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遭劳教 哈尔滨曾淑苓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曾淑苓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遭到中共残酷迫害，曾三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遭酷刑折磨、药物迫害、奴工劳役等，一度被迫害致瘫痪，几次被送医抢救。在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她被剥夺了户口，也没有了身份证……

现年四十四岁的曾淑苓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流离失所，没有属于我的房子，没有一分钱存款，有的只是多年迫害中造成的伤残的躯体，还有迫害给我造成的债务。”

曾淑苓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曾淑苓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事实：

一、误入邪门　生死不堪

一九九四年，我去哈尔滨极乐寺敬香，面对一尊尊佛像顶礼膜拜，这时走出一位类似和尚一样的出家人，现代的出家人都是这样，说我与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有缘，让我多给些香火钱，给的越多心越诚，才能得到佛祖的保佑，而且说我缘份已到，须请这几尊佛像供奉，还有保家仙，他告诉我到哪里请佛龛佛像及如何供“狐黄”保家仙的牌位，还有如何花钱给佛像开光等等。我信以为真，按照他说的做啦，买佛像佛龛等等一共花了两千多元，回家我就供上了，灾难也从此开始了，刚一上香，我就看到佛像上，保家仙牌位上一群狐狸，黄鼠狼，大蟒蛇等等怪兽还有披头散发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来到了我家，有的还上了我的身体，在我的身体里乱窜，控制我胡言乱语，而且要出马给人看病，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扔掉这些坏东西，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只要我一想，这些东西就折腾我，让我浑身剧痛起不来床，直到我烧香跪拜求它们，答应不再扔掉它们，任由它们摆布，它们才肯罢休，我从此神经衰弱身患各种疾病，四肢无力，没有人能帮我清理掉这些东西，我痛苦至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照顾孩子都困难，那时孩子还不到一周岁。

二、幸遇大法　解救身心

一九九六年五月，我偶然在街上看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横幅还有功法简介及炼功群众，男女老少都有，还有小孩，祥和的音乐，优美的动作，我静静的看着，这时走过来一位女士，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是教人如何重德，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而且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李洪志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李洪志师父是真正的气功师，并拿出国家颁发的气功师证书的照片给我看。我犹豫着，我说我不能学你们的功法，我现在信佛供保家仙，我如果学你们的功法，那些东西又该折腾我啦。这位女士继续给我介绍附体对人的危害，及李洪志师父会为真修弟子清理修炼环境，还给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保护修炼者不受外邪干扰，她送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回家好好看看。我接过书，回到家里我一宿没睡连续看完，这一宿我不知哭了多少回，法轮大法才是我要寻求的正法，李洪志才是我真正的师父，我发愿我会用我的一切去证实大法，我会用我的一切去维护李洪志与大法的尊严。请求师父收下我这个徒弟，原谅我误入邪门歪道。

奇迹出现了，长期附在我家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狐黄白柳等等不见了，附在我身上的附体消失了，各种病症的表现也根除了，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一身轻松，我再也不用跪拜供奉那些魔鬼了。从此我走上了正路，修炼法轮大法的正法正觉的修炼路。按照真善忍修炼，从做好人做起，做一个真正觉悟了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手，在个人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丈夫游手好闲，嗜酒成瘾，每月一百三十八元的工资不够。修炼前我经常跟丈夫理论吵架，修炼后我一个人承担起养家糊口，洗衣做饭，带孩子，家里家外的一切几乎我全都承担了。无怨无恨，善待公婆。例如：我和丈夫结婚没有房子，婆婆与大伯哥嫂子一起住，婆婆每月花六十元在偏僻的地方给我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又是合厨，又阴又潮湿，满墙是水，被褥衣服都发霉长毛，一住就是几年，好不容易盼到公公单位分房子，我们终于住上了单间，我也怀孕了，那时连生孩子的钱都没有，眼看孩子要降生了，我每天扛个大包从哈市动力区转好几次车才到马克威去上货，上完货还得回来卖货，挣钱生孩子。还有七天就要生了，我看家里煤气罐没有气了，我又扛起煤气罐去换煤气，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偏，那时还没有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只能自己换，往返上下四楼，我看家里冬储菜还没人买，一旦我生了孩子，一冬天没吃的，十一月末附近早已没有卖菜的，我挺着大肚子坐车去安乐街买，我扛着五十斤土豆往回家的车站走，路上的行人都过来问我； “天冷路滑，你这样的身板多危险，你家里人呢？”我笑了笑，不回答。一晃几年过去了，大伯哥与嫂子要去大连定居，要在那里买房子，钱不够，我对婆婆说：“把我们住的房子卖了吧，用我们的卖房钱，给我大哥买房子。”婆婆说：“那你们住哪儿？”我说我带着孩子出去租房子住，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师父李洪志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如果我不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

