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伊春市颜廷珍遭受的残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伊春市五营区法轮功学员颜廷珍，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在炼狱般的劳教所经历了残酷的肉体迫害和精神折磨。以下是颜廷珍自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及遭劳教所迫害的经历。

一、生命之痛

我叫颜廷珍，今年四十一岁。我儿时的记忆，经常重复同样的梦境：漫漫黑夜中，我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望着漫天星斗，焦急万分而四处张望，每次我都在回不到家的痛苦和恐惧中醒来。这是我成长后灵魂的真实写照。

从少年到上大学后，我有一个习惯：走走路，我会突然间停留在那里，甚至泣不成声——摆在我面前的街道和树，会突然间感觉似曾相识，我却不知它们来自我哪一段的记忆，我绞尽脑汁去想，却想不起来。有时是路过的街道或村庄，有时只是看到的光与影的瞬间。我感性上的本能是想要找回我所有的记忆。这些缺失的记忆让我怅然失落。

上大学时，对于我的头等大事就是一定要探究清楚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图书馆里的名著几乎被我看遍了。我奇怪这些原本瞬间即逝的名利如何能够让人活得那样有滋有味？那种灵魂上的漂泊、找不到家的痛苦，让我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依存，我不知我为了什么要活在这里，这种折磨使我一度想要放弃这种世俗的无意义的生活，度日如年，每天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抑郁症吧。

时间到了一九九八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科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的硕士研究生。我没有自杀，但身体却真的走入了穷途：因为贫血和在学业上过度的劳累，刚刚23岁的我就患上了很严重的贫血、冠心病，我说话发不出声音、浑身无力，写一会字就累的笔都握不住，每天上实验室的十分钟路程我需要走半个多小时，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腿软的随时要摔倒。上楼梯，看到没人就两手代足爬着走……我什么都干不了，每天我需要卧床躺大半天，养够的精力才能支撑我外出一趟。这种来自身体的痛苦反倒缓解了我精神上的苦痛，因为我没有精力去思索形而上的事情，生命回到了它的本来面目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至此，我的生命——无论是精神意义上还是物质层面上的似乎都已走到了尽头。

二、灵魂苏醒

一九九八年，三十八岁的姐姐突然瘫痪在床，药吃了很多，但无药可以救治。无奈之下，母亲放弃了护理回家了。但两个月后，满面红光的姐姐来了，同时带来一本书，叫《转法轮》。她说她和邻居学了一种气功叫法轮功，也叫法轮佛法。还说很多患有癌症和瘫痪的病人同她一样都好了。但是无神论的教育，把我的思维固化到对神佛的话题是嘲讽的。母亲却同她学了起来，一个月后，动作还没太学全呢，患有乙肝和严重风湿、有一条腿经常无法走路的母亲病却好了，连风湿严重到夏天都要戴棉帽的母亲，冬天都不需要戴了。

我身体可能更糟糕，但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更愿意接受医院的治疗方式。回到省城后我四处去求医问药，看多家医院的专家门诊，回家各式各样的药吃了好多，同时辅以练太极拳、跳舞等等锻炼身体的方式不但不见起色，随着课业的加重，身体每况愈下。一九九九年四月中旬，在医院治病走投无路之际，求生的本能我才不情愿的开始了法轮佛法的修炼。

在和修炼人团体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内心从未有过的安宁，一种灵魂找到家才会有的特殊感受。不知不觉间埋在我心底的抑郁没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爽朗出现在我的眉宇之间，同学们说我性格变得开朗了，我好像生平第一次发现原来人可以这样快乐的活着。

我初修炼时遇到的第一关是关于说真话的考验。一天，哥哥和别人有了经济上的纠纷，但他以前把家里的座机号告诉给了那个人，如果那人打电话来，哥哥让我撒谎说是朋友家。我问过母亲，家里所有的积蓄刚好够补偿给那个人。哥哥走后，那人真的打电话来找哥哥，我按照哥哥的要求去说了，那人不断的打电话来，我一天一直守在电话前，不断的和自己斗争，要不要说真话。到了晚上，我终于战胜了自己，坦然告诉那个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吧，我是他妹妹。奇怪的是，那个人再也没打电话来。

