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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人权报告:
死刑犯遮不住器官市场的蘑菇云
——2003年：一朵蘑菇云在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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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一、死刑犯每年能提供多少例器官？
1、历史数据提供的参考
2、“估算公式”提供的数量
二、器官配型问题
1、组织配型
2、HLA配型几率
3、血型配型几率
4、肝移植的配型要求
三、死刑犯人的数量
1、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
2、2003年后没有大规模“严打”
四、可供利用的死刑犯比例
1、组织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颈
2、“冷缺血时间”的限制
3、死囚器官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
4、死囚器官是“时空分割的小样本资源”
5、利用死刑犯人器官是“法院主导的模式”
6、法律依据上要求“无人收殓”
五、2003年：器官移植市场“蘑菇云”的升起
六、2003～2006年：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
1、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2、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3、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
4、规模火爆，出现“蘑菇云”
5、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
6、快速催热的免疫抑制剂市场
7、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暂时）消失
七、多余的器官从何而来？
1、新的器官来源应该具备的简单特征
2、一个新的器官来源：非法集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3、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去了哪里？
4、给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普遍验血，出于什么目的？
5、“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匹配模式：“储备型大样本资源”
6、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缺少“法院”
7、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军队主导的模式”
8、其他有关器官来源的问题
八、广义的死刑犯——活摘器官的演变过程
1、零星个案
2、大规模活摘器官的土壤
3、什么样的弱势群体会被当作“广义的死刑犯”
4、活摘器官的惨剧与白宫前的“高兴时刻”
5、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只需一小步
6、“格雷欣法则”的启示：“妖魔化宣传”鼓励人们漠视生命
九、“乞丐和流浪汉之死”揭示医生的道德底线
1、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
2、《器官何来？》：为盗器官，流浪汉被杀
十、更多证据
1、活摘器官之案的曝光者
2、电话调查录音
3、中介证言
4、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警察的口头禅：送苏家屯
5、王立军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6、人体塑化标本，尸源成疑
7、周永康的器官移植利益链
十一、关于中共对活摘器官指控的应对
1、掩盖苏家屯事件
2、拒绝外界独立调查
3、否认外界取得的证据
4、高调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
5、加快整顿器官移植市场，用“阳光”政策漂白黑色历史
十三、你能做什么？
1、一个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故事
2、哪怕一例“活摘”都是罪恶滔天
3、所谓的“经济奇迹”不能成为迫害的借口
4、你能做什么？
附录
1、中国移植专家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
2、中国医院器官平均等待时间
3、供体质量是如何保证的
4、器官移植的技术难关
5、两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医院的手术成果图
6、黄洁夫和石炳毅提供的器官数量
7、地下医院器官移植
8、世界各国器官移植数量是比较稳定的
9、关于器官移植的收费标准
10、关于IMS公布的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
11、关于天安门自焚骗局
12、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
13、《财经》杂志封面报道：“器官何来？”披露一起“杀人盗器官”案
14、“中华器官移植分会”的网站消失了
参考文献
概论
二十一世纪伊始，中国器官移植迅猛崛起，用几年的时间走过了美国几十年走过的路。这巨大的“成就”后面，却充满着争议：一个是长期以来的利用死囚器官问题，另一个就是2006年3月初知情人曝光出来的大规模活体摘取（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屠杀惨案。[1][2][3]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一直对外宣称器官来源是自愿捐赠，不承认死囚器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揭露之后，中共更是极力否认，但是又一再拒绝海外独立调查团队进入中国的签证申请。这种矛盾行为反而加深了外界的疑虑。不过，器官移植市场爆棚，成为了世界“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是不争的事实。“在过去十年间（1997年～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4]短短几年就冒出来了600多家（甚至有专家称高达1000多家）医院开展器官移植[5][6]，而美国也只有250多家。[7]
器官移植市场爆棚的后面仰赖于充足的器官供体。器官何来？这种“大跃进”的乱象，让中国的某些卫生官员和器官移植专家都惶恐不安，他们知道纸包不住火，在器官来源上不给出个说法终究不是办法。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同时也是肝移植专家的黄洁夫就是其代表人物。2005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一次大会上，黄对外宣布中国的器官主要来自死刑犯。[8]
自2006年活摘曝光之后，为了摆脱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加快了器官移植改革的步伐。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死囚器官，实现了从死囚器官到“自愿捐献”的华丽转身，从此中共在国际社会就可以大谈特谈中国特色的“阳光模式”了，好像过去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了。
历史可以被翻过，但是历史不能被遗忘。
根据中共自己提供的器官移植数据，我们可以勾画出从2000年到2020年的大致曲线，虽然外界相信真实的数字要高得多。
 （数据来源见附录1） |
这个曲线有个像是骆驼背上的双峰，一个是2003年到2006年，一个是2016年到2019年。2006年前的那个高峰就是器官移植市场混乱得犹如“战国时期”的那一段历史，那一段历史是中共极力想要淡化并让世界忘却的。
那几年到底有多火热多混乱？
国外等一个器官要以年计，而中国各大移植中心网站公开声称器官等待时间只要几天或几周（见附录2），有的直接说是器官是“活体”，失败了可以接着做（见附录3）。这是在人类器官移植领域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共的一些专家在采访时不经意说出的一些话，也是能让人窥视那时候的乱象。
数量上屡创历史新高。黄洁夫称2004年中国的器官移植达到最高峰，光是肾和肝的移植数量就近1万3千例，[4]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科学时报》的采访中说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近2万例。[9]事实上中国的专家们对于到底有多少，哪一年是最高峰也是一头雾水。
已过世的被称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在2012年说，“前几年不是做了很多嘛，这几年少了，这几年比较规范。应该规范了逐步做。”[10]他说的“前几年”当然指的就是2003-2006年的那个混乱时期。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更是说的直白，中国器官移植有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6年以后是“准入阶段”，而中间这几年是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这几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11]朱继业所说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供体？如何突然变得“畅通”？ 在另一次采访中，朱继业透露“2010年展开试点工作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12]前面提到黄洁夫、石炳毅说一年全国才做1到2万例，朱所在的一个医院（还不是最有名的器官移植大户）一年就做了4000例，就算这个数字包括了朱的团队到其他医院帮助做的，那也能证明中共的官方数字差得多么离谱。这足以显示那个时候的混乱并且器官移植的数量之大。
还有一个类似于“全民大炼钢”的现象也可以说明器官移植的火热，那就是连中医院都搞起器官移植来了。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的市中医院，原本以中草药传统医学技术为主的小医院，也在2001年建立了肾移植中心，可同时接纳12个肾移植患者，最多的一天进行过8例肾移植。[13]
中国移植市场的真正规模到底什么样，还真是个谜。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号称亚洲第一，《经济观察报》在一篇报道中透露，“根据一中院器官移植中心提供的数据，在2010年，该中心进行了约330例肝脏移植手术，其中活体移植超过20例。但在肝移植注册的网站首页上，2010年全部例数只有7例。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主管全国肝移植登记的王海波和一中院院长沈中阳都拒绝解释其中的原因。”[14]内部说的330例已经很可能是大大缩水的数字了，可是正式汇报上去的就更少了。这个报道里说的还是经过了几年整顿之后的2010年的事，以前的隐瞒情况有多严重就可想而知了。
黄洁夫在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倒台之后，把器官来源的混乱问题推到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身上。周永康把持政法系统多年，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之一。黄洁夫说 “（器官来源利益链）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帐，是多少你不清晰”。[15]黄洁夫口中的“一笔糊涂帐”正是那个混乱时期的最好写照，到底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没有人知道。
“糊涂帐”的背后，却是血淋林的人间惨剧。死刑犯的器官能满足这种爆棚的乱象吗？到底有没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有多少人被屠杀？有多少悲剧掩盖在这混乱之中？
自从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之后，很多海外调查团队虽然不能进入中国大陆，仍然收集和采访到了相当有力的证据。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40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16]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出版了《大屠杀》（The Slaughter：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也采访收集到许多证据。
2016年两位大卫和葛特曼合作发表了他们的调查报告的更新版。[17]更新版对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可能比他们在过去的调查报告中估计的还要高，而且盗取良心犯器官仍在继续。
由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前南斯拉夫总统的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Geoffrey Nice QC）主持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在经过了长达12个月对大量证据的详细听证和分析之后，于2019年6月17日得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结论，最主要的器官来源就是法轮功学员。
太多的证据，太多的疑问，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18]按照常理，中共应该允许外界的独立调查才能让人信服。黄洁夫自己也说是“一笔糊涂账”，糊涂账不正需要调查吗？在2017年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承认“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否认，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19]
“活摘器官”是不是违法？对这样的指控是不是应该主动启动调查，允许外界调查？可是，中共的代言人黄洁夫之流正好相反。黄洁夫在峰会之后接受党媒采访时恶毒攻击法轮功的信仰，说“活摘器官”是谣言，是胡说八道。黄洁夫凭什么敢铁口直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谣言，是胡说八道呢？就算黄自己没有干过，他凭什么保证别人没有干过呢？从头到尾都对法轮功着充满敌意和仇恨，这种敌意和仇恨，不正是造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土壤吗？ 举个例子，张三的妻子告张三家暴，在法庭上张三说家暴是谣言，家暴是胡说八道，同时，又对妻子恶语相向，甚至几次要跳起来打人，你说法官和旁听者会是什么感觉呢？
早在2001年2月，在升任卫生部副部长前黄洁夫就在报纸上表态“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20]这话听起来真的是杀气腾腾。党性泯灭着人性。如果要用一个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去挽救一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被党性操控的黄洁夫会下这样的狠手吗？
这样的人性拷问也许太残酷，但是，这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的核心。事实上，被当作国家敌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基本人权可能连死刑犯都还不如，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待遇比死刑犯还要恶劣。在这场对法轮功旷日长久的迫害中，说把法轮功学员当作了广义上的死刑犯，并不为过。我们不知道黄洁夫在对外公开器官来源主要是死囚器官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也当作了死刑犯。
本文通过公开的数据和资料，站在宏观的角度，估算出每年的死刑犯人数和被利用来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进而算出每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有多少，把估算的数据跟历史数据比较，发现相当吻合。我们的计算也表明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数量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比2003～2006年期间突然增长的器官移植数量，说明光靠死刑犯的器官，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大陆移植市场。
