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我是因家庭矛盾尖锐，想在法轮大法中寻找出路而走入修炼的。那是一九九八年，我三十一岁。

我得法不到一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在邪恶铺天盖地打压的日子里，我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自己无能为力，或者说是害怕，就把书藏起来了。可不学大法，觉得人生像失去了意义，后来就偷偷的学。

那时家里开了个店，没有顾客时我就看大法书，来人就把书藏起来。后来想，他们哪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于是我就大大方方看。后来接触一些同修可以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那时明慧网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报道。那时真的问过自己：我还要不要修这个大法？答：修！

救众生

二零零四年，我地同修和市里同修开车到偏远地区发资料，被绑架了，涉及四十多人。我地协调人几乎都被绑架，无形中我就承担起了当地的协调工作，带着同修往外走。回想起那段日子，自己都不敢想是咋过来的。

我每天早晨三点起来炼功，五点上货，上货花真相币都是自己用笔写，上货过程中到同修家送《明慧周刊》，协调一些事。买衣服都买适合晚上发资料穿的，买鞋买走道没声音的。开始有怕心，把衣服缝满兜装资料，后来正念越来越强，就背大炮兜子（煤矿背火药用的大帆布兜）出去了。那时最少二百份，最多五百份，一走走一宿。晚上发资料从来不打手电，为了避开行人就走山道、走小道。夏天有时蜘蛛网一下兜在脸上，我一把从脸上抓下来，搁以前我是很害怕蜘蛛网的，为了救人我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后来有同修走出来和我配合，我们就成片成片的做。有个年岁大的男同修，熟悉周边农村，我就配合做周边农村；有个年轻同修会骑摩托，我配合做偏远地区；一次和年岁大的男同修往回走，走累了在山上休息，我躺那就睡着了，同修说我都打呼噜了！

无论做证实大法的事再忙、再累，我都要把家务做好，不能有漏。一次发资料走一宿，早五点才到家。因我出去丈夫不知道。我一点觉都没睡便和丈夫一起刷房子，直到晚上收拾完我才睡觉，那感觉，要是个常人哪能坚持下来。

因我家开店怕影响他休息，我和丈夫不在一屋住，开始我往外走时丈夫不知道，后来他早晨起来发现我家周围有真相资料，就知道是我做的。这些年来不论什么环境都没间断过发资料。那时孩子小，丈夫有时出外打工，我晚上出去发资料又怕偶尔来人买货吵醒孩子，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不让来人。

我被非法劳教回来时，我家的店已经兑出去了，我们只好和婆婆、大伯哥住一起。做证实法的事非常不方便了，大伯哥单身伺候婆婆，得等婆婆十点多钟上完最后一趟厕所才能睡觉。大哥每天就玩电脑，所以很晚才睡，我要等到他们都睡着了才能往外走。

我地同修几乎都和我配合过，我每次出去都得走一宿，以前最少一次得发三、四百份资料，喷写真相短语一次得三、四盒漆，不干胶一次二百份，条幅一次挂过三十幅，把同修累的都不愿和我配合了。

有一次快过年了，同修送来六箱《九评共产党》书，过年期间必须发出去。腊月二十九那天我找了一位同修和我配合，她只和我发了一趟就不肯再发了，这位同修以前也没吃过什么苦，背一箱书就被背包带勒得受不了了。那我就自己发吧。那时资料放在一老年同修家。我一次背出去两箱《九评》，到发的地方放到隐蔽的地方，先拿一些发，发完再回来取，全发完了再上老年同修家背。

就这样那六箱《九评共产党》书我发到早上五点全部发出去了。我回来时老年同修心疼的摸着我的脸哭了。

大法使我变成了超常的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突破了很多观念。

谁都知道黑龙江的冬天有多么的冷，屋里可很暖和。有时向外走时，“冷”的观念就起干扰作用，想到外面冰天雪地零下几十度，可当突破怕冷的观念毅然决然的走出去时，那真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出去时，开始怕心很重，当突破观念走出去时，那种轻松无以言表。

一次丈夫在厨房做饭，我在店里看书，丈夫让我去院里拿柴禾，我嘴里答应，人却不想动弹，为什么不想动弹？原来有外面“太冷”的观念。后来当我决定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直接就去干。我发现没有观念，干啥都快。一次和同修出去贴不干胶，前面有一电线杆，我边走边准备不干胶，到跟前我一下贴上去了，接着直接往前走。她竟然没看见我贴。我现在是干啥都快。

我买笔成盒买，买本成摞买，自从看《明慧周刊》起，凡是同修讲真相的词、句、或真相诗我都抄下来，有的背下来。为后来面对面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讲真相过程中，常人都问我，你是什么学校毕业？说我聪明，应该当讲师。在二零一六年我因诉江被拘留，我喊着“法轮大法好”走進拘留所。有一同修也因诉江比我提前两天被非法关押，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我用真相诗和她们讲，她们特别愿意听，有一个拘留所警察领着犯人修窗户，他也在那听，听完他对那个同修说：她是不是讲师？