二零零一年我刚得法时，一次上博物馆，那里的车很混乱，横穿人行道时，我只注意我前面和左侧的车，没照顾到身后还有车驶过来。不知为什么我像脑袋后长眼睛了一样，右脚本能的抬了起来，一辆车飕一下从身后驶过来压过我右脚抬起的位置。这时我的右脚感觉法轮急速的在转。迟疑一点，车就会在我的右脚上边压过去。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能举出不胜枚举的这样的神奇例子，太多了。

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永恒遵循的真理之路！

三、初遇迫害

一九九九年五、六月份时，学校的保卫处开始阻止公开炼功。刚刚修炼才一个月的我，当时准备参加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国际桦树会议，并且预计上黑龙江大学做相关试验，这些都因为我修炼法轮功而被取消，导师由以前的博士生导师给换为硕士生导师。从此上课，我被两名家人包夹（学校要求的）不得与任何人接触。还株连与我同在一校工作的姐姐、姐夫，给他们压力。

在这种精神压力和迫害下，慢慢地我放弃了修炼。身体又回到了原来很糟糕的状况，精神上又回到原来那种天天想自杀的痛苦之中。

从新修炼

在病痛与精神双重的折磨下，我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末从新开始修炼。在一次打坐炼静功时，我的腿开始痛，之后心脏开始闹心，当我难受到接近休克的状态时，我仍然坚持到五十五分钟，这时一只无形的大手把我心脏部位一些丝丝缕缕的东西连根拔起，从此后我的心脏病好了，再也不憋气了，浑身有力。后来我在上海工作时，我一个弱女子一只手能提七十多斤的菌桶。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除夕，中共自导的自焚伪案在天安门上演，全国一片风声鹤唳。二零零一年二月七日元宵节晚上，从新得法两个月的我，一方面即将获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硕士学位。一方面，我以放下未来一切仕途和生死的悲壮，踏上了去天安门证实法之路，完成自己生命的夙愿。当时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我愿意舍尽我已拥有的一切——未来和生命，走上真正的真理之路。

进京遭绑架

中共酷刑演示：关铁笼子

第二天我被非法关押于天安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当时北京的天气在零下14度左右，警察为了折磨我们，把窗户和冷风打开。晚上就坐在铁笼子里的瓷砖地上打盹，当时身上穿着毛衣毛裤还有羽绒服， 却感觉彻骨的寒冷。窗户是一直开着的，室内唯一的电器——窗上二十四小时旋转的冷风不断的把室外的冷空气以一定的速度吹进来。二十几人呼吸留下的余温被很快就打散了。站的累极了，也不愿坐在冰凉的地面上。可一旦坐到地上却不愿起来，因为长时间坐着不动，在屁股和地面，及两条腿接触的地方还会残存一点的热量，唯恐失去。这时，饥饿、劳累及困顿都不算什么，因为人得调动全身的注意力来抵抗透彻骨髓的寒冷。比这寒冷更让人难以抵挡的是压在心底的无时不在的恐惧。

一位来自辽宁的四十岁左右的女同修，因为天安门的警察暴力殴打抢去她视如生命的大法经书《转法轮》，她用生命去维护这个法。我们去制止警察抢书时，都被打了，回过头来看到她时她已经躺在那里，头上淌着血，面如白纸，一动不动，我不知是死了还是只是昏迷。后来过来两个警察，面无表情的一人拖着一只腿，像拖死尸一样给她拖走了，任由她的头和后背在他们身后磕打着地面……我是一介书生，穷尽我的想象最残忍和最悲惨的场景，就是小时候过年妈妈杀鸡的现场，脆弱的我总是逃离很远，还要用好几床大被把头蒙上，只把屁股留在外边，我不想听到一丝鸡的哀嚎，每次一定要等妈妈收拾好、看不到血迹了我才肯出来。在我突然直面这个杀人的现场时，那种精神上的震动和恐惧让我一时消化不了，我的小腿在莫名的发抖，连带着我整个身体都在不由自主的抖，此时，不止是我的身体感觉冷，是从内心感到寒冷到极点。同时对自己能否活着出去感到茫然。我第一次感到，继续坚持信仰往前走，不是只靠承受挨打、挨冻的皮肉之苦就可以了，再每往前一步，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勇气的。