在家里我时时刻刻这样做，在社会上，我更是为他人着想，我把我所有挣的钱，除简单的正常生活外，我把我的一切都无条件的溶入到社会里，从不记名，从不求回报，我只想返本归真，堂堂正正的活着，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我在道里卖飞机票期间，来了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问我招不招工，他们现在急需用钱，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现在几乎分文没有，家在外地而且还是农村十分贫困，想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是找到了也解决不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能不能在你这上一天班给一天钱，我说我这里这么小，怕误了你们的前程，我可以帮你们租几个月的房子，你们可以暂时在我这里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每天出去边卖飞机票边找合适的工作，我把我每天挣的钱平均分给他们几个，因为我的收入也有限，我把我吃的粮食也分给他们，孩子们也很努力，不久就各自找到工作离开了我。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救人于危难之中在我修炼后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功，我的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道德高尚了，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 。我事事都为他人着想，淡泊名利，真正的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人，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迫害开始　进京遇劫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和我们炼功点几名同修一起进京上访，其中有杨俊及其丈夫张树和，有张玲、王江荣，王江荣第二天就要做新娘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是她举行婚礼的日子，她为了维护真理与正义毅然走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怎么会有婚礼上缺席的新娘？还有李新和他的妻子新春，新春还有十三天就要临产，而且经常腹部疼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踏上进京上访之路……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如果没有天大的冤枉我们怎么能不畏生死的进京上访？我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坚持公理与正义！

那时进京的路都被封锁，我们买不到票，只好从锦州倒车去，在锦州刚登上进京的长途客车，就上来一伙警察，手持我师父法像，叫车上每个人都谩骂我师父，如果不骂就抓走，就这样我们因为不骂就当场被抓了，因为我没去过锦州，他们把我们关到好象是派出所，非法搜查我们的物品，我们的身份证等东西被非法抢走，长时间颠簸新春肚子剧痛，警察怕她把孩子生到派出所，骗我们说要送我们回家，让我们把买票钱拿出来，他负责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我们相信了，因为我们从未想过人民警察会骗人，其实锦州警察早已联系好哈尔滨警察，只要我们一到家他们就抓人，我们刚一下火车，就看到杨俊就被警察抓走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车厢，我们知道上当了，没办法，我们再次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这次我们走上了天安门，看到了触目惊心真实的一幕，一辆辆大客车停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是警车，军警，便衣警察，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弟子不间断的站出来喊“法轮大法好”，一批一批的被警察打倒，大法弟子被警察抓上车，有的被警察，便衣打的头破血流，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毫不犹豫的站了出来，质问警察为何要打人，大法弟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警察已经达到毫无理智疯狂的状态，一拥而上，举起手中的警棍向孕妇新春打去……天啊！这会出人命的！我冲上前用身体护住了新春，无情的棍棒向我袭来。就这样我们跟其他大法弟子一样被抓上车，关进北京看守所。

四、非法拘留　受尽折磨

大概十天左右，我被非法押送到驻京办，随后又被押送到哈尔滨动力分局，关押在一个屋子里，警察周纯洁用拳头打我的脸，觉得不够狠，又用木棍打，把我的嘴和脸都打坏了，我被杨守义和周纯洁暴力逼取证言，非法把我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随后抄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在看守所我被送进最邪恶的十号班，不足三十米的监号里关了八十多人，上厕所每人一分钟都不到，不管你便没便出来就被牢头指使打手连打带拽弄下来，苦不堪言，经常是这边在拉屎，那边在开饭，大便器离吃饭的铺板不到一米，八十多人拉尿臭气熏天，可想而知吃的是什么饭，光吃不拉，很多人便秘，便血。睡觉更是残酷，码鸡翅，就是身体侧立，胳膊压在身体底下，另一个人也是一样，一颠一倒，一个人的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这样还不行，打手们拿着很粗的一个大棒子，插在两个人中间左右撬，随后拉一个卖淫的犯人，塞橛子一样，用脚踹进去，我被挤得上不来气，都要窒息，晚上不让上厕所，憋不住的人都尿铺板上，我每天铺的盖的，都是又湿又骚臭的破被，到处都是虱子。

