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刘大秀老人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从此走入佛法修炼。之前,身体很不好,可以说是疾病缠身,什么胆囊炎、心脏病、肾病、神经官能症、脑血管硬化、身体右侧瘫痪等十二种要命的病,常年不离药,生不如死,对生活早已失去了信心。
修炼法轮功十八天后,师父给我了净化身体,所有疾病不翼而飞,彻底甩掉了折磨我几十年的药罐子,第一次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而且道德升华,我发自内心感谢慈悲的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自从江氏犯罪集团打压法轮功后,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难以计数,我也不例外。
一、在吴家湾看守所和灵泉寺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十二点左右),城南派出所(现凯南派出所)以我去参加了(对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旁听以及二零零零年在犀牛堤参加同修交流为由,强制给我戴上手铐,将我暴力绑架到吴家湾看守所非法关押两天。期间,看守所的一个狱警(姓名不详)叫我骂师父,又把师父的照片放到地上叫我去踩,均遭我拒绝。我对狱警说:“我的病就是师父给治好的,假如你得了许多绝症,医生给你治好了,别人叫你去骂医生,你会不会恩将仇报?我全身十二种病都是通过炼功康复的,过去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还去寺庙出了很多钱,病都没有丝毫减轻,这是事实。你说我能去骂我的恩师吗?!”
两天后,警察又把我劫持到北门戒毒所非法关押十多天,随后又将我转押到灵泉寺看守所。一个周五,市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的人及城南派出所的警察到看守所来对我进行非法提审,六一零的一个女人见我不配合,对我的态度很恶劣,只听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恨不得打你两耳光!问起你还不说!”我就善意的给她讲失与得的关系,她听完后态度有所缓和,说:“我还是没打你,也没骂难听的话,我下周星期一再来听你讲。”说完就走了。
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个月,被警察勒索了两千元钱后才放回家。
二、在灵泉寺看守所再次遭迫害、并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和同修到公园口蓝宝石商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自写的真相标语,被一女警跟踪,当我再贴时,那女警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并用手铐将我铐住,我和同修被绑架到市和平路公安局,在二楼一间审讯室,我和同修遭到非法审讯,逼问我俩的姓名、住址,贴的标语是从哪儿来的?我身上的七十多块钱和剩下的标语全部被搜走,接着警察又将我俩带回家里去抄家,我家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若干)、炼功磁带等私人物品全部被抢走,随后又将我们非法关押到灵泉寺看守所。
在关押期间,狱警指使管号的在押人员李玉梅逼我背监规,强制我给厨房干活。李玉梅见我不背,就逼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了两天“金鱼缸”(厕所),其他在押人员看不过意,都替我打抱不平。那天晚上,李玉梅就遭到了报应。她突然病得很厉害,狱警见了马上将她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
有一天“放风”时,我到狱警李智(音)的办公室去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出口骂我:“我老丈母是炼法轮功的,她给我讲我都敢打,我不看到你儿子和我关系好,老子今天就要打你,你还敢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讲。”
关押没多久,我被公安局构陷并将我的黑材料移交到检察院,儿子为了救我出去,被检察院公诉人(不知姓名)勒索了九千元,但还是在二零零零三年四月被船山区法院诬判四年,判后不久,即被劫持到成都市龙泉驿滨江女子监狱(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三、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到滨江女子监狱后,即遭狱警和犹大洗脑,包夹犯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左右对我进行监控,并将我隔离关押,还罚我坐小板凳,由于我年龄大,一天坐下来臀部疼痛难忍,几天不能站立。后来又强迫我做奴工,因双眼视力不好,完不成规定的任务,晚上还罚我加班到深夜十二点;后又强迫剥大蒜,指甲都剥烂了,双手火辣辣的痛,狱警还不让休息。
有一次,我因在监室里炼功被包夹犯人举报到警察那里,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就给其讲真相,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零零三年五月非典流行期间,全监狱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所有的警、犯都在喝抗非典的中成药。包夹犯人强迫我喝药,我不喝,犯人就不让我吃饭,并把药装在我的饭碗里,说什么时候喝了药,什么时候才能吃饭。犯人打小报告诬陷说我既不喝药也不吃饭,我就给警察解释:“是犯人有意害我,她说不喝药就不准我吃饭,我是修炼人,身体有抵抗力,任何瘟疫都伤害不了我,根本不需喝药。”此警察明理,犯人没有达到迫害我的目的。
