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退伍军人杨学贵自述被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我叫杨学贵，今年五十岁，但是在短暂的人生路上，却饱尝了太多太多次的生离死别。老山前线枪林弹雨、腥风血雨的岁月，上班时病魔缠身、无药可治、痛不欲生的日子，再到八年冤狱，真是笔墨难尽。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高中毕业，十月，到兰州军区第四十七军一百三十九师低炮团指挥连当兵。三年期满回家时，被告知不允许退役，参加越战。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踏上列车驶向云南。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上午十点，到达前沿阵地进入猫耳洞，任务是保障和维护前沿观察哨到团指挥部的六条线路。全线长五公里，途经二公里的暴露地段，一公里杂草丛生高达二米的荆棘路段。从观察哨到盘龙江线路过江，落差高达一千米，维护一次需要半天时间。参战期间有三次，差点被炮弹击中，有次爆炸点离身体不到八米。由于地形的原因而躲过弹片，每次都是灵魂出窍、一身冷汗。由于受无神论的毒害，自以为命大不该死。

老山地属亚热带，四季闷热潮湿，雨季来临时，半年见不着太阳。在残酷无情的战争面前，由于精神长时间处于高度戒备，加上猫耳洞潮湿阴暗的生活，导致很多人营养不良，身体出现各种疾病。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点，我从前线猫耳洞撤出，回到后方营地修整。一九八七年十月复员回家。五年的戎马生涯，一年枪林弹雨中的出生入死，只换得了一枚铁片军功章。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班。工作期间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从未与领导和同事发生过争执，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

一九九五年十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毁了我的未来。患病期间，我就找本院的名医、专家，所有的先进医疗设备，各种检查、化验一样不落。三天一小检，五天一大查，初期的理化指标还正常，最后心肝脾肺肾，全身脏器功能全部失常。本院不行，换一家医院；西医不行换中医，中医不行找偏方，偏方不行讲迷信。就象快淹死的人一样，稻草也抓。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得到了 《转法轮》这本宝书。

（一）法轮大法使我获得新生

修炼法轮大法短短一个多个月，我的病症就奇迹般的消失了；两个月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我和我的家庭得到了重生。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经历了严冬的人，才珍惜春天的温暖。经过了病痛折磨的人，才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要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每个人，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健康幸福。在大法洪传期间，我参加了义务给大家介绍法轮功的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受益，都能拥有美好的生活。

通过反复学习《转法轮》，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病的原因，懂得了善恶有报做好人的意义，知道了人为什么来到世上和活着的真正目的。法轮功教人以真、善、忍为准则，首先从做好人做起，处事要为他人着想。修炼人只有提高思想道德，才能祛病和长功。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初才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

（二）因言获罪、遭迫害失去工作

这么好的功法，政府中有人非要制造事端打压。一九九九年六月份传出中共要迫害法轮功的信息，大家纷纷写信向中共讲清真相。我分别给国务院办公厅、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电视台五个部门，拍发了五份电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后我才知道，电报不仅没有发出去，反而截到兰州市国保大队魏东等人手中，他们去单位查档、调查，并派人长期跟踪我达半年之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辅导员被抓，大家知道后，都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放人。省政府不仅没有答复，反而从院内冲出公安武警，将我们所有上访人员，强迫坐上公交大巴车，拉到七里河体育场，登记造册后才放回。

第二天，法轮功学员们继续到省政府上访要求放人，又被拉到桃树坪小学院内，播放所谓的取缔法轮功的新闻，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被单位带回。

二零零零年元旦，我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便衣非法抓捕到天安门分局关押。由驻京办和单位配合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将我绑架回兰州，在七里河分局强迫家人交了七十元后，又将我绑架到兰州市七里河晏家坪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法轮功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切磋交流时，被兰州市国保大队以魏东为首的一伙警察，绑架到市国保大队，非法审讯并关押了一夜后，第二天，绑架到兰州市城关区桃树坪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大法横幅时，被便衣绑架到天安门分局关押，然后转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非法拘留迫害了七天后，仍由驻京办与单位配合610，将我绑架回兰州后，由单位将我绑架到城关分局，最后绑架到兰州市桃树坪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期间强迫劳动干苦力。

二零零零年七月，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书记王志清，配合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从我被单位绑架到桃树坪拘留所起，开始非法扣发我的工资，每月只发一百五十八元生活费，我还是每天按时上下班。直到二零零一年一月中旬年关将至，生活所迫，我离开单位自谋生路。

（三）遭绑架、单位配合610

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我在甘肃省金昌市河西堡镇，被金昌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到金昌市看守所。四天后，省公安厅的一伙警察，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将我绑架到省公安厅，交给了市国保大队魏东等一伙警察。再由魏东等人，将我又绑架到皋兰县看守所，所谓的秘密关押。在皋兰县看守所的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戴着手铐脚镣，从看守所绑架到皋兰县宾馆三楼的一间客房里，进行刑讯逼供了三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十几天后，魏东等人，再次给我戴着手铐脚镣，绑架到皋兰县宾馆三楼一房间内，由一男一女两个着便装的人，进行刑讯逼供。问我是否与白银的法轮功学员有联系。在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第二天又将我绑架到皋兰县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我在皋兰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为了抗议对我的迫害，我开始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六点多，警察魏东和市二医院保卫科长马福林、总务科长李毅、司机杨祯义，将我从皋兰县看守所，绑架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栋将要拆除的二层楼内，在临时特设的房间里，我戴着手铐脚铐被铐在床头，由一名警察和医院保卫科的保安二十四小时看管，非法关押审讯。此时，正值袁江从白塔山电信局公寓走脱，警察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寻找袁江的身上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市二医院再次配合国保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由保卫科长马福林协同魏东等人，将我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我就说自己有病，不配合。看守所拒收后，又将我绑架回市二医院。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一日早上七点，由市二医院党办主任李芳，带着一名护士来到床前，保安人员按住我，强行抽了两管血拿去化验。九点左右李芳将化验单交给了魏东、马福林等人，将我再次绑架到西果园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到四队四号的严管室迫害。

（四）抗议非法关押被灌食

西果园看守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迫使所有羁押人员，为他们创造效益，每天除了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一举一动外，还要强迫法轮功学员做苦役：嗑瓜子、拣瓜子、拣牛毛、拣百合……完不成任务还要遭到体罚。

