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酷刑迫害 丈夫离世 内蒙古通辽谭丽云控告元凶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通辽市霍林郭勒市沙尔呼热镇法轮功学员谭丽云，在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屡遭绑架、非法关押，曾被绑架到看守所达十次之多，被关洗脑班一次，遭非法劳教四次（包括“所外执行”）。零五年，丈夫四十多岁就含冤离世，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江泽民的打压和迫害下家破人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谭丽云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的陈述。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坐月子中留下风湿病，夏天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偏头痛，天天吃去痛片；女儿十岁就患上了肾小球肾炎、扁桃体炎、鼻炎、心肌炎不能上学，上下楼都要背着，每天吃中药，每次一买药就买一大包。丈夫患有乙型肝炎。这对一个单职工的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巨大的压力，我们夫妻二人身心交瘁，生活一步步陷入绝境，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时，朋友送来了一本《法轮功》，从此以后，一家人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大家组织起来一起去公园炼功，只炼了半个月孩子就能上学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法轮大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三口人身体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孩子每天欢蹦乱跳，丈夫的脸色也从原来的暗灰色变得白里透红、脾气也变好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感受着大法的神奇与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从此，我一家再也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以下是我遭迫害的经历。

一、迫害初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那天，矿区公安处让单位出车把我夫妇、法轮功学员贾海英夫妇一起拉到公安处。在公安处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公安处、公安局的人，其中有公安处政保科科长孔繁林、公安局局长陈宝文等。陈宝文对我、贾海英等人说：“国家现在不让炼法轮功了，你们从现在开始，不许再炼了！”我说：“炼法轮功怎么啦？为什么不让炼，炼功后身体都好了。”陈宝文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我就把你们扔进去（指看守所）。”

七月二十三日，我照常去公园炼功，正在炼功时，市公安局、市委等来了三辆车，下来很多人，有市委书记赵凌波、副书记王淑芬、公安局长陈宝文等。电视台来的记者，扛着录像机，把我和贾海英绑架到沙尔呼热镇派出所，逼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们拒绝。当天放回。

后来，我和法轮功学员贾东伟、李伟超、华泽玲等人，一起结伴而行去长春证实法轮大法好。刚上火车，我就被霍林河公安局赵凤云、郑明道等恶警绑架，恶警赵秀发对我说：“你昨天晚上给锡盟打电话，你都说什么了？我们都监听了。”我说：“你们既然监听了，那还问我干什么？”赵秀发一时无话可说。公安局长陈宝文给我戴上手铐，送进了看守所，第二天又被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师父法像、录音机和磁带。九天后被公安局陈宝文、赵秀发勒索了家人三千元现金，我被放回家。

我回家后，沙尔呼热镇居委会主任、派出所经常入室骚扰。勒令我不许炼功、不许看书、不许学法。

二、进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我要进京上访。在通辽市火车站，被家人胁迫拉回。回来后，公安恶警包杜冷就将我绑架到公安局，政委许振喜用恶语对我挖苦、辱骂到后半夜，并逼着我说出同去北京的人，最后一无所获，在我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局才将我放回。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符桂英、毕永霞、项桂芳再次进京上访。第二天被北京石景山派出所恶警绑架，通辽驻京办将我接走。二十九日，霍林郭勒市恶警包杜冷等人将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劫持回来。在火车上将两个人铐在一起，一天都不给吃饭，身上的钱和物品全部被搜走。到了通辽火车站，站内两排持枪的武装警察，恶警陈宝文亲自指挥，把我等法轮功学员非法关进了火车站的一个小屋子，由警察看着。几个小时后，又被劫持到去往霍林郭勒市的火车上。到了霍林郭勒市的火车站，同样来了许多警车、武装警察、电视台记者。警车拉着长笛，“声势浩大”的从火车站一直将我们拉到看守所，我又被非法投入了看守所。当地电视台记者恶意的录制了这个过程，当晚，电视台进行了诬蔑性的播放，以蛊惑人心。