有一次,警、犯逼我写申请材料诽谤大法,说写了就可获得减刑,我坚决不写。
我在滨江女子监狱遭受了三年零五个月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精神洗脑迫害留下的阴影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这一切的心灵创伤给我造成了难以抹去的痛苦。
四、退休工资被扣发
冤狱期满回家后,才知道我的退休工资被扣发,我直接找到遂宁市工业园区管教育的马力(音),叫他给我补发被克扣的退休金。马力说:“我这个情况(指判刑迫害)没有。”我叫他拿出文件给我看,他却拿不出来,他又说:“要把我在监狱迫害期间发的工资扣除。”最后在我据理力争的情况下,同意发给我退休工资。
五、几次被绑架、骚扰
二零一二年,我和同修在西门二医院门口看见许多人围观一中年妇女,见她蹲在地上呕吐不止,脸色苍白、面露痛苦,我赶紧走过去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来不及细说,只是求我帮她扯痧。我就叫她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也帮着炼,此事被旁边一个不明真相的老头举报。几分钟后高升街派出所来了警察将我和同修带走。因为相隔不远,我就边走边给警察讲真相,到了派出所就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真相,当天我和同修相继回了家。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我和同修在市红十字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巷里向一男子讲真相,不料被街头的摄像头录了像,警察发现后,立即开着警车过来,将我和同修绑架到凯旋路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遭到警察的非法搜身,强制给我们和护身符、资料一起照相,讯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不配合,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我当天上午回家。
二零一四年九月,我和几个同修到富源路贴真相标语遭人构陷,我和一女同修被绑架到富源路派出所,包里所有的真相资料全被搜走,同修还被一高个警察打耳光、关木笼子。当天下午我儿子将我接回家。
二零一六年夏天,南小区居委会三、四个女工作人员来到我家里,当时只有老伴一人在家。她们问:“刘孃在家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困难?叫她不要出去宣传法轮功。”说话时有两个女人用手机给客厅照相。我回家后听说了此事,第二天就抽时间主动找到居委会的人讲真相。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凯南公交车站台给一候车的小伙子讲真相。只听他说:“我是特警,就是抓你们法轮功的,你还敢给我讲法轮功的事情。”他一下子抓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打举报电话,旁边几个等车的人都在劝他不要打,这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可他就是不听。他接连打了四次电话,南津路派出所才来了两个警察将我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被警察询问姓名、年龄、住址、非法照相等,我都全盘否定,不予配合,而是慈悲的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中毒很深,在我面前大肆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一点也不记恨,而是及时制止他,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心怀慈悲的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这个警察听后也就不吱声了。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就叫我回家了。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我从外面刚回到家,就听见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五、六个男女站在门口,其中有四个女人是南小区居委会的,另两个穿制服的是凯旋路派出所的男警。进屋后一男警问:“你是不是刘大秀?你还在炼法轮功没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接着说:“你炼就在家里炼,不要到外面炼,别出去讲,别发资料。”一个居委会的女人还跑到我的卧室门口去张望,一男警还在客厅拍了照,我想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推说忙,就去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家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举世皆知。中共自定的《宪法》和法律也都明确规定了信仰自由,而居心叵测的江泽民及其死党余孽,不顾事实,丧心病狂地一味打压和迫害这群善良无辜、手无寸铁的修佛人,还让众多的中国同胞被卷入迫害佛法的旋涡,使他们面临被淘汰的境地。
俗话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望遂宁地区所有还在参与骚扰、迫害法轮功的人,真的要想一想自己的未来了,赶快从噩梦中清醒,不要充当江氏的犯罪工具,时间稍纵即逝,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