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真相中为众生得救铺好路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旧金山湾区的大法弟子，一九九七年得法，算是得法多年的老弟子，但是执着心较多，修炼中提高比较慢。非常感谢师尊和同修们给我今天这个机会，把自己在修炼和讲真相中遇到过的问题和得到的教训做一个总结，希望从我摔过的跟头和走过的弯路中得到提高，从而在今后的修炼和讲真相中做的更好。

一、放下常人的观念

我在一九九七年得法之前，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患有尿崩症等多种内分泌失调的疾病。现代医疗的诊断是下丘脑神经垂体部位肿瘤，需要通过脑部手术進行治疗。问题是，CT、核磁共振等各种现代检测手段都用了，就是找不到肿瘤在哪。由于当时为我下诊断的是加州斯坦福大学附属医疗中心的内分泌专家，算是世界顶级内分泌专家下的诊断，所以后来不论到那个医院，医生都持相同的看法。所有的医生都一致认为：现代检测手段发现不了肿瘤的原因，是肿瘤还太小。所以后来的医生们都重复的做一件事，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我到医院去做一次核磁共振。他们都说，只要肿瘤再长大一点，就可以被发现，然后就能進行外科手术了。

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师尊在旧金山美生堂讲法，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刚开始的那两年，炼功炼的很勤，但学法跟不上，对法的理解都停留在很浅的层次中。我在得法之前，因为患有严重的尿崩症，后来虽然经过多方治疗，身体有了好转，但日常生活中身体仍然处于一定的脱水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的后果就是，人不能呆在热的地方。比如说，夏天八十多度（华氏）的正常天气，如果在室外的椅子上坐上十来分钟，即使什么都不做，心跳也会达到每分钟一百六十多下。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有可能進入昏迷或半昏迷状态。所以，我夏天都是从有空调的家出来，到有空调的车，再到有空调的办公室，整个夏天都离不开空调。一九九七年开始炼功后，虽然不再服用药物，但我一直不自觉的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 夏天离不开空调，炎热的时候更不会到户外去活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和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时，湾区一位不会讲英文的老年同修找到我，说：我们一块去华府、去美国国会请愿吧。他说完看我有一点儿犹豫，又说：我不会讲英文，订机票、订旅馆、还有这一路上的与人打交道，都要靠你了。我一听感到义不容辞，就答应了下来。于是，我请了假，买好机票，与那位老年同修一起踏上了去DC的路程。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九九年七月我们到DC的那一天，天气预报是气温华氏九十七度，湿度百分之九十七。当时我已炼功两年多了，虽然还不自觉保留着夏天不去热地方的习惯，但思想中早已忘了病这回事。我们到DC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直接就到了国会门前的草坪。当时正是午后，骄阳当头，热的象火一样。我下车后，突然脑子里想起来了：自己是不能来这种炎热的场合的。完了，自己怎么把这么严重的一件事给忘了呢？怎么得了？当时所有在国会请愿的学员都在国会门前的草坪上冒着烈日打坐，炼第五套功法。我当时挺不争气的对那位老年同修说：国会到了，你快去吧。看着他往草坪走过去，我转身就往草坪旁边的一棵大树下走，想着到树荫下躲一躲太阳。可刚走到树下，就碰到了另一位老学员。他对我说，你大老远的来了，躲什么，还不快去炼功。我一看躲不过去了，当时把心一横，想：好吧，反正也来了，今儿我就死在这里吧。

说来也奇怪，我在那之前因为身体脱水，已经有八年身上没出过汗了。再热的天，别人汗如雨下，可我即使热到中暑昏倒，身上也不会有半点汗星子。可那天我在国会门前的草坪上一坐下来，不到半分钟，就全身大汗直淌。八年没出过汗的我，泪水和汗水一起涌泉而下。我确切的知道：我好了。

后来回想起来，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完全领悟那整个过程的全部涵义。虽然那个过程让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但我的领悟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仅仅认识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却没有领悟到自己由于学法不深，已经被自己的旧观念阻挡了相当长的时间。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随着师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再回头看那段过程，我更深的体会到：不断学法，不断突破自己在常人中学到和养成的旧观念，是在修炼中不断前進的关键。