十号班迫害手段十分残忍，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小白龙抽打更是司空见惯，体罚两腿岔开至最大，头朝下撅着直至头顶裤裆，嘴里叼着带血的卫生巾，稍有晃动，打手齐上棍棒拳脚相加，直至把人打成紫黑色……

牢头王叶让我给她洗衣服，每件衣服得用手搓洗几十遍，再用冰冷的水漂洗几十遍，天天如此，我的胳膊，手密密麻麻裂开许多大口子，王叶还让我当卫生员，就是每天从早上到晚上一刻不停的干活，用手刷大便器，给八十多人打饭，刷碗，擦铺板，一日三餐，我每天承受如此的折磨。

看我不放弃信仰，看守所男所长命令狱警刘杨等把我关进劳动班进行迫害，在此期间我还被用粗胶皮管子野蛮灌食，因为胶皮管子又硬又粗，从口腔插入我被插的直吐血。劳动班就是一些狠毒的重伤害犯人组成的打手队，之后又把男监室空出来，专门迫害我，在那里我被很多人毒打，他们还掰我的手指，就是把手指向手背方向用力掰，直至对折重叠，痛苦无比，我的手指至今留下残疾。

我被非法行政拘留三个月。动力分局警察向我的家人索要人民币五千元，说是取保候审，打了个白条说一年返还。

五、非法劳教　惨遭酷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临近过年了，我让丈夫李潮去把取保候审时被周纯洁索要的五千元钱取回来，丈夫去后，周纯洁不给，说让本人来取，还得写个详细情况说明。我就详细写了我为什么学法轮功、为什么进京等，我带着写好的材料去找周纯洁说明来意要取回我的五千元钱，周纯洁立刻变脸对我说：“你真是自投罗网，天真的还想往回要钱？你的钱早没了！”我说这材料不是你让我写的吗？不是你让我来取钱的吗？我说既然你不给，那我就走了，杨守义大喊：“来人啊，把曾淑苓给我押起来，送进看守所。”就这样我无辜的被再次构陷，被欺骗，被迫害。我被非法劳教两年，我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再次受到三十多天的非人折磨。

后我被非法关押进臭名昭著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刚到劳教所的当天劳教所警察就强制必须“转化”放弃信仰，我就遭到那里的管教人员及包夹的围攻，不让睡觉、威逼、恐吓、打骂、关小号……，连续七天我被他们迫害的晕倒，他们见“转化”不了我，就把我转到十二队，和几个拒绝“转化”的同修关在一起，一个小屋门上挡着门帘，满屋腥臭味，她们浑身溃烂长满万恶的红疥疮，被迫害的惨不忍睹，仲美华、杨文英、曹连娣、曹玉娥、孙金奎、唐竹茵、何苗、李兰、吴亚杰、崔淑香等等。

我到那里不几天，也染上了严重的疥疮，从头到脚全部溃烂，臀部、小便处烂的血肉模糊，至今满身伤疤为证。在十二队呆了不到三个月，就把我转送到七队集训，不久邪恶的攻坚战开始了，万家劳教所所有男狱警进驻女牢房，不分昼夜的利用酷刑对我们挨个进行攻坚，小号里不停的传出上大挂的大法弟子的惨叫声，哭喊声，狱警的打骂声，大法弟子被背铐坐在铁椅子上，被多个电棍同时电击，发出的呼喊声，还有警察的电棍声，锁链声……各种酷刑，大法弟子们一批一批的被警察关进小号进行残酷的迫害，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牢房里躺满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惨不忍睹！

