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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人士切莫助恶枉法
这两本教科书中的以上内容严重违背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翻遍中国现行的法律条文，没有一条规定信仰法轮功违法。2000年中共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中公布的14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十四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宣布解除法轮功各类出版物的出版禁令。
中共以谎言和暴力夺取和维持其政权，没有任何合法性，更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是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信仰法轮功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犯罪。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是江泽民一伙在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操纵中共公检法陷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所以触犯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恰恰是江泽民等凶犯。而法轮功学员都是修心向善的普通百姓，他们如何能破坏法律的实施？又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所谓的“刑法学教科书”的作者竟然视而不见，这样的人不过是赵高、来俊臣之类的助纣为虐的刀笔吏而已。
法轮功从一九九二年在国内传出，教导人们按照真、善、忍做人，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真正修炼的众多民众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福益社会。至今为止，公开诬陷法轮功的只有人权恶棍江泽民，和曾经吹嘘亩产万斤的谎言报纸《人民日报》以及“最高两院”的《通知》。对此，大陆法学界所持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秉持正义，坚持依法治国，坚决反对迫害法轮功。劳教制度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维权律师李方平等六十九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去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次年七月七日，超过一万五千名的中国专家学者，联名呼吁中国政府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为法轮功学员吴红卫做无罪辩护时指出：真正在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是江泽民，江泽民才是真正的罪犯！六一零办公室是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组织，应该依法撤销。法庭立即爆发掌声。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代表中国法律界发出正义的呼声：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了这个法律真相——刑法第三百条及其解释完全不适用于法轮功信仰者。所谓依法打击实际上完全是蓄意错用法律的枉法强加罪名，是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者的陷害，是假法律之名，行犯罪之实。
第二种情况：在高压下大多数教授以沉默表示反对，表现在对刑法300条进行学理解释时持审慎立场和态度，大多数学者教授在其专著中都没有提及法轮功。
第三种情况：追随江氏集团，摇唇鼓舌，甚至公开发表诽谤法轮功的言论，助恶枉法，以上两本书的作者正属于此类。尽管他们的观点并非主流，也难以得到法律学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些年也确实危害了不少青年学子和法律业内人士，因此必须予以澄清，还原事实真相。
人们还注意到，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本人具有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背景：2000年6月至2003年6月在江氏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期间，他曾兼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直接参与枉法起诉等一系列活动，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打手。难怪他至今仍然在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站台。
助恶枉法必有恶报。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系主任肖胜喜，后任北京市检察二院副院长迫害法轮功学员，负责并参与了起诉原法轮功研究会四成员并使其被判重刑，于二零零零年年底吐血不治身亡。更多发生在北京助恶枉法遭恶报的例子如：原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主管中共的金融、财政后，倾全力协助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患癌症死亡；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17年2月16日被判无期徒刑；中共中央“六一零”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已患癌症日渐沉重；北京市顺义区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王涛（男，32岁）2003年曾作为公诉人陷害四名法轮功学员，次年车祸惨死；北京顺义区法院刑庭副庭长杨颖（女，50岁左右）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患有乳腺癌长期卧床在家，生不如死。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原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亲手导演并制作“天安门自焚”案，构陷法轮功，欺骗世人，煽动仇恨，2008年因胃癌死亡，死时47岁。相隔仅半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得淋巴癌死亡，死时48岁。罗京播报诬蔑法轮功的虚假新闻，跟着中共指鹿为马愚弄欺骗国人，结果害了自己。如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遭遇类似恶报伤及自身或家人的事情被披露出来的已有万例之多。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在此奉劝中国大陆所有那些还在助恶枉法的人及早收手，消除自己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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