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黄骅市程儒林一家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黄骅市孙正庄五十三岁的程儒林，1995年炼法轮功后，久治不愈的肺结核、关节炎、腰腿疼、头晕、胃病等，都没有了。许多人得知后也都纷纷学炼法轮功。在九九年迫害发生后，他一大家人遭受严重迫害，中共警察为了抓他，骚扰、劫持他的家人、勒索钱财。程儒林二零零二年七月被非法判刑十四年，身心受尽了摧残；女儿考上大学，负担不起，只好失学；三弟被劫持为人质后，生意败落，一病不起，含恨离世，年仅四十多岁。至今程儒林家门口还被镇里派出所按了摄像头监控。

下面是程儒林的女儿诉述她一大家人遭受的迫害：

父亲全身的病都没了

1995年，我父亲出差去东北有幸买了一本《法轮功》，从此便开始炼法轮功。我父亲常年腿疼，腰痛，还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天天吃药还不见好，重活累活都干不了，还经常咳血，他挣的钱买完药基本就没了。我母亲自己种地维持生活。

父亲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全身的病都没了，走路飞快，满面红光，再也没咳过血；性格也开朗了很多。见父亲如此大的变化，母亲也走进了大法，不长时间她的胃病也消失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了，并且不会再像往常一样拉肚子。我的四叔（父亲的四弟）四婶也开始修炼大法。那时我们一家都很开心，由衷的感激大法和李洪志师父，感谢他把我们从贫困愁苦中拯救出来，并给了父母健康的身体、宽阔的胸怀。

村里的街坊邻居看到我父亲的变化，纷纷来找我父亲学功。有的婆媳不合、夫妻吵架的，炼大法后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家庭和睦了；有的吸烟，嗜酒如命，有的赌博，炼大法后都戒了。更多的人从病秧子变成了健康人。有一个人叫李金德，他当时肝腹水晚期，医院都不留了，并告诉家人最多活3个月。他学功不到一个月奇迹般的恢复正常，再去医院复查，医生都惊呆了，不相信真的是他。从那以后来炼功的人更多了。

截至1999年7月20日，不到3000人的村子，有大概200人修炼法轮功。我父亲义务教功，并帮学员买书和磁带。有的家里贫困的，我父亲自己掏钱买了送给他们。

大法祛病健身之功效和提高人们道德素质有目共睹，方圆百里都闻名。那时交公粮，大法弟子都早早交齐，其中包括以前赖着不交的。

江泽民于1999年7月，以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发起对法轮功及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亿万像我父母一样一心向善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非法劳教或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亿万法轮功学员家属遭受恐吓、威逼、骚扰及不同程度的牵连迫害。

就我父母及我们全家经历为例，在江泽民任职期间，他及他授意下的“610”组织操控指挥下，我及家人遭受到以下迫害：

不断骚扰、绑架、勒索

1999年7月20日凌晨5点左右 ，吕桥镇派出所几名警察闯入我家，谎称要我父亲跟他们去镇里一趟了解了解情况，我父亲没多想就跟着走了，结果他们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也不告知我父亲究竟身犯何罪，不由分说把我父亲绑架进黄骅看守所，非法关了20天左右，勒索5000元才放我父亲回家。我看见释放证明书上写着“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父亲说：“他们（看守所办案人员）商量着说‘给你定什么罪呢？’我说‘定什么罪你们自己定的，反正我没犯罪。’他们最后商量着写的。”这不是诬告陷害吗？！

把父亲抓走后紧接着对我家非法抄家，所有法轮功的书籍音像等个人物品均被抢劫一空，还带记者来采访我家邻居，在得到对大法和父亲均是夸赞和正面信息的情况下才走。此后经常来家骚扰。

又因为村里炼法轮功的人很多，警车全天候的巡逻，随时可能砸门抓人，而且多数是深夜来砸。我父亲因炼的最早又是辅导员，便成了他们监控的首要目标。

当时父亲是厂里的业务员，经常出差。派出所的人只要见到父亲不在家就像疯了一样逼问他的下落或恐吓我们全家。当时我12岁，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是9岁和5岁。我小弟弟一听警察来了就吓的大哭，警察有时半夜12点以后来砸我家大门，我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在恐惧和忧虑中熬到天亮。

2000年7月，他们又无故把我父亲绑架到黄骅看守所，被绑架期间，黄骅政保大队长史金柱打我父亲十几个耳光，在未得到他想要的口供后破口大骂，穿着警服却明目张胆的打人。这次关了70天左右又勒索我家5000元，9月12日才放我父亲回家。

对老人、孩子的伤害

面对父亲的再次无故被抓，我母亲顶着巨大压力把我们全家的经历做成真相册子散发，以呼吁社会救助，希望借此救父亲出来。我母亲所做是正当的行使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并无触犯法律。

但2000年8月黄骅市“610”指使黄骅国保人员绑架了我母亲，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分别73、72岁，整天以泪洗面，我们姐弟三人放学回家（当时奶奶照顾我们），进到家第一眼看见的是奶奶哭得红肿的眼睛。爷爷因此患上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整天唉声叹气，担心着儿子儿媳是否能活着回来。

