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退休药师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八日】马桂卿是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总医院家属院的退休药师，今年七十二岁。十几年来，因为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疾病好了，却遭华北油田五处保卫科的不法人员追捕，生活不得安宁。在任丘油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马桂卿遭野蛮灌食，后被非法劳教一年，终因身体被迫害，血压、心脏都有病，劳教所拒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马桂卿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书》，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江泽民。

马桂卿年轻时，不惜力气的工作，到老了，得了一身病，想安度晚年，可是疾病缠身很痛苦。一九九八年三月，马桂卿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从医一辈子，没治好自己的病，炼了法轮功一个月后，不仅身体恢复健康，而且从法轮功的法理中知道了看淡名、利、情遇事向内找的法理，每天乐呵呵的，没有烦恼，没有忧愁的生活着。

下面马桂卿在《刑事控告书》讲述的其遭中共迫害的主要事实。

一、多年被追捕骚扰 生活不得安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去北京看望生病的姐夫时，被华北油田五处保卫科副科长付佩学带人连夜劫回华北油田，从此监视，出门要和“退管站”打招呼，否则他们要被扣奖金。五处保卫科没收了我十几本大法书。我手中有收条。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我被逼到五处保卫科洗脑班，（是受华油六一零指使）强行看诬蔑法轮功的录像，逼迫写“不修炼”保证。因被拒绝，三月二日被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拘留证是油田公安處處长赵锁良签署）罚款一千元，还被勒索了一百五十元伙食费，其实每天只给五个窝窝头，一碗叫做“菜”的咸盐水。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回家举办婚礼，婚礼的前一天，五处保卫科的人又闯到我家，逼迫写“五一”不去北京的保证，家中的亲友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儿子婚礼过后，即五月十二日，我回山东看望九十高龄的老母亲，回去第四天，老人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因姐姐腿有残疾，孙子又小，妹妹要上班，弟弟俩口儿都下岗，为生活还要奔波。侍候老人有具体困难，我把伺候老人的任务全揽了过来，在家一住两年半。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油田公安竟四次派人去骚扰。弄得我伺候老人都不得安宁。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五处保卫科吕宏伟等二人及五处退管站的一人员以“房改牵扯经济事宜”为借口，去山东找我，妹妹质问他们：把钱打到银行，就行了，还用这么远来吗？他们觉得没趣，没找到人走了。

◎二零零二年三月七日，中共开“两会”，江氏集团为加紧迫害法轮功。五处保卫科副科长付佩学、吕宏伟强迫我老伴当“向导”，再次闯到山东，妹妹告诉他们人走了，付某蛮横的对我妹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妹妹反问：“我姐是好人还是坏人？”付某回答：“是好人，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还是没找到人。他们回油田后将居住在总医院的老伴的侄女女婿的工作停了两个月，奖金也扣发了，急的要供俩个孩子念书又没有工作的侄女团团转，要到山东找人。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华北油田五处保卫科吕宏伟、冀中公安局王建再次去山东，又没找到。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六日，吕宏伟、王建第四次去骚扰，还是空手而归。

我在山东期间的这段日子，他们还多次去北京骚扰打工的儿子。因此，儿子每天下班回家，要查看有没有“情况”，才敢进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十三岁的老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北京看几个月的小孙子。二零零四年三月四日，中共又要开“两会了”，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国保大队长常国荣和五处保卫科科长刘洪涛等人又去儿子家找人，未果。

二、在任丘油田看守所野蛮灌食

我出于慈悲心，不想让这些无辜的人跟着江氏集团走向罪恶的深渊以免连累子孙后代，给国保大队长常国荣以及管理局某局长、处长、有关的科长写了劝善信。常国荣以此信为线索，在二零零四年七月二日布置三路人马绑架我：一路是山东；一路是东北；再一路是北京。

在北京，那天下午五点多钟，刚吃完晚饭，正在厨房收拾碗筷时，儿媳开门，一下涌进四、五个人，有刘洪涛、吕宏伟、李查武、王建及司机张××。打头的刘洪涛一眼看见在厨房洗碗的我时，兴奋的说：“老马，找了你好几年，可找到了。”我反问：“找我干什么？”“让你回任丘写个‘不修炼保证’。”“不写，我得看孩子，没有时间。再说我炼功关你们啥事？”

