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迫害精神失常、多次命危 黑龙江李艳杰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我和丈夫宫凤强深受其害，丈夫宫凤强曾被五次绑架、四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一次被非法判刑五年、两次被非法抄家、宫凤强单位两次派人，黑天白天不间断的在我家，寸步不离的监管长达二十二个月之久， 勒索人民币二万一千元，把我经营的红红火火的冷面厂给弄黄了。丈夫宫凤强在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丈夫宫凤强被迫害得精神失常、耳朵没有听力、不认人、不会说话、多次出现人临死之前的弥留之际的状态。我被迫害的抱着五个半月的女儿流离失所十七个月之久。”

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镇三十八岁的李艳杰女士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中国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实施针对法轮功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又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导致亿万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甚至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并造成现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下滑，尤其是司法系统的混乱黑暗。

以下是李艳杰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我丈夫宫凤强一九九七年七月因患病医治无效，听邻居介绍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走入大法修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身体恢复健康，生活中我为人谦和、真诚善良，工作认真出色，曾被评选为优秀驾驶员，在亲朋好友和同事眼中是一个公认的好人。

上访被绑架，丈夫被非法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抱着相信政府的心态，去省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受益情况，却被劫持到一个体育场软禁一天被释放，体育场里面装满了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体育场高音播放诬蔑师父的新闻。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三日（正月初七），我被叫到达连河公安分局，方正县的警察让我说出我都认识方正县沙河子村的哪个同修。方正县的警察威胁说把我从三楼推下去，达连河公安分局的警察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拒绝。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五日（正月初九），片警王东军和开车的张正华把我从家中带走，途中遇见我大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来我家串门，大姐眼睁睁的看着我被警车带走。在警车里王东军说：你要说炼，今天就得把你扔进去。我被绑架到依兰县公安局，原政保科长龙德清在公安局正在等我，我一进屋龙德清马上填写拘留我的票子，填写后就要拘留我送看守所，因我已怀孕四个月，被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很不情愿的放回。丈夫知道后十分着急的去达连河公安分局找我。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八日（正月十四）早上，丈夫宫凤强去北京上访，上午十点多钟丈夫单位煤矿（现中煤龙华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第二采区书记付学敏等七、八个人上我家，问我丈夫是否去北京了。紧接着公安分局王东军上我家看我是否上北京。

丈夫在北京信访办被绑架，被依兰县公安局的警察押解回依兰县关进依兰县看守所，丈夫被非法关押期间，被依兰县公安局警察刘晨等人毒打及电击，打耳光、被强迫靠墙站着，警察猛击我丈夫的胸部、拳打脚踢身体各处、体罚“撅着”、蹲马步。用牙签扎每个手指，用带棱的硬物猛搓肋骨，由于长时间电击，造成呕吐、腹泻等。对我丈夫酷刑折磨时，让我丈夫出卖其他同修、逼迫丈夫放弃信仰强迫写“保证书”。期间，公安局警察和看守所狱警挑拨我丈夫和家人、同事之间的矛盾，造谣说我丈夫不管怀孕的我、不要家、不要工作。家人看到我丈夫惨遭折磨，为了让他尽快走出看守所，用亲情给我丈夫施加压力强制放弃信仰。家人也逼着我放弃信仰，还让我去看守所逼着丈夫放弃信仰。在这期间我的公婆给公安局长张焕友送礼送钱，张焕友正想用亲情迫使丈夫放弃修炼，才让亲人去看守所见丈夫一面。

酷刑演示：暴打

在看守所，担惊受怕的婆母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哭着说：你大哥（二十九岁时患尿毒症离世）都没了，我就剩你这一个儿子了，宁可我死也不能让你死啊！”婆母说着说着就晕过去了。这时上来一帮狱警，他们有的按着丈夫、有的薅着他、有的拽他的手在空白纸上按手印，强迫丈夫按完手印，他们就可以随意往纸上写字了。丈夫没有违背良心，但无力反抗只好抓破了空白纸。张焕友对丈夫说：“你不要家、不要孩子、不要工作，你写保证书，我就放你就回家。丈夫说：不是我不要家、不要工作，是你们把我抓进来的，我上北京反映完情况我就要回来上班，现在是你们不让我回家。”张焕友威胁说：“宫凤强你是不是得从这个门出去……！回号里给我撅着（体罚）。”