四队二号室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就是被犯人、牢头狱霸们经常体罚，使其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最后无法进食，生命奄奄一息时，才被送往康泰医院（劳改医院）所谓的救治，万贵福在医院不到一周，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我之前，被非法关押在四队四号严管（号）室，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王有江，因为每天被强迫着嗑二十小时的瓜子。超时、超量的体罚劳动，五个月时间，使王有江脊柱严重弯曲变形，骨刺压迫神经不能直立，人象虾米一样，导致腰椎以下失去知觉，瘫痪长达四年。

中共酷刑刑具：手铐脚镣

在我之后，四队四号严管（号）室，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蒋春宾，因为不配合警察和牢头狱霸的无端迫害，经常被十几斤重的自制土镣铐串铐。串铐方式是；将手脚分别用土镣铐铐住之后，再用一根10cm长的铁丝，将手铐脚镣串在一起，从前面串铐叫前串；将双手反铐到身后，再用铁丝和脚镣串铐在一起叫后串。前串一次少则十五天，长则四十五天。被串铐期间生活无法自理，全身长满了虱子。后串一次，时间不等。蒋春宾从后串迫害开始，全身肌肉和骨头象炸开似的难受，非常痛苦，坐卧不能：侧不能侧，躺不是躺、趴不能趴、睡又睡不着，上厕所需要几个犯人帮助才行，痛苦无法言表，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蒋春宾最后一次被串铐迫害到奄奄一息，多次出现晕迷后，才被送到康泰（劳改）医院。医生检查说，血色素只有三克，再晚来性命不保，完全属于长期被严重迫害造成的。

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我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迫害大半年了。为了抗议这种非法无理的迫害，我开始绝食。绝食到第三天下午二点，卫生所警察杨××领着一帮犯人进到四队。四队主管队长张连生，立刻命令集合犯人，然后，将我从四号室内拖出，按倒在院子中间，给我强行灌食，让犯人们围观。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警察让一个犯人拿出塑料饭盒，往里倒了一包豆奶粉，加入热水后，又拿出一包食盐来（500g），往饭盒里倒进了大半包。搅拌到食盐完全溶解后，开始强行给我插胃管灌食。胃管多次被插入气管和口腔，每次只要一插入气管，他们就故意停留一段时间，憋得气喘不上来时才拔出。当掺有大量食盐的液体被灌进到胃里时，我就不由自主的开始强烈的呕吐，一边灌一边呕吐，直到液体全部灌完为止。管子刚一拔出，灌进胃里去的液体，就全部从嘴里喷了出来。

四队八号室的法轮功学员张晓东，就是因为绝食抗议迫害，遭到警察和犯人的毒打后，又多次强行灌浓盐水，导致身体大量脱水，使各脏器功能严重衰竭而死的。

西果园看守所条件差、环境恶劣、经常停水或没水。每间大约十五平米的（号）室，至少要关十六、七人，多时高达二十几人，床上没地方睡，就到床下睡，（号）室内空气格外臊臭，虱子到处乱爬。半年的非法关押迫害，使我全身感染了疥疮，家人知道后，就要求看守所送我到医院治疗。看守所让家属出医疗费。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才将我送到康泰（劳改）医院。

二零零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点，七里河区法院审判长付宏观，代理审判员刘克斌、张恩家，书记员罗亚丽及七里河区检察院检察员屠珠明、于福林来到劳改医院，在劳改医院住院部的过道门卫值班室内，对我进行秘密的开庭，整个开庭时间不超过二十五分钟。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早上七点半，七里河法院的法警，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把我绑架到长征剧院所谓的公判。到长征剧院后，看到还有七名大法弟子，双手都被反铐在背后，坐在凳子上。九点多钟，每个人被两名警察架着进到会场，宣读非法判决时大家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信仰无罪，冤枉……

在康泰（劳改）医院住院期间，我拒绝打针吃药，被管理科长徐国荣以安检为名，抄走了我的《转法轮》书。当我到病区走廊出口的大铁栅栏门前喊：还我大法书，还我大法书时，徐国荣指使犯人，将我铐到床上，一个星期后，由西果园警察绑架回看守所。

由于我疥疮越来越严重，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看守所又将我送到医院。就这样来来去去一年多时间里，家人被迫给看守所交了一万七千多元。住院期间，我见了很多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金昌的马跃芬，被平安台劳教所三大队的警察，指使包夹的犯人，用铁棒将马跃芬脚跟骨打碎后，到劳改医院做手术，伤口未等愈合，缝合线还未拆的情况下，就又被绑架回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市二院纪检主任陈荣和保卫科长马福林来到监狱医院，说是代表市二院，给我送来了两份红头文件让我签字，一份是医院单方将我除名，除名理由是因我修炼法轮功和被非法判刑。这份工作是我用青春、用生命、用父母、亲人的担惊受怕、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另一份是所谓的开除党籍。

（五）来自监狱的迫害

1、绑架入狱被穿铁马甲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下午两点半，西果园看守所的一帮警察，让犯人叫我出来说接见，当我两腿刚一迈进值班室的门槛，就从对面冲过来一个警察，说要带我去检查身体，我说我不去，所有的警察就一拥而上和我扭在一起，将我压倒砸上背铐往一楼抬，要强行抽血和拍片子。完了后就给我砸上背铐，将我塞到面包车里后，就往兰州监狱拉，一路上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我不是犯人。车到兰州监狱，狱政科长张全明上车来对我说：进去有你好受的！车到禁闭室门口，几个犯人就跑到车跟前，一把将我从车里拽了下来，拖了几步后，开始猛踢乱打，一直打到我不能动时，犯人们就在院子里，在光天化日下将我全身衣服扒光，提包里的个人衣物用品等，一起全部倒在地上检查，整个过程和情形，跟电影里纳粹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让犹太人赤身裸体排队到毒气室洗澡时的场景一模一样。犯人们敢如此嚣张，因为张全明在上车前，就电话通知了禁闭室，并叫犯人做好准备。检查完后，犯人们只给我穿上线衣线裤，把早已准备好的破囚服往我身上一套，然后两个犯人一人拽一个胳膊，把我拖到禁闭室囚室门口，几个犯人将我抓起按住，开始砸手铐镣铐。手铐和脚镣都是自制的，又大又厚又沉重，犯人们管这叫土铐，手铐是用厚0.6～0.8cm宽3cm的扁铁做成，手被套上后，用铆钉从手铐中间向下铆死，固定成一个整体，没有间隙也不能活动。脚镣是用直径32mm的螺纹钢，并绕成两圈焊在一起制成，铐住后用铆钉将脚镣两头铆死，两只脚铐之间的链环，是用直径12mm的钢筋制成，和旅游景点防止人从山崖边滑落下去的围链一样。再用长约10cm的铁丝，将手铐和脚镣串在一起拧死，监狱里叫全刑。两个犯人把我拖进一间禁闭室，放在风场的中央。人一旦被全刑后，很难活动，身体的所有热量都被镣吸收，时间一长，寒气渗入骨髓，我就冰冷的发抖，手脚发紫、肿胀。