当天晚上我们被警车押送到北京西城看守所，一下车每个人都必须马上抱头蹲着，不能抬眼，每个警察全副武装，每人手里一根警棍。我的动作稍微迟疑一些，就被一警察用手掌对准我的后脑的穴位砍了两下，顿时头就晕了。人就像被扔到斗兽场里一样，随时都会被群兽撕咬。

第二天我被分流到北京市景山派出所。里边关押的有小偷、卖淫的，感觉像大车店一样混杂，平时看不到警察，都是协警在管理，满嘴的脏话打人倒是很专业，我看不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相反，我看那些被关押的小偷等人比他素质还要好一点。我一直没有报姓名地址，一直在绝食，我绝食到第五天的时候，当时景山派出所的所长找我谈话，骗我说我如果说出姓名就放了我，我善良的相信了。结果是我被送到哈尔滨驻北京办事处，由东北林业大学的老师和哈尔滨市动力分局国保大队的张国芳给我接了回来。被非法关押于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拘留了三十七天，家人被动力区国保大队勒索了两千五百元。

残忍的灌食

酷刑演示：强行灌食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凌晨五点，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派出所王毅等三人受动力区国保大队长张国芳指使，到我家抄家，抄走真相资料二十五张。在家中将我绑架至动力公安分局，当天下午我被送往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为抗议这种对我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犯罪行为，我绝食反迫害。当时的看守所所长赵凤霞试图劝我吃饭失败后，她扬言让她们好好“招待招待”我。灌食的痛苦我到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狱医用钳子把嘴撬开。四个犯人钳住双腿双手，用煤气管道用的红色粗胶皮管，一直插到胃里。因为管子很粗，恰好从食管中能插下去，但没有多余的空间，所以从管子插到食管里的那一刻开始，那一口气是一直提不上来的，直到整个灌食的结束，他们如果想折磨你时会把管子插到胃底，感觉窒息的脸憋得青紫，心脏已经涨到极限，一秒钟象一个小时一样漫长。那一刻觉得离死亡只是咫尺之间——管子只要晚拔出一分钟，感觉就活不了了。这种灌食完全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爱护生命的举动，而是一种酷刑，一种折磨，是对生命的真正的残害。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以挽救生命的名义被灌食致死。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就这样一天灌两次，我被灌了四次后，开始插鼻管，管子从鼻子里插进来，另一端在咽部，扎的喉咙很痛，咽一下吐沫都很痛，插鼻管的那个鼻孔是不通的，鼻涕一直顺着鼻管在向下淌，她们怕我拔鼻管把我的双手二十四小时绑上。她们连坐屋里的犯人，责骂我给她们带来了麻烦。从而在精神上对我施加压力。共产党要整人、冤枉你的时候也是不允许你有异议的，否则它会把你折磨的更惨。

四、炼狱劳教所

七月二十一日我被强制送往臭名昭著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去劳教所体检时，我由于被看守所灌食迫害身体很虚弱，走了几步就心动过速，不喘气了，处于休克的静止状态，当时我就休克仰躺在万家劳教所管理科办公室走廊的地面上，一动也动不了，万家劳教所拒收。在我生命处于那样危险的境地，哈尔滨市动力公安分局的女指导员不但不去救治，不断的找万家劳教所管理科做工作，想方设法的要把我送进劳教所关押起来。一直等到下午我心脏病的症状有所缓解见我能动了，把我送进劳教所。

蹲刑

进万家劳教所集训队（即十三大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要求写“三书”，被我一笑拒绝。我觉得这怎么可能？除非我的命不在了。随即被体罚蹲在地上，而且只准许蹲在一块砖的面积。我被绑架时脚上本穿着一双很舒服的平底蓝色皮鞋。在看守所关押后，鞋被没收，被一看管我的犯人穿在脚上。等我被非法劳教时，她给我找来一双小两码的高跟鞋，我的两个脚后跟整个裸露在外边，趿拉着鞋，走一步崴一下脚，鞋还总是往下掉。穿着这样的高跟鞋在那蹲着，每一秒都度日如年。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两只脚上，一会脚、腿就麻木的没有知觉了，不时的被一个信基督教的叫作杨秀梅的犯人被副队长姚福昌指使看管我，要求我不断的把身体直立起来，两只手背过去，两脚成四十五度角，两只脚后跟要靠在一起，保持所谓的军蹲姿势。这样，腰会累的很酸痛。小腹部位和大腿长时间的紧贴在一起，心脏会憋的上不过来气。这种不间歇的蹲刑一般人挺不过去几个小时。一个和我一同被非法劳教的老年同修、腰部好像还有伤，蹲了三个小时就受不了了，痛哭流涕，违心写了“三书”。