体罚：撅着（“开飞机”）

家人到处找熟人拉关系、送礼的钱数无计其数，姑婆为营救我丈夫没时间在家料理家务，致使一头大牛带着腹中的牛崽掉进江中淹死，这两头牛对于家境贫困的老姑几乎是全部财产的一半。丈夫被非法关押三十四天后，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勒索家人八千元人民币，后才将我丈夫放回家。

非法拘禁、威胁、在家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

我丈夫被非法拘留期间，依兰县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警察韩云杰（已死）和刘臣非法闯入我家没出示任何证件抄家，整个翻个底朝上，大冬天连做饭的锅都给拔了看看有没有法轮功的书籍，致使烧火做饭时锅冒烟。刘臣看着我们夫妻俩的结婚照片，威胁正在怀孕的我：如你不怀孕，我扒你的皮，你放心，整不着你整你丈夫。还拿走了家人和朋友的很多照片和几本法轮功的著作。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五的晚上，依兰煤矿保卫处武善亮带着七、八个人闯到我家，武善亮威胁说：给你强行刮宫流产，把你戴手铐铐在暖气上，并说了一些侮辱人格的话。

当天晚上我又被弄到达连河公安分局办洗脑班，主要有镇政府书记高宏大说些污蔑大法的话，让大家放弃修炼并每人交三千元“保金”以送看守所相威胁。

我被非法拘禁十六个小时放回家。煤矿保卫处指使丈夫单位派八个女工，在我家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我一个多月。吃饭、睡觉、上厕所、上街买东西都有人跟随，就是我去看守所看我丈夫，看管我的人也跟着一起去看守所，然后我去住在依兰县的大姑姐家吃饭她们也一直跟着。丈夫单位的副书记王杰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来家，查看看管我的人是否在我家。家中无论白天、晚上、半夜，随时都可能有人敲门，随时都可能被绑架。单位监控的人说；一年都是敏感日，元旦、两会、四二五、五一三、七二零、十一、元旦、新年，一年全是敏感日都得监控。

几天后我又被带到达连河公安分局要求写“保证书”，被我拒绝。又过了几天，达连河公安分局无故被扣押我的身份证，被强迫按十个指印，身高，穿鞋多大号都被记录。

我八十多岁的爷爷病重，我们全家人打车去依兰县永发乡长虹村的老叔家看望爷爷。煤矿保卫处派一抬车一直跟到永发乡，伙同永发乡派出所的警察，让我老叔当“保人”看着我不让我去北京，我如果去北京让我老叔承担责任。我们车刚一出达连河，给我看家的邻居就接到达连河公安分局的电话，让我去分局。看家的邻居说：保卫处都跟车去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丈夫被释放回家后，由于不放弃修炼，依兰煤矿不但不给开工资，还非法勒索九百元，说是上北京接丈夫的费用。还强迫我丈夫上班每月只给开一百八十元，让丈夫上班是为了看着他别上北京。 一百八十元生活费根本就不够。怀孕的我多次去找煤矿找原书记陈鹏耀和“615”（就是现在的“610”）主任吴雅超要求正常开工资也无济于事。

二零零零年七月初，我到了预产期，单位监控的人才撤离。当天我写了很长很长的信放在家中，信中说明电视里演的都是谎言，为什么要去北京上访说句公道话。第二天早上三点多丈夫还在熟睡中，即将分娩的我坐车赶往北京上访。晚上九点多钟保卫处”610“的卢国成等人上我家，发现我不在家，他们看见了我留下的信，把丈夫强行绑架到矿保卫处并戴上手铐非法审讯，威胁我丈夫说是包庇我，还说如果我不回来就要把丈夫送进依兰县看守所。

我在哈尔滨车站被劫回当地保卫处。他们非法审问我做笔录，我已到预产期，他们又连夜找来单位两个女工继续跟踪监控我回到家中。丈夫被戴上手铐在保卫处关押一夜才放回。

七月十五日我即将要生产，当天晚上单位还派人来监控，被我丈夫撵走。四、五个小时后女儿宫宇出生了。由于我在怀孕期间经受了太多的威胁、恐吓、骚扰甚至绑架，天天担惊受怕，吃不进饭，没出生的女儿也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致使女儿宫宇出生时才五斤二两。

