，我被人架着出现在人们面前，孩子已经不认得我了，孩子他爸说“那就是你妈”，孩子才敢相信。我母亲见到我人瘦的皮包骨，不能自己走路，当下就忍不住放声大哭，我哥、我弟见到我的样子，他们都极为伤心，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这场迫害，我的家人亲属同样承受了巨大的磨难，承受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从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家人就不断被警察和政府人员的骚扰，恐吓。他们一见到警察来我们村，无论啥事，敏感的神经就紧张的不行，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被劳教，我年迈的老父亲难过的到外边无人的地方痛哭。后一病不起，我回来不久就辞世了。他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就是我。我母亲看着我被绑架，看到我被劳教所折磨的不像人的样子，担心，加上思念，沉重的打击让七十多岁的老人整天以泪洗面，过度的悲伤和操劳后，患上了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我的双亲就这样间接的被迫害死了，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胁迫中共迫害法轮功给众多家庭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事实呀。

而我的孩子，因正在上学，突然失去母亲的关心，加上来自社会的压力，孩子有了抽烟、酗酒的毛病，在学校跟同学言语不和就动手打架，被老师歧视。我丈夫因我不在家，他既当爹又当妈，苦闷的他无处诉说，用酒解闷，用烟打发时间，在麻将桌上寻找安慰。身体渐渐的患上了高血压。脾气也变得粗暴，无心再象以前那样干活挣钱了，造成家庭经济比较紧张。可以欣慰的是在我丈夫的努力照顾下，我孩子出乎老师意料的考上了大学。

这场针对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的惨烈迫害，不仅仅迫害了我们大法弟子，迫害了我们的亲人。更多的迫害了世上所有的人。他们用造谣栽赃法轮功，污蔑大法师父，让人们仇视法轮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在被欺骗中对法轮大法犯下了污蔑佛法之罪，企图把那些善良人推下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真是邪恶至极！

今天我在极其痛苦中再次回忆那些被迫害的经历，真的是不堪回首。那些心里流血的痛，是在“真善忍”博大的慈悲中渐渐融化的。说出这段惨绝人寰的经历就是要人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行径，卑鄙手段。提醒人们法轮功不是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是救人的佛法弘传于世。“真善忍”是普世价值，福泽善良人。请早日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做出远离邪恶的正确选择，保一份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