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劳教所酷刑折磨 芬兰兰丽丽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现居芬兰的法轮功学员兰丽丽，今年三十八岁，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生活快乐幸福。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兰丽丽因坚持信仰，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六年（之后被迫逃亡国外）三次被抓捕，一次被关进劳教所,共被迫害两年四个月多。

兰丽丽（左）和兰丽华一起诉江

在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关押期间，年轻的兰丽丽受到残酷的身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经常受到毒打、电击、关小号、罚蹲、不让睡觉、用胶带封嘴、坐板凳（坐在小板凳上一连几天不准动不准睡觉）、开飞机（两手朝后伸直，两腿伸直，头、上身往下伸直到几乎着地）、在摄氏零下二十度只穿单衣挨冻，吃的是有虫有泥的土豆白菜，每天还要超负荷的劳动，同时还被暴力洗脑。

在灭绝人性的迫害中，与兰丽丽关押在一起法轮功学员中，有十一人被迫害致失去了生命，她们的名字是：王可菲、李敏、王守慧、王玉环、李树影、王秀 芬、王敏丽、崔正淑、王秀兰、曹雅丽、宋冰。另外还有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吴晶（音）至今失踪。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九日，兰丽丽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要求追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全部罪行，将其绳之以法。兰丽丽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我想我是个法轮功的受益者，我也应该去向中国政府讲一讲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变化以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否则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就因此，我被中共抓过三次，被关进劳教所里共二年四个月。”以下是兰丽丽控告书中自述被迫害的部份情况。

一、第一次被抓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我去北京上访，在途中被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的警察非法抓捕，送梅河口看守所关押，后来又由吉林省白山市八道区新建街派出所把我接回当地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每天每顿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其实和喂猪的饲料是一样的，吃的菜是白菜和萝卜汤，白菜和萝卜从来就没洗干净过，汤里都是沙子和虫子。在拘留期间白山市副市长张福友，市公安局局长张福礼等人到拘留所来转化我及其他法轮功学员，他们给几个法轮功学员灌输很多诽谤法轮功的谣言，当时电视台也报导了此事。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转化了，都不炼了。其实这几个法轮功学员和我根本就没有被转化，这是白山市市政府和白山市电视台共同编造出来的谎言欺骗百姓。这件事之后我们全部被释放了。

二、第二次被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法轮功学员李博、孙桂芝、张丽艳一起再次去北京上访。二零零零年一月二日，我和其他几个人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还没找到国家信访局就被北京的警察非法抓捕，在天安门广场时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被抓走，当时国家信访局已经成了公安局，成了警察抓人的场所。每个法轮功学员只要去信访局上访，全部被警察非法抓走。

我和其他几个人被非法抓捕后由白山市公安局政保科姓杨的科长和几个警察乘火车把我们遣返回当地。他们把我们押送回白山市八道江区新建街派出所，新建街派出所又将我和其他几个人送进看守所关押，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期间，白山市司法部门对我和其他几个人李博、荷华、吴运华、还有几个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与审查，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将我们非法劳动教养。

我被判劳动教养一年半，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三日至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为止。司法部门对我判决的所有程序都是违法的，只要我们写一个不炼了就会被放回家，不写就会被劳教，但是我不写。就这样我们被送进吉林省女子劳动教养管理所（俗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刚进黑嘴子女子劳动教养所时，我被送在四大队四小队关押，劳教所成了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了。如果学员们炼功，恶警就会抡起电棍来电法轮功学员，吩咐犯人把她们的双手举到头顶上，用绳子绑在床上的栏杆上，罚站、罚蹲、开飞机、蹲小号、绑在死人床上（四肢分开固定，身体动不了），警察还吩咐犯人用竹板子和手打每个法轮功学员的嘴巴子，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个法轮功学员的脸部几乎都是伤。

二零零零年二月中旬，也就是过农历年的那天，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关在活动室里，我们在活动室一起炼功，恶警指使犯人打我们，罚我们坐板凳，不许动，不让睡觉。后来还有四个法轮功学员一连三、四天也不允许睡觉，就坐在板凳上不让动，动一下犯人就会打她们。她们的双腿肿得特别粗，两眼通红，等她们回来时，两腿已经无法行走了。