二、放下常人的观念不等于在讲真相中忽视常人的想法

一九九九年以后， 我们按照师尊的教导，开始在美国向主流社会讲真相。二零零零年下半年，我找到我所在县的人权委员会，向他们讲了法轮功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情况，他们都深表同情。很快就建议县参事会为法轮功团体举行听证会，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我们当地的佛学会和学员们纷纷行动，听证会那天，佛学会的协调人带头发言，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湾区学员讲述了自己修炼后的收获，用自己的体会证实法轮大法好。县参事会在听完了同修们的发言后，于二零零一年一月通过了一项对法轮功人权表示支持的议案。

那次的事情之后，我认识到去各个县、市的人权机构去讲法轮功如何被迫害是个讲真相的好办法。于是，我开始在湾区所有设立了人权机构的县、市去讲真相，还在加州全州的人权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真相。有一次，我在加州的人权联席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发言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为了举例说明法轮功在西方社会受到的支持，我以我所在的县通过的议案为例，说我所在的县就很支持法轮功。没想到我的话音没落，我所在县的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就站起来纠正我，说：我们不是支持法轮功，而是反对迫害法轮功。我当时听了他的话，一下就愣住了。面对着一屋子的各级和各类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早年是一位牧师，后来在政府的人权机构里做了很多年的人权工作。一辈子领养了十四个孩子，是我眼中一位很有善心的好老头。他也是在县里带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人士，可他为什么会那样说话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遇到问题向内找。我静下心来，开始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也是一个讲平等的国家，政府不会专门去支持任何一个精神信仰的团体。但是从信仰自由的角度出发，却会反对对任何信仰团体的迫害。当时在那个会议上，还有其他好几个不同的宗教团体，而我却把反对迫害法轮功解释成支持法轮功，在座的其他宗教人士听了，就可能产生误会。所以作为政府人权机构的负责人，他当然要出面澄清立场。

师父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1]对照师父的话，我体会到： 放下常人的观念不等于忽视常人的想法。在讲真相救人，特别是对主流社会讲清真相的时候，花一点时间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观念，对我们加快讲真相救人，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那件事过去许多年后，回首再看哪一段经历，我更深深体会到师父无与伦比的大慈大悲与大智大慧。我的认识是，在迫害开始之前，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洪扬大法，帮助众生得法修炼。迫害开始之后，大法弟子让众生明白真相，反迫害就是得救的希望。旧势力用一场迫害把众生得救的标准提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表面上看是为宇宙的未来严格把关，但实际上却毁了众生。师父讲：“我不计众生历史上的一切犯的过，只见正法中这个生命对大法的态度。”[2]我的理解是，众生能够明白真相，在迫害中认同大法好，分清是非善恶，慈悲伟大的师尊就会让众生得救，师父用慈悲和智慧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我体会到：师父为了敞开大门救度众生，门开的都没门了，而我在讲真相的时候，有时却会有意无意抬高了救人的门槛，让众生進不来。这些表面上看似无意的事情，本质上还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学法和修炼跟不上的原因。

三、善用常人的观念，找到更有效的讲真相方式

二零零八年，我有幸开始参与到推广神韵的讲真相项目。我的工作是到各个社区去推广神韵。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了这个项目的压力：神韵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什么，在我的脑袋里也是一团雾水，不清不楚。

我是八十年代在国内大学毕业后来美留学的。我读的虽然是工科，但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中学和大学期间花过不少时间读中国历史。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回头看，那个年代在国内学历史就是稀里糊涂的读，乱七八糟的看。脑子里虽然装了一些历史故事，同时也灌進了一脑子党文化。《九评共产党》出台后，在推《九评》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探讨，我脑子里的党文化得以清洗。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仍然是个空白。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却不懂自己民族的文化，这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长大的这几代人的悲哀。自己啥也不懂，还要去向西方人讲，这不是糊弄人吗？怎么办呢？

讲真相是不能等，也不能靠的。为了能够对神韵项目负责，我决定自己补课。我到中文书店买来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古书和有关的一些专著。我是一九七九年入大学读书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由于文革的倒行逆施，古文的底子都差得够呛。在购买书籍时，为了避免党文化的污染，我特别注意购买由台湾学者撰写的著作。就这样，花了大半年的业余时间读了这些书。在读书过程中，我牢记真善忍的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牢记东西方正统文化和历史的发展是一台历史大戏。通过中华神传文化这个角度来唤醒众生内心的期待。就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恶补，我的头脑中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二零零九年，我们得知洛杉矶学员到各个社区去用幻灯片進行演讲的经验，还得到了他们的一套幻灯片。为了加快在主流社会推广神韵，旧金山湾区的大法弟子也成立了演讲团队。大家在一起交流，集思广益，很快我们的演讲就开始全面推开。