我的双腿和脚早就麻木的没有了知觉，加之腰痛和心脏的难受，让我感觉承受到了极限。我的思想总是在临界点上徘徊：让我写“三书”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根本不会动念。当我觉得肉体承受到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怎样的自杀方式能够结束这种非人的折磨。但对于一个修炼人，自杀是有罪的，是绝对禁止去做的。在这两种思想不断的斗争中，我蹲过了三天（从早晨四点起床一直蹲到半夜十二点左右每天蹲接近二十个小时）。第四天，那个最初让我蹲着的叫李春霞的警察（当时负责集训队思想“转化”工作的警察）上班时，看到我还在蹲着，觉得很奇怪，她说只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蹲过了三天。她找我谈话，问我的感受。我盯着她的眼睛很平静但有些悲愤的说到：你知道你们施加于我身上的刑罚有多么痛苦吗？你们自己尝试过吗？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度日如年，我并没有想过要活着出去，每天睡觉前我想到的是我很庆幸在万家劳教所又多活了一天（动力区的药剂师张宏刚刚在集训队被迫害致死）。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们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是个好父亲、好母亲，但为什么你们穿上这身衣服之后，在这里就一点人性都没有了呢？！我的话深深的刺痛了她。后来，每到她的班，她都要找我谈话，尽管每次的谈话她都以失败告终。我对她说，是共产党定下的要迫害法轮功，今天如果不是你，也会有张警官、王警官、赵警官来做这个事情。我对你个人是尊重的，这只是你的工作，但你说的事情，我不能够认同。为什么？她说出的每个问题，我都平静的站在人性、科学、历史等几个角度给她说清楚，每次她都无话可说。后来我听到她向队长汇报说，她“转化”不了我。后来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谈话吗？因为这样至少你是坐着的。一天，她发现我蹲着的时候，处于近昏迷的状态，于是她向队长申请，让我每蹲两个小时，可以休息二十分钟。当我蹲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的左腿突然间就不好使了，整条腿没有了知觉，腿当啷下来，走路时得用另外一条腿拖着走。集训队关押了一个叫刘淑珍的同修，蹲了六天七夜，刚刚腿被蹲残，一条腿彻底不好使了，神经坏掉了。

酷刑演示：铁椅子

八月一日，她们换了另外一种迫害方式——坐铁椅子。这种刑罚是把人的腿脚和手臂二十四小时都束缚在铁椅上，渐渐的腿脚就失去知觉。而且铁椅会把人身上的热量全部吸走，人的身体会如冰块一样冰冷，冬天时还要开窗冻。一般人坐上超不过三天腿就会肿的很粗，脚肿的象馒头了。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八月四日我的腿已经肿的很粗，我的左腿失去知觉，他们就把我从铁椅子上放下，改每日坐塑料小凳迫害。每日从早四点坐到半夜十一点或十二点。这样持续坐到十月三十日。坐塑料小凳时，手放在膝盖上，不能动，腿不可以伸出去而保持一个姿势。时间长了，股骨和凳子接触的部位会磨出水泡，疼痛难忍，慢慢结痂，再磨再长，慢慢的屁股就坐出了茧子。

电击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半左右，集训队副队长赵余庆立功心切，一上班就将我双手向后、悬空绑吊在当时的警察宿舍窗户护栏上，并用大号的电棍专电我的敏感部位：头顶、手指尖、脖子、腋窝等皮肤细嫩部位，我被电昏死过去两次。折磨我一上午，见我不屈服作罢。

中共酷刑：吊铐电击

后来哈尔滨市动力区法轮功学员张宏在集训队被迫害致死，劳教所对我的暴力“转化”才有所缓和。我从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十月末期间，我写下四、五篇真相文章。当时的劳教所长卢振山天天都要到集训队看“转化”情况、督促迫害，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要看，于十月份开始开会策划、布置迫害事宜。

