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遭监视 四川省金堂县何有华流离失所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何有华，今年四十三岁，出生于四川栖贤乡。二零零六年得到了法轮大法，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修炼，自从二零零七年遭遇三次绑架迫害，一直遭当地不法人员监视，被迫流离失所，至今有家不能回，家人也被威胁、恐吓。下面是何有华讲述的自己遭迫害的经历。

得大法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喜欢到处拜庙子。二零零六年，我在成都打工，结识了一位大法弟子，他说他以前也喜欢拜庙子，现在不拜了，修法轮功了，还送了我一本《转法轮》。当时我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勉强收下了。回家一看，书中全是字，因我不识字，自然而然就把《转法轮》放到了一边。

直到当年入秋后的一天，我突然真的想学了，才把大法弟子送的《转法轮》拿出来，尽管还是一个字不认识。一天夜里，我梦见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对我说：“你得法了。”我坐起来问：“得法是什么？啥叫得法？”才发现一个人也没有。

后来我跟着大法弟子一起学法，他们一点一点地教我，可我还没学多久，就被绑架了。

被非法关押洗脑班

二零零七年九月底，我在成都打工的租房处被警察绑架了。那天晚上七、八点钟，大约十多名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到我的住处抄翻。

那是一个顶楼搭建的简易屋子，里面还住了两名大法弟子，一个男大法弟子五十多岁，另一个三十多岁。他们俩因为到北京上访为大法和大法师父请愿，被迫害流离失所，来我这里借住。

被抓后，我先后被转移了两个地方，但我都不知道是哪里。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两个警察监视，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被关押的地方，每天放常人电视。这期间，来了两个便衣警察轮流讯问我，问为什么炼法轮功，我没有说。

过了十多天，又来了两个警察把我接出来，又是照相，又是签字盖手印，盖的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事完后，他们放我走，我向警察要我被没收的私人财产，有两部手机，钱包和大约四百多元现金。他们让我去找国安，我就此作罢。

离开时，才从周围的路牌知道自己被非法关押在成都茶店子一带。回来后，才知道我是被非法关在“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即那里的洗脑班），那里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

遭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八年夏天，我与大法弟子共三人去金堂县福兴镇讲真相，被便衣警察绑架到福兴派出所。另两位大法弟子一个因为年纪大，一个因为身体不好，都被释放，只有我当天就被送到金堂县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

被放出来时，警察让我们签字，说是退我的生活费，我不认字，又签了字。

被非法劳教一年 惨遭折磨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我与大法弟子在中江县兴龙镇讲真相，被七、八个警察绑架。当天晚上，我被送到了中江看守所。大约半小时后，有警察手里拿着一张单子来对我说，你可以请律师，你被劳教一年。

就这样，我在六月一日这天被送进了资中楠木寺劳教所。在这里，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从进去第一天起，都要在四楼被关禁闭，以各种暴行达到强行“转化”大法弟子的目的。我也不例外。

当时有两个包夹人员，一正一副。正包夹是原川大教师宋丽英，约四十五岁，因吸毒被劳教，副包夹则经常换。警察对包夹人员说，不管用什么刑，只要“转化”一个大法弟子就给他们减刑、减劳动任务。这就促使包夹人员不择手段折磨大法弟子。

我到劳教所的第二天，包夹让我签宿规，我不签，宋丽英就对我拳打脚踢，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直到我头晕眼花、遍体鳞伤、精疲力竭，她俩把我按倒在地上，强行盖了手印。

我那时不知道自己牙齿、鼻子、脸上都是血，就打算去卫生间。她俩怕别人看到我的样子，就一把把我抓回来，等别人都上完厕所，才放我去卫生间。

过了几天，一眉山的大法弟子看见我身上的伤，吓得直哆嗦，一直哭。后来又来了一位广安的大法弟子见了我，也是直摇头，说这里真邪恶。

毒打之后，是不让睡觉。每天睡不到三小时，站军姿、坐小凳，又打又骂。我根本记不住法理，就硬撑了十多天，实在撑不住了，最后被强行在“转化书”上签了字。但我心里不服气，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要被这样迫害。

在四楼被“转化”的就下到三楼关禁闭。三楼比四楼要少一些毒打。等达到了他们的“标准”就下到二楼。二楼就一直播放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内容。二楼有所谓的“考试”，就是要喊污蔑大法、诽谤师父的口号。“考试”合格了，就下车间做劳工。

劳教所有做布娃娃的任务，我们就从早上六点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十点才收工，中午吃饭上卫生间就半个小时。就这样直到一年后出监。

持续被监视、骚扰 被迫流离失所

出监后，我被青白江城厢镇派出所警察和城厢镇办公室陈主任接到城厢，住在已离婚的丈夫家。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多次调和我与丈夫合婚，以达到监视我的目的，保证我不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和继续修炼。

我在那里上了一个月班，就离开了，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警察经常一男一女到处打听我、找我的信息。但凡有租房的地方都要去问、去找我。没有找着，他们不罢休，开着警车到我老家栖贤去骚扰我老父亲。无数次，他们威胁我父亲说，你女儿要是再发资料被我们抓到，就往死里关。吓得我父亲说不出话来。他们还到我娘家三个哥嫂家，挨个找。我大嫂是残疾人，被他们吓得直哆嗦。

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是看一看父亲就走，不敢在家乡久呆。每到所谓的敏感日，邪党的各种大小会，我都会被派出所的警察骚扰。有一次，我在别人家当保姆，被警察找到，幸好有师父保护，我才安全走脱。

二零一五年“诉江”后，警察和社区人员改变了方式，给我父亲送了点生活用的小东西，说是看望他的，让我不要在外面发资料了。言语中还企图在我的亲戚中打探我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