那几年其他已知的器官来源很少，多余的器官来自何处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文章还分析了死刑犯器官的局限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特点，以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演变过程。本文特别指出了2003～2006年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文章最后呼吁更多的知情者能提供线索，奉劝参与活摘器官者不再为中共守口如瓶，用良心和智慧讲出真相，减轻甚至抵消过去有意无意间所犯下的罪恶。希望大家都来给中共施加压力，全面停止迫害法轮功，允许外界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进行独立调查，揭开历史上最邪恶的一页。
注：我们这里多次提到黄洁夫，但并不是针对他个人如何，是因为他是在掩盖活摘器官上扮演着中共的代言人和操盘手的角色，我们针对的是中共。我们欢迎中国器官移植与国际接轨的阳光改革。但是，如果不能正视历史，那么，这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漂白罪恶，掩盖真相。所谓的“阳光”，也是黑暗的阳光，所谓的器官全部来源于自愿捐赠也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不能保证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悲剧没有继续，也不能保证其他的群体不会沦为下一个受害者。
一、死刑犯每年能提供多少例器官？
1、历史数据提供的参考
从2000～2008年，每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有多少例？准确计算是不可能的，不过历史数据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我们把2000～2008年分成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2003～2006年之间以及2006年以后。2003～2006年是被怀疑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期，先不考虑，我们来看看2003年以前和2006年之后死刑犯器官的利用情况。如果这几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数量比较稳定，我们就能以此推算在2003～2006年死刑犯能够提供的器官数量，那么这几年多余器官的来源，就将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按官方报道，2000～2008年器官来源的比例中，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比例逐年增加，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比例（不是数量）在减少，死亡自愿捐赠的仍然是微乎其微。1999年亲属间活体移植占2%，2004年是4%，[21]2006年是15%，到了2008～2009年，据《中国日报》引述权威人士说法，有40%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22]大陆《财经》杂志2005年第24期称中国“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8]《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道，“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23]
中共官方提供的器官来源比例可以简单地用下图表示：
 （数据来源见附录1） |
根据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认为，在2000～2002年器官来源95%以上都是死刑犯，2008年的器官有60%左右来自死刑犯。以肾和肝为例，根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供的数据，2000～2002年每年有6000～6500例。[4]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华网时提供了一个2008年的数据，2008年“完成肝脏移植三千多例到四千例，肾脏移植六千多例”，[24]那么，如果根据《中国日报》目前有65%的器官来自死囚的官方说法，[22]2008年的死囚器官应该有5850到6500例。
也就是说，从2000～2002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看，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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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2003～2006年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器官移植数量大幅度上升（每年有1.2万到2万例，本文第五部分有详细说明）。显然，这是用死刑犯器官难以解释的。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曾对中国的GDP数字在2000年做过一项研究，根据中共公开出来的数据，发现1998～2000年三年间中国的GDP累计增长24.7%，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却下降12.8%，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从而认为中共的GDP存在造假。虽然罗斯基的这项研究本身有很多争议，但是，却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中共造假常常顾首不顾尾，如果对其数据相互之间内在关系进行一番推敲，很容易就让中共露出马脚。
同样，中共为了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推出死刑犯是主要器官来源这件事情上，也犯了类似的错误。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的飞速增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死刑犯能支撑起多大的市场份额，是可以用其他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估算的。我们下面的计算就证明死刑犯的器官数量远远满足不了2003～2006年间的高增长。
2、“估算公式”提供的数量
在前面我们用历史数据给出了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的大概数量，在6000例左右。下面我们再用估算公式来计算一下，看看每年死刑犯到底能提供多少器官。相关的变量包括：
·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
·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
·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
·个人器官利用率
估算公式：
每年死刑犯器官数量(肾和肝)＝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个人器官的利用率
由于中国器官移植专家提供数据时常常以肾和肝为例，我们在本文的估算和讨论中指的器官数量也只包括肾和肝，事实上其他大器官的移植数量相对很少，所以不会对结果造成什么影响。
估算公式中变量的取值是根据很多公开资料设定的，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先用设定值做一个计算，看看结果如何。文章接下来有关于变量是如何设定的详细具体的解释。
我们在这里的计算中，设定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为10,000人，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为30%，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肾和肝）是3个，3个器官能同时都被利用的比率设定为75%。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尽量采取变量可能范围内的上限数值，计算出来的每年死刑犯器官数量应该有所高估。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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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前和2006年之后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数量
我们的估算结果是，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差不多在6750例（肾、肝）的水平。对比历史数据，有相当高的吻合性。我们在上一节提到，2000年到2002年，还有2008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数量都在6000～6500例左右。我们的估算值有点偏高，如果扣除估算中变量取值尽量取上限的这个因素，我们的估算还是比较合理的，基本符合历史数据。
当然，如何设定这些变量的数值，将是富有争议的话题。由于中共对真实数据的高度保密，我们的计算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说明问题，不过，我们的估算的确说明了问题。本文还有相当篇幅对各种器官来源的机制以及市场特征进行了分析，如果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看待利用死刑犯器官的事情，我们就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全貌。
关于估算变量的说明
1）个人器官的利用率
一个死囚可以贡献2个肾脏和1个肝脏（这里只考虑肾和肝）。那么，是不是这3个器官都能用上呢？当然不是。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供体来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枪决，在没有器官共享网络的情况下，就算一个人有多种器官可利用，利用率也将大打折扣。《中国医药报》在《建立器官移植登记网络》一文说，由于没有器官移植登记网络，有的只拿了肾，白白浪费了许多器官。[25]
尽管如此，在前面的估算公式中我们还是假设死囚个人的器官利用率达到四分之三，为75%。
2）“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与“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
有人可能想了，为什么死刑犯人数设定为1万，而不是2万？为什么死刑犯被利用的比例取值30%，而不是50%，或者80%？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有详细说明。下面我们先讲一下器官移植的配型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我们进行估算的一个技术上的基础。
二、器官配型问题
器官移植遇到的挑战就是人体的免疫排斥反应。免疫排斥是人体的一种免疫机能，它像卫士一样，忠实地守卫着人体安全，决不允许“不明身份”的物质进入体内。不论发现进入人体的是“客人”，还是“敌人”，它会尽一切努力“请”它们出去。比如，新肾虽然能够帮助患者解决排水、排毒等大问题，但在免疫排斥反应“心目中”，永远属于“客人”。
1、组织配型
器官配型是为了减少排斥反应。对配型而言，主要有下面几项：
1）血型（ABO血型）：以ABO血型完全相同者为好，至少能够相容，符合输血原则。
2）交叉配血试验（crossmatch test）：是指用受血者血清与供血者红细胞（主试验）以及受血者红细胞与供血者血清（副试验）交叉。即使血型相同，肾移植手术前也必须进行交叉配型试验，只有当交叉配型实验结果阴性，才能避免超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
3）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毒试验的细胞杀伤率小于10%为阴性、10%～15%为弱阳性、大于15%为阳性。
4）选择性进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检查。PRA水平高低，可分为未致敏（PRA 0～10%）、轻度致敏（PRA>10%～50%）、中度致敏（PRA>50%～80%）和高度致敏（PRA>80%）。PRA大于80%的阳性受者一般认为是移植的禁忌，除非找到HLA相配的供肾。
5）HLA配型：要求有尽可能多的HLA位点相同。HLA是指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它是人体生物学“身份证”，由父母遗传，能识别“自己”和“非己”，并通过免疫反应排除“非己”，从而保持个体完整性。子女与父母间的HLA总有一半相同，兄弟姐妹间有1/4的机会可找到相同的HLA抗原。HLA能够反映接受器官移植的受者和提供移植器官的供者之间的组织相容性程度，与器官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密切相关，故又将HLA称为移植抗原。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可允许的不相容匹配法则”规定，必须相配的位点包括10个Ⅰ类和5个Ⅱ类HLA位点，其余的位点均为“可允许的不相容配型位点”。HLA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
2、HLA配型几率
HLA分型有常见、少见、罕见之分，常见的HLA分型，在300～500人就可以找到相同者，少见的HLA分型可能是万分之一的几率，而罕见的就要到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人群中寻找。[26]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两个亲属之外的人最终达到医学上的移植，完全配型的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美国的“全国骨髓捐赠计划”（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网站上有提供一组有关HLA匹配的数据，大概4000个捐赠者中有200个成为潜在的供体，而在这200个潜在供体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个病人。如果以潜在供体来算匹配几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准确的匹配要求来看，那就只有1%了。
免疫抑制剂的出现和大量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HLA不完全配型带来的排斥反应。肾移植需要的HLA配型，共6个点，目前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患者要求的配型点都在4个点左右，配型点的多少，意味着移植后期，患者排斥的几率和用药的多少，最好的就是6个点全部配对。从媒体报道上看，大陆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亲属的配型几率大概在20％～30％之间。[27]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泌尿外科副主任范昱在接受《新闻晨报》记者采访时，也说到这个比例在20％～30％之间。[28]
3、血型配型几率
中国人的血型分布比较复杂，如果按南北来分的话，下面列表显示的是以广东和北京为代表的ABO血型南北分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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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数据，可以计算血型完全相同（O→O，A→A，B→B，AB→AB）的概率，广东人是33%，北京人是28%，也就是中国人血型完全匹配的几率在30%左右。在特殊的情况下或在受者病情严重而急需器官移植时也会考虑血型相容性匹配（O→A，O→B，O→AB，A→AB，B→AB），这样的话匹配比例可以达到60%。这个几率指的是从全部人群中随机选两个人进行匹配。如果是有10个供体，同时有10个受体来进行匹配的话，事情就并不这么乐观。按相同血型来匹配，正好全部都满足的几率不到2%；放宽到血型相容，全部匹配的几率也只有30%。所以，在没有全国联网的情况下，从小范围来讲，光是血型的匹配就会造成器官浪费。
4、肝移植的配型要求
从免疫学角度看，肝具有“免疫特惠器官”的性质，供受者选配可以不如其它器官移植那么严格。肝移植供受者血型最好是同型，至少需符合输血原则，但是对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要求不严格，临床上一般仍作细胞抗原（HLA）配型，但都不具有实际临床意义。不过，肝移植对供体还有一些非免疫学的要求：1）年轻，年龄不宜超过50岁，为了有较好的肝再生能力和从热缺血损害中恢复的能力，供者越年轻越好；2）肝健康无病，HBSAg阴性，无各类活动性肝炎，也没有可能累及肝的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压、动脉硬化；3）没有结核病；4）非肿瘤患者；5）没有全身性明显的或潜在的感染或局部化脓性病灶；6）非长期休克后死亡者，即要求临终前肝有足量的血流灌注；7）从肝体积来讲，要求供肝和受体肝大小相似而略小为适宜。
中国是肝炎病毒携带者多发区。乙肝治疗专家、南京市第二医院赵伟副院长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乙肝病毒在我国人群中的总感染率很高，约为57.6%，真正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约为1.2亿。[30]卫生部2006年3月16日印发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的第三十一条也规定了肝炎病毒携带者等患有经血液传播疾病者的器官不得用于人体器官移植。[31]