坐月子被非法抄家，丈夫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晚九点多，依兰县公安局、达连河煤矿“610”、保卫处和达连河镇公安分局三家联合，达连河镇公安分局的赵文、煤矿保卫处的卢国成等七、八个人，带着记者和录像机跳杖子闯进我家（住的是平房），让丈夫在搜查证上签字，丈夫拒绝签字遭到警察的辱骂，警察和扛着录像机的记者闯进我的月房，冲着我一边录像一边便问：你还“炼不炼”？我说“炼”。

女儿宫宇刚出生十八天，墙上到处挂满了刚洗过还没晾干的孩子的尿布和衣物。随后达连河分局的王远宏和管户籍的陈宪光等二十多个警察也闯了进来，开始到处乱翻，犄角旮旯，所有的衣物箱柜、能挪动的家具没有翻不到的，土匪般的疯狂抄家。我还遭到陈宪光（女）的全身上下侮辱搜身，就连新生婴儿都抱起来搜孩子的被褥；警察强行拽丈夫上警车，后面有警察抬腿要踹我丈夫被我厉声制止。

丈夫被拽上警车时，有严重心脏病和风湿病的婆母追到院子里晕倒休克在地，正在坐月子、身体还很虚弱的我连忙从屋里跑出来，一边往起抱婆婆，怎么也抱不起来，一边凄惨的喊着：“妈、妈，你醒醒”，这时好心的邻居听到喊声也赶了过来，邻居也一直喊：老太太有危险，这才让我丈夫下车看看婆母。当时有的警察也看不过去了说：李艳杰，你这样会做病的。丈夫给婆婆吃了一粒药，母亲睁开了眼睛，达连河镇公安分局警察赵文一再往分局打电话说是丈夫把婆母吓倒的，并坚持要带丈夫走。警察再次把丈夫拖上警车，这时刚刚苏醒的婆母再次休克抽搐，一好心警察说老太太得上医院啊！可是其他警察把全身上下抽成一根棍儿的婆母抬进屋，同时警察们把丈夫按在车里开着警车就跑回公安局，家中扔下还未苏醒的婆母、刚出生的女儿和正在坐月子的我。我们结婚时丈夫给我买的金戒指，不知被谁顺手牵羊偷走了，屋里屋外物品散落一地比被偷盗了还乱，一片狼藉目不忍睹、凄惨无比。

丈夫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和大姐苦心经营三年的冷面厂无法正常运作，母亲只好帮忙生产、送货。母亲时常偷偷的哭心疼我们娘俩没人照顾，更担心我丈夫在看守所里面是否挨打。被警察吓休克的婆母苏醒过来后，无力照顾我和孩子只好回老家打针调养。我白天只好自己在家中做饭、洗尿布、照顾孩子。几天后女儿口腔里面长满了一层白东西（土名：长马牙子了），女儿胀肚不排气、不吃奶整天哭闹不停。儿科大夫就诊后说：女儿是吃了我上火的奶水造成的。那时亲朋好友都怕受牵连不敢前来看望我们母女俩，偶尔有好心朋友来帮我洗洗尿布，包了一次饺子，我吃了一个月的粥，这也是我在坐月子期间吃的唯一的一顿饺子。

丈夫被非法关押十五天，勒索人民币一百五十元。丈夫回家时已经认不出已经满月的女儿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晚上九点多钟单位陈述领来好几个人，说是接到保卫处和610通知，第二天要对我们监控。他们看我丈夫没在家，问我宫凤强哪去了，我说宫凤强去看他正在坐月子的表妹去了，我一再和他们解释丈夫表妹的父母都不在当地。他们就要去正在坐月子的表妹家找宫凤强，我一再劝阻他们别去，怕他们去吓着表妹。他们就逼着我去找宫凤强回来，我只好把女儿自己扔在家中去找。半夜十一点多我才把丈夫找回家（因表妹家的炉子不好烧冒烟，丈夫帮着修理炉子），他们看我丈夫回来了才走，走时说第二天早上七点对你家开始监控。

