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贵州“7·21”和平上访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前，贵州对法轮功的迫害还不太明显。但从“七二零”那天凌晨开始，直到深夜，贵州公安在全省突然進行大抓捕，无数法轮功辅导站站长、辅导员被非法拘禁。这一天，电话、口信、书信、传呼机都在传递着这一重大消息：法轮功学员无故的被公安抓起来了。

七月二十一日，贵阳学员晨炼时就都知道了！消息也迅速的传遍全省各地；外地到省会来报信的也陆续不断。

风云突变、恐怖从天而落，太突然了！这在贵阳法轮功学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惶惑和不解。由于“四二五”之后，国务院通过媒体表明，政府不干涉群众修炼，允许自由炼功，出现问题可到当地政府去解决。再说，在迫害之初为了营救同修，为了找个地方说理，学员首先想到的也只是到当地政府上访。

既然是全省性大抓捕，当然要解决问题就得找省政府。就这样，同修不约而同的，自发的走向到省政府上访的道路。都想向省政府问个究竟，说个明白。

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在通往省府的道路上，一路上都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群向省府方向走，络绎不绝，都是法轮功学员，虽不相识，但都相互提醒：要守住心性啊！皆用亲切而友好的目光相互鼓励着。

上午八时左右，来到省府广场看到的是这种场景。广场大门上方，广场入口右边的建筑屋顶、广场深处的礼堂顶部都早已安装上无数的摄像机，镜头像探照灯似的俯视着广场。在广场中部靠右的地面，也就是法轮功学员往常每天晨炼的场地，这时已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整齐地席地而坐，成方阵形的队伍。

广场内戒备森严。学员方阵周围、广场周围有众多的执勤警察和便衣警察，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冷酷、如临大敌，他们警觉的注视着在场的学员的一举一动。有大量的摄影人员，胸前挂着相机，有公安人员、有记者，警察和摄影者都一言不发，也不阻止学员進入广场，進入后摄影者便放肆的、专注的无所顾忌的镜头对准你拍照。看来他们看重录像，全程录像，特别看重群体场面的录像。

还有警察不时的清点统计学员方阵人数，事后得知市内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都派出警力前来清点、统计所辖地区来现场的学员。省府还通知各单位头头派车来带走各单位的学员，并看管好。这时广场大门入口左侧的省信访办尚未开门，省府尚未到上班时间，既没有人阻止法轮功学员源源不断的進入；也没有官方人来过问，广场内的法轮功学员安安静静的、整整齐齐的坐在地面，等候着省府领导上班后来接见。没有标语、没有横幅、没有口号、没有喧哗、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骚动、没有任何不文明的举止。也没有抱怨、也没有影响交通和秩序（方阵面向礼堂左边是通向省府机关的通道、右边是通向国防工办的通道）。

一直等到上午九点半左右，才有几名干部来到学员方阵前的台阶上，有人介绍其中一位说：是省政府办公厅“李姓主任”，由李姓主任来接见大家。李姓主任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派代表来，我们到室内去座谈。当时有贵阳辅导站俩站长和白云区辅导站俩站长以及一些自觉前去反映意见的学员，还有一位由白云区辅导站站长点名去做记录的老同修等十余人，随李姓主任進了省信访办的会议室内，大家落座后，按要求，“代表”发言、先举手，经李姓主任指定后，一一发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发言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以下简称“A”）的发言。

A当场提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他建议省委对贵州省的法轮功基本情况進行调查研究，他说这种调查研究并不难，只要清晨到广场、公园法轮功炼功现场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法轮功学员绝大部份是老年人！其中退休职工居多，有的是老年家属，老年居民、老农民，其中又以老年妇女最多，有些甚至是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他们炼法轮功主要是为了祛病健身、延年益寿，他们不就是每天集体炼炼功吗？招谁惹谁啦？第二点，A说：“我亲身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進、反右倾、文革，这些运动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共同点：都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呀！”这时李姓主任插话说：“谁要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A与在场的同修都为李姓主任的话鼓掌。第三点：A请李姓主任立即向省委汇报，释放所有被抓捕的学员，并对大家反映的意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在此静候。

中午十二时许，李姓主任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表示立即向省委汇报，并及时将省委答复告之大家。他问，跟你们谁联系呢？贵阳辅导站站长立即指另一位站长说：跟我们俩联系就可以了。