所以，肝移植虽然在HLA配型上要求不严格，但是，基于以上提到的诸多要求，肝脏供体在移植市场上的短缺现象仍然非常严重。
更多的关于器官移植的背景资料请见附录4。
三、死刑犯人的数量
在估算公式中，我们把每年的死刑犯人数设定为10,000人。下面就说说如何选定的这个值。
对于器官移植市场的疯狂增长，人们可能猜测是不是中国的死刑犯的人数有突然的增加呢？根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6日在《中国死刑数量明显下降》一文中的报道，“十几年来，法院一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死刑数量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32]虽然中共的言论没有可信度，但是，在2003～2006年间的器官移植高峰期，死刑犯没有出现突然的大规模增加应该是事实。
下面我们根据外界和中国大陆内部一些专家的估计来看看中国的死刑犯人数。
1、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被判处死刑的人数与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还不是一回事，判死刑但是缓期执行在中国也占有很大的比例，这部分死缓的大都能免于死刑。在上面提到的中新网的报道中还引述最高法院副院长姜兴长的话说：“近年来，不少地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32]
外界有关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从1000到10,000的都有。国际特赦组织发布有关2006年的死刑报告说，中国有至少1010人被处决，估计真正处决的犯人可能多达7500～8000人。[33]“意大利反死刑组织”发表报告“Hands Off Cain”称，2006年全世界有5628人被处决，其中中国被处决人数达到5000人。[34]大陆学者王光泽在“中国死刑执行人数之谜”中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仁文曾经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学术界一般估计，中国每年大约处决8000名被判处死刑的人。文章还引述一位长期在河南省从事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所做的推算，在非严打的年份，河南省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在500人以上，严打的年份更会高达800人左右。他说，如果据此类推，中国有30个省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大约在一万人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35]《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死刑犯器官捐献调查” 一文中引述称“2004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10,000人”。[36]
这些死刑数据的估算多是出自于反对滥用死刑的那些机构或个人，当然不排除会尽量往高说。综合各种数据，10,000人应该是被处决死刑犯的上限。
有人想到了，有没有全国性的“严打”呢？那杀的人可就多了。
2、2003年后没有大规模“严打”
1983年到2002年，中国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严打专项斗争，分别是“1983年～1987年全国严打斗争”、“1996年～1997年全国严打斗争”、“2001年～2002年全国严打斗争”。严打枪毙的人数外界不知道，但是第一次严打是称得上“滥杀”。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这样做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后来的严打就改“从重、从快”为“宽严相济”，一直到“少杀慎杀”，“疑者不杀，杀者不疑”。2003年以后，没有这样规模的“严打”。也就是说，“严打”并没有在器官移植市场的成倍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
基于这些原因，在本文第一节死囚器官数量的估算公式中，采用了上限数值10,000作为每年处决死刑犯的人数。
四、可供利用的死刑犯比例
我们在估算公式中把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比例设定为30%，下面讲讲这是怎么来的。
1、组织配型要求是利用死刑犯的一大瓶颈
前面讲过，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从医学角度说，直系亲属之间HLA完全配型的概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间的配型概率在20％～30％之间。换句话说，可利用的死刑犯不会超过30%。
2、“冷缺血时间”的限制
器官离开人体后细胞会死亡，一个人心脏停止后，其器官若不马上处理并存放在超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15分钟后器官就不能再用。即使摘除后马上存放在低温的特殊培养液中的器官，也必须在有效的缺血时间内进行移植手术。目前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肝脏不超过15小时，心脏不超过6小时。所以，死刑犯的器官除了组织配型的限制外，还必须要尽可能地缩短冷缺血时间。在器官移植上，不存在储存器官以备日后利用的问题。
事实上，除了技术上的要求之外，利用死刑犯器官在客观上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其他限制，下面将详细说明。
3、死囚器官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
死刑犯是一次性资源，如果与这一批病人的组织配型不高，这次没有用上，也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因为人已经被押赴刑场处决了，就如同流水一样，逝者如斯乎。所以，死刑犯是一种没有“储备能力”的“一次性资源”。其他活体的器官来源，就没有这个局限性。这次不行，返回到器官供体库里储备着，等下次再用。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说，某个法院有时故意不确定执行死刑的日子，等医院找到病人再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杀死刑犯是中共的政治任务，是为了维护政权的，不可能为了每个死囚的器官能被利用，而一个个的留着不杀等着备用。相反，中共为了政治目的，号称要“大快人心”，有在节假日（元旦，五一，十一等）集中枪毙一批犯人的习惯。在没有器官共享体系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器官的浪费。一名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烧伤科的医师王国齐，曾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盗取死囚器官出庭作证，他在《我在死囚身上剥皮》的自白书中，也描述了他亲自参与的到刑场取器官的过程。四个犯人，只有一个被取器官。他被要求在听到枪响后15秒内必须把囚犯抬到救护车内，他同另外一名医生用了13秒。[37]
4、死囚器官是“时空分割的小样本资源”
死刑犯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时空分割）被处决，由于中国没有如同美国那样的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简称UNOS），所以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组织配型是在小范围或者当地进行的，属于“小样本资源”。有学者指出，地方法院与当地医院形成了地方利益，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外地医院要来本地弄器官也就更不容易（直到2011年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才开始试运行)。
下面的简化图显示，时间上的A时、B时，地方上的甲地、乙地，把死刑犯器官分割成了四个部分，对某时、某地而言，死刑犯器官原则上只能跟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的病人受体进行器官匹配，所以，匹配率不高造成的器官浪费是很明显的。当然，一些大医院的移植大夫会被外地医院邀请去协助手术或教学，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外地的器官带回来，不过这与全国联网共享的效果是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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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刑犯的“一次性小样本资源”相反，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匹配模式具有“储备型大样本资源”的特点，后面将有详细说明。
5、利用死刑犯人器官是“法院主导的模式”
1984年10月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颁布实施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赋予了利用死刑犯器官的所谓法律依据。
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和医院，是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几个不可缺少的单位，最关键的就是法院。法院判处死刑，同时也是执行死刑的机构。死刑犯在待决前，要通过验血获取其生理信息，这必须经过看守所同意；法院执行死刑，检察院负责监督执行，他们共同负责现场戒严，协助医生在刑场上的手术车上摘取死刑犯器官。中共的这个流程是在器官移植手术刚刚起步时，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并且制定了法律依据，就是上面提到的1984年的《暂行规定》。中共政府作为一种官僚机构，在摘取死囚器官上这些年来一直是这个程序。《凤凰周刊》引述一位知情者的话说：“如果不获得司法部门的许可，医院对死刑犯取器绝无可能。”[36]
天津武警总队医院医师王国齐在《我在死囚身上剥皮》的自白中也讲述了这个流程。下图显示了对死刑犯进行验血和摘取器官的过程。
 “法院”在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流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法院”主导的这种模式，使得利用死刑犯器官走的是比较公开的（中共虽然长期否认，在国际上也是公开的秘密）、程序化的过程，必须按照固定的、甚至官僚化的程序走，是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和医院联合参与的一件事情，中共的各个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不能说医生偷偷就跑到看守所跟狱警合伙就把死囚器官给摘了。环节和利益单位的增多，客观上也使得摘取死刑犯器官并不是一件高效率的事情。
6、法律依据上要求“无人收殓”
1984年《暂行规定》确定了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１）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
２）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
３）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当然，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该《暂行规定》对死刑犯取器官开的“小口子”不断被人为突破，逐渐变形。比如，不通知家属什么时候枪毙，故意造成“无人收殓”等。但是，不管怎么说，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这样的要求毕竟造成了对盗用死刑犯器官的一种法律上的限制。
家属对盗取死刑犯器官的反应
对于中共瞒着家属盗取死囚器官的做法，从2000年开始就有家属公开反对，并且提起法律诉讼。[36]这为利用死刑犯器官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2000年9月，山西太原人于勇刚因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母坚称医院和法院私自取走儿子的器官，并写下《一个公民血与泪的控诉》，控告相关部门。
江西一媒体曾披露，2000年5月，江西农民付信荣因杀人罪被枪决。当地法院偷偷将其肾脏卖给江西某大医院，付父悲愤自杀。付信荣的姐姐为此委托律师起诉法院。
2003年9月23日，《兰州晨报》揭露甘肃某看守所在未经死囚同意的情况下，行刑后将其器官“捐赠”。后当地法院对此事作出判决，看守所向家属赔偿2000元。看守所负责人向媒体承认，死囚必须通过书面申请捐赠器官，但是看守所并未持有自愿捐献的文字记录。
家属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利用死刑犯器官有所顾忌，至少不能把死刑犯器官当作一个任意开发的资源。
其他考虑因素还包括年龄（20～30岁最好）和健康状况等等。很多囚犯都有抽烟、酗酒、吸毒、焦虑等不良习惯。
总结一下，上面的讨论是为了说明死刑犯中，可供用来摘取器官的比例有多大。匹配不好的器官直接影响手术质量，作为操刀的大夫来说，如果他的病人总是死在手术台上或者存活期过短，那会很严重伤害他本人的名声和前途。所以，一般来说，器官移植医生不会随便弄来一个器官就去移植。根据非直系亲属匹配的几率在20％～30％以及上面论述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要求，我们认为死囚被利用作器官供体的比例也应在20%～30%。在文章开头的估算公式中，死刑犯被摘取器官的比例我们采用的数据是上限30%。
上面几部分就估算公式中参数的取值进行了说明。我们认为，利用死刑犯器官的这些局限性使得每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数量大致在6000例左右。而在2003～2006年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发生了一个飞跃式的增长。死刑犯器官显然满足不了这个膨胀的市场需要。
五、2003年：器官移植市场“蘑菇云”的升起
在概论中我们描述过那几年器官移植市场的火热和混乱。
对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速度，从两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医院“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和“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手术成果飞速增长图就可略见一斑（见附录5）。各个移植中心应该将进行手术的情况上报给人体器官移植科学登记系统，但现实执行中却存在很大的出入。[14]中国移植专家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应该是大打折扣的数字，但是仍能显出大陆器官市场在过去十年的疯狂发展（见附录6）。在2003～2006年间移植医院泛滥的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下医院，也挤进器官市场牟取暴利。这些地下医院移植的器官，很可能是没有计算在公开的器官数量中，那么，这期间的实际移植数量应该超过我们公开谈论的数据水平（见附录7）。
从总体层面上看，不管各家各派如何估算，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肯定的，就是1999年到2008年间的发展，从数量级上来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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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提供的数据以及大陆媒体的各种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趋势图，如下所示（见附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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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3年前后，移植数量有一个大幅度的飞跃，2007年又降了下来，但是，仍然维持在比2003年前高的水平，按中共的说法，那是因为2007年之后，大力宣传亲属间活体移植，有了效果。
更形象地表示，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核爆炸的“蘑菇云”来表示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变化，2003年就是那个“蘑菇云”的膨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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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器官移植市场的“蘑菇云”需要的供体，是来自哪里呢？