一家三口遭绑架　抱着五个半月的女儿流离失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早，我和丈夫俩抱着五个半月的女儿进京。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一家三口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条幅，我和女儿被关押在丰台派出所，我没报姓名不配合，被非法关押了三天获释。由于依兰煤矿在电视造谣说我“在逃”，我被迫抱着女儿流离失所。我丈夫被劫持到北京丰台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四天，遭到警察毒打。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正是大年三十）我丈夫被依兰县公安局劫持回依兰县第二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我抱着五个半月的女儿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我从丰台派出所留置处出来时蓬头垢面、怀里抱着五个半月的女儿宫宇，左右两侧有两个着装的警察紧跟着到火车站，一进火车站，跟着的警察就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合伙儿，监视我，看我买去什么地方的票。被我识破。后来我就到了朋友的家，当天晚上女儿发烧一夜。几天之后，女儿全身长满了象高粱米粒大的红色小疙瘩。又听一个从丰台看守所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有一个黑龙江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死在看守所里，长得四方大脸，白白净净的三十岁的小伙子。我听后怀疑是我的丈夫宫凤强。着急上火导致我两个乳房象罩着一层硬壳，两个胳膊抬不起来，抱不起来孩子。我背了一夜的大法，第二天早上所有症状奇迹般的消失了，女儿也吃奶了。

为了安全，我们经常搬家，时间长了钱用没了，正是六月份，只能採灰菜充饥（是一种野生植物，农村用这种菜喂猪，人吃灰菜吃多了会中毒脸肿），一天三顿灰菜汤天天如此。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回到亲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丈夫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被绑架，并遭酷刑折磨。头被踩在脚底下，令人惨不忍睹。在丰台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遭警察殴打。

我丈夫在北京丰台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四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皇历腊月三十），被依兰煤矿第二采区（段）队书记陈述接回当地并送到依兰县看守所，东北的寒冬腊月正是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当时我丈夫只穿着一双单拖鞋，在北京没上火车时我丈夫要求买棉鞋换上，被陈述拒绝。回依兰后遭到依兰县政保科韩云杰雨点般的拳打脚踢，并强迫我丈夫举起胳膊，象练拳击一样猛击打我丈夫的腋窝和前胸。韩云杰击打累了才停下来歇一会儿，缓过劲来再击打……。后被非法关进依兰看守所六十九天，被非法劳教二年，因在看守所被迫害的全身长疥疮、病状严重，经公公到处给人送礼，依兰县公安局勒索一万二千元人民币后才允许我丈夫“取保”回家。

没完没了的监控　丈夫被开除公职

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们夫妻俩去我妈家，被单位派来的王梅看见，第二天单位派五、六个人开车，强行拉着我俩到依兰县的租住处把家搬到我妈家，搬家后又把我们三口劫持到“江南宾馆”一夜，二采区段队书记陈述对我丈夫说：“我都想揍你，因为你们三口上北京，全单位的职工都没发年终奖。还给你买鞋呢。（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从北京接我丈夫回来时是有意报复不让换棉鞋）”。单位怕丈夫上北京，为了看管方便就让丈夫上班，我丈夫被调到修理车间（补胎）。经常白天家中有两个单位女工看着我寸步不离，甚至一次我们一家三口请假去我姑家，刚到一会儿，单位就来车要强行将我俩劫持回家。丈夫在单位和上下班都有人跟随监控，经常被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书”，经常以抓进看守所、停止工作相威胁。

二零零三年春天，单位书记陈述把我和丈夫弄到保卫处，在保卫处强迫我俩按手印，十个手指印和手掌印。二零零三年五月，煤矿所有炼法轮功的学员都被找去要求写“保证书”，有的学员被迫离开单位流落在外。我们夫妻俩也不例外。我带着女儿去“610”找卢国成揭露从九九年开始我们一家的所有遭受的迫害、揭穿“610”的阴险嘴脸，并说不能写任何东西，更不能保证什么，使他们没有得逞。

二零零三年八月，依兰煤矿“610” 办公室的卢国城、于平、李凤光报复我和丈夫（上次没写“保证书”）密谋将我们一家三口送双城洗脑班（当时女儿宫宇只有三周岁也不放过）。单位对我说：“贵重物品搬亲戚家，箱箱柜柜清点，清点完后由单位看管”，遭到我和家人的坚决抵制，单位和“610” 六、七个人二十四小时在房前屋后非法监控。后来还要强行绑架正在上班的我丈夫到洗脑班。我丈夫在单位走脱，矿“610”和单位分八组各个道口都派人蹲坑（小镇总共也没有几条道路）抓我丈夫。