大挂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所长卢振山的指使下，大队长吴洪勋和副队长姚福昌具体实施对我迫害。他们知道我心脏病很严重，怕我死了，每次上刑前都要给我服上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早上他们上班，就给我双手向后悬空挂起，两只胳膊承担了身体所有的重量，一会，两只胳膊就麻木的没有知觉了，在上大挂时，两只胳膊向后背，心脏憋气憋的很难受，时间一久，心脏上不来气，要休克的状态。晚上他们下班后给我束缚在冰冷的铁椅子上一宿，第二天还是如此，他们扬言这样天天上大挂直到我走出劳教所为止，我什么时候写“三书”，他们什么时候停止迫害。为了掩人耳目，迫害我之前让集训队的其他法轮功学员到外面干活。其实我本来就是和她们隔离的，在我所呆的小班和大排之间有一个长长的走廊，他们还是很害怕。在她们外出干活的同时，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对我上大挂、拳打脚踢等。姚福昌不打自招地对我说：“这是所里办公会议决定的，要不然我们也不敢。张宏怎么样了？不是死了吗？死了也白死！哪有伤啊？”

酷刑演示：吊铐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吊了我两天，我被吊昏过一次，队长吴宏勋用凉水将我泼醒后接着吊。到十一月一日下午时，连续吊了我两个白天后，我的胳膊已经疼痛难忍，肌肉拉伤、撕裂的那种痛苦，多坚持一秒钟都度日如年，后来我提出要上厕所，我打算上厕所时，宁愿撞死在暖气片上也不会用我的口去诽谤佛法，可是邪党邪就邪在此，它要将你陷入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情况下，让你屈服。我一上厕所，她们早做好准备，让人挡在暖气片的位置，我看不行，改撞瓷砖，被李春霞一把把我拉住，就在这种生死两难的情况下，我被摁到铁椅子上写了“三书”。为了让我写出他们所要的思想认识，又怕我写过“三书”后自杀，我坐的铁椅子被四个方位的长绳子固定，每个进屋的人都象跳皮筋的一样的跳着走，就这样在铁椅子上二十四小时束缚我长达三十天。记得那年的十一月哈市发生地震，半夜地震的时候我正在铁椅子上坐着。所谓的百分之百的 “转化率”就是这么弄出来的。

经过这几个月的迫害，我的左脚左手发麻，经常性的没有知觉，手哆嗦握不住东西。经常手里拿着东西无意识的就掉了，而自己不知道。坐着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左腿麻木就没有知觉了。

强行按手印

我当时刚刚二十九岁，正是韶华之年，几个月的迫害，我的头发已花白，白了一半。写完“三书”后，那种内心的痛苦，远远超过对我的身体上的残害。就在坐铁椅写过“三书”后，我经常间歇式的失忆，我忽然不知自己是谁，这是哪里，我又为什么来到这里？每次我都要想好长时间，才会回忆起来。几天过后，重复出现这种状态。当我结束两年多的劳教迫害回到家中时，家人提及的很多事情都回忆不起来、完全忘记了。从此后，我经常性的记不住东西。

罚站及殴打

万家劳教所恶毒的针对法轮功学员写了对法轮功创始人进行人身攻击及诽谤的“誓词”及“守则后三条”，要求法轮功学员每天背诵，许多抵制、不配合的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迫害。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早六点强制背守则时，女警关杰、于芳莉嫌声音小，特别是对大法及师父恶意诽谤的“三条誓词”，法轮功学员不配合，跳过去或改词，他们就过筛子让每个人单独背，我不背。于芳丽强制让我站着，十分钟后集训队副队长姚福昌过来让我蹲下，我不蹲，姚冲过去抓住我的头发猛的向后拽下去，我的腰当时就扭伤、不能动了，每天只能躺着，一周后才稍有恢复。接着又开始精神迫害，播放诽谤师父的录像，让我坐到最前排，让我一直坐着，取消狱医让我每坐半小时站起来活动的权力，其实是变相的身体上的迫害。此后，我的腰每天疼痛，不能扫地、更不能弯腰。走出劳教所回到家中后，走路非常缓慢，稍微走的快一点腰就痛，咳嗽腰也痛，身体转弯困难，容易失衡而摔倒。我和70岁的老母亲上街，她就像牵牛一样牵着我的手，这样我走路会省力一些，否则她会把我落下很远。在我回家后不久的一次炼静功时，我听到腰部的骨头咔嚓一声，复位了，从此后，腰再也不痛了。大法再一次展现神奇。