座谈会结束后，还有外地赶来的学员，反映所在地区学员被抓捕的情况，仍由A同修记录，然后准备再将记录交李姓主任，可是不料随后一件蹊跷的事发生了。

午后，A同修做完记录之后，急着要去广场对面公厕，他把“记录”放進提包，并慎重的将提包交给白云区辅导站曲站长请代为保管，曲将提包与自己的提包一齐放在身旁的椅子上。谁知当A如厕归来时，曲站长气急败坏的告诉他：某老师，你刚一走，就進来一个小偷，直奔向放包的椅子，一手就把你的包抢走了，而室内这几个警察坐视不管、若无其事，看着小偷往外跑，我一直追到大门外，小偷跳上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你说怪不怪？

众多的同修们坐在广场上一直等啊等，到下午四点时，仍得不到李姓主任的回音，李姓主任也不见踪影。贵阳辅导站站长也焦急万分，到处找电话打，与外省同修联系，最后，贵阳辅导站站长告诉大家：“七二零”大抓捕是全国性行动、是（邪）党中央的决定。接着她连说了几句“不消了！不消了！大家回去吧！不消了！（意思是：要求贵州省委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了）”

七月二十一日晚，贵州电视台、贵阳电视台“晚间新闻”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贵州省法轮功“围攻省政府、聚众闹事”，骇人听闻的大帽子扣上了，对法轮功全国性的大迫害在贵州也拉开了序幕，天大的事要发生了！

当天省公安厅还专门组织了厅政保处长、市公安局政保科长、白云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以及这三级政保部门成员一共十六人的警力队伍，由公安厅政保处谭姓处长带队乘警车于七月二十一日深夜12点到达A同修所在学校，兴师问罪、闯入住宅，将年逾古稀的A带走，连夜進行突击审讯。

令A交代：一、是谁通知他参加围攻省政府的，组织者是谁？二、立即交出白天在信访办记下的全部记录；三、说A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影响极坏，必须交代其反党的险恶用心和A在法轮功中的真实身份。

A首先说明自己只是所在学校炼功点的一名辅导员而已，没有什么特殊身份。然后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第一，根本不存在“围攻省政府”的问题。政府无故抓捕炼功的学员，属于制造冤假错案，百姓和平喊冤、伸冤，合理合法。到场的法轮功学员手无寸铁、言谈举止文明、安静祥和，拿什么“围攻”？怎么围攻？“围攻了谁？造成了什么危害？“围攻”不能成立更不存在谁通知，谁组织的问题。

A说当天他个人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围攻”省府，当他得知省内大抓捕消息后，要去省信访办反映个人意见，后来也终于有机会表达了个人意见，他去省政府上访是个人行为、是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用不着谁来组织，这完全是一个个体生命的自我决定。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所以A说他当天的行为完全是合法的！他特别指出把公民的和平上访硬要说成是“围攻”，是强加于人的，是造势嫁祸于人，是有预谋的一种圈套、一种陷害。

第二，A说他当天的发言，不过是讲了几句真话，何来“影响极坏”，如真有什么问题，为何不当场具体指出？好在听取发言的李姓主任可以作证嘛！

第三，关于“记录”的问题，A说：自从我把记录放在提包里交曲站长保管的那一刻起，记录已不在我身上了。而装有记录的提包被小偷抢去了，是在你们眼睛鼻子底下发生的事，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现在要追回那个记录，理所当然的应该抓捕那个小偷才是，怎么你们现在却要我交出记录，这合理吗？

随后他们仍然揪住A不放，死搅蛮缠的把重点只放在追那份“记录”上，当夜通宵达旦的威胁，说：“今夜必须交出记录，否则就要搜查、抄家。”七月二十二日反复审讯、详细的做笔录，由市局政保科长做所谓的思想工作，而谭处长则去找白云区的汪、曲两站长，一直到二十二日傍晚，才放A回学校。

为什么他们为了找那份“记录”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因为那份记录记载了贵州省“七二零”大抓捕的一部份实情（一部份市县被抓捕者的姓名、单位、时间和公安具体单位）。而他们非法大抓捕是不见报的、不敢公开承认的，而且百般掩盖，害怕曝光，千方百计的追查“记录”、是为了毁灭罪证。

在贵州，凡是参加过“七二一”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上了黑名单，都成为邪党重点的迫害对象，没完没了的“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