到晚上七点，风卷着雪花往我脖子里钻，北方十一月的天气，寒气逼人。我穿着布鞋和线衣线裤，被手铐和脚镣穿锁着坐在风场中央不能动。晚上九点半钟，禁闭室的犯人打开铁栅栏门，让和我关在一起的那个犯人，从外面抱来一堆破旧棉套，犯人把我拖到禁闭室，把破棉套铺在大便蹲坑上，让我侧卧在大便蹲坑上，往我身上盖了一个破棉套。我早已冻僵，蜷缩成一团，浑身不停的抖动。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久，把压麻了的半边身子，挪动着翻上来时，盖在身上的破棉套早已滑落，只好叫醒石床上睡觉的犯人帮我盖好。这时感觉到好象脚趾甲特别长，鞋子变小了，脚趾头一碰特别难受，后悔没有早早的把脚趾甲剪掉。后来在劳改医院住院期间脱掉袜子看时，才知道原来脚趾头冻肿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看禁闭室的犯人过来打开铁门，让和我关在一起的那个犯人，把我拉起来，把所有棉套全部抱回到原地方去，把我又拖到风场，风场里有一层雪，气温比昨天降了很多。八点警察一上班，我就要我的毛衣毛裤穿，十点多，犯人跟着警察过来，犯人手里提着我的毛衣毛裤，警察让犯人把我抬到院子里，打开镣铐看着我穿毛衣毛裤，然后，让犯人强行给我套上囚服，按着我开始砸镣，镣砸完后又用一根铁丝串起来。

面对无理的迫害，我开始绝食抗议。绝食到第三天下午四点多，禁闭室的几个犯人，把我从风场拖到院子里的一把铁椅子上，固定后，卫生所的两个犯人给我灌食，鼻饲过程中故意将胃管乱捅，灌完后再将我拖回到风场，三天灌一次。第九天下午六点多，两个犯人把我从禁闭室的风场抬出来，狱政科长张全明站在禁闭室的院子中间，犯人卸下我的手铐脚镣，架着我上了一辆面包车，同时让一名犯人监督岗也上了车，到医院陪护和监督记录我的情况。后来家人知道我的遭遇后，就找到兰州监狱和很多相关部门反映我被迫害的具体情况，其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在家人的坚持和抗争下，监狱就没有马上把我从医院接回。

二零零四年四月四日晚上八点，兰州监狱的一伙警察，冲进病房将我扑倒在床，砸上背铐，由四个警察强行将我抬上一辆面包车后，车开往兰州监狱。到监狱禁闭室，冲过来一帮犯人，将我抬到一间大空房子里，开始搜身，检查完后，站在旁边的警察，指使犯人打开手铐，把事先准备好的铁马甲给我穿上，然后将我的双手分别铐进铁马甲两侧的手铐里，坐在地中间，十几个犯人成一圈围着我，整整坐了一夜。（铁马甲是用宽3cm厚0.5cm的扁铁做成的，类似人骨架形状的刑具，可以打开，背后有两个锁孔，可用锁子锁住铁马甲，最下边腰胯一圈的扁铁上，焊着两个手铐，人穿上铁马甲套住后，很难起身、活动）。

二、临夏监狱特制禁闭室中度过六百多天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昨天给我穿铁马甲的那个警察进来，叫犯人把我抬到面包车上去。车里有两个警察，将我夹坐在最后一排的座椅上，然后又上来三个警察，加上司机一共六个警察，将我神秘的拉出了兰州监狱。整个过程，非常恐怖，和处决犯人押赴刑场时的气氛是一模一样的。车从监狱大门出来以后，就一直往南开。听警察们谈话，是要把我转往临夏监狱。大概十一点左右，车到了临夏监狱门口。我不承认我是犯人，监狱绝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开始抵制进临夏监狱。聊天抽烟的警察一看，将我按倒在座位上，朝我头上打了几下，重新把我夹坐在座椅上。办手续的警察回来，由临夏监狱教育科长段小和陪着，车往监狱里开，并把车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临夏监狱，谎称：杨学贵要自杀，把他的手铐脚镣一直戴着，不要给卸。车到了禁闭室门口，跑来一帮犯人，把我从车里抬到禁闭室的院子，十几个犯人抓着围着我站在院子中间，段小和让犯人把穿在我身上的铁马甲卸下来，改用手铐和脚铐将我铐上，命犯人把我架进禁闭室，让十四个犯人分成三个班，每班四人前后左右把我围在地中间坐下，剩下两个人，一个做饭，一个负责配合警察管理。临夏监狱警察看到卸下来的铁马甲，很感兴趣，立刻找来犯人让量尺寸打造一副，第二天早上就将打造的铁马甲给我穿上了。

面对强加的无理迫害，面对恐怖邪恶的环境，面对各种失去人性的折磨，我开始绝食反迫害。当绝食到第四天下午四点多，忽然进来一帮警察，有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卫生所长和其他人员，还有两个县医院的护士。段小和让犯人把我从禁闭室内抬出来，按倒在院子中间的垫子上，开始强行鼻饲灌食。我被铁马甲所控，无法挣脱，管子插了二十多分钟就插进去了。灌完食后，护士用胶布把胃管管头往我额头上一粘，固定住，以便下次灌食。到了晚上，嗓子开始肿痛，胃里也翻江倒海般难受，并开始呕吐，胃液吐完了吐胆汁，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上午，身体已经变的非常虚弱。我要求他们拔掉胃管，监狱让我先答应吃饭，他们才肯拔出胃管，卸下铁马甲，换成手铐和脚镣。虽然我答应吃饭，但是每天只是象征性的吃一两口，曾有过整整一个月不解大便。

真正更大的迫害才开始。监狱将两间禁闭室打通变成一间，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和水泥地都装上泡沫，再用帆布包裹起来。禁闭室的两个对角和院子里都装有监控器，特制了一张死人床，找来一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犯人，胳膊两道、上身两道、下身三道，在床板上加固了绑人的皮带，专门用来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