绑铁椅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正月初八），我不配合背守则，而被强制坐铁椅子，坐了四十天。法轮功学员李文俊、孙淑云找集训队长劝善，劝其把我和法轮功学员张素芹从铁椅子上放下，随即也被摁到铁椅子上。当时天还很冷，为了达到迫害我们的目的，警察只让我们在队服里边穿线衣线裤，还要开窗户冻。当时被警察指使看管我的犯人杨秀梅等人，晚上她们要盖两床大厚的棉被，手上捂着热水袋，还嚷冷。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穿着单衣坐在冰冷的铁椅上，慢慢的身体和铁椅成了一个温度，凌晨两、三点时是最难熬的时候，困到极点，冷也到了极点。一天夜里在我冷到极限的时候，我想既然身体和铁是一样的温度，穿不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我又何必惧怕寒冷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开始一件一件的脱衣服，看管我的犯人都笑我说我疯了。当我在思想中战胜了对寒冷的惧怕的时候，我发现从那以后我不冷了，就在那天早晨六点多，我在铁椅上醒来后，我发现我的后背象背了一整片暖气片那样的温暖，我还以为是太阳升起来照到我的后背，回头看看，看不到阳光，我摸了摸暖气，以为暖气热了，手摸过去冰凉。魔难中更感觉佛法的殊胜与奇妙。其实，普通人坐铁椅子三天时，就肿的如馒头了，上厕所时，走路蹒跚。那时当我铁椅坐到二十多天时，还健步如飞，腿也不肿，坐在铁椅背法时如炼静功一样入定玄妙。我发现我这样的表现警察并不认为是佛法的超常，反而认为我身体好，还可以继续迫害，我就放弃了这样的状态，就这样在铁椅上坐到第四十天的时候，我的双腿突然没有知觉了，无法下地行走，才无条件把我从铁椅上放下。

解体前的疯狂

因为被非法关押于集训队的法轮功学员集体反迫害。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二日，男警察全面接管集训队，开始所谓的“整顿”。疯狂的迫害开始了。男警察几十人，人手一只电棍，两个男警察负责迫害一名女法轮功学员。而能够留在集训队里的大法弟子都是他们认为坚定、不“转化”已经被他们的各种手段迫害成病残之人。四队的男警察林海波、孙庆对我实施迫害：用电棍电击我的手背，逼迫我当众诽谤师父，否则继续酷刑迫害。在此之前我刚刚坐铁椅迫害和绝食，身体和意志都很虚弱，我在承受不住时，说了不该说的话，而成为我在万家劳教所的最后的耻辱。

五、二次劳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双城市朋友家做客时被警察绑架。当时哈尔滨市局的警察一进门就对这些修心向善的好人象恐怖分子样对待——喷辣椒水，大法弟子都稳然不动，他们强行把这些人绑架到双城市公安局。在把我往楼下抬时，我不配合这种土匪般的绑架行为，一直在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将我抬起，扔到车上，并用脚不断的踹我的头，我的眼镜被打翻在地，鞋也给踹掉了。头被踹的鼻青脸肿，一周过后还浑身疼痛。被绑架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奴役迫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我被劫持到前进劳教所关押迫害的当天，一队队长王敏用电棍电击我的手，逼迫我写下“三书”。之后强制劳动迫害，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从早晨七点到晚八点多，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大队长王敏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她自己向厂家要提成，这是后来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早她把我打晕后，厂家给她打电话时我亲耳听到的，她不知那时我已醒来），对老弱病残的法轮功学员毫不手软，多次在晚上八点半收工时，强迫完不成劳动任务的老弱病残法轮功学员自己扛着一麻袋冰棍杆回到宿舍里，把冰棍杆放到自己睡觉的床上挑，什么时候挑完，什么时候睡觉。我多次被这种高强度劳动迫害挑冰棍杆至深夜。在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迫害下，我被累得心脏病频繁发作，每天走路都很吃力，快一点，心脏都要蹦出来了，每天的吃饭、收工站队时我是在队伍里被甩在最后的。大队长王敏却说我是装的，更加严厉的迫害我。晚上加班时，让走路都费劲的我自己扛一麻袋冰棍杆回宿舍，不许别人帮助。在这种超负荷的奴役迫害下，我天天晚上被累得心绞疼痛的睡不着觉，频繁的犯心脏病。终于在八月份的一天，在车间被强制劳动、糊纸盒时累得昏死了过去，我被四个人用担架抬回宿舍。从那以后，我在车间的座位被调到警察的眼皮底下，车间的第一个座位，她可以时时监控我，当然不是为了我的生命安全，而是为将我和别人隔绝、更方便的迫害和监视我。