世界各国移植的数量在这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量从1997到2008年是2万例增加到2.7万例（见附录8）。中国在稳定了几年以后（1997年～2002年），突然大幅度增长，然后在外界质疑活摘器官之后，又突然降了下来。这种现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植发展的正常过程。
六、2003～2006年：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
看到上面的这个大大的“蘑菇云”，读者也许已经开动丰富的想象，为多余的器官到底来自哪里，琢磨着各种各样的答案。请大家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2003～2006年间的器官移植市场所具有的在移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征，然后再判断到底什么样的器官来源才能撑起这一朵血色的“蘑菇云”。
1、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国卫生部2007年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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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表显示了中国几个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3～2006年期间正式公布的平均器官等待时间，最右边一栏是美国卫生部公布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38]可以看出，美国是2～3年，中国是1～2周，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开创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器官来源。
 （资料来源：见附录2） |
2、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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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见附录9）。
2006年底，黄洁夫告诉《财经》杂志说，“器官移植有成为医院挣钱工具的趋势。”[23]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道，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39]
高额的收费（背后是廉价的供体来源），使得器官移植成为暴利行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介绍中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2003年毛收入1607万元，2004年1-6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2005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40]2010年中心毛收入增涨至2.3亿元，5年增长近8倍。[41]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更是大发器官财。据《南方周末》报道：“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道，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5]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3、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
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
·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
·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
·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报道，国内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产业，做生意的”，也有部分“有职务的”。报道还称，短短几年间，更有数万海外病人赴华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游”。该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游的盛况：“除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在该医院4楼，经常可以看到围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42]（2007年7月，中国卫生部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但是不少医院从未停止在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
4、规模火爆，出现“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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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费用，病人来源的局限，并没有使器官移植市场“曲高和寡”。相反，2003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000到1万例甚至远远更多的器官移植，形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蘑菇云”。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体短缺现象要比美国等移植大国严重得多。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42]
香港《凤凰周刊》曾发表长篇报道《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文章写到，在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无须等候、快速配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43]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中国混乱的总体上器官严重短缺的移植市场中（小市场），却存在着一个“市场中的市场”——面向特定病患的供体丰富的另一个市场（大市场）。只有了解了中国器官移植“小市场中的大市场”，才能明白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共在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时，就抬出过这样的理由，说中国有100多万人等着器官移植，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等到器官呢？其实，就是在混淆这两个“市场”。
我们可以从一些报道中看到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火爆的场面。
解放军309医院的全军器官移植中心曾于一夜之间完成了12例肾移植手术。[4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该院在2004年12月曾创下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到2006年之后，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就几乎没有非工作日了：“医生成天忙碌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的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医生们抱怨：“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39]2006年9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拥有500张病床，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45]
济南军区第107医院肝胆外科暨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杜英东称，“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一台肝移植手术4～5个小时就完成了，有时一天能做3～4台手术，发展之迅速赶上‘高铁’了。”[46]
湖北十堰的东风总医院副院长袁方均说，“目前，肾移植已是一项常规手术，我院外科医生几乎都能上手术台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47]
“我不在医院，就在取肾的地方；不在取肾的地方，就在去医院和取肾地方的路上”，经常一周甚至半月不能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这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器官移植团队对工作忙碌的形容。[48]
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副院长谭建明曾为一个台湾病人在半年内弄到8个肾源，直到最后一个才匹配成功。[49]
湖南省人民医院就在活摘刚刚曝光后的2006年4月28日，湖南《潇湘晨报》等多家媒体刊出消息：湖南省人民医院推出“双十计划”，免费为20位患者换肝换肾（10个肝移植、10个肾移植）。[50]免费提供的肝、肾来源引发关注与质疑。
中南大学新闻网2006年5月报道，湘雅医院再次刷新移植手术新记录，一天同时完成２台肝移植、７台肾移植、８台角膜移植手术。[51]“湖南在线”2005年的一篇报道中形容“他们在手术时，经常是连续工作20个多个小时，休息三四个小时又是一轮手术，洗手护士换了好几茬，医师还在手术台上。两三天下来，做十几台手术是常有的事，曾经创造了一天成功完成9台肾移植手术。”[52]
器官移植的数量还体现在存在很多再次和多次器官移植的情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介绍，中心接收的因移植过程处理不当、操作不规范导致二次移植的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黄洁夫在2006年的第二届全国肝移植学术研讨会上也公开表示“中国再次肝移植的数量增加”。[23]
2006年一位名叫王光策的主刀医师发表了一篇医学论文，分析了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進行多次肾脏移植的50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46例二次移植，3例三次移植，1例四次移植，其首次与再次移植的时间跨度为2小时至8年不等。其中有5例是在首次移植手术后10天之内进行再移植，即是说，其第二个肾脏是在移植后10天内找到并做了再次移植；至少有1例在2小时内就找到了器官再行移植。[53]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道，最近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手术室内，记者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该院移植中心最多的时候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完成6台肝移植和1台多器官移植。[54]
陕西省西安高新区医院是一家与英国医院管理公司合资的医院，中心副主任范郁会称：该院背后拥有庞大的器官供体库可快速配型，保证器官离体时间极短。[55]“一天一夜七八台移植手术”。2002年到2007年，建院5年的时间，高新医院泌尿外科在仅有“三五个人、七八条枪”的情况下创造了年收入过千万的奇迹。[56]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郑树森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他所在的医院从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做了46例急诊肝移植。[57]所谓急诊肝移植，是对存活时间不超过72小时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紧急换肝手术。因为紧急配型困难，国外等待供体时间很长，所以急诊肝移植很少。在中国，进行大量急诊肝移植的医院很普遍，不只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家。据《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 年度报告》，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收集的29个移植中心8486例肝移植数据中，4331例注明了是否是急诊移植，其中就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占总量的26.6%。[58]有重型肝病患者最短入院4小时即被施行肝移植。[59]
中共的《解放日报》在2005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市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事情。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对72岁的老人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老人身体状况极差：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需要做肝肾联合移植。夏强的目的是要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60]
2016年11月澳大利亚国会议员德里恩·欣奇（Derryn Hinch）在议会发言说，“墨尔本的一名资深商人告诉我，去上海花15万美元，一周就可以等到供体肝做移植。我想他们几乎是在按订单杀人。” [61]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62]一个忙于各种会议、政务繁忙的部长都能够抽空一年做500例肝移植，那么那些专职做移植的医生们一年又能做多少呢？没有庞大的供体，如何能支撑起这场吃人的盛宴呢？2005年9月在新疆为了做自体肝移植手术，必须有与患者匹配的异体肝脏备用，手术期间，黄洁夫及院方迅速联系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医院移植中心及中山医科大一附院提供相同血型肝脏，第二天两个备用肝就运到了手术室。因为自体肝移植成功，两个备用肝并没有用上。[63]但是如此快速“按需”提供两个肝脏， 让外界质疑是不是存在一个供体库。
5、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
中国这个阶段的移植市场有很多反常的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面向特定的小群体，数量规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器官数量的增加并不是靠牺牲器官质量换来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器官供体质量非常好。中国人都明白，大陆出口产品的质量是要远远好于国内市场的。这一波国际器官旅游热中，中国器官移植的大客户是海外病人，给他们换器官，类似于出口产品，当然对器官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的“问答”中，对于质量问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见附录3）。”活体，成为招揽海外病人的重要广告。
海外的独立调查机构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身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的移植医院，询问器官情况，得到的答复大都是“供体是健康的”、“一般在30岁”、“保证质量是最好的”等等。[64]
也就是说，正因为等待时间短，器官质量高，才造成了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
6、快速催热的免疫抑制剂市场
器官移植手术之后，由于人体免疫系统对于外来器官的自然排斥，患者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也就成为了移植数量的一个外部指标。
2006年3月《医药经济报》以“器官移植催热近百亿元的免疫抑制剂市场”为题，报道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的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出的一个调查报告，声称当时国内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已高达约100亿元左右，其中真菌代谢产物的市场份额最高，达40.2％，其次分别为中药类（占34.6％）、化学制剂类（占21.9％）、激素类（占0.2％）和其他类（占3.2％）。[65]