中共酷刑示意图：长期捆绑

用十天左右时间，这间特制的禁闭室才做好。经过监狱检查验收后，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左右，来了很多警察，狱政科长李培录、教育科长段小和及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李培录得意洋洋的在跟随围观的警察面前，让两个犯人把我架进了这间特殊禁闭室，这间临夏监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精心改造的、而且是只关过我一个人的特殊禁闭室（后监狱扩建，已将这间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着特殊历史见证的禁闭室给拆除了）。我环视专为我精心设计的狱中之狱，两个气窗又高又小，两盏低压灯泡发着幽灵般的灰暗之光，阴森恐怖的邪恶气氛令人窒息。架我进来的两个犯人刚一出去，特制的大铁门哐啷一声关上了，在那一刹那间，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一天两次放风，由教育科副科长陈××、狱政科副科长×××或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由包夹犯人将我团团围坐在院子中间，以闲谈交流的方式，在放风时摸底或政策攻心，这种侮辱，绝不是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修炼人，应该接受和承认的。五月十三日，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绝食到第四天下午四点左右，教育科长段小和、副科长陈××、监狱卫生所长，带着县医院的大夫护士来到禁闭室，把我捆在院子里的死人床上，让犯人按住我的头开始灌食。我坚决不配合。四十多分钟，两个鼻孔被来回换着鼻饲，胃管不是从左鼻孔进去右鼻孔出来，就是从嘴里出来或插进气管里。由于胃管不停的在鼻腔和嗓子里来回戳，就使得我不断地在呕吐，痰、鼻涕、眼泪俱下，把一卷卫生纸都用完了，管子也没有插进去，最后护士说累了，先把管子抽出来，休息一会儿再插。听到这话我精神刚一放松，胃管就被插进去了，注入了500cc牛奶后，就让犯人把我和床板一起抬进了禁闭室，放在地中间，由犯人看着。晚上七点左右，我趁犯人不注意，把手从绑着的皮带里猛的抽了出来，拔掉了粘在额头上的胃管。犯人看到我抽出了胃管都吓坏了，赶紧报告给了值班警察，警察又告诉了教育科长段小和，不一会儿段小和就赶来了，把所有包夹我的犯人都叫到办公室开始痛骂。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让犯人把段小和叫过来。过了很长时间，一脸怒气的段小和，一言不发的站在死人床前看着我。我说，是我趁他们不注意时，自己拔出管子的，与犯人没有关系，你不要再骂他们了。段小和沉默片刻后，带着怒气说，你让我怎么给监狱交待呢？看到警察和犯人都十分为难的样子，我思考了好一会儿说，为了不让大家为难，我答应吃饭。

六月初，我在这间禁闭室里已经被关两个月。为了制止监狱对我无理的邪恶迫害，我要来纸和笔，向监狱写公开信，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告诉他们在践踏法律、践踏人权，是执法犯法。告诉他们在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者被政治权力利用完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为了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不要听信谎言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信交上去了，我仍被关在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里。

七月二十日，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了抗议对我长期关禁闭迫害，我开始了第三次绝食。绝食到了第四天下午，同样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陈××、祁××、等一帮警察和县医院的一个大夫、两个护士，来到了禁闭室的院子里，把我捆绑在院子中间的死人床上开始灌食。管子插了四十多分钟还没有插进去。这时大夫对警察说，医院有事要开会，他们得回去，明天再来插胃管，说完大夫就让犯人把绑着我的死人床立起来，捏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口呼吸，然后就用针管吸上牛奶，站在很远的地方往我嘴里挤了些牛奶，就回去了。警察就命犯人把绑着我的死人床抬进了禁闭室，等着第二天灌食。

第二天下午三点，昨天的那些警察和县医院的两个护士就来了，把我和死人床又一起抬出放在院子，开始插管子了，两个鼻孔来回插，插的我不断地呕吐。到五十分钟时，两个鼻孔就开始流血了，很多警察都不忍心再看，悄悄地从院子里遛出去了，只有李培录站在旁边对两个护士说，今天就是把鼻子插烂也要把管子插进去，说完后也躲到办公室看监控去了。插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反抗了，鼻腔和嗓子也都被胃管插的疼木了。听到护士说插进去了， 500cc牛奶灌完后，我和死人床就一起又被抬进了禁闭室。

三伏天酷暑难当，改造包装过的禁闭室内，温度高达四十℃以上，包夹我的犯人们都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不停的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上冲凉。我穿着线衣线裤捆绑在死人床上，胸口、手心、脚心燥热无比。由于第一次手从皮带里抽出来拔掉了胃管，所以这一次皮带勒的很紧，只有头能转动。第二天上午，警察巡视查看捆绑的皮带松紧时，觉的禁闭室异常闷热，得到监狱同意后，抱来一台电风扇，放在禁闭室门口往里吹风。迫害期间，监狱还停止了家人每月一次的探视。家人得不到我死活的音讯，不得不向有关部门反映我被临夏监狱长期关禁闭迫害的真实情况，家人兰州、临夏两地来回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多少次坚持不懈、夜以继日的奔波，在好心人的同情帮助下，我在死人床上被绑二十一天，绝食抗议二十五天后，监狱才同意和家人见面。

当包夹打开皮带，将我从死人床上抬下来时，我成了一根冰棍直挺挺地躺着，还是被绑着的姿势，犯人们给我活动僵硬、麻木、无力的身体。好一会儿，警察才让犯人架着我往接见室去。到了接见室让我在椅子上坐好后，才让家人进接见室见面，目的是怕家人看出我被迫害的不能走的样子。四个犯人将我团团围住，两个犯人从后面按住两个肩头，一个犯人手里拿着话筒让我和家人通话。整个场面气氛，让探视犯人的家属，都以为我肯定是杀过人或干过什么大坏事的重刑犯。家人看到这种情况后，就让我自己拿着话筒说话，警察同意后，犯人就要把话筒给我。我的两个手臂放在腿上，根本就抬不起来，为了不让家人难受，我就让包夹从肘部支撑住我的胳膊，吃力的拿着话筒，勉强支撑到接见完后。在家人面前，将我架出了接见室，回到禁闭室。

九月四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是我被邪恶绑架的日子，在被临夏监狱关禁闭迫害了五个月。为了抗议长期的迫害，我开始了第四次绝食。四天后，仍由李培录、段小和、卫生所长、祁××等等一伙警察，带着县医院的两个护士进到禁闭室院子里，如同上两次一样，又开始灌食。一个多小时，任由胃管在鼻腔、口腔、气管里穿梭，最后在我力不从心时，胃管被插进胃里去了。500cc牛奶灌完后，把管头往我额头上一粘，叫犯人将我抬进禁闭室。