三、在霍林郭勒市看守所遭野蛮灌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被绑架到霍林郭勒市看守所，当时看守所黑窝里共关了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看守所的号房里非常拥挤和肮脏，地上、大通铺上都是法轮功学员，武警在走廊里来回巡查监督，不许炼功。为了抗议非法关押和不让炼功，我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其他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也跟着开始绝食。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早晨，看守把我带到管教室，来了许多警察，其中有副局长张玉才，女恶警赵凤云，所长金文栋，狱医李爱学，还有一大帮武警，炉子上坐着一盆苞米面糊糊，又放了许多盐。张玉才凶狠的问我：“你吃不吃？绝食是不是你带的头？”我回答说：“是我带的头，我不吃。”张玉才将我铐上背铐子，拉回到监号里，扔到床上，上来了五六个武警，用被子把我裹住，只露出脑袋，一武警用脚踩着我的身子，还有一人把我的头扳过来，用脚踩着，狱警李爱学拿着一根胶皮管，胶皮管也不消毒，看着很脏，从我的鼻孔插进胃里，用针管吸满咸咸的苞米面糊糊，往胃里打。恶警们给我灌完后，拔出带血的胶皮管，别说消毒了，连冲洗一下都没有，又给法轮功学员符桂英灌。那天遭此野蛮灌食的达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们各个痛苦不堪。其景惨不忍睹。其时施暴的恶警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其行径已与魔鬼无异。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当狱医李爱学强行给法轮功学员张树华灌食时，使劲插了几次都没插进去。我对李爱学说：“你迫害法轮功学员要遭报的。”李爱学听了，当时吓的脸“唰”一下就白了，不敢再干下去了，为了掩盖内心的恐惧，一度想过来打我。后来李爱学到门外就大吐不止。这些恶警从早上开始行恶直到下午一点多。

当天下午，霍林郭勒市陈宝文害怕我等继续带头绝食，就把我、符桂英、毕永霞、高玉兰四人非法押送到了四百多里外的扎旗看守所。此黑窝条件更加恶劣，吃的是窝窝头和又酸又臭的萝卜条咸菜。通辽公安局长胡日查，霍林郭勒市恶警郑明道、赵凤云等人，对我等非法提审了一个晚上，强迫四个人写不修炼、不上京的保证书等，被四人拒绝。

我、付桂英在扎旗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八天后，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遭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了内蒙古兴安盟图牧吉劳教女队迫害。

四、在图牧吉劳教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图牧吉劳教女队更是不择手段的采用极其邪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准炼功，谁要是炼功就强行戴上手铐，铐在床上或窗户上。天气冷的时候，手和玻璃冻在一起。法轮功学员如不服从恶警们的无理要求，她们就用各种方式进行迫害：逼迫弯腰、坐飞机（将双手后抬，弯腰）、闻尿盆、罚站、罚蹲等、甚至酷刑折磨。晚上被折磨一宿，白天还要到地里干活，拿镰刀割上一年留在地里立着的玉米秸秆，干巴巴的苞米叶子，象刀子一样，把手掌都拉出了口、磨起了血泡，水泡磨破后，手套和血肉粘在一起，钻心的疼。中午都不让休息，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用冰凉的水洗漱。

图牧吉劳教女队每个中队都养着好几个卖淫女，她们白天睡觉，晚上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恶警尹桂娟挨个问法轮功学员还炼不炼？说炼的马上就在走廊里被逼迫罚站，一站就是一宿，或者强迫蹲着，把人蹲的站起来都不能走了。要不就是“开飞机”，两个胳膊朝后背着，白天照常干奴工。当时被罚站迫害最严重的是我、符桂英、罗永立、李淑亚、胡淑华、姜凤英、刘立华、马秀琴、辛玉琴等九个法轮功学员，每人站一个晚上。

酷刑演示：开飞机

有一天，强迫法轮功学员去装苞米，每袋苞米一百八十多斤，装了一大车，回来后，恶警逼喊洗脑口号，我等法轮功学员不喊，恶警伊桂娟就体罚我们八名法轮功学员，逼我们站着。第二天从管教科调来了一帮男恶警，拿着电棍，挨个打法轮功学员的嘴巴子，男恶警要打我时，女恶警伊桂娟说：“多打她两个嘴巴子。”

二零零零年春天，劳教所进了一批化肥，用十吨的车运到劳教所，这些都是男人做的活，狱警们强迫女法轮功学员当装卸工，把每袋一百斤的化肥从车上卸下来扛到仓库里再摞起来，一直摞到房顶。几个人一天卸十多车。用化肥的时候还要从仓库里扛出去。