二零零零年二月末的一天，我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背法，四大队恶警们拿着电棍和竹板子，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猛打，拿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电棍叭叭直响，直冒火花。我的嘴被恶警用胶带封上。罚法轮功学员开飞机，两手朝后伸直，两腿伸直，头、上身往下伸直，几乎要挨着地了，当时的感觉浑身难受，浑身麻木、恶心、想吐。法轮功学员姜智慧的脸部、脖子被打的全是泡，眼睛被打成黑紫色，把她的嘴封上，不许说话。

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炼功，恶警张贵梅、关微领着几个恶警一起迫害我及其他法轮功学员。为阻止我炼功，对我进行惩罚，罚蹲，姿势是两手背在后面，两手靠在一起，两腿蹲下，一蹲就是一天，动一下恶警就用脚踢一下，我当时的感觉是两腿疼痛，后来两腿麻木，由红肿又变成黑紫色，渐渐的就没有了知 觉。有时晚上恶警就把我关进水房里罚蹲，水房里特别冷，温度可达到摄氏零下二十度左右，不允许我穿外衣，只穿单衣服，冻得我直哆嗦。

在黑嘴子劳动教养所，法轮功学员们每天早上洗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如果刷牙，就没有去厕所的时间，如果去厕所，就没有刷牙洗脸的时间。上厕所还要排队，还没排到，时间就已经到了，没办法只有憋着，我自己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后遗症。

在劳教所里，每天吃饭，连盛饭、吃饭和洗碗只有十分钟的时间，经常吃的饭菜是带皮的土豆冻白菜。偶尔有好吃的饭菜，肯定是又有来参观的或来检查的。我们每天超负荷的劳动，折页子，做工艺品，如小鸟、小鱼之类的，都是出口产品，销往全世界各国。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才收工，每天劳动十五至十六小时，最多达二十小时，有时为了完成任务一连几天也不让睡觉。

二零零零年四月末，有一法轮功学员对我们说，她从管教室路过，无意间听到恶警的对话，说上级来命令了，要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转化，去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学习，学习怎样转化的手法和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的手法。也从那以后，恶警对法轮功学员开始进行酷刑折磨，逼迫写“与法轮功决裂书”。

后来我由四小队调到一小队，有一天恶警把我叫去，我刚进恶警室，几个恶警就把我围住，几个恶警强行把我上身衣服扒光，一个恶警叫袁影，手里拿着一个电棍，电棍是电尖的，向我电击，电我头、后背、脖子、胳膊，就听见电棍叭叭直响。一边打一边骂：还炼不炼功了？逼我写“与法轮功决裂书”，我不写，另一个恶警叫于波的用手打我嘴巴子，掐我，连踢带打。还有一个恶警叫冯晓春，手里拿着一本书，用书往我头上砸。当时参与迫害我的还有一个叫刘静的恶警，他们四个恶警一起打我、攻击我。当时我感觉两眼发花，浑身疼痛，后来全身疼痛麻木。恶警们连喊带叫的继续打我、骂我、还在诽谤大法，一 直迫害我很长时间，才将我放回监室，并且告诉我不许和别人说。当时我的后背、脸部、脖子都肿起来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当天法轮功学员张海燕 （长春市）、李秀（松原长岭县）、黄淑芬（吉林市）、崔正淑（吉林市）、徐迎春（白山市）等和我一样遭到同样的虐待，这件事过后我由一小队调到三小队，为的是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后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酷刑折磨，由不公开又变成了公开，对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是酷刑折磨。

后来我又由三小队调到二小队，二小队是严管队，关押的都是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给其他法轮功学员写纸条，揭穿恶警怎样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内幕，怎样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和一些谎言。被恶警发现后，给我加期三个月，而且我只要坚持修炼，就会被加期。在严管队，我们被和其他小队的人隔离，不允许和其他小队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和说话，也不允许家属来看我们。如果想见家人就得写“决裂书”，不写就不让见。我们的所有的权力被剥夺，每个人都遭到非人的虐待，每个人的身上和脸上都被打得没有好地方。我们每天都承受着超负荷的劳动，还要遭受着酷刑折磨，每天都生活在高度紧张的气氛当中。

每天恶警派很多帮教（即帮助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人）来围攻我，给我进行洗脑，有时还威胁我。我从小胆子就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每天听着电棍叭叭的响声，法轮功学员的喊叫声。在这种精神的压力、肉体上的折磨下，还有超负荷的劳动，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每天面对这个邪恶的环境，我真的承受不住了。有一次警察带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出去，当时我心里想：我终于可以透一口气。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一出大楼门口，就听到从 一楼到五楼都是电棍的声音和打骂法轮功学员声音，还有法轮功学员的喊叫声，还听到对面二层楼新生队传来的电棍声和打骂声，惨叫声。我的心里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恐惧。我每一天都在痛苦中挣扎，炼与不炼，写与不写中做出选择，每天恶警威胁我，我知道坚持下去面临的是什么，我实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也写不炼了。我每天都在想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法轮大法，我每天都在流泪，精神处在要崩溃的边缘上，在这个极度精神摧残中，我承受不住，有一天晕了过去，从上铺摔了下去，很长时间才醒过来。

