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九年半冤狱迫害 汉中王新莲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明慧网通讯员陕西报道）二零一七年四月，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王新莲结束了三年半的冤狱回到家中。回顾这些年强加给自己的迫害（遭冤狱累计长达九年半），王新莲履行自己的合法权利，于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追究发起这场迫害的恶首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下面是王新莲老人的陈述：

一九九六年我五十岁，因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手脚趾骨均已变形，还伴有偏头痛及其它病症。特别是一九九四年因一时大意，被练附体功者在小腹肚脐眼处，猛拍一巴掌，晚上睡梦中被抽一股气惊醒，此后肚脐眼处就流水，身体严重受损，面黄肌瘦，四处求医问药，找气功师看病，越治越重，无奈到庙里烧香叩头，也于事无补。后来一个卖书摊摆在了我家商店门口，我看到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找到了炼功点，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三个月后，病症不治痊愈，这让我受到强烈的震撼。我的命是法轮大法给的，我认定了这是高德大法，决心修炼到底。

但是，九九年中共及江泽民迫害大法，这些年我遭受了三次非法劳教，一次洗脑班迫害，一次判大刑，六次抄家。重复经历着被非法跟踪、绑架、抄家、关押、判刑等迫害。镣铐锁链，九死一生，累计长达九年半酷刑折磨，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苦难。这么多年的迫害，我失去自由，经济受损，身体受到伤害，不仅给我本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还株连了我的家人、亲朋，使他们长期生活在高压恐惧之中，多次被抄家、恐吓、传讯、威逼等，经受无端折磨，警车呼啸，翻箱倒柜，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打乱了本来平静的生活和正常的工作。

自二零零零年以来，我被当地“610”办公室定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到家中骚扰。“610”还书面通知我的主管部门，停止对我办理退休金等一切福利待遇，以我不放弃信仰为由，剥夺了我该享受的基本生存权利。

二零零一年我劳教回家后，去找原单位，已不存在，单位在二零零零年撤销时，给所有未办理养老保险金的职工、登报解决、处理遗留问题。我因正在劳教期间，无法办理。去找主管局，主管局让找社保局，社保局以我已过退休年龄为由，不予办理。我奔走、往返于主管局、信访局、社保局之间多次，无果。原因是他们惧怕被牵连，推来推去，不予接待。致使我没有生活来源，我辛辛苦苦的工作多年，到老来却没有养老金，成为家人的负担，生活非常艰难。他们对我的所有迫害，都是对我思想的一种强制限制，并企图用经济迫害达到我放弃修炼的目的。

回想这些年来对我的多次迫害，都是以刑法（300）条，第一款“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定罪的，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做好人，究竟我利用了哪个邪教？谁实施的哪部法律被我破坏了？我始终都不明白，也从来没有执法者给我解释过。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信仰法轮功，这是我的自由。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发资料，劝三退，都是围绕，“坚守信仰，讲清真相”，在做善事，在救人。没有任何违法性，更没有社会危害性。拥有的电脑，打印机等都属于私人财产，不是犯罪证据。所以，对每个法轮功修炼人，随意抓捕、劳教、判刑，都是假借法律名义，在迫害正信，迫害善良。相反，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群体的灭绝性迫害，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认可，也没有法律依据，由他个人发起的，这才真正是“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巨大犯罪！

控告的事实依据：

一、被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正月十四日），我和张雪琴一行六人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半夜到北京，住进铁道宾馆。早八时，被关进警车非法带走，关押在陕西省驻京办事处一星期。

被关押期间，“610”马平安等人指使汉台看守所民警门全秀，利用在押人员周剑英、刘志红、孙波、杨静等吸毒、卖淫犯，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对我拳打脚踢，打破我穿的皮大衣，抢走我身上带的钱，给我带了十四天脚镣。七月以我炼功为由罚戴背铐。我在看守所期间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最后被劳教一年半。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被非法关押到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劳教所警察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不让睡觉，逼迫我放弃信仰。二零零一年九月三日期满，因不写污蔑法轮功信仰的所谓‘保证书’，我被劳教所教导员张晓玲和警察梁刚、杨某某送回当地，交给610。我非法劳教期虽满，但依然没有人身自由，仍被跟踪和监视居所。