第三天下午，卫生所的犯人大夫灌食时，牛奶却很难灌进去了，往外抽胃液时也只能抽出一点，留在身体里的管子不通了，犯人大夫随便灌了一些就回去了。第四天上午，卫生所长来到禁闭室，警察和卫生所长都怀疑，犯人给我偷吃了什么东西，才使胃管被堵塞，就拿了一根细铁丝往胃管里捅，捅进留在鼻子里的胃管中时异常难受，感觉不是往鼻子里捅，而是在往心上戳。最后实在无法往里捅了，才把铁丝抽出来。下午四点多犯人大夫来灌食，给包夹说，所长说了能灌多少算多少。

八月十五中秋佳节要到了。大西北的秋天，天气已经转凉。我穿着线衣线裤被捆绑定在死人床上，由于绝食身上没有一点热量，手脚冰凉发紫，到了晚上更是冷的浑身打颤，包夹一不高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给我盖被子。特别是八月十五的晚上，冷的我无法打个盹，看着犯人们当着我的面，吃母亲在八月十五前送来的家里烙的大月饼。有几次，白天值班的两个女警察，进到禁闭室院子里，叫犯人把门打开透透气，把我身上的被子去掉，说外面天气这么好，老捂着被子干什么！我知道她们自己吃饱穿暖了，看不见别人饥寒交迫的痛苦。

到第十八、九天的一个早上，李培录领着一帮警察进到禁闭室，问我还绝不绝食了，我说不想绝了。李要我答应以后不再绝食，就可以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下来。我说今年不想绝食了，以后我不知道。李培录听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出禁闭室。过了好长时间，卫生所长进到禁闭室，开始给我拔胃管。当管子抽到多一半时，感到有什么东西从喉咙提到了鼻腔，顿时头象要炸开了，揪心的痛苦和难受。可能是阻力太大，卫生所长的手停顿了片刻，然后猛的一拽，才将胃管拽出来，同时鲜血也从鼻孔里喷涌而出。卫生所长提着拔出的胃管，拿到水龙头上冲洗，查看什么原因造成的胃管堵塞。管壁上的粘液物冲洗干净后，看到插进胃里的胃管，管头自己在胃里打了一个结，所以牛奶才灌不进去。

十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进来几个犯人，将我的被、褥、枕头全都抱了出去，放到院子里的台阶上。然后在门口摆了一张炕桌，桌子上放了一台大录音机，这几个犯人都是刚从入监队里调换下来的新面孔，气氛异常的恐怖。犯人们将我拖到地中间围着我坐下，放起了侮蔑诽谤大法的东西。录音机用的是220v电压，只能放在门口播放，所以院子里听着声音特别大。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播放到中午十一点半，再从下午两点播放到五点半，晚上七点半播放到十点，十一点半以后，才把铺盖卷拿进来让我休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铺盖卷就被抱出了禁闭室，等到八点警察一上班，犯人们又将我拉到地中间围着坐下。这次警察给了犯人们一个便携式手提高音喇叭，让犯人们直接对着我的耳朵念污蔑大法的文章，直到十一点以后才允许休息。第三天，我试图撕抢邪书和用头撞击对着我耳朵念的高音喇叭。喇叭几乎是挨着我的耳朵，所以我一摆头，高音喇叭的另一头，就碰到了犯人的嘴唇和牙齿，拿高音喇叭的犯人先是一惊，然后马上就离我远一些了……这种迫害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

十二月中旬，为了制止临夏监狱对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迫害，为了制止对我长期关禁闭的迫害，同时为了让监狱警察明白真相、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不要因听信中共的谎言毁了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我第二次向监狱写公开信，并表示不再承受这种无休止的禁闭迫害。我就想利用每天一次到禁闭室院子里解大便的机会，不再回到禁闭室，如果他们胆敢强迫，我就用过激不在法上的行为，抗议一年来对我的种种迫害。但是，我的意图被警察察觉，在我准备进行抗争的时候，将我压倒在院子里抬回了禁闭室。从此我被禁止出禁闭室，吃饭、睡觉、洗漱、大小便都在禁闭室，整整十个月没有见过太阳和月亮。

二零零五年元旦过后，我开始盘腿炼静功，警察从监控器里看见后，叫犯人将我手脚拉开，禁止我炼功。盘上拉开、盘上拉开。反复几次后，警察叫犯人取来了铁马甲，将我压倒穿上铁马甲，这是监狱第三次给我穿上铁马甲。穿上铁马甲后，犯人们将我放倒躺着。第二天上午，狱政科副科长×××以让我吃饭的名义，将铁马甲卸下拿走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五日下午两点多，母亲领着我儿子（当时只有十二岁），一路颠簸到临夏监狱看我，这是五年来，我们父子的第一次见面。儿子一见到我，就开始大声痛哭，鼻血止不住的流淌。看到此景，我的心都要碎了。监狱不是我们父子应该见面的地方，五年来家人怕给孩子心灵造成创伤，所以一直没有领来。今天在高墙、电网下，隔着玻璃父子见面了，我又被犯人团团围住，看到这种邪恶恐怖的场面，儿子哭的更厉害了。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孩子不要哭、要坚强，把孩子的注意力，往生活学习方面转移。几分钟后，孩子的情绪才慢慢的平静下来，我才和母亲说话。我们刚说了几句话，电话就断了，和前面安慰儿子的时间都算上，前后不超过十分钟时间，接见就算结束了。通常接见都是二十分钟，这次为什么这么短？当我和母亲往监控室望去，就见狱政科警察杨××，通知让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把我带回去，他自己正在监控室里摆弄着监听设备。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就去问是咋回事。姓杨的警察说时间到了。母亲说，我们只说了十分钟时间，怎么会是时间到了，你们墙上贴的《须知》明确规定是二十分钟。姓杨的警察马上改口说停电了。可是接见室里的其他犯人，都在拿着电话正常通话。姓杨的警察被母亲问的没有话说了，就把所有犯人的电话都给关掉了，可是墙上的电视机还在演着，日光灯照常亮着。自知理亏的警察，让所有的犯人都回监狱去，整个接见室里外一片怨声。刚刚平静下来的儿子，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吓得不知所措，我的心在滴血。面对此景，面对对我一次次的无理迫害，连最简单的会见时间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无论包夹怎么把我往禁闭室里架和拉，我就是不配合。我要回家，我没有犯罪，我更不是犯人。