可是，后来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就没有公布新的数据了，所以我们也就不从知道现在的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不过呢，美国的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自2009年起开始发布中国的药品销售数据，包括免疫抑制剂。2010年IMS 中国市场研究人员曾在《中国医药报》发表一篇文章，称“2009年中国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为23亿元”。[66]
黄洁夫之流利用IMS的数据在国际上做文章来抵赖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实IMS的数据采集渠道显然是严重低估了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这有几方面原因。IMS依靠样本医院和样本药店去采集数据，在一个数据造假是常态的中国，很难说对方会给IMS这样的外资企业真实的数据。药品有西药、中药，原研药和仿制药，销售有医院药房和医院外的零售药店，包括周边药店和网上药店，医院内部甚至还有“私人药房”，中国的药品销售市场一直很混乱（见附录10）。
再有就是药价。中国人消费水平决定了药物维持费太贵不现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严律南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说，“华西医院通过合理使用药物，降低了治疗的费用，……，维持费用第一年控制在3万元，以后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 ”他说的维持费主要就是免疫抑制剂这些药物消费。[67]严律南带着学生研究发现，黄种人在排异反应上有先天优势，服用昂贵的抗排斥药品可以减量一半左右，且不会产生排斥反应，甚至还减少了高血脂、糖尿病等并发症。[68]
还有一点，中国作为器官移植旅游的热点，外国人做了器官移植，回国去了，那么免疫抑制剂的消耗就不算在中国的头上了，这会造成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比中国免疫抑制剂规模能支撑的更高。
这里我们并不想去就IMS的数据进行讨论，2006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内部研究机构的100亿元规模的数据显示了那个时候器官移植市场的火爆。
7、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暂时）消失
器官来源一般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器官在十几年中没有太大的增幅，当然更没有突然的下降。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加快了对器官市场的整顿，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移植医院实行准入资格，600多家医院中，只有160多家医院获得资质。
移植医院的减少是不是造成器官移植数量下降的原因呢？当然不是的，至少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准入医院少了，医院对于供体来源的竞争也应该大大减少。对于那些大医院来说，如果供体来源没有大的变化，供体应该更加丰富，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大医院公开的器官移植例数急剧下滑。所以，问题出在供体的消失或减少，而不是医院的多少。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称：“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问题仍然是供体短缺。”[9]
《南方周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章称：“做移植手术的大夫抱怨供体突然短缺了。”“朱志军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对记者说，从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 “‘主要是没有供体。’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5]
死刑犯器官的相对稳定性
从本文开头简单的估算中，我们可以看出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2003年前和2006年后，基本上都维持在6000例左右。事实上，这个稳定性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1）移植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在90年代末已经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突破造成数量大增的现象。
2）器官移植需要有配型要求，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瓶颈，使得同一器官来源能相对地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
3）中国缺乏器官共享体系，一般是当地医院和当地的死刑犯进行匹配，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匹配范围有限，不太会有大起大落。
4）死刑犯本身是要经过司法系统的固有程序来判决的，除非严打年份，死刑犯的人数是比较稳定的，甚至逐渐地在慢慢下降。
5）利用死刑犯器官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对死刑犯还能对社会尽点贡献的“道德认知”，造成了中国移植医院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压力。
这就是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器官来源。
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对死刑犯器官来源的影响
最高法院自2007年1月1日从省级高级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导致死刑犯案例下降。这是不是造成2007年器官供体严重短缺的原因呢？当然有这个因素，但影响并不大。据新华社2008年3月10日的报道，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2007年全国死刑的不核准率只有15%。[69]这个比例（很可能高估）也说明死刑犯器官来源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从实际的移植数量上看，也是如此。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历史数据的参考”中引用了《中国日报》的报道，报道称目前（2008～2009年）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这两年每年有近1万左右器官移植。那么，差不多也就是每年有6000多例器官来自死刑犯，基本上与2000～2002年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2007年器官移植数量的大幅下降，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器官来源的突然消失造成的（或者说只是避风头式的暂时消失）。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的器官移植市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利用死刑犯器官不会表现出以上那些非常特征。
顺便提一下，从2007年起，由于器官短缺，亲属间的活体移植成为另一种器官来源。媒体上也大肆宣传，试图改变中国人对给亲人捐器官的恐惧和认识。据人民网报道，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完成了84例亲体肝脏移植手术（亲属可以捐出一部分肝）。[70]不过， 2006年以后亲属间活体器官成为另外一个重要来源之事，与本文关注的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蘑菇云”市场没有什么关系。
同时我们这里要声明，这个支撑起“蘑菇云”的供体来源到底是真的消失还是隐瞒不报，以及后来几年风头过后是不是又重新启用这个供体来源，我们这里不去妄加猜测，与本文的主题也无关。我们在概论中就指出，公开的器官移植数据是大为缩水的。2007年是不是真的数量减少了呢？目前我们不知道。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共制造出“收手”的现象，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不都是躲避风头的证据吗？
七、多余的器官从何而来？
如果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在6000例左右，我们在前面也说明了在2003～2006年来自亲属间活体移植比例又非常低，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超过1.2万多例，甚至多到2万例（真实数据会更高），那么，疯狂增长的器官来自哪里呢？
1、新的器官来源应该具备的简单特征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器官来源应该具备几个简单特征：
1）人数要足够多，能形成一个至少超过现有的利用死刑犯器官规模的供体库。
2）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样才能突然出现，一旦被外界发现，又能很快消失。
3）虽然不合法，但是参与者又不用负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政府当前的政策又是容忍对属于这个来源的群体进行“往死里整”，是“党的敌人”，摘器官就如同“迎合上边”“化废为宝”。
4）同时，这些人要集中在某几个地方，有利于提高配型率。
5）最后，对于盗取器官、杀害供体之类的犯罪行为，医生们不但没有法律责任，而且也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罪感。
2、一个新的器官来源：非法集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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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死刑犯器官必须要经过司法部门的许可和参与，导致医院不能到监狱随便摘器官。但是，如果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司法系统之外的、被政府镇压、抹黑、丑化、被仇恨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被非法集中关押，人数巨大，那么，这个群体就很可能成为最好的活体器官库，特别是被拥有特权的军队和武警移植医院开辟成为新的器官来源。这个新的器官来源会是什么呢？
1999年7月20日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出现的大量非法集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便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这个群体作为器官来源，有几大特点：
1）绕开了司法系统。很多学员是被抓后直接送去劳教所（送劳教所不需要审判，公安可以直接送）。很多上访的学员，为了不株连家人、单位和地方政府，不报姓名和住址，从而被大量非法集中关押。
2）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坐以待毙，能把国外几年的等待时间缩短到1～2周，最适合让中国大陆成为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
3）器官移植的关键之一就是供体的质量，活体器官远远好于尸体器官，这样的器官最适合要求高质量、愿出高价钱的洋病人。
4）当然也最满足急于提高存活率的中国移植医生们追求名利的贪婪。
相比死刑犯常常酗酒、抽烟、吸毒，法轮功学员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少有不良习惯，身体健康，特别是大量去上访的年轻的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法轮功学员，成为被盗取器官的重要对象。
3、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去了哪里？
1999年7月江泽民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法轮功学员澄清事实的主要手段就是去当地和北京有关部门上访，说明真相，或者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希望引起世人对法轮功人权的关注。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到2001年4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捕的、有登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达83万人次（不包括许多不报姓名和未作登记的）。[71]《美国国务院2008年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中国劳教所里关押的人中法轮功学员占人数的一半以上，[72]至少数以十万计。
古有“株连九族”，中共再加一族：株连单位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中共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下岗（失业），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挠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
不报姓名地址，大量学员失踪
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法轮功学员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现在回顾起来，这种集中关押就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制造了条件。
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国汀律师说：“我亲自办理的上海黄雄案件就是这样的。黄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失踪，没有任何信息，我们也查过好多地方都没有。”[73]
据明慧网报道，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日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74]
还有一篇报道，东北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进京证实法，被北京警察根据该学员的东北口音强行送往辽宁。她在自述经历的文章中描述了上天安门广场抗议的遭遇： “2000年12月28日上午9点，我和同修们在广场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我们坚决不报姓名、地址，被推到后院胡同，那里有许多大法弟子都是不报姓名地址，共有6、7百人。听说年末这些日子，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的人太多了，每天都是千人左右，今天还算少的。……次日晨，近7点，学员们又被押上警车。车开到高速公路时，我才听说他们抓的来北京正法的大法弟子各地都有，多极了，北京都搁不下了，就把我们分流到各省。从车里往外看，警车足有100多辆，不见头尾，其中还有公安部的警车。……行驶途中，沈阳来的警察带来两台大客车把8辆警车里的100多大法弟子拉走，我也在其中。当晚10点多到沈阳市，警察又把100多学员分流3处，其中我们15名学员被拉到市行政拘留所。” 2001年6月22日她被非法押送到最邪恶、最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所，在熬过了残酷迫害的575天后，逼迫劳教所无条件将她释放。[75]
我们能听到这位学员讲述她的故事，是因为她几经磨难还活着走了出来。更多的那些不报姓名地址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一位在中国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透露，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失踪案例
明慧网上记载了很多失踪案例。
长春法轮功学员杨秀媛，在2000年的时候，去北京上访，一去就再也没回来。那个时候，她的儿子还小，只知道在家等，也不知道用什么途径来找妈妈。2019年3月才托人在明慧网上发消息找妈妈。[76]
一位年轻人讲述到他的堂哥方刚（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就失踪了。方刚老家在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儿子，也不敢去向政府讲理，不知道方刚是不是还在世上。[77]