二、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二年半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日，我又被“610”马平安、刘德有等四、五人从家中法绑架，他们入室抢劫，而后我被关押在汉台看守所。狱警干部操控在押人员张红彦等严酷的迫害我，她指使号舍所有关押人员，几次轮流给我泼了几十盆冷水、不许穿衣服，毒打我，以致我血压升高，心跳加剧。我绝食抗议，遭到了野蛮灌食，每晚被推倒在地，用大号火钳撬嘴，致使牙齿变形，关押期间指使犯人恶毒咒骂法轮大法师父，为阻止我炼功，强制给我戴背铐七天六夜。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半，二零零四年元月被强行带至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关押。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被关押在劳教所南楼暴力转化。警察冯队长令包夹（包夹是劳教所以互帮学员为幌子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操控、监控，二十四小时实施迫害，可随时对法轮功学员施暴，体罚，不让睡觉，并向干部汇报。是劳教所、监狱干部利用的打人棍子。）晚上将床板及被褥搬出房间扔到楼道，不许睡觉，白天罚站，不许上厕所，及做其它所有动作。连续十多天体罚，昼夜不让我上床睡觉。大队长王力强迫我看污蔑大法的书，并让包夹二十四小时监督，企图改变我的信仰，在我的抵制下，王力和冯×将我铐在床腿上六天五夜，包夹们天天围攻我，逼我承认错误，企图转化我。在南楼一共关有九名法轮功学员。同年五月，我们因抵制转化，抵制做奴工，集体绝食而被野蛮灌食，反复插管子，造成食管破裂，个个口吐鲜血，惨不忍睹。吸毒犯杨红鸽恶毒的捏住我的下巴灌食，不管我的死活，造成下巴脱位，长时间不能复位。我却因此受到延期劳教一月的处分。

八月下旬，又一轮转化开始，我们被单独关在南楼施用各种手段，强制转化，由省“610”派刘政委，枣子河男劳教所的警察王、高二人，三大队教导员张晓玲及二名警察和两名吸毒犯转化我，每天高音播放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和视频、罚站，晚上不许睡觉，高压折磨我一个月。一天正在被罚站，包夹延亚利进门，突然猛力一拳打中我右耳，当时脑子嗡嗡响，向左猛力跌倒，后背又撞到了凳子尖角上，立马撞出一个坑。从此我右耳听力受损，至今腰椎弯曲不能用力。而这些行凶者反而提前解教。她们利用着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为所欲为。体罚、羞辱、污蔑法轮功学员的人格，并以此为乐。

九月底我又回到三大队被强制做奴工，劳教所为了掩盖迫害，在正常收工后，让劳教学员把要干的活搬在楼道里，偷着干。冬天无任何取暖设施，还开着窗户，寒风刺骨，手冻烂了，脸冻伤了。每天干活到清晨三、四点，六点又要起床，干不完的活通宵加班干，睡不了觉，苦不堪言。劳教所的狱警，就是这样利用被劳教人员，为劳教所敛财的。

二零零五年七月初，我因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有《大纪元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声明》被警察孙明珠发现，抢去上交所里，警察董燕玲宣布对我的处分，罚戴手铐，下午又由教导员张晓玲给我强穿约束服二十九天。约束服是用帆布做的，袖子很长，就像五花大绑一样，不透气。双手绑在背后，这种酷刑使人极度痛苦。当时正值八月份四十多度高温天气，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不准洗漱，身心备受煎熬。

二零零五年十月后，我发现自己的小腹每天在胀大，去医务室看病，医生说没有问题，但是小腹突出已明显。正在这时，有人发现送饭时往菜里加药，我怀疑给我的菜里也加了药。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日我回家后，身体虚弱，面黄肌瘦，小腹鼓胀，两年多才恢复。

三、再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我与同修一行三人，在西安市霸桥区常家湾村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者举报，被警察带到红旗派出所。

第二天，被胁迫抬到所谓“陕西省西安市法制基地”——宣平园洗脑班非法拘禁。国保大队孙队长带人非法入侵我女儿的家，抢走了大法书和资料、现金等，和女儿的电脑。非法拘禁期间，还剥夺家人人身自由，胁迫家人参与，逼迫我放弃信仰。强制体罚三个多月后，以不转化为由对我枉判劳教一年半，强制我接受（最后所外执行）。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我们开车在路上被非法搜查，以车内装有法轮功资料为由，被汉台区“610”非法抓捕，关押在汉台区公安局。私家车。“610”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把我和同行大女儿康娟非法拘禁在审讯室，拷问了两天，康娟坐的是铁椅子。非法没收了我们的包，包内装有手机等，扣押了汽车和资料，和车内的私人物品，不开任何单据，随意关押，随意抢劫财物，足见“610”人员骄横的执法素质，对法律的漠视和办案的随意性。两天后，康娟放回，我又转押进看守所。十月份家里请的律师，只见过一次，以后再不允许见面。也不允许律师到庭辩护。

二零一四年元月十三日，勉县检察院张、高二个检察官提审我，开口就说我是邪教类罪犯，我请他出示国家对法轮功的定性文件，他说，公安局说你们是邪教，你们就是邪教！我说，要有法律依据，他说，我刚刚接到国外打来的电话，我也想被救度，可是我要吃饭！本应是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可是碰到法轮功问题就把良心扔掉、听命于“610”了。

