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顾：把真相带给北京城
看到这篇文章后，我又落泪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我应该把十几位大法弟子的另外一项活动也报道出来，证实大法。
一、二零零零年底的北京
我家住北京，当时的形势极其险恶，全国的一切法规、政策，都与迫害法轮功挂钩。而且实行株连制。然而它却是违法的。政府官员不理解，老百姓不理解；大法弟子知道这是错的，想向当局讲清真相，一直不断的到北京去上访。
二零零零年底的情况更是严峻，有很多大法弟子去了北京。这里面有我家乡的一对年轻夫妇来找我，他们在路上又遇到一位他们认识的女学员，也带来了。
交流了一些情况后，他们也认为形势险恶，不能蛮干。虽然证实法决心很大，正念也很强，但还是应该先了解一些情况后再做具体安排。于是他们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了天安门广场。很快那位女学员被广场上的便衣抓走了，年轻夫妇机智走脱。
二、更多的外地学员也来了
他们回来后，交流了这些情况，又说到在广场上遇到被旅馆赶出来的、无处可去的学员，其中有被抓走的那位学员的亲戚，还有好几位他们知道的学员，问我是否可以来家里？我说那就来吧，大家只能挤着睡在地上了。这样又来了几位，另外还带来同时被旅馆赶出来的外省的老年女同修。
第二天，他们又提到还有两位年轻女学员不知怎么样了，也是被旅馆赶出来的、无处可去的学员。大法弟子啊是一个整体，同修一部法，心连心，为助师正法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互相关心。因为他们都没有身份证，中共邪党不准旅馆留他们。那就都来吧。她俩一夜也不敢休息，也不敢到避风的地方去，怕坏人。
就这样，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为了安全不引人注意，不能一起行动，而必须分批進家，每次一、两个人。因为房子小、隔音差，尽量不出声响，同修们马上脱掉鞋子，只穿着袜子在水泥地上行走。晚上尽量减少灯光，只开卫生间的灯，其余靠余光照明。
我负责安排生活，晚上不起夜的、瘦小的年轻同修可以挤在床上，因为床高。老年同修睡地上比较安全。因为地上已没有下脚的地方了，男房女房都很挤。同修们配合的非常好，我很感动，也很抱歉：同修们辛苦了。同修们却说：“太幸运了，能够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不被赶来赶去的无处去，还有热的饭菜，还有大家可以一起学法，共同讨论商订计划，又安全，太感谢了。”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安排。就这样，我每天准备大量的饭菜，不停的煮粥、煮面条，谁有空谁吃，一点不用客气，十多位同修住下了。
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有河北、河南、江西、山东等省的，女多男少，有两位老年女同修，其他都是中青年，其中有夫妇、母女，工人、农民、个体户、干部家属。农民多，孩子妈妈也多。为了安全，他们都不用家里的电话，而去打公用电话。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家讨论，大家多数互不相识，先共同背《论语》和《洪吟》，然后各自做自我介绍。大家得法时间普遍较早，都在九八年之前得法，九六、九七年得法的也不少，对法理认识的比较清楚，普遍对天安门广场的形势有了一些了解，通过交流，大家认为不能蛮干，都觉得来北京证实法很不容易，要冲破很多艰难险阻，所以一定要理智的、智慧的去做。那就必须先把法学好，以法为师，再详细了解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然后付诸实施，所以每天都学法。
有同修提出：天安门广场形势那么险恶，我们可否到别处想别的办法？比如就在北京其它地方、旅游景点证实法，有的同修说：干脆，我们就在北京城做，把整个北京城都当作“天安门广场”来做，讲真相，然后再把这种做法带回去，带到全国各地去。
三、在整个北京城讲真相 证实法