攻坚战持续了长达三个多月，99%的大法弟子因为承受不住迫害屈辱的写了“三书”，写完“三书”还得按他们的要求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侮辱谩骂李洪志师父，墙上贴满谩骂李洪志师父的大字报，白纸黑字，开揭批大会，在揭批大会上挨个上台当众宣读。一日三餐，开饭前举着拳头集体宣誓，重复“三书”里的内容，之后谩骂师父，方可开饭，三班的大法弟子因此集体割腕，（其中有依兰小弟子马力达等），六班的大法弟子因此集体跳楼，﹙其中有崔淑香在攻坚战中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耻辱与迫害跳楼生死不明，跳楼的还有高淑霞，何苗，﹚依兰吴亚杰在万家医院长期被迫害不知去向……，悲惨至极啊！那时七大队有六个班，每班近二十人，在集训队里还有大概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十二队还有大概有二百名左右大法弟子。

狱警赵余庆、姚福昌、张波、张艾辉、卢淑彬、刘涛、孙庆、刘文柱、张小初、姜家厚等对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迫害，刮疥疮，就是一个溃烂的小伤口，狱医孙立军用钢勺转圈一刮，就刮下一块肉来，变成一个大洞，鲜血直流，有的伤口都露骨头，再用过期的硫磺膏把大窟窿填平，造成我药物过敏，孙立军还说过敏就对了，我被酷刑迫害的几次昏倒，吸氧点滴抢救。

我遭到的折磨还有：罚蹲、坐小板凳、上大挂、蹲小号、坐铁椅子、暴打、电棍电击，强迫写揭批侮辱谩骂师父，逼写入党申请书、写情书、唱情歌、唱军歌、走正步军训、夏天阳光下曝晒、冬天扒光衣服冰冻等等，我还被迫长时间的劳动，编麻绳、缝汽车坐垫、做拖鞋、粘假眼毛；在万家劳教所两年的时间里我承受了太多的迫害，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零零三年末，我带着满身伤痛及疥疮结束了两年的劳教生活，回到家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再加上学法炼功，我一粒药没吃，身上的伤和疥疮都好了。这足以证明法轮功的神奇功效。

六、家散人亡　此痛何堪

那两年，丈夫李潮因为我被劳教，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生活艰难，再加上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使他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原本脆弱的他加上如此的重创更加萎靡不振，整日用酒麻醉自己，年迈的公婆承担起抚养幼小孩子的重任，还得照顾身心受伤的儿子，老人家不胜重负，每天以泪洗面。！他们承受的压力众所周知。丈夫他彻底被江泽民制造的这场迫害压垮了，无论我怎样也唤不醒他，我们于二零零四年四月七日离婚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了。

孩子再一次失去母亲，一别就是十几载，因为在这以后我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我和孩子至今不曾相见。就是我们母子现在相见也互不相识，因为分别的太久，我离开他时，孩子才几岁，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的我已被迫害的老态苍然。

我和我的生身父母，兄弟姐妹多年以来也失去了联系，因为这些年每一次对我进行的都是迫害，强制流放，强制失踪，单独关押，秘密执行。我的亲生父母的遭遇更加凄惨，母亲因为我的失踪，病倒了精神都快要崩溃了！老父亲因为伤心过度含冤离世，临死时还叫着我的名字……这些都是最近我遇上失散多年的妹妹告诉我的。

七、二度劳教　迫害致瘫

在迫害中我早已与娘家人失去联系， 离婚后，我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流离失所，十分凄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向朋友借了一些钱，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汇融大厦租了一个机票代购点，刚刚装修完不久，二零零六年五月中旬，一伙警察闯入汇融大厦再次将我绑架，说我倒卖火车票，我再次被迫害，再次被强制流放，再次被强制失踪，至今我不知道：绑架我的警察是谁？叫什么名字？当时把我关押在什么地方？强加给我那些罪名是怎么来的？强加的证据是怎么拼凑的？这场对我的迫害是谁策划的？都有谁参与了对我的构陷。还有我所有的几万元票款及我当时的一切财产至今不知去向。迫害者还以倒卖火车票的罪名将我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铁路看守所。

一个多月后，我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戒毒所非法劳教两年，强加给我的罪名又变了，我又变成因为炼法轮功扰乱社会治安了，这里非法关押的都是法轮功修炼者，来到这里没有人提我倒卖火车票的事，而是对我进行极其残忍，及其隐晦的迫害，令人发指！