我曾前后三次被绑架。这里说说其中两次被非法关押中所受到的迫害，以及反迫害的经历。

八天闯出看守所

二零一一年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当地派出所到我家非法抄家，把我家的电脑、真相光碟、条幅、护身符、挂历等都抄走了。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我看到沙发上有一堆从我家抢来的资料，那些警察围了过来，我就拿资料、光碟给他们看。

因我地迫害法轮功的事归国保管，他们就等国保来处理。

国保来人把我带到审讯室，问我去没去过北京？问资料来源？我和他们讲真相，我说：“哪条法律说法轮功违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他们哑口无言。后来把我儿子找去劝我，我儿子当他们面只好说：“妈，有啥你就都说了吧！”我当时就告诉我儿子：“你妈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回去告诉你姥和你奶放心，你妈要从这里堂堂正正走出去！”我儿子走了，他们也问不出啥，就把我送到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看守所的所长问我为啥不吃饭，我说国保大队的警察说对法轮功不讲法律。后来他劝我吃饭，我不吃，那个铺头打我两撇子。那个所长没办法，只好找办案单位。那个国保队长拉我去灌食。他们把我拉到他们的定点医院。在往屋走时，我戴着工字镣铐，那个国保警察说了一句，意思说让别人都看看你。当时我想：我修大法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就是修大法！他们几个人摁着我给我从鼻子插管，我趁他们不注意一把拔了出来。没办法他们只好又把我拉回看守所。

第二天他们找来“六一零”洗脑班的一个男警和五、六个女警，围着我劝我吃饭，我不吃他们就说：你儿子都上高中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儿子怎么办？我告诉他们：“古代的仁人志士为一句真话可以掉头，岳飞忠孝不能两全……”他们无言以对又拉我去灌食。他们给我灌了三次食，第八天把我放了。

看守所警察来我家要我丈夫付灌食费用，丈夫说：“没有！”他们走了。晚上我儿子放学回来，我丈夫告诉他：“你妈绝食了。”我儿子却说：“我妈快回来了。”儿子有时间，我就给他读大法书，和他讲大法中的事。所以当他爸爸告诉他我绝食时，他才有此正念。那时他已上高中，儿子在我做证实大法的事上帮了我很多忙，他星期天休息我就让他看店，虽然他没走入修炼，但很善良。

我家人来接我，以为这八天我一点饭没吃，一滴水没喝还不得马上送医院去。一看我喝完水特别有精神，我和他们讲在看守所的经过。我丈夫告诉我，我被绑架后，他去派出所打听我的下落，派出所的警察和他说：法轮功真厉害，昨天晚上他的电话都打爆了，说都是国外打来的！

我回家后邻居来看我，丈夫告诉他们说我可有刚了。我知道他内心生出对大法的敬仰和对大法弟子的佩服。

非法定劳教两年 一年后回家了

那是二零一二年。因上次绝食出来始终不“转化”、不妥协，他们抓了我后怕我再绝食，就直接把我送到哈尔滨戒毒所劳教两年。我被单独关到一间屋里進行“转化”，不准出去，吃喝拉撒全在屋内，有个包夹看着我，帮着狱警“转化”我。每天都有狱警来找我谈话，句句都是陷阱，稍有人心就会被钻空子。包夹也向我施压，说你不转化，天天让人伺候。为了让我“转化”对我進行人格侮辱。那时没有强大的正念也很难走过来。

我刚被关时脑子一片空白，那种环境中压力非常大，师父的法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想起真相光碟《风雨天地行》开篇的一段话：“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他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忍，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这段话给我增加了许多正念，后来我渐渐的想起师父的很多法。

一次，教导员找我谈话，她说你的教期两年呢。我告诉她，我心里没有两年的概念。我心里想你们说的不算。在那里一个星期得写一次作业，我怎么能配合邪恶呢？我给狱警写了一份不写作业的原因，是这样写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叫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之后叫马克思写的无神论党文化，叫斗争哲学。我给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男尊女卑，党文化是这样解释的，男人象天一样，女人受气；而传统文化是这样解释的：男尊女卑是从易经延伸而来，叫天尊地卑。男人像天一样高亢公正自强不息，讲信誉、有担当；女人要像大地一样谦卑、包容、厚德载物。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砸庙、毁佛经、批孔子、破四旧。把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全部铲光。现在中国大陆学的文化就叫党文化，所以，文化大革命才出现了打老师、和父母划清界限，颠覆了人的伦理。因当时他们为了让我们放弃修炼，她们就用传统文化给我们洗脑，我这样写她们无话可说。我又把师父的《洪吟三》<喝狼药>写在里面。我告诉她们，这些不是警察的错，我要挑战的是劳教所背后的共产邪灵。我从今天开始不写作业了，我要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为这个一百年来搞了无数次运动的恶党当替罪羊！