犯人们强行将我抬进禁闭室，按倒压住。下午五点多，李培录带着一帮警察，气势汹汹的进到禁闭室，对按着我的犯人们说，放开他，看他能怎么样。四年多的迫害、承受和付出，就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为做个好人说了句良心话，就被日夜囚禁在这里，无休无止的迫害。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能离开监狱都行。我咬破舌头了，做了一个修炼人不该做，违反修炼原则的事。所有警察，被我不理智的举动惊呆了，停顿片刻之后，李培录把头一偏对包夹说：抬床，绑上去。说完后所有警察都走了，我又一次被捆绑在死人床上。

三天后的早上，我让包夹把负责看管我的警察祁百炼叫来。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为接见这件事情纠缠，要求把我放下来。祁说要给上面汇报了再说。十点多，我被放了下来，死人床抬出后立在墙外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以前每次捆绑完后就放进库房了，这次放在门外，肯定有什么阴谋。果然，当我休息了一天后，第二天要盘腿炼功时，祁和包夹就冲进禁闭室，把门外立着的死人床，抬进重新将我捆绑上。

为了不让把胃管留在鼻腔、食道里来迫害我，不让犯人们在大小便上刁难和钻空子。我决定每日一食，一次只吃一个馒头，无论时日长短。捆绑在死人床上第十七天的时候，我感觉后背有些痛痒难受，就想尽量撑起半边身体，使难受的部位减轻压力，包夹见我频繁的想挪动身体，就报告给了临时顶班的警察（工人），顶班警察（工人）让犯人查看。解开了绑在上身和胳膊上的皮带，撩开线衣一看，原来是后背生了褥疮。两天后，我从死人床上被放了下来。

三天后，我开始盘腿炼功，因为那是修炼的一部分。刚一盘腿炼功，恐怖邪恶的一幕又出现了，我又被定在了死人床上。禁闭室，这个狱中之狱，这个令犯人不寒而栗的地方，这个扭曲人性、逼人发疯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法律不讲道理，更没有人权可言，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如此。

九月五日下午两点多，我从死人床上被放了下来，犯人们活动了一下我僵硬麻木的身体后，就架着我去接见室。和母亲见面通话后才知道，不是监狱良心发现，而是母亲四处奔走，把临夏监狱迫害我的真实情况，向很多部门反映后，得到好心人帮助的结果。接见完，犯人将我架回禁闭室，死人床不见了，被褥铺在地上。我躺在地铺上，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

休息了三天后，我支撑着身体开始盘腿炼功。腿刚一盘上，就被坐在身边的包夹拉开了。再盘时，犯人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布条绳子，将我按倒压住后，用布条绳子将双腿捆住，然后盖上被子，围着我坐下。吃饭只能侧着身体，用肘部支撑靠着墙吃饭，吃完后即将我拉平绊倒。小便躺着解，大便马桶往枕边一放，解开绑绳，将我架起来往马桶上一坐，解完后，就是捆绑双腿的迫害与反迫害过程。每次大便前，犯人们必先报告警察，经过警察同意，犯人们才敢把绳子解开让我大便，碰上警察不在时只能等待。每次大便都是在警察的监控之下进行的，所以，犯人们表现的非常积极。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醒来想翻个身，感觉有些不一样了，绷直的双腿能弯曲了。往被子里一瞅，多一半绳子，自己散开堆在被子里了。直到第二天小便时，犯人们才发现，将绳子拿去给警察汇报后，就再也没拿进来。一周后，犯人将我架出禁闭室，在院子中间。两个犯人架着我往前走，一个在我脚上套绳子左右拉，所谓的强行锻炼。一圈走下来，我累得气喘吁吁，只好休息晒太阳。几天下来，犯人们感到差事太苦、太费劲，就尽量改在禁闭室内锻炼。禁闭室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犯人嫌弃我身上的气味难闻和不配合，就故意刁难使坏。一个犯人嫌禁闭室不自由，想回去又不敢给警察说，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往我身上撒。他将我左胳膊抓起，往他肩膀上一搭，弯腰撅屁股，将我腾空，上下猛烈抖动，每次十几分钟。最后一次用力猛烈一抖时，他腰间带的硬物顶在我的肋骨上，感到晕眩恶心眼前一黑，意识到可能是肋骨或软组织被顶折了，揪心的疼痛。祁百炼从禁闭室监控看到后，来到禁闭室对犯人说，他不想锻炼就算了。当我被放下躺倒后，身体一点都不能移动，咳嗽都疼，吃饭、小便、翻身，先憋气然后分几次慢慢移动，才能将身体侧斜。整整平躺了一个多月，才感到肋骨处不是那么疼了。

从我给临夏监狱写了第二份公开信以后，除了与家人探视被架出外，十个多月来，没见到过太阳和月亮，没出过禁闭室的门。一年多没有洗过澡，三个多月没洗脸、没刷牙，被褥被汗渍和皮屑污染的奇臭难闻，枕头被头油和灰尘浸透冰冷粘脸。枕头后来被兰州监狱犯人打开查看时，里边填充的麦草都油腻粘手、气味刺鼻。三个月来，放碗吃饭的地方就是放马桶解大便的地方。

整整五个月的迫害和反迫害，我被摧残得完全脱了相，双腿肌肉萎缩，自己根本无法站立和行走。在母亲四处奔波和家人的一再要求下，也因监狱在改扩建，禁闭室在拆除新建项目之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适合关押和迫害我的地方，临夏监狱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将我转到大沙坪监狱医院。

到劳改医院的第二天上午，当临夏监狱的包夹，用轮椅将我推过警察值班室时，正碰到管理科长徐国荣站在值班室的窗前。徐国荣就问值班警察，这个是哪里送来的，叫什么名字。值班警察看了我一眼，说是临夏监狱送来的，叫杨学贵。徐国荣一听到是我，扭过头来看着我说，杨学贵还没有死吗？