我丈夫流落在外三个月后回到家，煤矿“610”（卢国成）和单位王长庭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我们，九月以“擅自离岗”的罪名将我丈夫开除公职。而且没有任何手续。我和丈夫去单位要求恢复工作时，单位书记王长庭推托，矿“610”的人以写“保证”威胁。

二零零六年五月，因二采区书记王长庭在非法开除宫凤强时说：“我向矿上打了三次开除报告，矿上没批，这一次可算批了。”我们夫妇不断地去找王长庭和煤矿“610”新任主任赵有高（替代卢国成），“610”以写“保证书”要挟，我丈夫坚决抵制。王长庭抵赖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并坚决不让我丈夫上班。我丈夫是大车司机，当时月工资一千九百元，被非法开除后，从此，我丈夫失去工作没有了经济收入，我们一家三口全靠我丈夫开出租三轮车维持生活。

丈夫遭冤狱摧残　一家三口离散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十点，方正林业局（高楞）国保科科长孙必武、警察石志平、谭延舒等人，伙同达连河镇片警赵连成领着高楞警察去我家非法抓人，一进屋就把丈夫双手背铐，强迫蹲下很长时间。只要稍微动一下，高楞警察就从我丈夫身后猛踹，使丈夫趴倒在地。当时被打得有些神智不清，眼睛肿得很高把我丈夫塞进车里，劫持到高楞公安局。我当场及时走脱，当时六周岁的女儿正在炕上睡觉。

酷刑演示：泼冷水

当时正值寒冬数九，气温零下三十多度，丈夫只穿着绒衣，都没让穿棉衣。在高楞公安局遭到酷刑折磨，警察不断的往我丈夫的脖子处浇凉水，使水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丈夫被高楞的警察残酷毒打致昏，休克两次警察都用凉水浇醒。禁止大小便、不给饭吃，又给丈夫野蛮灌食，目的让他说出其他同修，被丈夫拒绝，在场人都说高楞公安局已经用尽各种残酷折磨的手段也没达到目的。

我被迫流落在外，家中只剩下一个刚刚六周岁的女儿，女儿平时最爱围着我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现在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里？当天晚哇哇直哭的女儿被姥姥接去了，姥姥天天看着孩子整天以泪洗面；我女儿在姥姥家，天天哭着闹着向姥姥要爸爸妈妈，因找不着，两只小手经常拿着爸爸妈妈的照片不放，看着哭个不停。有一次，我女儿从外边回到姥姥家哭着说：“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阿姨，长的和妈妈很像，那个人就是我妈，我看旁边有那么多的人，就没敢认妈妈，怕妈妈被抓……”

我的婆母患心脏病、风湿等多种疾病，听说此事后病倒在炕上；公公也因惦念我而旧病复发，但是还坚持着到处奔波，四处求人期盼着我丈夫能健康的早一点回到家中。比丈夫大两岁的哥哥，二十九岁时死于尿毒症，所以丈夫更是公婆的心上肉，那时公婆整夜睡不着觉，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儿子。

十二月十八日，丈夫被从高楞绑架回依兰看守所时，已经不能独立行走是被抬下车的。在依兰县“610”和公安局局长曾凡辉、副局长轩振江的指使下，依兰县国保大队张文国、张钰、刘丹阳（已死）、宋宇哲等都参与迫害丈夫。在依兰县看守所时，犯人用绳子把我丈夫的两手、两腿从后背紧紧的捆在一起，再用棉被将丈夫的整个身体卷起来。犯人轮班看管，等看到我丈夫憋的快要断气了才放开。他们还对丈夫施行“凉水滴头顶”等酷刑，致使休克。后来我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不说话，不吃饭，两眼发直，并胡乱打人，咬自己舌头（已咬坏），连家人都不认识，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女儿。我公公忧心如焚多次找到依兰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柏河，恳求其对我丈夫进行救治，并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遭到拒绝。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上午，依兰县法院非法开庭。丈夫被迫害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神志不清、一会儿没有意识；尽管有气无力，但丈夫还是揭露了警察对我丈夫的暴行，但是法官不予以理睬。刑庭庭长：范清禄，副厅长张安科，张艳红；公诉人张彪。我丈夫被冤判五年。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四天没吃没喝、神志不清的丈夫被强行抬上警车，非法押到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监狱集训队进行迫害，家人找到香兰监狱集训队，要求给丈夫进行鉴定和救治，仍遭拒绝。那里的狱警还说：“对法轮功中央有令，可以不依法办事，怎么处理都行，只要人有一口气我们就得收，就是快要死了 也不能放人。”

