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中险途变通途
——营救同修和给公检法司人员讲真相的经历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师父的这段法。这些年我参与了营救被非法抓捕的同修的项目，过程中也一直都在救度相关的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始终站在别人看来是最危险的“第一线”。但我却什么事也没有，虽有几次险情，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很快化解，一直稳健的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主动面对面给公检法司部门的工作人员讲真相，对大部份同修来说会有顾虑。根源其实还是没有突破那个怕心。可能我有救度公检法司众生的使命，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师父赋予了我天胆，使我在修炼前怕心就很小。但我知道，师父说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2]救度众生不能凭着人的勇气和冲劲，所以我非常注重学法和发正念。
自二零零零年得法以来，我几乎没有间断过学法，只要时间允许，都在大量的学法，有时觉得状态不好时，一天学多讲《转法轮》，到整点就发正念。平时也很重视发正念，除特殊情况，每天四个整点全球发正念从不耽误，自己还要多发几个整点正念。在外面做事时，头脑里不是背法就是在发正念，尽量不动人念，而且见人就讲真相，尽量不错过有缘人。通过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对师父对法的坚信，我那种怕的物质已经很淡很淡，心中很笃定，我坚信，邪恶根本动不了我，邪恶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下面把我营救同修和救度公检法司部门众生的一些片段写出来。
一，直面邪恶 坦坦荡荡证实法
（1）向国保大队长要人
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二年，为营救被非法劳教的丈夫，我跑遍了有关的公安局、派出所、市监狱管理局、劳教所等部门，虽然没有能将丈夫营救出来（被非法关了他们定的二年劳教期），但由于我不断的营救，减少了劳教所对他的很多迫害。在营救丈夫时，无论去公检法司的任何一个部门，我都是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用我女儿的话说：“我妈比他们还横，不是我妈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妈！”女儿也是大法小弟子，有几次也跟我去要过人。
这个过程中我缺乏慈悲心，这是我要修去的。
几年来，无论是本地、邻县、邻市的同修找到我让我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或我知道同修被绑架，我都主动参与营救，共参与了多少次营救同修的事我已记不清了。我去过当地的派出所、看守所、国保大队、镇政府、镇政府综治办、洗脑班、法庭以及邻县的国保大队、邻市的法庭，还数次找到当地的国保大队的正副大队长。时间久了，他们都认识我，见面都很客气。
因为我没有怕，想去哪个部门或哪个公检法司人员的家讲真相要人，想去就去，就像去朋友的家一样。我这种无所顾虑的表现，以至于使当地一些同修误会，一段时间还谣传我是特务，甚至连一位协调人都话中带话说：“她去公安局就是回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当然这些谣言现在早已平息了。
二零一二年，本地有九名同修被绑架，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营救非家人同修。本来想多找几个同修的家属去要人，可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家属不配合，最后只找到一个被迫害同修的儿子，答应和我一起去要人。这位同修的儿子明白真相，支持同修修炼。
我和这位同修的儿子先后两次去派出所要人，第一次没见到派出所领导，第二次去，我正念十足，同修儿子也是一身正气。接待我们的派出所指导员态度很客气，告诉我们人已被送到看守所，怕我们不信，还亲自带我们到关人的地方，把铁门一个个打开，让我们查看，证明人已经送走了。
事后，师父安排，让我见到了这位被迫害同修的儿媳妇。我觉得她更适合和我一起去要人。她虽然明白真相，但是在邪党的强权下，她认为我们去要人没用，找各种借口推脱，不配合我。我没气馁，多次找到她讲真相，她才勉强答应和我去要人，但是提出条件说只跟我去这一次。
于是我就和同修的儿媳一起去当地国保大队长的家中去要人。这个国保大队长上过明慧网恶人榜，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都是他主导的。第一次去时，找错了地方，敲开门不是他家。同修儿媳妇正念也很强，我们就从一楼一直敲到四楼，挨个门找，最后五楼下来一个人给解释说这楼里确实没这个人。