二零零一年一月，黑嘴子劳教所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每天都有被新送进来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大队都装不下了，后来又成立了七大队。我从四大队的二小队被调到七大队。那里的生活条件特别不好，人在屋里都冻手冻脚，对坚持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还是采取不让睡觉，用暴力进行迫害。在七大队我向恶警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说自己要继续修炼法轮功，并且要求把自己写的不炼法轮功的东西还给我。二小队恶警于波把我叫到管教室，把我骂了一顿，威胁说：“看我怎么收拾你。”每天恶警都把我叫到管教室谈话，辱骂我，污辱我，用脚踢我，用手打我，这样的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每天都有人监视我，有包夹看着我，不许和其他人说话，不许家人来看我，如果我的父母来看我，逼迫我写决裂书，不写就不让见，而且逼迫我的父母骂法轮功或我的师父。我将近一年的时间被迫不能与家人见面。

有一次朋友来看我，她找了人才让见我。一小队恶警毕明明带我去的，一边走一边骂我，手里拿着一个树枝扎我的脖子。据说，毕明明是中国吉林省司法部门的十佳劳动模范之一。

在七大队，我们每天还有超负荷的劳动，做工艺品和扛麻袋，一麻袋就是五十公斤，其他人可以两人扛一袋，可坚持炼功的人必须一个人扛一袋，如果扛不动恶警侯志红就开始大骂和用脚踢我。

三、目睹身边同修被迫害致死

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面积的转化，而使用的招数就是暴力、强制。金敏（吉林省通化市）不读诽谤法轮功的书籍，恶警就把她拖到恶警室毒打一顿，出来时脸上全是泡，脸都被打红肿，恶警为了达到转化的目的，不让金敏睡觉，每天都要对她进行酷刑折磨，如再不服就将她绑在死人床上，把人的四肢分开固定在死人床上，放下来的时候人已不会走路，如再不服就关进小号。

为了制止中共对我们的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要求无罪释放。恶警们疯狂的给法轮功学员灌食。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叫王秀兰，被恶警绑在铁床上把四肢分开固定上，一下也动不了，用最高伏电棍电她，电棍电在身上整个身体就从床上往起蹦，电棍打在床上，叭叭冒火花。后来王秀兰被打的心脏要停跳了，恶警才肯罢休。有的法轮功学员绝食七、八天了，恶警还吩咐他们干活，那些恶警真的一点人性都没有。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和我关在一个屋子的王秀芬，她是吉林省吉林市的一名日语教师。只因她炼功就被恶警绑在死人床上，四肢分开用皮带固定在死人床上，身体根本动不了。不允许她穿外衣，只穿着单衣服，在摄氏零下二十五度的天气下，把窗户和门打开，外面的凉风呼呼的往屋里刮，冻着她，我看她直 打冷战，七、八天后才将她放下来，她的两个腿已经不能行走。后来在肉体和精神上她承受不住，被逼的精神失常，变得疯疯癫癫。之后她被放回家了。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说，王秀芬回家后又恢复了正常，之后又被恶警绑架，又遭到了严重的酷刑折磨，最后被警察活活打死，明慧网也做了相关的报道。

还有法轮功学员吴运华（吉林省白山市），恶警经常对她进行迫害，她的脸部、脖子的皮肤已经被电的都焦了。法轮功学员朱娥（吉林省吉林市），每天都在迫害的行列中，每天都挨打，恶警用电棍电她，她的脖子上、脸部皮肤已被恶警用电棍电的糊了、呈黑紫色。她不能坐椅子，因为臀部已经被恶警用电棍电的全是泡，全是黑紫色，恶警经常罚她面向墙站着，经常用语言侮辱和讽刺她。