恶警们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做装车等重体力劳动，玉米一百八十斤一袋，一装就是一下午。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刨厕所，冬天的粪便都是冻上的，必须用镐才能刨下来，刨不下来的还要用钎子穿，又脏又累，刨起来的粪便都迸溅到脖领子里，刨完厕所满身的粪臭味熏鼻。监舍的人都不让进屋，只能用冷水洗澡，寒冷彻骨，洗头时随洗随冻上冰碴。冬天每隔两个星期只给两瓢热水洗澡，其它时间就连一瓢热水都不给了，都用冷水洗澡。

到了春天，法轮功学员经常被附近的老百姓雇佣出去干活，燎荒、种地、铲地等，为了多榨取劳力，中午就在老百姓家吃饭，由于世人不了解真相，也就不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让法轮功学员在车棚、猪圈、鸡架附近、狗窝旁吃饭，有时正在吃饭就刮起了风，刮得饭里都是尘土、沙子，根本无法再吃下去了。

我、符桂英、贾海英还被迫给狱警队长刘某家盖房子，三个女人还要和泥、往房上拽泥、还要砌砖、给房子铺板上盖……这些男人做起来都很难的活，让三个女人来完成，我们累得晚上回去浑身酸痛。队长种了很多地，因为法轮功学员都很能干，就让法轮功学员去给他干活，背着四、五十斤的洒药筒从地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才能把药洒完，太阳毒辣辣的晒着，又热又累，还没有地方洗澡，只能用凉水简单洗一下。

恶警们为了捞钱，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做十几个、有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的奴役，他们根本没有把法轮功学员当人对待。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劳教队为了搜查法轮功学员传看的经文，下令全体不出工，关紧大门，管教科雇了四个打手，有教富有、肖广生、丘相林、宋靖、还有一个姓高的（身高175左右，四方黑脸）等男恶警，女恶警有贾梅、周玉英、武红霞、尹桂娟及尹某（尹桂娟的二姐）、马红云、王桂荣、罗进芳等，恶警们挨个对法轮功学员搜身。大队长周玉英指着我说：“先收拾她！”于是上来两个男打手，劈头盖脸的就一阵猛打，一个男打手抓住我衣服前胸襟，用手一撕，衣服就全扯开了，里面只剩下一个乳罩，恶警李爱烨从后面用脚踹。之后二名男警察揪着我的头发往外拖着走，满院子都是男警察，我敞着怀只穿一个乳罩，就这样被恶警拖出大院。紧接着贾海英、符桂英、范小丽、吴秀花等七名法轮功学员也相继被拖走，因为我们七人被恶警当成了头。七人均被拖到大门外，每个人由好几个警察看着。那天天气高温达三十六度，他们就把我和符桂英、李淑亚三人暴晒在阳光下。下午，又把我们拽到一个空屋子里。屋里面四壁皆空，什么也没有，只能睡地板砖。为了制止这种无理的迫害，我和同修们开始绝食抗议。

在绝食期间，恶警和打手们天天来折磨，强迫法轮功学员在操场跑步，不跑就遭到拳打脚踢、用电棍电等更加严酷的迫害。我多次被折磨的跌倒在地上都起不来，前门牙都磕松动了，满嘴是血。绝食第五天，恶警又生出了一个损招，逼迫正在绝食的法轮功学员去地里铲地干活。晚上继续强迫进食，大家拒不配合。恶警就强迫法轮功学员在操场上走步，只穿着短裤短袖，恶警穿着风衣，在操场旁点起了篝火。恶警说，谁要是吃饭谁就可以回屋，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屋的。从晚上六点一直走到半夜一点，满天的星星突然隐去，天空开始下起了雨，恶警也挺不住了，不得不让大家回屋子里了。第二天恶警们窃窃私语说，这些炼法轮功的真了不起，把雨都走下来了。凌晨三点多，恶警王桂荣就把法轮功学员们叫起来到地里干活。干活回来后再让大家站着，不间断的进行身体上的折磨和迫害。

第七天恶警就开始强行灌食，还是第一个灌的我。武红霞不停的殴打符桂英，还说了很多侮辱性的话语，直到打的我胳膊、手都疼了才停下来。

五、二零零一年几次遭绑架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回到家中。江泽民的各级帮凶经常到我家里骚扰，半夜里打电话。参与的有镇政府镇长杨玉光、主任李某等。还企图骗我去洗脑班，被我识破拒绝。