没想到敲门过程中敲到了国保副大队长的家门。这个人也上了明慧的恶人榜，近些年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恶行几乎都是他干的。来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后来确认国保大队长确实不在这住，我和同修儿媳妇商量，不能白来一次，去给那个副队长的妻子讲真相。于是又一次敲开了国保副队长的家。开门的还是他妻子。
同修儿媳妇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她说：“我爸是好人，我爸什么罪也没犯，快让他们放人吧，快过年了。”副队长的妻子说：“我们说了不算。”我说：“跟您说肯定管事，您跟您家那位说说！”
经过这一次要人，同修儿媳妇也增强了信心，没再提只去一次的事，又和我配合去找国保大队长要人。
这次有一位同修给我们带路。我们一路发着正念，背着《洪吟》，我心里对国保大队长说：“我是带着洪大的慈悲救度你来了，快来迎接我们吧！”
到了他家，同修儿媳妇先去敲门，敲了好长时间，那位大队长自己来开门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国保大队长见面。他只把门开了二十到三十公分的一道缝，我们自我介绍后发现他的手开始哆嗦，然后“啪”把门关上了，隔着门说：“我下班了，这不是工作的地方，有什么事你们去公安局等我吧！”
我和同修儿媳妇商量：如果他出来我们就跟着他去公安局，如果他不出来，我们就继续敲门。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他出来了，我们马上打车跟上他到了公安局，找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三、四个人。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不知这几个人是不是国保大队长心虚、害怕而现找来的。
一進办公室，其中有一个人先问我们和被迫害同修是什么关系？问我们的姓名和地址，强调必须得说。我心里非常坦然，心想：我今天就堂堂正正的告诉你！他很快在电脑上把我的身份证打出来了。我是二零零二年开始修炼的，之前没被迫害过。
这时同修儿媳妇堂堂正正的给国保大队长和其他人讲道理，说：“我爸爸是大好人，这是街坊四邻公认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大孝子！”还讲了在家里对家人如何好，说你们不应该抓这样的好人！她的念很正，一直不停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也配合着讲真相，讲了很长时间。国保大队长一直在静静的听着，最后说：“行了，你们也讲了半天了，你们就说今天来这目地是什么吧。”我说：“我也不兜圈子了，就是让你们放人，让好人回家过年！”他说：“我当不了家，我得向上边申请，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说：“我们早就打听清楚了，这事就您当家，您一句话就能把人放了！”他就笑了，说：“真不是我一个人当家！”我说：“您就别推责任了，就您一句话的事！”他突然问我某某是你姐姐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认识我姐姐，我当时想决不能动人心，决不能用人的办法托人情走关系，就坚定的信师信法，就很平淡的说：“是，您认识她吗？”然后继续和他讲真相。他就笑了，最后说先让我们回去听结果，他们再商量商量。
隔了一天，包括我们营救的这位同修在内的四位同修一起回家了。我们营救的这位同修是当地主要的一位协调人，他曾经被判过几年刑，也多次被绑架过。本来邪恶传出话来说这次要重判他的。
通过这次要人，同修家人对大法的正念更强了，同修的儿媳妇还得了福报——她本来只是一个商场的小组长，不久就升任整个商场大厦的经理。
一次邻县的三名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邻县同修找到我让我配合营救。当时邻县的整体修炼状态不好，几个主要协调人被迫害的很严重，有的甚至都不修了。到了邻县后，我和当地同修切磋，长时间发正念。发正念时师父点化：去找当地的国保大队长要人。当地同修切磋，找被迫害同修家属配合去要人。真是师父的安排，经同修联系，来了六、七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其他人都很配合，只有一个同修的儿子不明真相，对大法很抵触，也不愿配合。我和同修就一直给他讲真相，他由开始的抵触到慢慢明白了一些真相，最后答应去要人。
我们一起去了当地国保大队长的家。这个国保大队长没在家，他的妻子倒是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妻子是一名交警，因为她父亲一九九九年之前也学过大法，她也明白一些真相。我们就一直给她讲大法的美好。她说：“我知道大法好，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爸也接触过。”她答应跟国保大队长好好说。等了很长时间国保大队长也没回来，我们就先走了。没过多长时间，三位被迫害的同修就被释放回来了。
（2）大法资源不能丢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有十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抄走了家里的一些东西。我本人在八小时后回到家。
