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68岁周笃伦两次遭冤狱迫害十多年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重庆市六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笃伦，于二零零二年被中共被非法判刑十三年，二零一一年才离开监狱黑窝；二零一三年九月又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受过酷刑折磨。

周笃伦先生说：“我八十三岁的母亲，因儿子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后，忧伤过度，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去世。临终时母子也没有见到一面。”

周笃伦先生曾是重庆市特殊钢厂一个车间工会副主席，从事过财务工作。一九九六年那年刚好四十七岁，因关节炎、胃炎等疾病走入大法修炼，疾病无翼而飞，抽了二十多年的烟，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抽了，整天乐哈哈的、美滋滋的，身心无比轻松、喜悦。

下面是周笃伦先生简述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所遭受的迫害：

在我修炼二十年里，曾遭一年多的有家不能归的流离失所生活，并三次被绑架，被公安局以赏金数万元“通缉”，家庭及成员也长期被骚扰。一九九九年底，我赴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判刑十三年，受过酷刑折磨。二零一三年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受“整训”迫害四个月。

被迫流离失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单位书记找我“谈话”，要求我马上与大法划清界限，放弃修炼法轮功。于是，我耐心的给他讲了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功法，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有利国利民的作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我提出写一份我修炼经过的材料给他。他看后没说什么，但是要我表态与法轮功划清界限，保证不再修炼的承诺。我坚定果断的回答：“即使头掉了，我也要修炼大法。”

接着，厂党委书记与纪委书记一起找我谈话，我仍是这个态度。党委书记最后说：“你有着十五年的党龄，而你炼功才两三年，难道十五年还不及两三年的法轮功作用大？”我表示，如果非要我表态，那我选择法轮功。谈话结束后，党委书记送我到楼梯口，并语重心长的说：你要多保重。

从那天谈话后，我上班时每天都听到同事接到询问我的电话。每天很多次这样的电话，办公室同事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了。显然，我已被严密监控起来了，时间一长，我决定辞去工作。回家后，又不断有警察上门骚扰我。有一天，我得到要送我去洗脑班强行转化的消息后，我果断的离家出走，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北京上访被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我和十来个同修在北京金水桥旁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等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大家将“传单”抛向空中。一会儿很多围观群众上来，传单在空中飞舞，警察发疯似的飞奔过来，拼命的抓拉横幅并抢传单。这时我和另一位同修果断离去。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四次来到北京。次日，我与另一位同修在中央电视台附近发传单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为了逼我说出姓名和住址，警察从早到晚轮着审问，其中一个青年警察在我不注意时，突然双拳猛击我的太阳穴，当时脑海里“嗡”的一声。在派出所里没有水喝，也不让吃饭。深夜，将我转到驻京办的一个临时拘留室。

被非法判刑十三年

二零零二年元月，我被绑架到沙区看守所。第二天上来四个警察，强行要我在一张什么都没写的白纸上按手印。他们一齐上来，我动了一念——“不得行”，将手往后一甩，四个警察一个踉跄。他们互相看了看，不吱声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正法修炼，通过正常渠道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没有任何错，不是犯人。最后他们只得作罢。

一月份气温还很低，他们要给我剃头。我想我不是犯人，没有配合。他们强行给我洗冷水澡，又用脚镣手銙刑具对我施加迫害，强制戴“骑马桩”长达三天三夜。警察用灌满水的汽水瓶击我头部。关在铁笼子中，经常夜里提审，有一次竟长达三十多个小时不让睡觉。

最后，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对我判刑十三年。在渝都监狱，六个包夹严密监控我的行踪，强行洗脑、体罚；生活上，克扣一半米饭，菜经常用清水将盐洗掉后才给我吃；冬天用电风扇吹，美名“锻炼”，要我围着篮球场不停的跑一个多小时。

刚入监，在写认识中，我以平和的心态讲自己的修炼体会。一次我写上《转法轮》中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

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二零一三年九月，我因准备在电杆上张贴不干胶“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被沙坪坝区井口派出所恶警绑架，并劫持到沙坪坝区看守所進行迫害。

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于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与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两次对我非法庭审，并栽赃陷害我,，非法判我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非法关押在重庆市永川监狱十二监区。

在监狱中，为了强制转化我对“真、善、忍”的信仰，对我進行“整训”转化长达四个月，每天体罚坐水板凳十九个小时。由三名警察和六名包夹犯人组成的队伍对我進行全面系统的轮番洗脑，每天坐十几个小时，后来延长到二十一个小时，最后三天三夜不得睡觉，眼睛都不准闭一下，专门有人严加看守，眼睛一动就踢我。

同时每餐只能有一两米饭吃，晚上叫我理发洗澡，洗完澡我发现他们偷走了我的毛衣，留下单衣单裤让我穿，并将我带到山上垭口上吹风，大小便也受严格限制，不准和任何人说话。如果身体稍有不适应，就说有病要看医生，强制吃他们开的药，不吃就由四、五包夹人员强行灌药。我曾两次遭灌药，但均未得逞。

我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后，“患上”了痔疮。除以上迫害外，还有限制购买生活用品。每天强迫用栽赃陷害等手法对我邪恶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