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假相出来后，矿务局六一零恶徒胡本荣、朱成等人扛着录像机到我家，妄想让我说些诽谤大法的话。我说“师父没有告诉自焚。”他们很生气的走了。

同年五月二十三，贾海英的母亲从辽源来看女儿，被监控她的恶人发现，将贾海英母女二人绑架到看守所，（详情请看《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法轮功学员贾海英迫害纪实》）出于人之常情，我及丈夫去看望贾海英的母亲，被公安当成罪证，于二十九日，将我与丈夫一起绑架到派出所。参加迫害的人有：秦宝库、翟拓、郑明道、赵秀发等。一直审讯我到半夜两点，实在找不到迫害我的证据。竟然不择手段的把我给图牧吉劳教所狱警写的信，留在信纸上的印迹，描摹下来，郑明道拿着这张纸给我看，说：“这是不是你写的？这就是你的证据。”我看后说：“这也算证据！”夺过来一把撕碎，郑明道恼羞成怒，对我大打出手。半夜两点多把我与丈夫送到看守所，家里只剩下年仅十三岁的女儿。

第二天去我家非法抄家，赵秀发叫嚣说掘地三尺也要把证据找出来。最后一无所获，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丈夫被非法关押了十天后，单位去人保释出来。我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四个多月后，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勒索三千元后“所外执行”。

释放那天，恶警把我从看守所带到公安局，逼我签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不签，恶警陈宝文说：“你不签就送你回看守所。”我又被送回看守所后，一个做饭的男犯人，惊异的问：“你刚出去怎么又回来了？”我说：“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就又被送回来了。”男犯人冲着我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许振喜到看守所问我说：“你到底签不签？”我说：“我不签。”随后我被放回家了，那天是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当年十月一日，我被放回家，恶警们不放心，总想找个理由继续对我进行迫害，所以处处找借口、编瞎话，企图再度实施绑架。

我虽然从看守所的黑窝里出来了，但是江泽民那一伙一时一刻都没有放过我。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在市场卖鱼。恶警乌力吉到市场来找我，让我去趟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恶警赵秀发拿出一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是用手写的，他说：“已经通过专家鉴定了，这是你的笔体。”当时陈宝文也在场，我跟陈宝文拍了桌子：“你要是因为这个而想迫害我，那我决不罢休。我倾家荡产也要跟你打官司。”陈宝文无话可说，这时秦宝库从楼上下来，他跟陈宝文说：“盟局齐支队想见她。”陈宝文说：“去吧。“我到了楼上，跟支队长齐某讲了自己炼功后身体的变化和因为修炼法轮功全家的和睦幸福，又说了九九年以后遭到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迫害，最后说：“我还要忙着回去做买卖。”姓齐的说：“你回去吧。”我下了楼就走了。

一天晚上，恶警赵秀发又把我骗到派出所，故意欺骗我说：“谁谁说你给谁炼功带了？”我说：“在法律上说二人以上才好使，你说不好使。我说还是秦宝库给的呢！”恶警又一次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只好看着我走出了派出所。没过几天，赵秀发和秦宝库又找到了我，骗我说：“有人给你粘贴了？”我最终没让他们得逞，赵秀发等恶警不肯罢休，又再蓄意着下一次诱骗。

为了达到迫害我的目的，恶警赵秀发竟然把我骗到自己家里。

快要过年的头一天，恶警赵秀发又把我骗到派出所。赵秀发诱骗我说：“我听说你给劳教所警察写信，劝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还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我回答说：“是，我写了，但是我给盟局局长写的信，你去问吧。”赵秀发又假装和颜悦色的说：“你的事，我暂时做不了主，明天我请示陈局长（陈宝文），再放你回去。今天晚上你跟我去我家，跟你婶好好唠唠。”赵秀发把我带到他家，恶警秦宝库也跟着去了，一直跟我与赵秀发老婆睡一个屋里，我无法睡觉，就这样在赵秀发家里一宿未合眼。到了第二天，赵秀发和秦宝库把我骗到公安局，说去请示局长。不一会又下来了，赵秀发对我说：“你还得去看守所呆几天，等几天再放你回去。”这样，我又被绑架到看守所。