在四大队有一个姓王的法轮功学员刚来的时候，不让她睡觉，恶警强行对她进行洗脑，如果一闭眼就打她，一连几天的时间不让睡觉，这招行不通，恶警就动用武力对她进行迫害，因为她不想说谎话，也不想欺骗别人，每天又面对酷刑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后来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她承受不住，被逼的精神失常。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和我同在一小队关押的长春法轮功学员王可菲被迫害致死。王可菲刚来七大队时告诉我，她在六大队时，恶警打她，她被打晕了过去，恶警用凉水把她泼醒。后来王可菲以绝食的方式抵抗对她的迫害，要求无罪释放。恶警就将王可菲绑在死人床上，四肢分开用皮带固定在死人床上。恶警派两个犯人轮班看着她，不让她睡觉，直到有一天王可菲晕死过去，才将她解开皮带。有一天我们在屋子里干活，大多数人都听到王可菲的惨叫声。恶警领着犯人给王可菲灌食，她不配合，那两个犯人就开始用手打他、用脚踢他，连喊带骂的，王可菲的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她绝食二十多天后恶警还让她下楼往楼上扛箱子。我站在门口看到她，心里特别难过，因为自己无能为力帮不了她。恶警刘胡让犯人把王可菲抬到一块板子上，告诉她你不想当佛吗？这回让你当佛，开始骂王可菲，用语言侮辱她，直到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送进医院，等王可菲到医院时人已经再也无法苏醒了。

就在王可菲被迫害致死后，我们不知道她被迫害致死，恶警王丽华对我们说，王可菲被放回家了，我们听还挺高兴，王丽华让我们签个字，说王可菲绝食和劳教所没有关系，我们想王可菲都回家，无所为的了，也没多想，很多人就稀了糊度的签了字了。后来又有人法轮功学员进来，才知道王可菲被迫害致死后。原来恶警王丽华是骗我们。

四、向参观者揭露迫害真相 被超期关押

二零零一年六月份，整个教养所开始打扫卫生，每个人发了一套新衣服，每个屋里放了两个大西瓜，我知道肯定有人要来参观，因为每次来参观就要打扫卫生，把每天干不完的活藏起来，做些好吃的饭菜，造一些假相给人看。这一天我妹妹来看我，妹妹告诉我她已来过多次了，因为我不转化，不让见。

接见回来后，恶警侯志红把我叫进一个屋里，破口大骂说我没人性，就在这时一个恶警过来说，检查的来了，恶警侯志红匆忙把我领回监室，让我坐在第一个位置，因为每次参观时炼法轮功的学员都是在后面或人看不见的地方藏起来。可能由于匆忙当中把我给漏掉了。不一会儿来了很多人，走在前面的是两个年龄大的人，后面跟了二十多人，其中一个年龄大的问：在这里生活的好吗？我对面一个已被转化的老太太说：“管教像父母一样关心我，吃的好住的好。”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她在说谎。接着又问我：你多大了？我说：二十五岁。又问我：转化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我挨过打没有，我犹豫了一下，是说还是不说，因为心里有怕，说了，怕遭恶警毒打，但我不说，还是遭到毒打。我说：挨过打。当时屋子里一片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能有几分钟，没一个人说话。我的话音刚落，两个劳教所所长从屋子跑了出去。那人又说：你年龄太小了，你们教育教育她。然后他们就走了。后来我听别人说：来的人是中央的干部，这回你可捅大漏子了。我想既然是中央来的，不但不制止恶警的恶行，反过来还让警察教育教育我，这不明摆着，强行转化和对法轮功学员施用酷 刑是中央下的命令吗？因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

当天晚上大队长刘胡把我找去，一进去就是一顿臭骂，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后来恶警于波把我找去，刚进恶警室，于波就给了我两个耳光。当时打的我脸火辣辣的，耳朵轰轰直响。恶警站那开始骂我，当时屋里有个犯人帮恶警骂我。我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知道这帮恶警什么都能干得出来。这件事之后我由二小队被调到三小队。因为这件事情黑嘴子劳动教养所所长马丽婷找我谈话，在谈话过程中，她威胁我说：你知道吗，新加坡的人如果犯法，用鞭子沾盐水往身上抽。

从此以后，劳教所一有来参观的就把我藏起来。黑嘴子劳教所为了掩盖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的事实，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打开劳教所大门让各界人士来参观。只要有人来参观，就会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藏起来，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把干的活藏起来，每个人都穿统一的服装，做假相给人看。别人一看好象不象外界说的那样，有的人就会被假相给蒙蔽。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到黑嘴劳教所采访，当时采访黑嘴子劳教所六大队恶警刘涛。刘涛在焦点访谈节目里声称黑嘴子劳动教养所从来没打过法轮功学员，都是感化教育为主。其实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知道她是最能打人的人，从六大队调到我所在大队的法轮功学员王红玉说：恶警刘涛就曾经用电棍电过她 两个小时。外人参观时还伪造一些假相的场面，每个屋里放两个西瓜等等，看上去很和平，其实都在骗人。