通过交流，目标有了，下面该具体计划了，去过天安门广场的，和从天安门广场过来的学员，可以去做具体准备工作，如买材料等，也可以去考察其他景点。而真正实地去考察天安门广场的，这次决定由北京学员去做。这就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也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广场东侧那百米巨大横幅的事而不能暴露自己的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差点被恶警便衣抓走，因对他们的恶行倒吸冷气，他就抓住我的双肩，我立即机智走脱。可能周围愤怒的群众对他也是一种震慑。当时我在广场的中央部位，那里人很多，恶警便衣也很多。在这些所谓的“游客”里，也是人人都是双眉紧锁，双目圆睁，怒视着广场上的一切，可能也有不少人也在考虑下一步自己的行动计划。
在广场上，看到那些搞卫生的、摆摊照相的、有些“休闲人”等，都是便衣特务，他们还会和游人套近乎，会小声询问：“照相吗？”等等，那些外地来的善良的大法弟子们真是身处险境，处处是陷阱。
还看到外地来北京的女学员，拖家带口的，背了一个大提包，被便衣特务打翻在地，散落了一大滩乒乓球，每个上面都印着“法轮大法好”或“真善忍好”，而那些“搞卫生的”蜂拥而上，急速的又踩又收集这些乒乓球。这一下暴露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便衣特务。我还看到广场附近汽车站上有一些真相传单，大法弟子太伟大了。
晚上回来后，大家又交流了各自了解到的情况，最后决定还是按昨天订的计划，准备开始动手制作条幅、少量横幅、不干胶等，这些携带方便，又便于操作，也很醒目。附近的同修知道后也主动过来帮忙，还送来一些做好的资料，真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助师正法，齐心协力配合。
条幅和横幅用黄色尼龙绸，写红字，每个人都写。长度有一米左右的，也有一尺多长的，宽度适中，横杆用筷子或劈开的小竹竿做，长短自己定，坠物用小塑料袋装泥巴，重量自己调，用小绳绑系，可以自行调节长度，既省事又方便，也很特别。参与制作的当地学员，有家属、教授、高级工程师、医务人员、研究生、工人、还有小弟子等等，可真是人多智广。其他所需物品、技术操作更不成问题。外地的同修也不简单，更重要的是在师尊呵护下，做的很成功。
十二月三十一号上午学完法后，做了具体分工，按地图路段包干。有的出去查看自己的路段，有的继续做资料，也有的出去考察其它景点。多数都把自己的路段先查看了一遍，路远的早早的就出发了。有的在查看环境时，就像在自己家里规划一样，认真测量，坦坦荡荡，一点儿也没有怕心，多么博大的胸怀啊，真了不起。
当天晚上，人们都处于节日的气氛中，到处是人山人海，这十几位大法弟子分组行动，溶入这人海中，各自做着不同的证实法的事。所有资料基本都用完了，可能每人都留有自己备用的。共挂出条幅、横幅大约五十多条，不干胶更多，还有小型标语等。条幅及横幅多挂在树上、过街天桥上，还有少数挂在电线上，第二天，第三天还有看到的。不干胶可多了，还不好撕掉。我们原则上不在住地附近做，路边大院子的围墙上、大门上、树枝上、电线杆子上、路边矮墙上、护栏上……到处都是。
这第一步把真相铺在北京城，很多人会看到那些金光闪闪的真相标语。我和一位老年女同修一组贴不干胶，这位老同修一点也没有怕心，不动声色已经贴出去几张了，我紧张的心直突突跳，她问我：“几张了？”我说：“没有。”她说：“我三张了，我掩护，你来贴。”我心在跳，手在抖，她又指给我位置，我鼓足勇气贴到路边树枝上一张，还觉得没有贴好，但也不敢停脚步，走好远了心还在跳，她说：“别怕。”我突然想起：“是呀，我怕什么呢？为什么怕呢？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最神圣的事，怕啥？有师父在我身边呢。”想到师父，我心里踏实了，胆子也壮了，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在鼓励我呢。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以后做的也顺手了。一路贴下去，机会很多，我的不干胶还被老同修拿去了一些。不一会就听到老同修说：“我们来晚了，已经被别的同修做过了。”我一抬头，看见我们已经超越自己的路段了。平时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觉得好像五分钟就走完了。真是有师父帮助，师父加持啊。
我说赶紧往回走，快回去开门，不能耽误别的同修進家。我们進家不久，就有一组同修打出租车回来了，其他同修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大家都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四、把贴真相、挂条幅的经验带到全国去
大家回来后，又交流了情况，大家互相鼓励，又互相提醒：不能生欢喜心，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后头。