精神折磨

前进劳教所最邪恶之处，她们利用给犯人减期等小恩小惠，让那些年轻、无知的惯偷、卖淫的犯人当包夹，两个人包一个法轮功学员，一句话都不许说，如果法轮功学员稍有不如包夹人员的意，包夹人员就可以随时对法轮功学员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哪怕是一个眼神，他们都要实施迫害。这些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有了大队长的撑腰，经常随意的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比着赛的看谁更邪恶。牢头班长王芳，钻大法弟子的善良的空子迫害大法弟子。抓住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不是，更多的是无中生有，就开始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谩骂与侮辱。每天骂不绝口，从早骂到晚。有时警察甚至副队长答应下来的事情，她都有权利否决。她直接听命于大队长王敏，是王敏的得力迫害的工具。这种精神上的迫害尤其让人难以忍受。天天与这些人渣在一起，真是比地狱中都要痛苦。

暴力殴打

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每周写所谓“纪实”，逼迫学员承认自己有罪，并为劳教所涂脂抹粉。由于我逐渐认识到我是个按照真善忍践行的生命，我需要为我的言行负责，我开始拒绝写谎言文章。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点，一队队长王敏将我叫到办公室，她罚我在两个办公桌中间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七点王敏欲用电棍电击我，发现电棍没电了，开始左右开弓扇我嘴巴子，我的脸顿时肿了起来，我鼻子和嘴被扇出了血。血都流到了身穿的工服的裤子上，我当时就心脏病发作、不能动了。王敏拎着我的腿，我的头在磕打着地面，将我拖到洗漱间，把所有的窗户打开，扒光我的上衣，只剩下胸罩（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向我头部、身上一盆盆不断泼冷水，连打带踢。我原本心脏病发作，处于休克状态，又这样接近疯狂的迫害，我实在不堪忍受这样的折磨，就用尽力气用头撞水池子上的瓷砖，昏倒在地上。她还是不断的用冷水往我头部一盆盆的泼水，这时的我只能苟延残喘、已经没有力气撞墙了，后来她看我半天不喘气了，才害怕起来。把我光着身子铐在地上，把一件衣服扔在我身上，找来男医生给我检查。检查我被迫害的心脏病非常严重，就此作罢。第二天还强迫我上车间，我根本无法走路，一步一挪，正常到车间五分钟的路程，我却挪了近半个小时，好不容易挪到车间门口，又累的扑通一下昏死了过去。当时早晨七点三十分正是早饭时间，法轮功学员看到我躺到地上，想要把我背进车间，被看管我的警察从志秀骂道：你们没见过心脏病人吗？经此折磨后我什么也吃不下，从此吃啥吐啥，胆汁都吐了出来。

长期以来，大队长王敏利用年轻而无知的犯人普教对法轮功学员随意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大部分比她们的母亲年龄都大。她们随意语言侮辱与打骂大法弟子。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半是上厕所的时间，法轮功学员张玉梅、王东丽、赵艳菊上厕所先后都被崔恋恋等人硬是从厕所强行推了出来。 为了抗议这种长期的随意迫害，我和近二十名大法弟子脱掉号服抵制。后劳教所副所长郝威带领十多名守卫队的男警察手持电棍镇压。我与副所长郝威谈话，揭露大队长王敏的长期以来的迫害。在此之前，我家人找到劳教局控告王敏对我酷刑迫害时，前进劳教所副所长郝威答应再也不打人了， 并许诺我家人将我提前一个月即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日释放，以换取家人的不再控告。可家人四月十八日如约去接人时，副所长郝威却矢口否认。最后，我不但没有提前出来，反而多加了一天劳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