3、兰州监狱遭遇的种种迫害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半，医院刚一上班，犯人监督岗就叫包夹陪员，把我架扶到警察值班室。当我和包夹走到值班室门口时，看到值班室里坐满了警察，我被陪员架着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所有警察的目光都盯向我看，几分钟后，示意陪员把我架扶进病房。二十多分钟后，陪员再次被监督岗叫出去，不长时间回来了，两只手拎着两个包放在地上，打开来让我看，都是我在临夏监狱时，自己带去的内衣和被褥。陪员把两个包内的物品都翻完后，就把一份清单放在我面前，让我在清单上签字。清单一式两份，签完字后，陪员出去把清单交给了警察。陪员再进来时，告诉病房里的所有人，他要回临夏监狱去了，我已被临夏监狱转到兰州监狱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五日下午三点，监督岗以接见为名把我骗到值班室。我进到值班室，没见到家人，看到的是一帮警察。其中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说，他们是兰州监狱的，现在要把我带回兰州监狱。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去监狱要回家。话音没落，十一监区副教导员蒋玉岩为首的这伙警察就一拥而上，将我压倒，强行把我双手扭至背后砸上背铐，由四个警察抬着我就往楼下走。来到楼下，打开一辆小面包车后门把我往里一塞，窝在后排坐椅的空挡处，两个警察一个按着头，一个按着肩膀，车就开往监狱。

七、八分钟后，车停到一栋楼门口，警察一喊，跑出来一帮犯人，打开后车门，将我抬起来就往楼里走。进到二号室，往地上一放，六、七个犯人压着我，让一个犯人给我剃光头。头一剃完，犯人就将我浑身衣服扒光，检查完确认没有任何东西后，将衣服往门后簸箕里一扔，强行把事先准备好的囚服，往我身上套。套完后，犯人们抓着我望着警察。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给犯人们安排，让犯人们把我放到房子中间，两排并列挨着的高低铁架床的下铺上，包夹分别睡在周围。犯人们就将我抬到了床上。

面对失去理智没有人性的摧残和折磨，面对对大法与大法徒的诽谤和侮辱，面对强加的各种各样的迫害，作为一个按照真、善、忍标准的修炼者，决不能承认或消极承受。这里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我不穿囚衣，我要回家。

当犯人们把我放到床上松开手时，我将套在身上侮辱修炼人的囚衣脱下扔掉。身强力壮的包夹们，看了一眼警察后，将囚衣捡起来，一哄而上再次把囚衣套在了我身上。然后就站在床的四周威胁我，不准许我再把囚衣脱掉。此刻，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不是犯人，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将囚衣再次从身上扯下扔掉，所有在场的人都看着我，仿佛空气都凝固了。短短的几秒钟之后，蒋玉岩给包夹们使了个眼色，然后，所有的警察都跟着蒋走出二号室。警察刚一出去，门还没来得及关上，犯人们就拳脚雨点般向我袭来，打的我在床上来回翻滚，从头到脚，从前胸到后背，搧耳光、拳头捣，脚踢、脚踹、脚后跟跺。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直到我被打的趴在床上不能动时，犯人们才停住手，气喘吁吁的，开始点火抽烟。此时我趴在床上，全身火辣辣的疼痛，没有一处好受的，喘气呼吸时左肋骨处剧烈的疼痛难忍。五点左右，警察叫犯人们把我往禁闭室里抬，说副教导蒋玉岩在门口等着呢。犯人们就七手八脚的扯拽起我的胳膊、腿和脚，往禁闭室走。几十米的抬走过程中，我是憋着气、咬着牙、绷紧全身肌肉、才能忍受得住犯人抬着我走动时，身体因撕拉颠簸带来的剧烈疼痛。进到禁闭室后，我被关进了一个放着一张床板的小禁闭室内，蒋玉岩叫两个犯人看着我，其他犯人全都到外面开会，听蒋玉岩给他们布置安排。十几分钟后，开完会的两个犯人进来，给没开会的两个犯人传达，说蒋把他们十二个人，分成了三个组，每组四个人，十二个小时换一次班，夜班犯人给吃一顿面条（兰州监狱犯人能吃到一顿面条，是非常稀罕的事）。但是要求值班犯人，必须是围着我前后左右坐下，不能睡觉。六点钟左右，我听到犯人们说：赶快坐好，监狱的领导来了。听到犯人们的议论后，我就高声喊；警察执法犯法！指使犯人打人，我要告你们。整个禁闭室的过道和走廊都能听到。来人到值班室，通过监控器看了一圈就走了。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卫生所来了两个犯人大夫，叫包夹把我按住，强行给我注射了一针后离去。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左右，白班包夹们刚接班，负责管理二号室的警察吴惠宏来到禁闭室，叫犯人们把我抬到院子里放着的三轮车上，去卫生所检查身体。进到医生值班室，值班大夫（卫生所长）问都不问一下，就开了一张单子，说拍片子去，说明拍x光片子检查只是在演戏，只想看一看我到底被犯人们打坏到什么程度。x光片子拍完，警察就叫犯人们将我抬上三轮车往回拉。到了禁闭室，我被抬进了一间四壁都钉着棉被的小囚室，犯人们把我往石床上一放，就团团围坐在我身边看守着。

又是一个炎热酷暑的三伏天，在另一所监狱的禁闭室内，还是面对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不得不再次绝食，抗议兰州监狱对我的无理迫害。绝食到第四天上午十点左右时，包夹我的犯人，把老虎椅子抬进禁闭室的走廊里来，准备灌食。当犯人大夫一来，值班警察就叫犯人将我架上了老虎椅子，身体被老虎椅子上的挡板死死的夹住，双手被卡子固定死，然后两个犯人抓住我的头，开始插胃管鼻饲，每天至少要插上十几次。在插的过程中胃管不是从嘴里出，就是从左鼻孔进右鼻孔出，或插入气管，这些现象每天都会出现。灌完食后，警察又叫犯人抬来一张床板，叠在水泥石床上，禁闭室的犯人，拿出手铐脚镣开始往床两边固定。当手铐脚镣固定好后，犯人把我抬进去铐在死人床上。兰州监狱的死人床是在一张床板上下边缘处各20cm，左右两侧各10cm处钻四个洞，然后将手铐和脚镣，分别固定在这四个洞里。人一旦被铐上去固定住以后，两肢胳膊和头成山字形状，根本无法伸展和活动。臀部位置下的床板也被掏掉一块，形成一个直径30cm左右的大圆洞，屁股刚好被卡在里面，圆洞边缘的棱角象锯齿一样顶在腰部。双腿成人字形。时间一长全身上下扯筋撕肉、剜心透骨的难受痛苦。如果不是对法轮大法的正信，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可能从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