第二天就是二零零一年元旦了，一大早我先出去查看环境，小区门前有很多警察，我一阵紧张，改走旁门出去，正好绕道路过昨晚走过的路，一眼就看到我贴的第一张不干胶，“法轮大法好”在朝阳下耀眼闪光，在晨风中抖动，好像跟我说：“新年好！你看，我还在这里呢！贴的很结实，掉不了。”
再绕到前门，警察们已经不见了。原来是马拉松赛跑路线，运动员们跑过去了，警察也就都走了。同修们吃过早饭整装出发，各自去做二零零一年证实法的事去了。他们都去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又准备去做另外的事情去了。
当天晚上只有那对夫妇在广场喊了“法轮大法好”，顺利回来了。那位江西的同修打电话说已离京返乡。那对年轻的夫妇为了了解所做的效果，又都到各路段去看了两天，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不干胶和少数小的条幅还在。然后他们带了不少真相资料返乡，尤其是那位男学员，正念很足，他的手提包一路上开着口，也没有人去检查他的包。
五天后，即一月六日，又有一位老年同修回来了，还带回另一位被一起非法关押的老年女同修，又瘦又小，她一進门，那股刺鼻的焦糊味把我吓了一跳。那是被恶警用高压电棍电击烧焦皮肉的糊味。我真想抱住她大哭：同修呵，你受苦了。但是我强忍住了。她只是说她那一嗓子（指天安门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喊得不够亮。我哭了，我说：“师父听见了，众神听见了。邪恶被解体了很多。”
我赶快给她们做饭，一边给她烧热水洗澡，她洗澡时才说，她头天晚上已经大洗过了，内衣也洗过了，还有那么大的焦糊味，就知道电击的多么严重，她脸上、手上、头皮上、身上还有些紫色血泡和黑色焦痂。我问她：“疼吗？”她说是师父替她承受的太多。我又哭了。师父啊，您为弟子们承受的太多了。
她们都是元旦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之后，被抓走，被送到一个大山里的一个废弃的旧建筑物里，很多人关在一起，没有任何设备，她们不说话，怕听出口音遣返原籍；不吃不喝，怕水中下毒。由于人太多，条件太差，看守人员怕出事，一直要求当局放人，于第五天晚上开始分批放人，先从年老的和体弱的开始放，她们是第一批被放出来的，可是放出来，在大山里是出不去的，又是黑夜。她们走到门口，门卫挺好，告诉她们一定不能自己走。给她们叫了可靠的出租车，记下车号，并交代一定把她们送出大山，送到可靠的、比较便宜点的旅馆里，住好后，才能离开她们，司机完全照办了。门卫和司机这两个人会有好报的。她们住下，已是后半夜了，洗澡、洗内衣后烘干，天不亮，就赶快离开了。因为她们的外衣扣子全被剪掉了，棉鞋的鞋带、鞋垫也全被剪掉了，还有那满身呛人的焦糊味，白天是不敢在大街上走的。这么忠厚善良的农村老太太被迫害成这样，中共邪党太坏了。所以她们出来后，到僻静处躲了一天，等到天黑她们才敢回来。
那位瘦小的女学员也是被家人看的很严，家人怕她出来受迫害，所以每天只给她买菜钱，一点也不多给。她就几分、一毛的慢慢的攒啊攒啊，攒够了去北京的车票钱，做好了横幅，就出来了。到了天安门广场，身上只剩七毛钱，连一瓶水也买不起，也就是说，为了护法没打算回去，更住不起旅馆了，也吃不起饭。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有的带钱多也成了“罪过”，还要加重处罚或没收，或被撕掉。所以她们就把钱分给了没钱的同修，她也分了一些，可以作为回家的路费了。谢谢师父。她们一边吃饭，我又赶忙给她们找合适的扣子钉上，又找鞋垫、鞋带子，中共太邪恶了，第二天她们也赶快回家了，家人也都不放心呀。
到第九天，又回来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她也是元旦那天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喊了“法轮大法好”被抓走的，被送到另一个大山里，她绝食不绝水，因为她看到那些看守们也都喝那里的水，她才敢喝的。被集中送到大山里之后，也是被拆扣子、剪鞋带、鞋垫，收腰带，好在她的漂亮的羽绒大衣上是拉链，没有扣子，所以没拆。而那双漂亮的大靴子可惨了，没有鞋带子简直没法走路，又没有鞋垫，可想而知。稍事休整，补齐所需，次日也赶快回家了。
其他同修元旦到天安门广场喊了“法轮大法好”后，基本上都被抓走，遣返原籍了。过后又都来电话通报了信息。他们会把这次在北京证实法的经验带到全国去的，更好的证实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