到戒毒所的当天就逼迫我写“三书”，狱警齐上，包夹围攻，恐吓，威逼，体罚不让睡觉，罚站等等，每天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我誓死不从。一个多月后又一轮迫害开始，强制我进行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装卸大货车，楼上楼下搬箱子，装牙签……利用我的善良还把其他八九个有病的普通犯人干不完的活强加给我，这是多大的劳动量？！人怎么能承受得了？我被迫害的头晕、头痛、眩晕、胸痛、背痛、腹痛、心绞痛、恶心、颈椎腰椎疼痛难忍、肢体麻木、大小便失禁、视力模糊、血尿……

九个月后的一天，送牙签的大汽车又到了，在我被强制卸车往二楼车间搬牙签箱子的途中我倒下了，全身瘫痪了，从此生活不能自理，狱警怀疑我装病，用车拉我到哈尔滨市里医院全面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震惊，严重的颈椎病压迫神经、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部陈旧性骨折、严重的冠心病、心肌梗塞、高血压、双侧肾结石、肾积水、肝脏衰竭、尿储留、尿毒症综合症……狱医王某不由自主的说：“都破纪录了。”

迫害我的有队长宁立新、梁雪梅、刘薇、刘明、孙宝莲、王丹、陈湘怡、冯远会、赵海燕、狱医王某等，因为戒毒所的警察都知道我孤零零的没有家人管，所以对我更加肆无忌惮的迫害。狱医王某还对我说：“就算你知道病情又能怎么样？我们对你干的这一切谁证明？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等着吧！”我对他们说：“苍天可以作证！历史可以做证！与我有着共同经历的大法弟子们可以作证！”因为我坚持信仰不“转化”，戒毒所不允许我接见亲人。

在戒毒所里，他们对我进行的一切迫害都是在背地里干的。我被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我每天被犯人绑在一个小木椅子上，在走廊里拖来拽去，白天他们把我放在细长木凳子上平躺着，不能动，一躺就是十四个月啊，全身的肌肉都萎缩了，瘫软如泥，原本体重一百五十多斤的我瘦的剩几十斤。狱警们说他们是在给我塑造魔鬼身材。在这期间狱警让犯人时刻看着我，别病发死了，晚上等犯人睡了以后才把我拖回牢房。

上厕所时更残忍，他们先让犯人在塑料桶里放便，然后把我抬到装有屎尿的桶上，将我整个身体对折，泡在屎尿里，直到脱肛肠子被拔出来，痛苦无比，这时开始放气卸桶，否则桶就会紧紧的拔在屁股上。大法弟子刘雪芹经常给我洗尿布，因为狱警不允许别人帮我，她在狱警看不见时帮我把肠子塞回去。

因为我全身瘫软，头都抬不起来，耷拉着。三伏天，宁立新让狱警用棉被把我捂上，不让别人抬我上大小便，让我在床上拉，床上尿，再加上来例假，我在血尿屎堆里泡了十天，差点没把我闷死。狱警对每天抬我大小便的犯人说我装的，犯人们信以为真，他们使劲打我的腰，拽我的头发，拖着我摔来摔去。我经常被折磨的奄奄一息，这时狱警狱医们匆匆给我穿衣服，送医院抢救，抢救过来，拉回劳教所继续迫害。我在这种情况下绝食抗议二十多天，被多次野蛮灌食。