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我丈夫又被转到佳木斯市监狱（又称佳木斯莲江口监狱）关押迫害，病情更加严重。监狱拒绝去哈市做法医鉴定，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才到佳木斯精神病院做鉴定，勒索家属一千五百元钱做医药费和路费，更见不得人的是做鉴定时还不许家属陪同。狱警借体检的机会折磨我丈夫，想用电针电击太阳穴，怕出人命就电击脑门。在精神病院用仪器检查鉴定结果是：“精神病发展期，没有服刑能力”。但我丈夫仍未得到任何救治，致使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同时用仪器检查我丈夫的耳朵没有任何听力。

被关押到监狱以后我丈夫没说过一句话，生活不能自理，精神失常甚至吃大便、喝尿，耳朵没有听力。我丈夫在这种能勉强活着的情况下，监狱还强迫让我丈夫做奴工，经常拖我丈夫到监狱工厂去。我丈夫根本就干不了活，狱警恼羞成怒，拳打脚踢从长条椅子上拖打到地上。指使四个犯人分别抬着我丈夫面朝下撅着腰和四肢抬回到监舍，犯人太累时就把我丈夫摔在地上，肚子先着地，趴在地上五脏六腑全都受内伤，整个前身全部受损。上级部门要来监狱检察时，就把我丈夫宫凤强藏到黑旮旯子里。

二零零八年三月，由于我丈夫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监狱不得不给我丈夫再次做鉴定，结果是：“精神病发展期，没有服刑能力；耳朵没有听力，”家人要求办 “保外就医”，监狱以开奥运、残奥为由推托。残奥后，家人再次要求办“保外就医”时，监狱又以“鉴定结果”超过六个月为由，要求家人交钱重新做鉴定继续推托，不予“保外就医”。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监狱在家人两年来不断的强烈多次要求下，我丈夫整个人被折磨得皮包骨、脱相，看着让人感到害怕。监狱怕我丈夫死在那里才让“保外就医”回家。在监狱期间我丈夫没说过一句话，回来时已经失去记忆，不认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不会说话，不知道吃饭，就连生活用品都不认识，更分不清什么东西是吃的、干什么的，痰中带有血迹，不知道大小便，便出的尿如牛奶一样的白，还经常处于昏厥状态。全身不会动，经常胸闷、胸疼，一口一口的倒气，经常倒汗，盖的被褥和衣服都湿漉漉的，经常出现人临死时的弥留之际的状态。有一次昏厥中不自觉的舌头从嘴里吐出来耷拉着。

当年被绑架时手铐曾深深的铐进肉里，三年多，伤痕还清晰可见。我丈夫回家后，佳木斯监狱仍不放过，多次要求面见，并让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有时走失的丈夫去佳木斯精神病院做鉴定。同时还威胁我公公：如不去做鉴定，就要把我丈夫收回监狱或是把丈夫上网通缉。并且威胁公公以保人身份承担责任。

二零零九年我丈夫走失一夜没归，家人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发现他傻呆呆的站着，六十多岁的父亲把我丈夫背回来后，他昏睡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昏睡时是抽搐状态嘴紧闭着掰不开。

冷面厂被迫倒闭　出租车被迫卖掉　经济损失巨大

一九九七年为了生活我和大姐合伙开了一个冷面厂，冷面厂的生意非常红火，每年从五月份到九月份，每年的除去所有费用纯利润我们两家各平分一万多。如果没有江泽民发动的迫害，冷面厂也不能倒闭。

我丈夫是大车司机（一车能装四、五十吨煤），当时月工资一千九百元，因不放弃信仰被开除公职。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表妹家，正赶上依兰县公安局绑架表妹，就把我也一起绑架到依兰县东城派出所，派出所不知道我是谁就让我走了，后来又开始到处找我。找到我居住的延寿县的家，他们还去延寿县的出租车公司（当时我和丈夫各开一台出租车），公安局并告诉出租车司机一旦发现我出现马上向他们汇报。所以我迫不得已低价卖掉正在升值高峰期的两台出租车，光卖车就损失十多万，十六年经济损失巨大。

以上只是我们三口之家遭受迫害的冰山一角，我和丈夫、女儿经历了的苦难太多太多……十六年来，饱受摧残和折磨，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些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