他们在屋里留下了两人，余下的在楼门口儿站上了岗。不停的打电话发信息，直到半夜十二点，从任丘来人，带来了刑事拘留证。当宣读完，姓李的一反不吭声的常态，拿起铐子给我铐上了双手，我对儿子说；“记住今天来的这些人，炼法轮功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自杀，如果你妈有个好歹，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那个姓李的用力往上拽着铐子中间的铁链，连拉带拖的把我从五楼拽下来，用力一搡，把我摔倒在汽车里。一边一个人，将我夹在后排座上，连夜返回任丘。

在五处保卫科把我铐在椅子扶手上好几个小时，晚上被关进油田看守所。

七月六日，一警察来看守所让我在“刑事判决书”上签字，我严厉拒绝。

七月九日，我要求无罪释放，告诉他们：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朝代说把身体锻炼好了是犯法，也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算成是犯法，拘留所里的饭是给犯法的人吃的，我没犯法，不吃这里的饭。

七月十三日，绝食第四天，看守所副所长史春雨下令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郑宝华弄到院子里，找来油田某医院的一个男医生吴大夫及一女护士强行灌食，两个彪形大汉将我摁在铁椅子里，一边一个摁着胳膊，还有一个犯人摁着头，不让动弹，看守所的一个孙姓男警蹲在地上摁着我两条腿。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吴某将胶皮管子从鼻孔往胃里插，由于送的太急一下进入气管，我大喊“憋死了”，吴某拔出来从新插，经过喉头时，一阵恶心，眼泪都出来了，条件反射似的一阵呕吐，将管子又吐了出来，小护士在摁着头的那个犯人的配合下，手脚麻利的把管子插到胃里，由于胃内的压力大，从管子里喷射出一股绿色的液体。他（她）将事先准备好的咸面汤（咸得连品尝的警察都吐舌头）用五十毫升的大针管连灌八大管子。

七月十八日，绝食第九天，又开始第二次灌食。被灌食的还有法轮功学员郑宝华。她每次被灌食时鼻子都插破了，管子上都是血。几年后，郑宝华被迫害致死。我被弄出去灌食时，监室里其他几个犯人都哭了。史春雨厉声的说：“你喝就不灌，不喝就灌。”我说：“这是非法拘留，我没犯罪没犯法，放我出去就吃，不放出去就不吃。”这次吴某把管子插进去了，却又被呕吐出来。又插了二次，灌进去十管咸面汤。

七月二十二日，绝食第十三天，我虽然不吃不喝，但是精神状态很好。监室中的那些犯人都说：“法轮功太厉害了，我今天算是看到神了。”我纠正她们说：“我不是神，大法是超常的。电视上所有对法轮功的诬蔑宣传都是假的。

三、非法劳教一年：两送唐山市开平区第一劳教所未果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六点来钟，几个警察到看守所，宣布非法劳教一年（国保大队长常国荣拿我给他写的信做“证人”）。警察让我在判决书上签字，我坚决不签。这几个人中：一个是冀中公安局的边兴国、一个女的是道西派出所的于丽、再一个是五处保卫科的柴某，还有一个司机。于丽说：“给写上拒签，判决书不给她。”

我被拉到唐山市开平区第一劳教所。经查体发现，血压、心脏都有病，劳教所拒收。押送的警察四处打电话，托人到秦皇岛、石家庄、河北省公安厅，目的是把我留在劳教所，最后没达到目的，只好把我再拉回到油田看守所。

途中他们还不放心，再次和任丘联系，这时白昼的天空一下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倾盆而至，大白天一下变成黑夜，车灯都亮了，老天都为我鸣不平。道西派出所的于丽焦急的给她女儿打电话，安慰女儿“妈妈一会就回去了！”看着他们为我也在承受着魔难，心里很难过，都是江泽民造成的，我默默的求老天保佑，让车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女儿等着妈妈；母亲等着儿子呢。他（她）们家里人都等着亲人回去呢。