酷刑演示：注射不明药物（绘画）

我被注射不明药物，还有从嘴里灌不明药物，在我绝食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尿二十多次尿，尿里还有鲜红的血，和烂肉一样的东西，痛苦至极！。我再次生命垂危，再次住院。这回劳教所管理科长更卑鄙，他是个男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管理科长来到医院，假惺惺的装作不知道此事，我没有看清他的本相，再次受骗！我把狱警他们是如何迫害我的过程告诉了他，管理科长说：“这事他不知道，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处理此事，让我先吃饭，回劳教所再解决问题。我心软了，答应他了”。可是回到劳教所，管理科长就变脸了，他哈哈大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别忘了我们是一伙的！我们会用药物维持对你的迫害，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头上，胳膊上插着管子，同时还插着尿管，我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有一天我听见王主任他们的对话说：“曾淑苓的造血干细胞都被杀死了，他出去也活不了几天。”就这样我被迫害的几天抢救一次，我已经数不过来了。他们隔几天就检查一次我的身体各个器官的衰竭情况，我已经被迫害的不能进食呕吐不止，肠梗阻几十天不排便，尿储留，排血尿……在我瘫痪十四个月左右，有一天狱医扒开我的左眼睛右眼睛看看，看完后赶快拔掉我身上的管子，来一群警察给我穿衣服，我以为又去医院抢救，结果他们把我扔出劳教所……我在黑龙江省戒毒所一共被迫害二十三个月，其中包括瘫痪前九个月，瘫痪后十四个月。我在黑龙江省戒毒所二十三个月里，被剥夺一切人身权利，我曾经帮助过的好心人给我存的钱也被戒毒所非法没收。

八、再遭绑架　两度急救

我对法轮大法的正信再一次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我九死一生又活过来了，我没吃一粒药，通过学法修心加上炼功祛病健身，慢慢的我又站起来了，但是已无法和正常人相比，行走艰难。直至今日，每时每刻的各种剧痛让我活的生不如死。我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地方居住，身体伤残，无家可归。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我和大法弟子牛家辉结婚，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先锋路金河小区租的房子，那里离船舶电子大世界近，因为我的病随时都会发作，他一边照顾我，一边工作。丈夫为了照顾我付出很多，白天出去卖办公耗材，维修收售二手打印机，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六一零”，伙同先锋路看守所，大清早就来撬门，强行把门锁砸开，四五个警察非法闯进来，其中一个警察冲到床前拽住我的头发往地上拖，丈夫说：“你们怎么能打人哪？”这几个警察一起冲过去殴打我丈夫。就这样我们一起被抓走。

在派出所警察非法逼取证言，抓住我们的手强制按手印，伪造证据。当天晚上把我送到看守所。看守所警察看我已经不能走路，看守所不收。送我去看守所的警察打电话请示上级，他们在上级的指挥下对我进行迫害，他们把我拉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做全面检查，了解我的病情，然后去办“特诊”，随后他们拿出一些伪造好的类似化验单的纸张，上来几个警察抓住我的头发，拽住我的手强行在每个单子上按手印。他们拿着这些单子把我送进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在这之后他们又拉我去了几次公安医院，又伪造了一些单据，每次都拽住我的手强制按手印。

在看守所里我的病情急剧恶化，我不能进食，呕吐，高烧，不排便，高血压……看守所怕我死在里面，带我去武警医院检查而不是公安医院，可见他们互相之间是那么了解。检查回来，打点滴维持我的病请，同时催促办案人把我弄走，办案单位在看守所的催促下，不得不把我抬走。他们把我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里的领导叫王芳，三九天让我睡在地上，打我，我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大年三十我被送到红十字医院抢救。

九、三度劳教　九死一生

大概一周左右，我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我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还有我那无辜的丈夫牛家辉也被非法劳教两年，他救人于危难之中，行善积德何罪之有啊？！。在前进劳教所我再次受到严重迫害，劳教所狱医王忠良，与办案单位勾结非法将我收留。当天对我进行迫害，周丽范，和另一个狱警拿着电棍，还有犯人以王芳，为首的几个惯犯，他们把我抬到二楼洗手间，扒光我的衣服，打开窗户，用电棍电我，往我身上浇凉水，强制逼迫我写“三书”……我被迫害的开始吐血，喷射性呕吐，吃什么吐什么，喝什么吐什么，自从我被抓我五十多天不能进食，不能排便，再加上他们疯狂的迫害，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他们还逼我在地上爬行，在一大队大队长王敏强制我劳动，打聋我一只耳朵，用电棍电我，不让我睡觉，把我扔到猪圈里，和猪关在一起……四个月后，我被关到二大队，二大队长霍书平、周木齐殴打我，把我铐在铁椅子上，不让我上厕所；冬天他们逼我坐在车间冰冷的墙角里，墙上都是霜，我坐不住，只能身体贴着墙靠坐，一天坐十几个小时……

我承受迫害长达近两年之久才离开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