父亲和母亲双双被抓，给我们姐弟造成无法平复的伤痛，小弟弟经常睡梦中哭喊妈妈，我知道爷爷奶奶已经承受到极限，当着他们我尽量不哭，但我心中对父母的担心和思念，担心弟弟们受伤害，担心爷爷奶奶的身体……每天晚上我都伴着眼泪入睡，上课有时都无法静心听课。本来爱说爱笑、性格开朗的我，变得内向和自卑，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

叔叔伯伯为了我父母东奔西跑，请客送礼，遭人白眼身心俱疲，花的钱不下几万元。2000年9月19日，在被勒索5000元后，妈妈被放回。

父亲被迫离家出走、多位家人被劫持做人质

本以为苦难就此结束，我父亲正常上班，母亲种地干活，我们正常的上学放学。谁知父亲回家几天后派出所又来找我父亲，当时父亲出差不在，他们只好走了。父亲回来后，担心再次被抓，被勒索，因当时已经无钱可交，被抓也许再也出不来，他只好离家出走，背井离乡，四处流浪。

几天后，派出所又来骚扰，当得知我父亲被逼离家出走后，像疯了一样对母亲大吼大叫，称父亲是去了北京，他们的乌纱帽不保等等，我母亲再三声明是被逼无奈才走的，并没有去北京。他们根本不听，扬言要抓我母亲，并开始四处搜查，凡是我家亲戚朋友都翻了个遍，我家亲友都被骚扰不得安宁。

2000年10月，吕桥镇镇政府办“转化班”，五六个警察来绑架我母亲，我当时上学还未走，我母亲挣扎着不跟他们走，说：“你们把我弄走孩子们没人管，怎么办？”他们像没听见一样，几个壮汉强行抬着我母亲上车。我在屋里出来哭喊着想拽住母亲，一年轻警察恶狠狠的瞪我，说：“你哭什么！弄她去待几天就放回来了，你这么大了还哭！”就这样把母亲塞进车里扬长而去。

同一天，我的四婶也被强行绑架走，我的两个堂弟一个6岁，一个4岁。那天母亲和四婶本打算去地里收庄稼。

我们又变成像孤儿一样的没有父母管。从那天我们5个孩子就都由我爷爷奶奶照顾，一地庄稼等着收获，爷爷心急如焚，一下犯了心绞痛躺了好几天。后来我的堂叔堂婶帮我家收的庄稼。

2001年春，5月份左右，黄骅市“610”办公室授意下，黄骅法院给我三叔（父亲的三弟）传票，来送传票的警察说：“抓不到你二哥，你就得坐牢！”并把他强行绑架到黄骅看守所。我三叔并没有炼法轮功，也没犯法，却被抓去顶替我父亲。三叔有个桥涵公司，效益很好，活比较多，特别忙。我叔叔一被抓，好几个大单子延期完工，违约金上千万，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警察们知道他经济条件不错，放话说想要人拿钱来。我大伯和四叔到处请客送礼，送红包，几天时间就送出不下十几万。最后他们答应放人，但勒索我大伯交5万元所谓的“保证金”才放的人。

我三叔无缘无故被关了40多天，三叔本来就瘦弱，胆子也小，被他们折腾的时常因恐惧而惶惶不可终日，公司的事也无法用心完成。再加上黄骅国保大队警察时常来骚扰，威逼三叔要他举报我父亲，在恐惧和忧虑中，他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精神也不好。此后的几年他经常酗酒，慢慢的公司效益越来越不好。

我的三婶承受不住压力，她不知道我父亲的下落，就说我四叔和我父亲有联系。沧州和黄骅国保出动十好几个警力绑架我四叔，四叔当时在单位正做工程用的标书，因无犯罪事实不肯跟他们走，并跟他们讲道理。四叔1.8米多，身材又魁梧，他们开始贴不上四叔的身，后来了个领导模样的人生气的指使那十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费了很大劲硬把无辜的四叔绑架走。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说：“这不是土匪吗？”

他们对我四叔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逼问我父亲的下落，在没有得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将我四叔关进沧州看守所非法关押10多天，才放回，当时大概6月份。

父亲再次被绑架、遭酷刑奄奄一息

不到一个月后，7月27日，他们找到了父亲，把我父亲绑架到沧州公安防暴队，警察把我父亲锁在“老虎凳”上8天8夜，不让父亲睡觉，一要睡着就用凉水浇头。下来时父亲都不能走路了。又上“大挂”把手反在背后铐起来吊着，脚尖着地，睡觉的时候，手铐都不打开，硌的我父亲双臂很长时间无知觉。黄骅公安政保大队长史金柱，还有张华青，康学博三人同时用拳头搓揉我瘦弱的父亲的胸肋处，使我父亲整个胸前皮肤流血溃烂，伤痕累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把我父亲关进沧州市第一看守所。