到家的当天下午，我想，他们抄走的物资是大法资源，不允许任何人抢占，必须立即去找他们要回来。二、三天内，我数次到当地派出所找到所长、国保小队长、市国保大队长等要我的东西。当时正赶上九月三日北京大阅兵，看上去他们都处于紧张状态，都很忙。九月二日，他们把东西基本都还给我了，十月一日把剩下的最后一台电脑主机也归还给我了。
开始我是先找派出所所长要东西，他说这个事归市国保管。那天去找市国保大队，没见到大队长，就给他打电话，打了多次，后来他索性不接我的电话了。我也数次去找当地的那个国保小队长，他很无奈的说：“我们这几天最忙了，过几天不行吗？”我说：“不行！”一次，我的急躁心上来了，在电话里和这个小队长急了，说：“就这么点东西，你看你折腾我多少趟了！”这个小队长说：“您看您看，您又急了，您这脾气快跟我妈的一样了！”我知道自己不对了，不能有急躁和争斗心。
开始时派出所和国保互相推诿。我找到派出所的负责人，他说他管不了，是国保管。我就当着他的面给国保小队长打电话，电话打通后，我把电话给派出所的负责人说：“你们俩当面说清楚吧，今天我就听听到底是你们俩谁的责任？”
一次正好碰到市里的国保大队长，我立即向他要我的东西，我说：“你看你们抄家怎么把我女儿学习用的电脑都拿走了呢？”他说：“是吗？我给问问？”第二天下午就把女儿的电脑还给我了。接着很快把其它东西也给我了。当地的国保小队长还说：“您看，我们这么忙，今天还把东西给您送回来了。”
去年五月份左右，当地镇政府综治办的七、八个人又到我家抄走了一些东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了真相。到目前为止已经去过镇政府五次找那个抄走我的东西的综治办主任讲真相。他的态度一直都很客气，也一直在向正的一面转变，也明白了一些真相，虽然还没有三退，东西也还没有归还，但我一定会锲而不舍的找他讲真相，我相信随着他真正明白真相，东西自然就会回来的。
二、邪恶灰飞烟灭
（1）明慧网恶人榜上的国保副大队长
二零一四年，我地有几位同修被绑架，当时说他们的案子是从邪党中央压下来的，被视为“大案”、“要案”，要从重办。
其中的一位同修有一段时间被取保候审在家。当时他家被三、四个人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有开车监控的、有骑电动车监控的、还有骑自行车监控的，总之无论这位同修去哪里后面都有人跟踪。
因为给这位同修请了律师，不时的有事要和他本人商量。我随时想去他家就去。一次我听说当地的国保副队长在同修家。这些年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几乎都和他有关。我想去给他讲真相，就去了同修家。一见面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住？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了他。我当时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那时还是缺乏慈悲心，觉得自己很高大，他什么都不是。
不知为啥，他好像很害怕，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各个房间乱转悠。我说：“某队长，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能不能坐一会，别里外转了！”他还是不坐，一直到处走来走去的。于是我就跟着他讲真相，追着他讲了很长时间，他急匆匆的走了。
那位被迫害的同修被抓后正念一直不足，这次看到我把那个国保副队长追的到处跑，同修正念也出来了，从此开始反迫害，主动找本案相关的各个公检法司部门的人讲真相。本来他是要所谓“从重”判的，开庭后却不了了之。这位同修至今一直平稳的做着三件事。
一次非法庭审时，因家属要進去旁听，名额不够，我没能進去，就和同修在外面发正念。那位国保副队长突然来了，在同修发正念的地方转悠。我怕他的到来会引起同修的恐慌或他清点同修人数或拍照等对同修不利，我就迎上去，另一位同修随后跟上。我对他说：“某队长，你很辛苦啊，这大热天的！”他尴尬的说：“你不也很辛苦吗？”这样我陪着他一边走一边聊天，直到把他送过了马路对面。
（2）派出所里的“茶话会”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有十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他们制造的气氛很恐怖，有上房顶的，有在大门外等着的。抄家后抢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多本真相小册子、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多张光盘以及十几个刻着“法轮大法好”的小印章。
本来他们想绑架我丈夫，我提出让丈夫留下照顾老人、孩子，我跟他们去。
到了派出所，他们本来想给我做所谓的笔录，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配合你做任何事情，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我任何事情配合你都是害你。”给我做笔录的警察笑着说：“回答问题会害了我。”他让打字员打上“沉默！沉默！沉默！”然后就不再做笔录。