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本来是我被释放的日子，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到期和超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释放，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放，可能因为我揭露劳教所打人事实，还有我不转化没有放我，把我超期关押继续迫害我。恶警每天找一些帮教来围攻我，强行给我洗脑、给我灌输诽谤大法的书籍以及强迫 我看电视中污蔑大法的节目，比如给我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演的关于“天安门自焚”假案的节目等。而且派两个犯人监视我，一个犯人叫刘东娇，另一个犯人叫纪风琴，不准

不准我随便走动，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我就一天天这样被迫害着。

还有一次，管理科科长廉光日找我谈话，允许我回家炼功，但得写保证不炼功等的“四书”。我说我不写，我没犯法，上访是公民的权利，我是按照国家的 宪法去上访，现在是警察和司法部门在犯法。廉光日说按照国家的法律你没犯法，上访也没错，但是上面不让，中央不让。他说你知道国家是什么吗？国家就是血淋淋的统治阶级，你别想对抗国家。威胁我“对抗没好果子吃”。

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我就在那一天天熬着，直至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才将我放回家。我被黑嘴子劳动教养所超期关押十个月共计三百零二天。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两腿不能行走，因为在劳教所长期坐着造成的，出来后怕电，怕警察，一见到警察心就怦怦跳。

五、第三次被抓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我到吉林省延吉市老国贸商场去看法轮功学员郑宝华，被绑架到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610办公室，警察从公安网络上查到 了我的身份，查到我是炼法轮功的，因公安网络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记载，有黑名单。就这样，恶警将我以妨碍社会秩序的罪名拘留十五天，后来又将我非法 劳动教养一年，我绝食反抗中共司法部门强加给我的莫名须有的罪名，在各种压力下给我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经检查给我造成严重的心脏病，不能起床，在家人强烈的呼吁下，才将我释放。

六、被迫流亡海外，家人承受巨大压力

在中国大陆，每个法轮功学员每天都面临着被抓被迫害致死的危险。曾经和我关在一起的法轮功学员：吉林省长春市的王可菲、李敏、王守慧、王玉环，吉林省榆树市的李树影，吉林省吉林市的王秀芬、王敏丽、崔正淑、王秀兰，吉林省农安县曹雅丽，吉林省舒兰市的宋冰，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中共的恶警迫害致死。吉林省白山市法轮功吴晶（音）至今失踪。因为这场迫害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孩子失去了母亲，丈夫失去了妻子，婆婆失去了儿媳妇，母亲失去了女儿、儿子。对于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不只是对一个人迫害的问题，而是给整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他们都可以和大家一样正常的生活。

我被释放后没有回当地，为了不让警察再次迫害我，我一直在外地流离失所。后期公安局以及街道经常向我的父母打听我的消息。我流离失所后没有生活来源，找不着工作，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被白山市公安局给扣留了，给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

我一直就这样在中国大陆生活着，不知道哪一天又被绑架，同是修炼的妹妹兰丽华也是多次被迫害，我的家人为我们姐妹俩每天提心吊胆。妹妹兰丽华三次被抓，最后一次是在长春电视插播后，疯狂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中被抓被酷刑折磨，在长春双阳第三看守所被关了七个月，在这七个月中多次绝食抵制迫害后多次被送进奢岭医院灌食。在最后一次绝食两个月后，被家人接出来，骨瘦如柴，父亲一米六五的个子背妹妹就像背个小孩，所有的亲人看到妹妹被迫害成这个样子都哭了。

我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流离失所，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经常遇到有查房的，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家人就会紧张。

我的妈妈在中共对我们的迫害中头发白了许多，心脏也开始不好，我妈妈说是听到姐妹俩被抓吓的，爸爸高血压，受不了一点刺激。父母因为我姐妹俩接二连三的被迫害，七八年来我和妹妹，她出来，我进去，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我父母在迫害的前两年根本就没法工作，这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家里非常贫困，欠了很多外债，我和妹妹只要晚一点回家，父母就担心的不得了。

后来在我离开中国后，家人一直被监控，弟弟在大学期间还被跟踪。在我离开中国后，长春市警察还曾到我家非法搜查，给我家庭带来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