一周以后，包夹们在值班时，私下议论，说兰州监狱让十一监区的土建分区警察陈××，带着瓦工和木工在禁闭室里边拐角的一楼，审讯室旁边关押特别犯人的地方，正在装修一间禁闭室，专门用来关押迫害我。有两个晚上干活的犯人，趁带队警察不在和禁闭室值班的警察看电视时，跑过来和包夹聊天，说禁闭室装修好了后，兰州监狱要打算把我如何如何，时不时的也说两句，劝我尽快妥协离开禁闭室，好汉不吃眼前亏。听着犯人们的议论，望着周围阴森恐怖的环境，瞅着包夹们恶毒凶狠的面孔与警察带着几分诡秘阴险得意的神情，看着自己被钉铐在死人床上不能动弹，身不由己任凭宰割的形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七月二十日，特制禁闭囚室包装出来了，警察们利用灌食的机会，先叫犯人们把死人床抬进囚室内摆放好，然后两名犯人架着我来到这间特制的禁闭室，铐在死人床上，开始了所谓的强行转化迫害。这间特制囚室约十五平米大小，四周墙壁从底到一米五高处，都是粘贴上海绵和泡沫板后，再用人造革包裹了的软墙，木地板，墙角有摄像头，半封闭式厕所。刚开始四个犯人，一边两个围着我坐在四周，两个小时用装满水的饮料瓶强行灌水一次。只有每天灌食的时候，才把我从床上抬下来，灌完后，又铐在死人床上。十天后，把我抬进一间给我特制的禁闭室，禁闭室四周墙有一人高的地方，全部用泡沫板和人造革包起来。半月后，换成只铐一只手和一只脚。并指使犯人念污蔑大法的文章。同时，警察一直想办法，企图用各种方式达到转化我的目的。一个月后，我全身发黄，这是医学上说的黄疸型肝炎，我又被送进了劳改医院，住院一个月。住院期间，有两个犯人陪员监视。每天要打点滴，我若反抗，犯人就用绳子绑住我的双手，直到液体掉完。后来，我和两个犯人说好，允许护士每天扎针，等护士走后，就把针头拔下放进空塑料瓶让它慢慢去滴，直到滴完，犯人把液体倒进厕所。一个月后，又把我转到兰州监狱特制的禁闭室。

过了十几天，禁闭室的警察向监狱反映，说我脸上的死灰都下来了，怕担责任。就让十一监区警察把我接回，同时把那张死人床也抬进十一监区二号监室。晚上睡觉时，把我的一只手和一只脚铐在死人床上。每天插胃管灌食，直到二零零七年元月二十日，我才开始吃饭。

过完年后，监室不让留人，全部让出工。我每天被包夹架到生产区坐一整天，晚上收工时，再架回监室。每天只是晚上吃两个馒头，喝一次水。

二零零九年的年刚过，我从十一监区又被转到了十监区。被关在三楼二号室，每月和家人会见一次。（法轮功学员李文明被关在二楼）。

4、冤狱到期又被绑架到洗脑班

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下午，副教导丛珊拿来释放表，我拒签。十一日零点刚过，值班犯人（监督岗）打开监室门，告诉包夹组长让我穿衣服走。我起身穿好衣服，知道半夜三更肯定没什么好事。离开监室走到一半，看到过道尽头警察办公室附近有许多身影在晃动。走进过道大厅我向门框冲去，站在大厅黑暗处的副教导张×和架我一起走的包夹猛力将我摁倒，躲在走廊尽头的所有警察也都跑了过来，一拥而上给我砸上背铐，拖进办公室用胶带封我的嘴，叫包夹犯人把行李拿到警察办公室。一切收拾停当后，开始把我往楼下架。整个过程，是在监狱教育科科长赵军亲自指挥、丛珊等警察配合下完成的。两个警察将我连拉带拖到院子，赵军让另外两个警察一人一只腿，四个人架着我往监狱大门口走。由于长时期的迫害，我双腿行走困难，平时上厕所和接见都由犯人架扶着走。

监狱大门外停着两辆警车和一群人，我被监狱交给城关区610后，靖远路派出所的三个保安人员架住我，重新换了手铐塞进警车，两人坐在两边将我夹住，将我强行劫持到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劫持单位是兰州市610、城关区610、 靖远路派出所、靖远路街道，

在龚家湾洗脑班，保安将我架到祁瑞军办公室，祁瑞军拿出剪刀剪掉了我嘴上缠着的胶带后，让保安把我架进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室。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要回家。我起身走到铁栅栏门前，保安和包夹将我挡住，按倒在床上，我反抗。不知道按倒了多少次，进来一个满身酒气的警察杨某某，见我执意要回家按不住，就用绳子和我的皮带将我绑到床上，开始左右开弓搧耳光，并气急败坏地将一杯热水泼在我脸上。天快亮时杨某某才把皮带和绳子解开。

二零零九年十月六日早上，在洗脑班见到两眼红肿的母亲时，一种不祥的感觉告诉我家里出事了，母亲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你父亲走了……八年冤狱，我只见过父亲一面。因思儿过度，父亲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带着无法言说的愤慨，带着父子不能团聚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家人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的渴望，变成了冰冷灵棚里的生死永别。

写到此我泪水湿襟，我可贵的同胞，法轮功学员只想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要守住这份良善为什么这么难？

两千五百多年前，东方出现了老子，西方出现了耶稣，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他们几乎是同时代下世传法救人。在讲经、布道、传法中，各自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魔难。他们做这件事的真正目地，是要教会人认识和懂得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道、神，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及人为什么要修炼的原因。

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学员是佛的弟子。对法轮功的诽谤诬蔑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使所有参与其中的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为实施着二十一世纪中共与天斗的狂妄之举，可是此举长达十七年，毁的是更多的警察及其家人的幸福与未来。是江泽民利用中共在毁这些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中国人，这些可贵的同胞，他们也有自己良善的那一面，也有自己维护正义的那一念，也有为自己未来负责的权利。

我为了坚持信仰，遭致的残酷迫害，这只是这十七年来所有法轮功学员都不止一次经受的，直到现在还有人仍被野蛮灌食、仍被强制转化、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劳改医院等场所，施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仍在为亲人被无理关押而奔走、上告，仍在承受着亲人不能相聚的痛苦。为制止江泽民与中共利用强权挟持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迫害法轮功学员、使这些生命在强权之下亵渎佛法和无理迫害佛弟子，为制止这场对全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的迫害，为制止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同胞参与迫害，使这些生命能在法轮大法洪传之时能够有机会自己选择良善和正义，给自己及家人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会用我最真心的祝福告诉我身边的每一个同胞——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哪怕只是挂一条横幅，或者只是一张真相展板。因为，和我有缘的每一个生命，都有了解真相的权利，都有知道法轮大法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