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一般的演讲都是二十至二十五分钟，然后再留几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与现场互动。这么短的时间要讲五千年的文化、讲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还要讲神韵，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时间的掌握。怎样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把要讲的都讲了呢？我想到师父在讲法时用的释迦牟尼洗澡的例子。一个短短的故事，不但讲清了佛家如何对待杀生的问题、也讲透了佛家空的真正涵义。我想到：既然东西正统文化都有着真善忍的共同源头、既然西方人的血脉中沉睡着当初结缘时留下的记忆，那么，东西方正统文化之间就是有桥梁的。既然有桥梁，那么用一些简单的例子進行沟通也许会更为容易。我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

比如说，西方文化讲博爱、重视家庭、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我在演讲中会首先谈到孔学中的忠与孝，解释忠的涵义是“孝天下”——把天下的人当作父母来孝敬。然后我会放一张神韵演出花木兰的剧照，简单介绍木兰的故事之后，我会说：木兰代父尽忠，这是孝天下，也就是博爱。打完仗有了功勋，她不要皇帝的高官厚禄，宁愿回家孝敬年迈的父亲，所以在木兰的心目中，家庭是摆在第二位的。接着我就会问听众一个问题：在木兰这个故事中，最不重要的是谁？许多脑筋快的听众会眼光一闪，回答说：是皇帝，是政府。简简单单的几句交流，就能点燃众生血脉中沉睡的久远记忆。在实践中我认识到：要做到善用常人的观念讲真相，智慧，只能从法中来。

四、学法、和发正念是做好讲真相工作的最大保障

在长期的讲真相的工作中，我意识到，我有很强的做事心。喜欢做事、爱做事、有事做就高兴、没事做的时候就感到无聊。没事做的时候也不能抓紧时间学法，完全是一种常人的想法。我的这种心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学法和发正念跟不上，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干扰。刚开始推广神韵的时候，我就开始便血，后来通过发正念好了。后来又身体出现严重的不适，有好几次神韵演讲我是拄着拐杖去的。有一次，有一个大型演讲的机会。举办方在希尔顿酒店聚会，出席者有一百六十多人。我们演讲团队的协调人也很重视，当天专门和我同行。在路上我就开始受到干扰，呕吐、出冷汗、感觉象虚脱了一样。我当时还是常人的想法：顶一下，过去就好了。但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同行的协调人正念很强，立即用电话联系同修集体发正念。就这样，当我们到达酒店的时候，我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总算是有惊无险，没有耽误讲真相的工作。

师尊说：“你不学法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啊？你说我能。凭着人的狡猾的思想、机智去做，你保证做不来的，为什么？你在常人中做生意、工作上的事可能都行，就这个事不行，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3]。

师尊的讲法让我认识到我在修炼中提高不上去的根子上的问题：修炼的目地不纯。成为大法弟子后，我的病好了；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解决了许多人生中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甚至觉得自己视野高了，看问题更透彻了等等。不错，这些提高和升华是大法带给我的美好，但对这些升华的满足则反映出了我修炼中根子上为私为我的执着。自己因为有一些常人中的能力，有幸参与了一些大法救人的事情，并为此而沾沾自喜，觉得这是自己前世的缘份。但却不能时时在头脑中清醒的认识到这些能力是师尊赐予的、是大法赋予的、是为了完成正法时期的救人使命而给予的。这种根子上为私的执着让我把救人的使命当成了常人的工作，出现人到心却不到位的现象。我参加的许多项目比如神韵、媒体、和对主流社会包括政府讲真相的工作都是深度讲真相的工作，需要长期的耐心、细心、和毅力才能有效果。而这些耐心、细心、和毅力都必须来源于一颗无私无我的救人之心。而我由于骨子里对私的执着，造成救人时的正念不足。碰到困难有时会想：反正真相我告诉你了，退不退党你自己说了算、帮不帮助我们反迫害是你的决定、来不来看神韵是你自己的事等等……事情虽然做了，但做工作的时候由于心不到位，加上学法和发正念都跟不上，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如师尊所讲的：“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3]，从而达不到救人的目地。

回顾过去多年讲真相的经历，由于自己学法、修炼和发正念抓得不紧，很可能已经耽误了不少让众生得救的机会。让我们加强学法，发正念，共同努力，把握住救度众生的最后机会。

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二零一六年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