又换了一拨警察，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期间气氛非常融洽，不时传出笑声，像开茶话会一样。我没觉得这里是迫害我的黑窝，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坦然。正和他们聊的高兴的时候，另外一个房间有一个警察听到我们这边这么热闹，主动过来说：“大姐，你又给他们上课呢，咱姐俩聊聊！”我又和她讲了真相。这期间又换了一拨警察，说：“大姐，您看您多受重视，我们这么多人保护您！”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态度都非常客气。
在派出所呆了八个小时左右，我就顺利的回家了。一个警察很不解的说：“动用了这么多警力，就这样放了？！”
三、正念足 师尊护 险途变通途
一次某地法庭非法庭审我们的同修，我和当地同修去旁听，结果我们几十位同修被绑架。我被劫持在那里近三十个小时，被我地公安去接回送回家。
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很轻松的就把他们铐在我手腕上的手铐摘了下来。另一件事是：给我戴在身上的什么定位仪，也被我很轻松的摘下来了。在场的警察都惊讶的看到了我做的这两件事的全过程。
为了更好的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司的众生，这些年数次请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每次请律师，都是我负责和律师联系、协商营救事宜，律师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直到开庭，几乎都是我全程陪同。
这些律师大多都是这些年来多次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知名人权律师，他们的电话都是常年被监控的，人也是被跟踪监控的，作为和他们密切接触的人自然也在被监控之中的。我从没有任何顾虑。在和律师配合过程中，经常给他们讲真相，打印明慧网的文章给他们看，送给他们真相光盘、U盘等，让他们了解正法進程。
二零一四年，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当地四位同修被迫害的案子发生后，当地同修切磋决定聘请律师，这也是当地第一次请律师，也是我第一次和律师接触。那时我们当地的整体状态很不好，四个被迫害的同修中有两个是当地主要协调人，其他协调人有的被追捕躲藏起来，其他人怕心很重，没有人敢站到第一线。
第一次和律师约好去会面时，几个同修开车送我，把我放到离会面地点相距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我只身一人又乘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车去见律师，其他几个同修在几十里外等我。
这位律师也是一位著名的人权律师，他刚做了为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辩护，他和其他辩护律师遭到那里警察的严重殴打。他的肋骨被打折。我和他见面时，他还没完全康复，说话都没有底气，坐着要含着胸，腰都挺不起来。他说：“医院都不敢给我治疗，把我轰出来了。我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这里。”他当时是被监控的重中之重。
我们刚坐下不久，就看到对面不远处有闪光灯对着我们啪啪闪了两下，显然是有人在偷拍我们。这位律师的夫人过去问他们怎么回事？对方谎说是在拍电视。我没动心，因为我知道邪恶根本动不了我。就和律师把所有要商谈的事情谈妥了，顺利的回家了。
第一次陪同律师到公安局递交法律文书时，国保在后面全程跟踪，还有一个女便衣拿着微型摄像机对着我们拍摄。因公安局不收法律文书，我们又去邮局发快递，路上又有一男一女两个便衣对着我们拍摄，律师给他们照相，他们就仓皇逃走了。
七月份前后，我们家被严密监控了大约三个月左右，门口长期停着陌生的车，有同修去我们家发现被跟踪，不断有人在大门口探头探脑。一次我丈夫正好撞见一个人耳朵紧紧贴着我家大门在听我们屋里的声音。还有一次，晚十点左右，丈夫下夜班在家门口看见一个一米多高的仪器正对着我家大门口，这种机器应该是那种专案组特有的，当地肯定是没有的。制造的气氛虽然很恐怖，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不了了之了，没发生任何事。
以上这些经历也只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小部份，开始时可能还有那种显示或自我的东西，后来发自内心的明白这些都是师父做的，师父只要我们那颗心，就没有那种显示的东西干扰了。写出来只是想和同修共同见证正念的力量，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
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致二零零五年欧洲法会〉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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