我给包夹看，把她吓坏了，她说你交上去肯定给你加期，她们还得对你不好，结果适得其反。那些狱警见到我无话可说，反而对我好些了。和我商量让我收回。我告诉她们放到我的档案里吧。狱警中的教导员找我谈话，一進来就说：“我代表组织找你谈话。”我和包夹都偷着乐。警官对我想的问题都了解。一次，张狱警找我谈话，她刚说一句话，我就说这不是你说的，她扭头就走，边走边说：“是，不是我说的，是邪灵说的。”她走了之后，我和包夹都偷着乐。

后来，我出现了高血压、脑梗、心脏病症状。我开始拒绝吃药，我告诉狱警：大夫告诉我终生吃药，我说我才四十五岁，又出现心脏病症状。我是因为法轮功進来的，法轮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狱警吓一跳，她怕叫别人听见，赶忙把我叫到警务室，软硬兼施，看我无动于衷，只好让我回去。

队长一上班，知道我拒绝吃药，到我们屋开门就说了一句：“你能不能让人省省心。”此事惊动整个劳教所。所长亲自出马。早晨吃完饭队长没让我上楼，单独把我领到医务室，我看护士在兑药，那边站着一排男警，我知道他们要强制打针，我告诉他们今天谁要给我打针我就绝食。队长一看没办法，因我又出现心脏病症状，他们不敢动我，说了句：“上楼！”又把我单独关一个屋子里，不让我下去吃饭。后来我发现她们往饭里下药，我就不吃馒头和饭菜。每天血压二百。狱警的巡逻都增加次数，站在我床前看着我喘气。

天天有狱警劝我吃药，有个警官问我是不是遗书都写好了？我说，你以为我想死哪？我想好好生活。她告诉我说，担架都准备好了。

那天晚上劳教所队长找我谈话说：“你先吃两片药，所长说了过两天领你出所看病，够条件给你办所外就医。”我告诉她说：“你以为我要出去呢？我要把病拿掉，你就是带我出所看病，我也不吃药。”队长一听说：“我这不和你白谈了吗！”结果第二天他们带我出所看病，检查结果是高血压、多处脑梗、轻度心力衰竭。那个大夫告诉我说：“你得吃药。”我说我自己调理。

回来后，我知道邪恶不敢留我，我看她们忙着给我办所外手续。她们给我地“六一零”打电话说：“这个人不行了，你们快来领回去吧！”他们怕担责任，国保警察给我丈夫打电话，让我丈夫一块来领人。我丈夫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他们说：没有。在车上国保警察问我丈夫：“你家花钱了？”我丈夫说没有。

我从监区出来时，抓我那个国保凑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想回家了？”我说：“想回家是想回家，但我不着急。”那个国保气的说：“你这是瞎子掉井里没治了！”在办理出劳教所手续时，法制科的科长告诉我丈夫，说我说话有煽动性，让我三个月交一次病历，否则，再把我带回劳教所。

在回来的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给国保警察讲我在劳教所如何反迫害，他们听了后说：炼就在家偷着炼，别出去发资料。他们听我说的也有道理，那个“六一零”的人说：“共产党就是这样，多了就镇压，少了就一个一个整。”

当天下午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备案，管户籍的警察没在那，告诉我星期一去，他们怕我不去，告诉我必须得去，我说：“你放心，我肯定去。”

星期一早八点钟我来到派出所，还是那个警察。坐下后他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我还指着法轮功活命呢！他说：炼你就在家偷着炼，别戴着口罩到处发资料。我说谁看见我发资料了？他不吱声了，问我丈夫在哪上班，儿子在哪上学？电话号多少，问完让我过去，我说：干啥？他说：“签名、按手印。”我说：“自从抓到看守所到劳教所从来不签字、不按手印。”把他气得一下站起来了，你这是不配合呀！后来又坐下了说：“你过来。”我说：干啥？他拿了一本书说：“这是温家宝讲话，抄五十个字。”我说：“不写！”他一下站起来了说：“走，上那屋去！”到了所长屋说：“她不签字、也不按手印。”所长说：“把她弄進去，让她死里头！”我没吱声。他又说：“你是不是还想進去？”我说：“進去是不想進去了，但是，你非把我弄進去我也没办法！”他又对那个警察说：“打电话，谁给整回来的谁给弄回去！”

他们给国保打电话说我不配合，那边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他们骗我说：“一会局长就来了。”让我上那屋。这时，所长的口气也变了，你看看你这么瘦，你要再進去不完了吗？我说：“法轮功被迫害死了那么多人，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就白死了吗？共产党不是人、不是物，它就是斗争哲学。”那个所长说：“你还知道挺多哪！”

两年的教期，在师父的呵护下，不到一年我就回来了。回家后学法、炼功。三个月后心脏病、脑梗、高血压症状全部消失。亲朋好友见证大法的超常。

谢谢师父的一路呵护！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事就是修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