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女学员赵丽旋，2003年左右去北京上访后离奇失踪。失踪时32岁左右，儿子当时才一岁，十几年过去了，亲戚都说她的母亲思念爱女都近乎疯了。[78]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女学员王素英，2002年与当地另外两名女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北京和平请愿。三人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另外两名学员回来了，可王素英至今未归。[79]
2018年6月4日上午，某法轮功学员乘坐一辆电动三轮车，刚开口讲真相，车主就说她侄子因法轮功的事失踪很多年了。她侄子叫方廷，自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法轮功遭中共打压后，方廷四处奔走向世人讲法轮功好，不久就失踪了。方廷家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沙土镇王桥行政村，失踪时20多岁。父亲方同新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杳无音信，后来整天精神恍惚，在思念儿子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80]
2016年11月9日，重庆市永川区茶店十六大队五小队的一位农村妇女，偶然遇到好心人给她劝“三退”（退出党、团、队），她知道她遇到当地法轮功学员了，终于透露了心中藏了十六年的担忧：失踪十六年的丈夫、炼法轮功的雷显康是否被恶人活摘了器官？[81]
长春法轮功学员杨秀元（音），家住自来水厂附近，曾于2000年至2001年之间的某天早上四、五点进京上访，再也没回来过，户口已被南岭派出所注销。[82]
湖北省仙桃市郑场镇关庙村七组法轮功学员刘雅雅，24岁，毕业于湖北荆门市石油化工学校。2001年在深圳打工，2001年5月去北京上访时与家人通过电话，之后就没有了音讯。[83]
吉林省白山市红旗旅社职工法轮功学员吴世晶，当时30岁，1999年9月与其他学员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与同修走散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其丈夫在等待4年后，领着6岁的孩子于2003年再婚。[84]
河北省辛集市前营乡苗家营村法轮功学员刘茝崇，40来岁，1999年冬再次去北京上访，至今不见音讯，几处监狱、劳教所等地都声称没有他。[85]
孙标，生于50年代，江苏人，部队转业后在湖北省黄冈市自来水公司做电工，1999年9月19日去北京上访后，至今杳无音讯。当地派出所曾去其家敲诈5000元，说作为去北京接人的费用（没有收据），至今也不见人，也未退款。[86]
1999年10月底，新疆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天安门请愿时，见到来自和田的王姓学员（男，大专毕业，当年28岁左右）。10月28日他去国家信访办依法上访，当日被非法关押，至今生死不明。[87]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二十里堡镇法轮功学员付贵武，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生，自2000年初前往成都找工作后就毫无音讯。贵武是家中独生子，父母在思念的痛苦中度过了十几年，相继悲戚过世。[88]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徐强，1973年出生，大专文化，家住凌河区科研里1－52号楼，当过法轮功义务辅导员。他于2000年5月末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6月2日下午三点多钟，徐强曾从北京给锦州的朋友打来电话，让他母亲给他带些钱，之后徐强就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89]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李瑞祥2001年到北京上访打横幅，至今未归。[90]
这里摘录的失踪案例，只是明慧网上记录的一小部分，而明慧网上收集的也只是真实情况的冰山一角。
揭开了“集中营”的盖子
那么，这些失踪的学员，去了哪里呢？2006年3月首次被知情人曝光出来的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案，掀开了这个盖子的一个角。据称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关押于苏家屯，并被活摘器官。[1]
随后，“集中营”这个词开始在媒体上出现，用来描述那些用于非法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地方。
除了不报姓名住址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到集中营外，据从看守所、劳教所出来的学员讲，有一些在里面特别坚定、拒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也被转移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些集中关押地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军队掌控“集中营”
既然司法系统不能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所谓“犯人”，按照中共的传统，交由军队处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中共内部的知情人传递出来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集中营”与军事监管区有关。
在2006年3月活摘器官案被曝光以后，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曾投书大纪元网站，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关押地（集中营）有几十处，并提醒外界“注意力应该放到军事设施上，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其意思就是该类事情的管理及机构的核心是军事系统。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91]
我们在后面将谈及军队医院在获得器官来源上的巨大优势，这也是与军队掌控器官来源分不开的。
4、给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普遍验血，出于什么目的？
名义上说，中共有些监狱是有所谓的“定期要给犯人体检”的制度，但是，实际上很难落到实处，而且对普通犯人的检查项目与对待法轮功学员不同。据2004年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报道，监狱体检项目主要有“测血压、听心肺、摸肝脾、拍胸片”等，平均花费近60元。[92]可见，对普通犯人而言，验血并不普遍，而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是很普遍的，是摘取器官必不可少的一步。（后来中共为建立DNA数据库开始普遍验血，那是2009年之后的事情了）
新唐人电视台2009年7月制作的电视片《生死之间》，采访了几位从中国辗转到国外的法轮功学员，提到了他们在被关押期间被抽血的经历。[93]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原对外经贸部国际司外事处处长张亦洁，因修炼法轮功，被前后关押7次。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张亦洁说：“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查体一次。像这种常规的肝功化验，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样的。在劳教所抽血的时候，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大得多，我们就说怎么抽这么多。”
据明慧网报导，大约在2003年的上半年，上海女子监狱突然通知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进行全身体检。当时看到有四辆大巴停在监区的大门口，里面都是很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每个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挨个排队，一个一个的上车去检查，要上下四辆车，检查人体各部位。从头到脚都要检查，眼科、身高、验血、验尿、妇科、B超、心、肝、肾脏都要检查，抽血的管子是那种很粗的大管子。专管大队名叫史蕾的警察还称，“看，政府对你们法轮功多好，给你们全面检查身体。只有你们法轮功才有这个待遇，我们警察都享受不到。” 这样的行动在上海女子监狱进行了好几天（因当时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那里）。医生都是跟车一起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检查身体后有些外地在上海被抓的人，他们没有姓名，只有编号，后来就不见了。[94]
因当时上海女子监狱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那里，这样的“体检”行动进行了好几天。医生都是跟车一起来的，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医生是哪来的。检查中，有什么问题，医生就跟警察讲。有些外省市被关在上海的法轮功学员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当然，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在劳教所、监狱验血的情况，对于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大量非法集中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如何被验血的，他们的处境是如何，我们目前还无从知晓。
5、“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匹配模式：“储备型大样本资源”
前面提到，死刑犯是“一次性小样本资源”。死刑犯只有一次配型机会，这次没有用上，人已经死了。同时，死刑犯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被处决的，有“时空分割”，在没有器官共享体系的情况下，死刑犯的组织配型是属于“小样本配型”。
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与此不同。这次没有配上，留着，储备起来，下次再跟另外的病人配型，直到某一次被配上型为止，是“储备型资源”。大量法轮功学员又是集中关押的（这样的关押地在中国有多处），是“大样本资源”。这样，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我们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大陆器官移植市场的那些特殊性恰恰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能很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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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缺少“法院”
利用死刑犯人器官的流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法院”，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中却缺少了“法院”这一环。大量法轮功学员是不经司法审判直接送劳教的，或者被关押到集中营。同时，中共还给律师打招呼不允许为法轮功学员作辩护，这在客观上促成了正常的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就绕开了“法院”这个机构，是医院与非法关押地之间的直接行为，这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容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批劳教或者集中到某地，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
2）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看守所、监狱或者集中关押地）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
３）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
有一点要说明，缺少了“法院”，只是说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上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司法系统就没有参与活摘器官。
根据报道出来的消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图基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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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军队主导的模式”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外界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军队医院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雁灵2008年12月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3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1/4。”[95]
军队医院器官移植的大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能掌握足够的器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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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23]实际上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队医院，也包括武警医院，都占尽先机。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规模很大的非军方医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主刀医生与军队医院关系紧密，甚至本身就是军队、武警医院的医生。
军队、武警医院和沿海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几年内迅速发展，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主任、创办人沈中阳，于20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与武警部队的密切联系，是沈中阳所负责的几个移植单位获利于新的器官来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作者采访到了一些曾到大陆做器官移植的病人。这些病人的主刀医生很多都有军方背景。一位病人入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其主刀医师谭建明同时也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原九三医院）的主任医师，谭建明还在南京军区驻上海的中心医院（解放军第八五医院）做手术。
书中提到的另一位病人先去了上海华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准备换肝，接待他的是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钱建民。等了几天之后，还是没有合适的器官。钱建民就建议病人转院到上海长征医院，说那里更容易弄到器官。上海长征医院就是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病人转到长征医院的当天就找到了一个肝脏器官。
《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还访问了一位去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做肾移植的病人，他的主刀医生是高伟。太平医院是非军方的普通医院，但是，主刀医师高伟是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肾移植科的大夫，高伟同时还在广东省深圳武警边防医院兼职。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在2009年9月采访了广州华侨医院一位配合做移植手术的麻醉科医生彭雪梅。彭雪梅透露，供体器官的来路很多：“很多是南方医院拿了肾以后还送到我们医院来。就说会有一些门路唠，但是这不能讲嘛，不能公开讲嘛。”南方医院是南方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而南方医科大学的前身是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2004年移交给了广东省。