腊月二十九日那天，公安局局长陈宝文到看守所视察，看守催问：“女号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怎么办？让她回家过年吧。”陈宝文说：“不能放她，在送吴秀花（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她跑了，如果放她回去，她认识人多，就不容易抓到吴秀花了。”直到吴秀花被恶党迫害，才把我放回去。在看守所整整关了十七天。

六、被劫持到呼市女子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610头子万国清、恶警陈宝文，指使秦宝库、翟拓、赵凤云等人，将我等劫持到在霍林郭勒市电力宾馆非法设立的洗脑班，每个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由一个的居委会主任看管，我拒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当天绝食，没吃一口洗脑班的饭，恶警万国清以我“扰乱课堂秩序”为名，指使恶警杨万，翟拓，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恶警，揪着我头发，戴着背铐，绑架到看守所，我喊着“法轮大法好”，被警车拉出了电力宾馆。

我在看守所继续绝食，长达十一天后，看守所才把我放回家。

同年九月二日，因为的十六大就要开了，他们害怕我进京上访，“六一零”头子万国清，指使法制办恶警满都拉、国保恶警翟拓、秦宝库从家中把我抬出来，我的衣服全都拖到脖子上了，只剩下乳罩还算完好。

在看守所，我绝食九天后，又被恶警满都拉、温玉华，绑架到呼市看守所，非法劳教。

呼市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不但在肉体上残酷迫害，而且在精神上极度摧残，除了每天进行十六个小时的奴役外，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背叛师父与大法，不写就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不让接见，天天让你看的黑材料、诬蔑大法的影视，强迫写学习笔记、思想汇报、背劳教所的所规、所纪，总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控。

我到呼市劳教所是晚上，恶警扔给我一个破门帘子，让我在走廊里睡觉。到了第二天就派来“犹大”做“转化”工作，对我散布歪理邪说，由包夹（吸毒人员）看着。十二天以后我被调到一大队，张恩琴邪恶至极，让我学用机器织毛衣。因为这个活每天都站着，后又改让我缝毛衣，包筷子，缝坐垫，全部手工完成。劳教所为了多赚钱，不管人的死活，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恨不得每个人都被榨干血汗。

我在呼市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二个月，才放回家，我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七、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二日，我和贾海英等四名法轮功学员到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为众生送真相资料，被当地中共恶警绑架，我机智走脱，回到家中，一个月以后，在公安局长李树成的指使下，国保大队长秦宝库带着兴安盟的恶警，闯进我的家里，将我绑架到乌兰浩特看守所，后由于家人的营救，三天后，勒索家人四千元，放回家中。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与法轮功学员孟呼伦，在霍林郭勒市广场讲真相救世人，由于恶人构陷，被珠日花派出所恶警阿木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达十五天。刚到看守所的几天，由于家人没有送行李，晚上只能在空空的床板上坐着。在关押期间，看守所强行照像，遭到我与孟呼伦的坚决抵制。

七月一日上午九点左右，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局长张志江等人，又一次闯进我的家里，妄图绑架我去劳教所，我拒绝开门，派出所恶警以办“低保”为名，叫我开门，依然没有得逞。他们给国保大队打电话，从国保大队调人，企图通过强硬的方式绑架我。其间，只留下二个警察在大门外看守，我趁机从后阳台跳下来，脱身而走。下午四点，国保大队来人，撬开房门，此时才发现屋内已空无一人，我得以脱身离家。从此，我流离在外，有家难回。

我丈夫孟庆龙在迫害中离世

孟庆龙，因身患病症，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炼功后的一段时间里，身体就恢复了正常。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因我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这个家庭也就成了当地恶人重点监控、迫害的对象，也因此被多次非法抄家。

在我被第一次劳教期间，我丈夫也被单位强行下岗一年。期间，经常遭到矿党委书记孙杰与单位主管马玉林的刁难。后我接连两次被非法劳教、七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在这段日子里，孟庆龙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里艰难的度日。在这样的境况下，公安恶警赵秀发、秦宝库等竟毫无人性的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把我丈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十天，罚款后才放他回家，使我丈夫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特别是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霍林郭勒市恶警满都拉、秦宝库、赵凤云、翟托等人，再次强行绑架了我，并非法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迫害。我丈夫的精神彻底垮下来了，旧病复发，且逐渐加重，于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二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