四月九日，勉县法院在不允许自己请律师辩护，不通知家属参加，开庭审理。

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庭宣判，在没有发给告知书，起诉书、判决书的情况下，我被枉判三年半。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审中院维持原判，也没发给判决书，整个过程，完全是违反司法程序。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我被送入陕西省女子监狱。到监狱后，我被分到2分队1号舍，包夹叫李爱梅。我到监狱的当晚就罚站，被子也没收了，连续几夜不许睡觉，勒令站在一块地砖大小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上厕所。警察杜颖还说，这你还不满，要放在过去，哼！不知以前有多可怕。真没想到，在这里地板砖也可以“画地为牢”。监狱里空气紧张，不允许和别人说话，也没人敢望我。包夹是监狱里的长刑犯，可以为所欲为，打骂、酷刑折磨我，替警察达到转化我的目的。晚上罚站，白天人都干活去了，我被她脚踢拳打，为了逼迫我对大法犯罪，照她们的意思说和写，二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有时还叫到隔壁号舍去打，长时间罚蹲，从今天蹲到明天。她看我走路一拐一颠的，凶狠地说，腿打断了住院，只要你有钱！以前有的是腿断住院的！至今我的左腿脚腕处仍有一个包，两年了也不消。每次打完后，她又对我说：我还有几个月就回家了，你要替我着想。她们就是这样利用着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干着罪恶的勾当。

很快我被迫害得尿失禁，一看水龙头流水，就不由自主就尿。此后，为了减少憋尿的痛苦，我一天只吃早、中午两顿饭，每餐一个馍，整天不敢喝水，用这种方法来缓解不让大小便的痛苦。两年来我就这样一直被囚禁，罚站罚蹲，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去监狱三个月了，一直不让接见。警察杜颖多次剥夺了我女儿探视母亲的权利。

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早上刚吃过饭，包夹闫红莉说带我看病，我以为看尿失禁，就同她一起去了医务室，卫生员让舌下压一粒药，只一会，卫生员叫进去，抽血化验，抽了我一个满管血，我问他为啥要抽这么多的血，她们一起恶狠狠地吼叫：“不许说话”。又抽了两个半管的血，共三根两公分粗的管子，之后我眼冒金星，视物不清，昏昏沉沉，走路不稳。此后我写过两次申诉，可每次底稿尚未写完，就被警察李希没收了。到最后，没收了我的所有纸、本子，还吼我说“你想干啥！”看管越来越严。

我马上要出狱了，她们还不放过我，人为我思想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包夹宫锦华随时打骂我，不给吃饭，每天中午只给一个馍。七天后一天只给一勺菜，因为我递交了不转化的“严正声明”，就不许我吃饭。从早上起床就不许坐，全天罚站，晚上十点才上一次厕所。不让洗漱，包夹还恶狠狠地说：“你还有不到40天就回去了，就让你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出去。”当天下午，警察杜颖还让全监区的犯人，每人写一份监狱长讲话“监狱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感想。还有两天就要出狱了，警察李希把我叫去，问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按照“严正声明”所写，如实回答，她听后怒火冲天，大声训斥，喝令让我蹲下，然后叫来包夹当晚给我调号舍。调号舍后，新包夹是王丽，我被罚站，她大声训斥我，曾经的包夹刘丽红也来参与迫害，一声比－声高，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支撑不住，忽然不由自主尿了一股，马上大汗淋漓，站立不稳，她们叫我赶快上床，迷迷糊糊时我听刘丽红大声喊，王新莲，你叫你家里人给你准备棺材，我不是来发丧的，我是来送行的。我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非常难受，浑身不停抖动，昏迷过去了。第二天我听王丽说，真吓人，就那一会时间，给你用了六种药。

结语

出狱后，我脊背佝偻，听力下降，腹部鼓胀，尿频尿急，身体十分虚弱，家人为我难过，见到的人无不为我担忧。这些年来，家无宁日，两个女儿住在外地，自从我被绑架，既要照看她爸爸，还要探视我，颠簸往返在路途，担心着我的生命安全。老伴孤苦伶仃，惦记着去给我送钱送衣物，还牵挂着我是否挨打受罚。平日里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背后议论。原本幸福的生活，在这场迫害中变得人人自危，度日如年了。

今年回家后，片警和街道办的人不顾我身体虚弱，多次来家骚扰，以办养老金为由，利用谈话之际另一人到处拍照，还强制给我照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肖像权。

这一切都是由江泽民一手操纵发生的，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惨无人道的血腥迫害，同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把所有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政府工作人员推到了法轮功的对立面，使不明真相的人仇视法轮功学员，并积极参与到迫害中来。追本穷源，江泽民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