卫生部2008年8月启动的“肾移植科学登记管理系统”（CSRKT，www.csrkt.org）的数据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军队医院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器官旅游热潮中，沿海城市的大医院得天独厚，更容易招徕病人。如何广泛的开辟器官来源，建立与军方或者军方背景的医院的关系，就是这些医院的器官中介所极力钻营的。
外界对于军队如何摘取器官和调配器官，所知不多。但是，军队、武警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活跃程度，器官来源上的巨大优势，与军队掌控这些集中营、控制器官来源有着密切关系。
8、其他有关器官来源的问题
“卖肾广告”是怎么回事
谈到器官来源，读者可能想到了电线杆上的“卖肾广告”。这种因生活所迫卖肾到底能成为多大的器官来源呢？
首先，这种器官买卖是明文禁止的非法交易，一旦发现要吃官司的。卖肾者是在钻一个法律漏洞，就是亲属之间是可以做活体器官移植的，那么，卖肾的就可以去伪造直系亲属关系，当然这本身就有风险。在利益驱使下，卖肾广告还真的很猖獗。2004年《新闻晨报》在一篇采访中说：“卖肾”广告张贴最为“壮观”的，是病房区的厕所。一名护士无奈地告诉记者：“没办法，到处都是捐肾、卖肾广告，水根本洗不掉，只有铲掉、刮掉。”[96]
不过，有多少人卖出肾，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事实上，器官匹配几率低是最大问题。专家称：“两个陌生人之间偶然相遇，配型的机会更少，除非双方在医院化验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但还有一关是任何一个中国医生都不会怂恿、更不会直接插手这种私下交易——因为那是犯法的。”[97]
有医生介绍说，摘死囚的成本很低，几分钟就解决了，供体不要钱，而且取走器官后不用关心供体本身的康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是如此）。要是从卖肾者那里取器官，成本就高了。卖肾的通常都要你十几二十万元，还要负责他的生命安全，总得让他住几天院恢复吧，等等。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吴刚在2004年底接受《华商晨报》采访时说：“仅因广告就贸然非法购买陌生人的肾脏，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98]
应该说，卖肾的现象是存在的，也确有人通过这种方法去弄到肾。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多大规模的器官供体来源。如前文所述，连中国政府都不否认，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发展，很大程度是被移植市场的巨大利益所驱动，如果使用卖肾者的肾脏，因为成本昂贵，医院获利必然大打折扣。所以卖肾广告虽然满天飞，卖肾者作为一种器官来源不可能驱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的“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在2003～2006年的时候，有了更好的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源。吴刚在上面提及的《华商晨报》采访中透露：“因为目前沈阳市肾源是完全充足的！那些卖肾广告，是几乎没有市场的！”
吴刚所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网站上公开宣称，他们那里要肾脏的话最快一个礼拜，不超过一个月。如果手术失败，还可以在一周内再做第二次手术，还称等待肝脏器官不超过一个月（见附录2）。这些充足的器官是哪里来的呢？显然不是电线杆和医院厕所的卖肾广告能带来的。还有，大家要看到，2003～2006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发展中，肝移植的增长是个重要因素。卖肝的广告，很少见。
2007年之后，随着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来源的消失或者说减少，为了开发新的器官来源，政府开始大力宣传和鼓励亲属活体移植，这为假造亲属关系制造了方便，地下卖肾是不是更为猖獗，这是另外一回事，本文关注的是2003～2006年的“蘑菇云”市场。
移植医院增多，会造成移植数量增加吗？
有人可能想，是不是那几年开辟移植手术的医院大增，特别是三甲医院的评定要有一定数量的器官移植手术作考核指标，从而造成器官数量大增呢？其实不然。因为供体短缺是器官移植的最大瓶颈，在医院少的时候都不够用，医院多了，只是造成供体的分流，并不能制造出更多的供体。而且，我们在前面的估算公式中计算的，是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总量，总量只有那么多，医院再多也造不出供体来。
八、广义的死刑犯——活摘器官的演变过程
1、零星个案
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经历了一个过程。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于1999年7月，最早的器官例子发生在劳教所被打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在2000年就逐渐披露出一些怀疑被摘取器官的迫害致死案例（这可解释从2000年开始大陆器官移植数量上已经出现一些增长）。
2000年12月22日，明慧网登出一条来自于中国的消息：“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99]这大概是最早提到中共在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了。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残酷得令人难以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2001年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33岁，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真相材料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将任鹏武的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100]
广州市白云区法轮功学员郝润娟，女，2002年2月下旬被非法抓捕，在广州白云看守所遭受残酷折磨，于2002年3月18日被夺去生命。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郝润娟被解剖了尸体，弄得面目皆非。[101]
福建省宁德市法轮功学员孙瑞健，男，29岁，2000年11月进京上访时被北京公安拘留。12月1日家属被告知孙在公安押解情况下“跳车死亡”。当孙瑞健的妻子见到遗体时，遗体已被剖腹解剖，死者眼睛异常突出。[102]
贵州省开阳县第一小学高级退休教师、53岁的大法学员傅可姝和34岁的远房表侄徐根礼，2005年11月在江西井冈山失踪后，于2006年4月底，在井冈山五指峰发现他们的尸骨。两人的尸体均无头发，双眼凹陷，没有眉毛，眼球被人挖走，怀疑被盗取了眼角膜。徐根礼身体的腹胸部被切开，家属认为受害者可能遭到谋杀并被盗取器官。[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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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广州白云区戒毒所遭关押的男子透露，有一次他看见几个“白粉仔”（吸毒犯）在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好被戒毒所的一名医生看见。医生说：“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他几次听到戒毒所的医生对那些吸毒者说，打那些法轮功要注意不能打腹部和眼睛。[104]
2008年7月，《血腥的器官摘取》的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在美国找到一个曾被关押在江苏省某监狱的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Lanny。在里面关押的时间长的犯人告诉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电视片《生死之间》收录了麦塔斯与Lanny的对话。[93]
2、大规模活摘器官的土壤
从零星个案盗取器官发展到大规模活摘器官，是在几个条件的支持下进行的。
条件一：“集中营”的出现
前面讲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住址被转移到某些地方集中关押。这种游离于司法系统之外，被军队控制的“集中营”式的关押地，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准备好了物质上的条件。
条件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
这场迫害是江泽民个人首先发动，进而利用共产党的整部国家机器，发展为江泽民和共产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实行的是强制转化，把转化率同政绩挂钩，不转化就往死里整。“610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的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纳粹盖世太保之类的恐怖组织）对法轮功有一个系统性的灭绝政策，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据当时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勘察设计管理处处长李百根（现居美国）说，1999年11月30日，“610办公室”的三个负责人召集了3000个政府官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镇压法轮功之事。镇压几个月了，但进展很不顺利，法轮功学员仍上访不断。在这次会上，“610办公室”的头目李岚清，口头传达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新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105]
这个政策中共当然没有写在文件上，而是属于口头传达下去的。外界主要是通过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里的经历知道这个政策的。在明慧网上的迫害真相报道中，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提到听迫害他们的警察或者公安局政保科的人说起过这个灭绝人性的政策。
从这个政策延伸出来的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这成为了一些警察对付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口头禅。所以不管多少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中共从来不惩罚肇事的警察，反而树立成反法轮功标兵，升官加爵。
条件三：器官移植带来的巨额金钱利益
如前面所论述的，移植费用异常昂贵，器官移植成为非常赚钱的暴利行业。在中国今天的社会里，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破灭，传统的信仰被死死压制，结果“挣钱”就成为了许多人追求的信仰。不信神的人，没有了来自神对人行为的约束，为了钱，就敢于无恶不作。
条件四：用谣言煽动起来的仇恨，从“自焚骗局”到“活摘器官”
自迫害开始，中共就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来抹黑法轮功。以中央电视台的热门节目《焦点访谈》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的节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几乎占那个时间段所有《焦点访谈》节目的四分之三。到了2001年，中共通过策划天安门广场自焚骗局（见附录11），重新组织力量，高压宣传卷土重来。那一年的反法轮功节目是37集，略多于1999年70集的一半。
学校里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动去毒害中小学生，小学教材里就一直有诽谤法轮功的内容，甚至在考试题里面都有关于诽谤法轮功的问答。庞大的党、政、军、警、特务、外交以及工会、学联、妇联、政协、科协、受控的民主党派和宗教协会等等各种各样从上到下的严密组织，发动所有这些组织来对一个平和团体进行严酷的打压、监控和迫害，就使得这场迫害变成了全民参与。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到了多么离谱的地步。2001年3月9日，中共派出前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带队的代表团到华盛顿游说，阻止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然而，当这三位外交官拜会美国国务卿莱斯时，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向莱斯宣读，一口气把法轮功声讨了20分钟，根本就没有按照外交常规就对台军售、人权、贸易、美国的飞弹防御等议题交换意见。莱斯对北京官员的这番说教相当恼火，等对方念完讲稿後，就匆匆结束会晤，愤然离开。[106]
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诬蔑和诽谤，在老百姓中煽动起莫名的仇恨，这为后来几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使参与者丧失了杀人的“道德负罪感”。
看看某些器官移植的专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在1999年迫害开始后，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浙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会长”（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这些“决不心慈手软”的所谓专家，都是移植大户，在他们手里，被谎言妖魔化后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连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配合中共捞到了政治资本，又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仇恨宣传和邪恶的党性，让很多所谓的专家在私欲面前泯灭了人性。这种敌意和仇恨为杀人准备了土壤。
据知情人透露，2001年底就开始有规模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出现了。下面的图示描述了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活摘器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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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么样的弱势群体会被当作“广义的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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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朋友聚会上的一场讨论。
甲：“中共干过很多坏事，但是，要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不太可能，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乙：“时代的变迁，并不一定就总是往好里变。过去哪里有那么多假冒伪劣？毒食品，毒牛奶，可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败坏的人心，加上对金钱的狂热追求，现在的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说到器官，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多的肾啊，肝啊，哪里来的呢？”
甲：“哎呀，死刑犯呗，就是从死刑犯身上来的，公开的秘密。活摘法轮功，太离谱。”
乙：“人家等几年，中国等一两个礼拜，成为了全球移植旅游中心，这是不是更离谱？这么更离谱的事不也发生了吗？”
甲：“中国的事儿，太复杂。你呀，不要狭义地理解中国的死刑犯。你以为法院判死刑，拉到刑场挨枪子的才算死刑犯？告诉你，监狱里弄死几个人容易得很。不是死刑犯，往死里打，不就打成了死刑犯吗？这叫‘广义的死刑犯’，是不是？就是打啊，不顺眼的，没有后台的，打得你半死，弄到医院，最后就把器官给摘了，比去刑场还方便。中国人多聪明，就象你说的，只要有钱赚，什么事干不出来！”
乙：“你不是说时代不一样了嘛！现在你能在监狱里随便打死人？这可不是打死一两个，要打死一批一批的，才能保证器官移植市场的供应。”
甲：“你想啊，有后台的也不用进去，进去的多是弱势群体，无权无势，弄死你不跟玩似的，打官司都没人理你。”
乙：“要说弱势群体，目前谁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人格上，名誉上，政治权利上，经济上，法律保障上，找不出几个比法轮功学员更弱势的了，法轮功是中共最大的敌人，中共铺天盖地的诽谤把他们抹黑得不当人看，怎么整他们都行。他们关在里面的少说也有多少万人，你说的广义的死刑犯，他们不就是最大的、最方便的广义目标吗？”
甲：“嗯……要这么想下去，那就可能真是这样。”
4、活摘器官的惨剧与白宫前的“高兴时刻”