酷刑演示：老虎凳

从我三叔被非法被抓捕，到我父亲被非法抓捕，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全家可以说都开了锅。我三婶因为三叔被抓，回来大吵大闹，从此再不相往来。我四叔又被她举报，本来相敬如宾的一家人，现在被迫害的反目成仇、支离破碎。4个儿子，3个无缘无故被抓，奶奶急恨交加终于病倒，爷爷也是老泪纵横，我母亲和四婶两个妇女又要照顾孩子还得种地，回家照顾爷爷奶奶，还得承受镇里随时的骚扰。

2001年秋，吕桥镇又办“转化班”强制洗脑，我母亲和四婶又被他们绑架去，当时我奶奶身体刚有好转，照顾我们5个根本就照顾不了。奶奶领着我们5个孩子去了“转化班”，办班的警察见我们打算住那不走了，没办法，就放我四婶跟着奶奶回来了。我母亲在那被强制转化，不让睡觉，要她写不炼的保证，我母亲不写，被囚禁一个多月。我们在奶奶家生活，奶奶给我们做饭洗衣有些劳累，身体又开始不好。我尽量的多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我的同龄人在看电视或吃零食的时候，我可能在洗衣服或做饭。我们姐弟三人在这种孤儿都不如的境遇中过早的尝到人生的艰难与辛酸。

2002年5月份，我父亲在看守所被折磨的几近病危，身体上伤痕累累，瘦的不到100斤，看守所才打电话，让家属去接人。当我奶奶见到我父亲时，心疼的差点晕死过去。我大伯要照相，一警察极力阻拦，街坊邻居把他们的警车给围住了，很多人质问：人家犯了什么罪，给弄成这样！他们扔下父亲就跑了。

进村出村的路口都布了警车

从那以后进村出村的大小路口都布了警车，大概持续一个星期，人们进出都不能随便，村民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那天晚上，我们娘儿四个看着父亲，他瘦成了皮包骨，我们乍看都不认得。他第二天就下地炼功，我说：“爸爸，您身体行吗？”他笑了笑，“身体不好更应该炼啊。”正如他所说，我父亲身体恢复神速，一星期后基本就恢复正常，我不得不承认大法真是神奇。亲朋好友也都赞叹大法神奇。

过了几天警察又来骚扰，因当时他们都以为我父亲会死，我家人办理保外就医他们以不符合条件为由拒绝，所以父亲康复后他们又妄图抓我父亲回去，这些警察就是来探我父亲的身体状况的。为了活命，我父亲在短暂又可怜的团聚之后，又离开了家，过上流离失所的生活。

第二天，来了好几车警察，进屋后见父亲不见了疯了一样追问父亲的下落，我母亲说不知道，他们把全村戒严，好几辆警车巡逻，各路口都贴着通缉我父亲的告示。我们全家承受了巨大压力。晚上大概8：00多，天已经黑了，警察又来砸我家大门，并大喊不开门就翻墙进院。我们很害怕，我母亲无奈只得打开门，他们拿着法院非法的传票要我母亲跟他们走，我母亲拿起身旁的剪刀，说：“你们要抓我，我就死给你们，死了你们再弄我走，我不是学大法自杀，是你们逼的！”他们见我母亲豁出去了要寻死，扔下传票就都跑了。

过了些日子，他们又去我大伯大娘家，又拿着所谓“法院的传票”要抓我大伯顶替我父亲。我大伯悲愤的正告他们：“你们抓我有什么法律依据？把我全家弄得家破人亡，你们要抓我可别放我出来，只要我活着出来，我就是告到外国我也得告你们！”他们见我大伯提到法律，自知理亏就走了。

父亲被枉判十四年

2002年7月，他们终于找到我父亲，把他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第二看守所。一次十几个犯人同时毒打我父亲，有的用鞋打，用拳头，用脚打，十几分钟后，我父亲想呼救，高喊：“报告所长！”犯人们一听都吓的躲到一边，突然，一个都喊他“号长”的人大笑：“咳！跑什么？你还喊所长，就是所长让我们打你的！”

在看守所被关的这3个月，父亲受尽酷刑和犯人们的侮辱与毒打。2002年10月9日，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法院枉判我父亲十四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至今我们连个判决书都没见到。

我父亲被关押期间，我母亲多次被剥夺探视权，有好几次辗转几百里地到保定，但不允许接见。

自1999年7月20日至2002年7月，3年的时间，父亲只在家待了不到1年的时间。父亲不在的这些年，母亲一人带着我们仨，艰难度日。经历了这些年的迫害，家中已经没有半点积蓄。作为一个女人，丈夫不在，还要养活三个孩子，还得赡养老人，其艰辛可想而知。

2005年夏天，我高考，我大弟弟中考，小弟弟小学毕业。虽然我考上了大学，但家中已经没有足够的钱供我们三人同时上学，我深知母亲的为难与心里的苦楚，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去打工。但辍学的伤痛，给我带来莫大的伤害和经济损失。

2012年11月15日（父亲曾减刑）父亲出狱，九死一生的父亲终于重获自由。释放证明书上写着“因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2002年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至今我家门口还被镇里派出所按了摄像头，监视我们一家生活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