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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公主岭市曲亚平遭八年冤狱

更新: 2017年10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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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公主岭市五十四岁的曲亚平,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疾病都好了!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河北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判刑八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死人床、抻、吊、辱骂、强制洗脑、奴役等种种折磨,二零一五年结束冤狱,面对的是破裂的家,又被单位开除了,如今靠在外打工生活。

下面是曲亚平诉述她的遭遇:

我叫曲亚平,今年五十四岁,曾是公主岭市林业局下属林场的一名员工,以前身体有很多病:血管神经性头痛、胃炎、腰椎骨质增生,肾盂肾炎、妇科病等多种靠药物没治好的病。二零零三年开始真正修炼法轮大法,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疾病都好了!大法不但让我变成健康的人,同时“真、善、忍的法理也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心态变的平和,心胸宽广、善待他人。

由于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的栽赃、污蔑、造谣,因此使很多人都不了解大法的美好和殊胜。所以我用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讲大法与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因此被警察跟踪、监视。

被入室绑架、非法判刑八年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公主岭市河北派出所警察在所长秦剑波、副所长王海波带领下,在楼道里拉开了我家的电闸,在我儿子出去查看时,这些警察蜂拥而入,王海波和姓魏的警察冲进来将我双手反拧,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其他的警察冲进我的卧室,将卧室翻的一片狼藉,他们穿着鞋踩在床上、被子上,床板都被掀起,翻了一遍。把所有大法的经书,师父的法像、光盘、磁带、Mp3、电子书、电脑、刻录机、VCD、两个卫星接收器、还有一些现金都被抢走。我后来听说是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吉林全省统一对大法学员的绑架行动。那一次吉林省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当天晚上,我被非法关进公主岭市看守所。当时在那里被非法关押的还有几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我拒穿囚服,被警察三番五次的强迫穿,但都没达到他们的目的。一天晚上因为炼功被值班的警察宫平污言秽语骂了近半个小时,把其他监舍的人都骂醒了。炼完功,我问他:“警察的职责是除暴安良,保护人民的安全的,你怎么能骂人呢?”他凶狠地说:“我愿意骂就骂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二零零八年六月份,我和一起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张丽华一起被非法开庭。在法庭门口,国保警察、便衣林立,几台摄像机,照相机同时拍摄,社区、街道、很多人被叫来旁听,如临大敌。

在庭上,我问法官:“刑法上哪一条把法轮功定为了×教?”法官说不出什么,只说:“刑法三百条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说:“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才被迫害。法轮大法弘传一百多个国家。”法官还未等我说完就喊:“休庭。”我立刻被法警粗鲁的推上了警车。在那些不明真相的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的眼里,对法轮功学员可以为所欲为,开庭只是走一下过场而已。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对我枉判八年的判决书。我上诉到四平中级法院,在当时的迫害环境下,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家人也曾找过律师,可没有人敢为我辩护。

在监狱遭酷刑折磨:死人床、抻、吊……

在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后,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和一起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耿万英、张丽华一同被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区——所谓“教育监区”(现在的八监区),当时的“教育监区”有四个区队,每个区队都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我被分到一区队。当时的教育监区的监区长是张淑玲,主管洗脑法轮功学员的是副监区长倪笑虹;一区队的队长是董佳文。

送到监狱的第二天,几名狱警带着由包夹看管的我们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去监狱里的医院抽血、化验,回到监舍,犹大帮教轮番说教,让我们放弃信仰。我不转化,这些人就逼着我看污蔑大法的电视,坐在不到一尺高的小凳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不得闭眼睛,腰挺直,甚至只许坐凳子的一角,不许动一下,如果坐姿稍有变化,包夹就会呵斥、打骂。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这种坐姿折磨,致使臀部化脓,很长时间都不痊愈。因为不转化,包夹犹大就会用恶毒、污秽的语言辱骂,我也被包夹踢过、骂过。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因不堪受辱撞墙,被刑事犯托架到三楼(专门对法轮功学员施酷刑、强制转化的楼层)。管事的刑事犯史传霞、杨惠(长春人)在监区副区长倪笑虹、狱警董佳文的授意下,将我绑到“死人床”。这种酷刑被称为“上绳”,是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抻”刑。每天二十四小时被绑到床上,将手脚分别用布绳吊系在床栏的四个角上,系的是手铐扣,稍稍一动绳子就会越勒越紧,甚至勒进肉里,非常痛苦!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当天晚上,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疼得浑身颤抖!汗水把棉衣、棉裤都浸透了。一夜之间就被折磨的脱了像。当时有一个包夹刑事犯王立新(吉林市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非常狠毒。被她包夹的法轮功学员都带着伤。她虽然不包夹我,也参与了对我的迫害,她是在我隔壁监舍的包夹,我后来才知道她当时正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窦丽娜,一年多以后窦丽娜的手腕、脚踝处都还留有深深的疤痕。我的脚踝处也被勒的暗黑、萎缩、麻木,在下了“死人床”以后的近一年多才恢复了正常。

即使我被绑在床上,她们也要在每天五点到晚上十一点钟之间播放诽谤、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光盘。由包夹看着不许闭眼睛。不想吃饭,包夹邓雯文(辽宁人)就把馒头撕开不停的往我的嘴里塞,由于手脚被绑在床栏上,仰倒在床板上,食物很多很难下咽,邓雯文就用大块的馒头硬往我的嘴里塞,还大声的咒骂。我的身心就这样遭受着极度的摧残。