不久，我真的吃不了饭，喝不了水，每天从厕所打的自来水都是臭的（在押的人都喝厕所里的自来水），日渐消瘦。体重由进来时的一百五十六斤降至一百一十多斤。我多次要求“保外就医”，但警方就不放人。

直到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对副所长史春雨说：“与其让你们这样把我慢慢折磨死，还不如干脆不吃了，死有什么可怕，还怕灌食吗？”

我再次绝食，第五天，即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半，警察又谎称家里来人，把我塞进一辆汽车，送到采油一厂医院九号病室，外边是由警察监视，强行给我输液，从早八点输到半夜十二点，有时头天的还没输完，第二天的又接上了，累得我精疲力竭，原来炼法轮功痊愈了的疾病，经过这一场折磨又复发了，肾脏疾患、胆结石、高血压、心脏病的都来了。我义正词严的告诉迫害我的人：“我炼功五年，没吃一片药，没报销一分钱药费，红光满面的。你们不让我炼，把我弄这里，仅两个月就把我折腾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究竟谁好谁坏、谁正谁邪，自己判断。”（办我案的是雷虹，他说晚上在家炼也不行）

我在采油一厂医院输液期间，他们怕我跑了，特在我家对面楼上安了一架探照灯，（这是我回来时一个好心人告诉我的）只要老伴儿从家里一出来，或我家门口儿有动静，探照灯的光柱马上射过来，如同白昼。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华北油田冀中公安局渤海分局及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一些头头们有李洪州等，坐三辆小汽车，带一个中面包把我再次送至唐山劳教所。因血压及心脏有病，再次拒收。

他们这些头头们中午在华北油田唐山办事处招待所大吃一顿，由招待所主任出面和地方医院疏通，硬把我塞进劳教所。一个月后，在唐山公安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患有严重的肝脏疾患，被退回华北油田。

在家养病本须用钱加强营养，可华北油田无理扣了我一年的全部退休金（二零零四年七月二日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而且生活补助金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起由每月干部级三百元降到工人级二百六十元，直到现在。我没吃药打针坚持学法炼功，很快恢复了健康。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我和老伴去山东参加外甥婚礼回来，就被油田公安及五处保卫科看上了，说是六十年“国庆”要到了，怕我上北京。于是派了十几个人，（后来减到八人）我走一步他们跟一步，那些看我的姑娘可怜巴巴的和我说：“阿姨你可别去北京，你要是去了就得扣我们半年工资，没有工资，孩子怎么念书。我说：“我炼功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都是江泽民造成的。”一辆面包车放我家门口供看我的人休息。整整监控了四十天。

四、被非法抄家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我去北京给八十多岁的姐姐过生日，十九日，恶警无缘无故抄了我姐姐家，事后才知道是她们院里张贴的诬蔑法轮功的宣传窗被人涂了一层白漆，怀疑是我干的，可是查遍了监控录像只有我上楼的影子，没有下楼的身影，因为我自上去再没下楼。

非法抄家时，把我放那儿的几本《转法轮》书、师父的法像、讲法录像带，一千多元现金都抢了去。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取保候审一年。由于惊吓，我八十六岁的姐夫和八十三岁的姐姐双双住进清华大学附属医院酒仙桥华信医院高干室。我姐夫因心肌梗塞几次下了病危通知单。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月初九），在我八、九个月没去姐姐家的情况下，恶警再次抄了姐姐家，这是无视国法私闯民宅的侵法行为。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点，我被华油道西派出所及五处保卫科吕宏伟、李查武从北京带回油田，华北油田冀中公安局国保大队韩雁正带一帮人抄我家呢，把我家门上贴的“真、善、忍”统统揭了去，真纳闷它们怎么这么怕真、善、忍？！私人汽车也被抄了，门上对联也被撕下去。并且又抢走了几本大法书、讲法录像带等。抄家第二天，退管站的及居委会的人象走马灯似的来我家骚扰，电话不断。我耐心的和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渐渐的不来了。

十几年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天天在这忐忑不安中生活，使我及我的亲戚朋友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