有一天晚上,包夹邓雯文、李欣欣(辽源人)、房小丹(吉林市人)、李建立(公主岭市人)、刘艳秋、郝艳(通化市人)把我的手脚吊高,并用抹布把我的嘴堵上,当时绳子几乎勒进脚踝手腕,由于冬天屋里很冷,我的鼻子也不通气,不能呼吸,她们看我几乎快要窒息了,才把抹布掏出来,并很凶狠的说:“我们怎么收拾你们法轮功都没事,监狱有死亡名额。”

在这样的酷刑中,我熬过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的十二月份,我的姐姐、弟弟、弟媳从家乡几次到监狱看我,都不让见。后来弟弟托人找了监狱接见室的一名警察,花了一千块钱,才让他们见我。当时姐姐、弟弟和弟媳看见步履蹒跚被包夹搀扶进接见室的我、骨瘦如柴、面容憔悴。从不轻易流泪的弟弟和姐姐、弟媳都忍不住哭了,不住的叮嘱我保重身体。

在我精神和肉体在迫害中痛苦达到极限时,被强迫转化,这真是对人的灵魂和本性的扼杀。二零零九年一月份,我被转到四楼,每天早上五天到晚上十点,十几小时都在包夹和帮教的严密看管和强迫下被迫看造谣和污蔑大法的光盘资料,每天犹如文化大革命似的写认识、写思想汇报,如果达不到倪笑虹和犹大帮教认定的标准,轻则重写;重则她们会用你转化的不彻底,重施酷刑转化。

刑事犯包夹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转化的目的,采取的手段阴毒至极。她们把师父的照片贴在凳子上、地面上,任人踩坐。我所知道的刑事犯马岩(长春人)、许欣梅(松原人)、宋艳辉(长春人)都做过这样的恶事。当时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这样的恶行每天都在发生着。

这些刑事犯之所以竭尽全力、手段残忍,是与监狱对法轮功迫害的形式分不开的,因为她们改造的考核积分与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挂钩,所以当时在吉林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残、致死、致伤、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多人。而这些迫害都是在监狱长、监区长及狱警的纵容、准许下发生的。而造成这一切迫害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

被非法劳役 迫害进医院

经历近九个月的强制酷刑转化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当时的教育监区又扩大了服装车间。当时我们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出工,白天在车间强迫劳役做服装。晚上出工前五点到六点,晚上收工后七点到九点都要“上课”,强迫看诽谤、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光盘。还要定时写帮教留的所谓“作业”、“思想汇报”。无论是在车间还是在监舍,法轮功学员之间一律不允许说话,一切言行都要在包夹的监视下进行,如有违逆,轻则回转化班强制洗脑,重则实施酷刑重新转化。

当时主管生产车间的副监区长于丽红对待法轮功学员非常凶恶。有时还动手打学员。有一次中午吃饭时我去晚了两分钟,她没让我吃饭。在车间中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吃过饭立刻就得干活。晚一点如果被于丽红看到就会被呵斥。每天上厕所的时间都是定时定点。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役和精神压力,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贫血状态。正常人的血色素是12,我的学色素只有4,监狱医院的医生以为出现了误差,又重新采血做了化验。这样的身体还要在车间干活,上到二楼都要歇一歇,随时都有晕倒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住进了监狱的医院。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好转,后来去了监狱外面的省医院。当时省医院的医生给我检查时问我:“你犯的啥事呀?身体这样。”还没等我回答,当时在场的狱警莎莉赶紧道:“别说!”沙莉当时是教育监区一区的狱警,她和倪笑虹都对法轮功学员很邪恶。莎莉不让人知道我是炼法轮功才被绑架的,就更加证明了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是多么的邪恶与见不得光。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吉林省女子监狱从黑嘴子搬到了兰家镇。我和五十多名在车间干活的法轮功学员一道被分到了六监区,六监区的监区长曹洪曾任教育监区的监区长,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邪恶。是司法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骨干。据她自己说她曾去辽宁女子监狱转化过某某某。吉林省女子监狱的迫害手段都是曹洪与监狱长武泽云开创的,全国很多的监狱也吸取了吉林女子监狱对法轮大法学员转化迫害手段。

在六监区虽然没有在教育监区的强制转化洗脑,但劳动强度与劳动量都很大。对大法学员的迫害形式虽然不一样了,但目的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还是备受歧视,如果曹洪发现哪个法轮功学员没转化好,这个学员就会调回教育监区重新转化洗脑。在车间被迫劳役是没有劳动保护的,夏天时满身满头的纤维毛与汗水粘在脸上、身上,刺痒无比;纤维毛与灰尘在空气中飞舞;手指被化纤染料刺激的开裂、脱皮。不小心手就会被缝纫机的机针穿透。

就这样我在吉林省女子监狱这种强制转化和超负荷的劳役中,被迫害了六年半的时间。

被单位开除 家人受伤害 家庭破碎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也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遭受着别人的白眼。在绑架我的当天晚上,儿媳都被吓哭了,我的小孙女才两个多月,正需要人照顾。当时我儿子找律师都没有一个律师敢为我辩护。姐姐、弟弟和我儿子每次去监狱看我都要花一天的时间,有时还会见不到我。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我结束了七年的冤狱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丈夫和别的女人生活了几年的家,丈夫和我离了婚,我又被单位开除了。没有经济收入的我,如今靠在外打工生活。

江泽民发起的这场邪恶迫害,使我失去了工作、家庭。家人害怕我再被迫害,对我修炼法轮功也不支持、有误解。本来我们很幸福的一家人,却因为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而产生了隔阂。

以上这些都是因为我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的真实经历,而我所受到的迫害,也只是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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