那是2006年4月份，活摘器官的事曝光不久，又逢中共党魁访问美国白宫。中共大使馆组织了一个欢迎队伍，马路对面就是抗议人群，包括很多要求调查活摘器官指控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有西方媒体采访欢迎队伍的一个组织者，问道：“你看对面啊，有两千多人的抗议队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该组织者回答说：“中国领导人来访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我不知道他们说的事（指活摘器官）是真是假，但是，在这个时候抗议领导人，是不合时宜的。”
活摘器官这么邪恶的事情是每个国家的领导人最应该马上知道的，至少政府应该马上容许进行独立的调查，是真是假查个水落石出。就因为受害的是法轮功学员，在被中共的仇恨宣传洗脑后，该组织者心里根本就没有同情心，更没有对人的生命的起码的珍视。他的“高兴时刻”比起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生命重要多了。活摘器官为什么能发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土壤。
5、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只需一小步
如果说中国有着同西方一样的器官捐赠系统，而且从来没有盗窃死刑犯器官这种做法，那么，要说中国大陆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这中间的跳跃可能就实在太大了。可是，在中国不是这样情形。盗窃死刑犯器官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还没有断气，相当于是变相活摘。在这种背景下，当中共把法轮功当作国家的敌人，当作比死刑犯还不如的抹黑目标和迫害对象时，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迈出的就只需一小步，而不是那么不可思议了。
安妮的证词：前夫参与活摘器官的过程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在从政之前，曾是出庭律师，也做过检察官，拥有丰富的调查取证的经验。大卫·乔高调查询问过一位前夫曾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化名安妮（Annie）的女士。书中有对话记录。从安妮的证词中，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医生是如何参与及其参与的过程的。
安妮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摘取器官的医院与做移植手术的医院是分开的。安妮的丈夫本身是神经外科医生，但被招募来帮助取眼角膜（从供体上取器官与给受体做移植是不同的手术）。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在一开始，安妮的丈夫并不知道被摘取的是法轮功学员，而且医生们是分开摘取器官的。每次手术后，安妮的丈夫就得到巨额的金钱回报，要比一个普通医生的工资收入多出数倍。时间一长，反正有大钱可赚，慢慢就不怎么害怕了，医生也开始合作在一起摘取器官。安妮的丈夫就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安妮到了2003年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忍受不了就离婚了。
我们看到，盗取死刑犯器官的传统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待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来因为有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的那些政策，二来也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所以医生们已经习惯不管器官是何来源，都当作死刑犯去对待就行了。一旦在外界的压力下意识到了这是在杀人，是在犯大罪，他们很多人又守口如瓶了。
活摘器官的一条龙作业
根据安妮的说法，活摘器官的过程大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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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链条上，不同环节有不同的人参与，摘取器官的医生同移植器官的医生，可能是同样的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人。所以，并不是每个医生都知道事情的全貌。如果去问医生器官来源是什么，得到的答案也许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条器官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器官来源是由军警控制的，外界很难知道其运作的整个过程。
以“死刑犯”解脱责任
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的普遍心态都是不愿意去了解供体的真正身份和案情。只要手术做得越多，挣钱就越多，名声就越大，发表论文也越多，升主任当官就越快，不愿去多想器官来源，反正认定是死刑犯就心安理得了。因为是一条龙作业，到时候按照流程来通知了，说明天谁取器官谁就去，至于这“死刑犯”是真是假，是不是法轮功，究竟是什么案情，是否自愿捐献，他们认为跟他们无关。
在这个一条龙作业的链条环节上，各个角色都希望能用“死刑犯”来解脱自己的责任。
1）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军警，在中共的封闭式洗脑下，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精神病患者，或者死刑犯对待。
2）去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死”人，他也就认为那是死刑犯。即使发现供体还没死，也豁出去了。因为中共枪毙死刑犯时，为了取器官，也常常故意不把死囚打死，已经习惯于这种做法了。
3）给病人移植器官的医生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如果他并不是直接取器官的人，他就更认为那是死刑犯的器官。
如同安妮的前夫一样，刚开始真以为是死刑犯，等到后来知道是法轮功学员以后，也早已麻木了，有钱赚就行了。利用死刑犯器官是中共早已成形的惯例，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各个环节中，参与者自觉不自觉地仍然把被摘取器官的对象当作死刑犯。
但是，这些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传统的“死刑犯”，活摘器官就是在杀人。当事情被揭露出来后，这些参与者又因害怕而替中共守口如瓶，这实际上是罪上加罪。
“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纳粹“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
上个世纪4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在外界看来，很突然，很不可思议，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大屠杀”是德国实行的种族分类清洗运动的自然延伸。早在1920年德国就有人出版了《允许消灭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的概念（life unworthy of life）。[107]一些属于“社会动乱”的人群被划分为“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这些人包括精神病患者、残疾人、政治异见者、罪犯，还包括犹太人、罗马人、非白种和非高加索人。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在其著作《医疗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纳粹消灭“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逐渐演变的五大步骤：1）强制绝育；2）消灭不健全的小孩；3）消灭不健全的成人，主要是精神病医院的患者，采用的是一氧化碳毒气；4）扩张到犹太集中营里关押的不健全者；5）演变到对集中营所有被关押的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108]
很明显，从“有着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是一大步，而从已存在并正在进行的“消灭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迈出的就只需一小步。
同样道理，从“没有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一大步，从“有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需要迈出的只是一小步。
下面的图示刻画了活摘器官之所以发生的环境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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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雷欣法则”的启示：“妖魔化宣传”鼓励人们漠视生命
4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Gresham）发现了一有趣现象，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名义价值相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退出流通——它们被收藏、熔化或被输出国外；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人们称之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亦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规律”（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在这场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为了“劣币”。本来，中共搞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已经使得很多人难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认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更是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贴上“扰乱秩序”、“反华势力”、“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破坏。
在这场迫害中，侵犯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他们被随意开除公职，开除学校。法轮功学员还不能象其他人那样请律师（敢于站出来的律师也要受到迫害）。不但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要把法轮功批倒批臭，就连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里，都明目张胆地有妖魔化和诽谤法轮功学员的专门章节。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甚至让死囚犯来看管和殴打法轮功学员，他们比死囚犯更没有最基本的人权保障。
一个不是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在出来后讲述的一个监狱里的故事让人刻骨铭心。一位法轮功老人，不放弃修炼，绝食抗议，后来被扔到牢房的过道里。狱警们来来回回地走动，就象他根本不存在一样。老人在人们漠视的眼皮下蜷曲着，衰竭着，几天之后，终于没有了声息，随后被抬出去了事。那是一个生命的终结啊！这个故事中透出的中共执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生命的冷漠和轻视，让人心里感到无比的、窒息般的沉重。
一个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发一场互联网上对当事警察和收容制度进行谴责的网络风暴；而对这场惨无人道、旷日持久、波及千千万万善良百姓的屠戮，人们却听不到几声回音。人们不相信这场迫害，面对活摘器官的指控，就因为原告是法轮功学员，许多人就在没有任何调查的基础上一味地盲目否认。这不相信本身就是这场迫害得以发生和继续的巨大保护伞。
于是，中共的刽子手们发现，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更方便和安全，更没有法律责任，更容易下手，而且是活体。“格雷欣法则”的“劣币驱逐良币”就这样起作用了，而且“劣币”比起“良币”还有更高的市面价值。“活摘器官”这样邪恶的事情，就这样在中共灭绝性迫害法轮功运动中发生在了大量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身上。
正是中共散布的诽谤法轮功的谎言造成了一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外在环境。哪里来的“广义的死刑犯”？被中共当作最大敌人的、大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广义的死刑犯”。
“格雷欣法则”还给了人们一个暗示，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中，传统的死刑犯器官的利用率有可能下降，而更多地利用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
九、“乞丐和流浪汉之死”揭示医生的道德底线
如果有人还从道德底线上去怀疑白衣天使怎么可能做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那么，中共媒体上曝光出来的医生参与或涉案杀死乞丐和流浪汉盗取器官的案例，给了人们一个参考。“道德值几个钱？器官才值钱！”在中国那片被中共统治的“神奇”土地上，原来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
2007年第14期的《南风窗》登载了一篇题为《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的报道。[109]河北省行唐县乞丐仝革飞被当地人王朝阳伙同武汉同济医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杰以及其他几个来自武汉和北京的医生，在一个废弃的变电站，借着手电筒的光线，用20多分钟活摘了仝革飞的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共5个器官。事后其中一名参与的医生自己报案了。武汉同济医院的陈杰送给仝家6.5万元赔偿，望仝家不再追究医生责任。据称，王朝阳欺骗医生说仝革飞是被法院判处的死刑犯。对于几名涉案的医生来说，应该知道摘取任何人的器官，都需要看到法定机构判定仝革飞已经死亡的证明，要看到仝革飞本人的捐赠志愿书。这些当然都没有。如果是被枪决的死刑犯，摘取内脏器官一定会在刑场进行，因为手术必须在犯人枪决之后的几十秒之内开始。被告王朝阳在法庭上供述说：“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南风窗》报道中用了“惊悚故事，闻者莫不色变”来描述这场活摘器官的惨案。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出“白衣天使们怎么会为了金钱利益做出活摘器官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见附录12）。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曾深入追踪这起杀害乞丐摘取器官的惨案，报道说，此案以把一个无关紧要的副所长免职应付了事。据知情人士透露，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在原所长陈忠华（2000年～2006年7月）任职期间，该所器官来源获取不按规定、不顾常规，存在非法获取器官的情况。德国之声记者打通了陈忠华的电话，记者希望陈能够解释一下相关的情况，但是陈忠华表示不能接受采访。可见关于器官来源的问题该所已经极度敏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敢轻易走漏风声。[110]
这则《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也许会提供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什么惨剧不可能发生呢？
2、《器官何来？》：为盗器官，流浪汉被杀
2009年8月31日出版的大陆《财经》杂志封面报导《器官何来？》（见附录13），披露了发生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威舍小镇的一起“杀人盗器官”案。一个名为“老大”的流浪汉被杀，弃尸水库，后被渔民无意间捞出，但只剩一个空空的躯壳，全身可用的器官不知所踪。文章讲到，在遇害前几天，一向邋遢的“老大”衣服忽然变得很干净，杂草般的头发和胡子也剃光了。人们回忆起来才明白那是被人带到医院去抽血做配型了。据称公安机关在尸体内，发现了来自广东中山三院的医用材料，最后锁定中山三院肝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张俊峰和另外两名医生。张俊峰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现代外科》杂志常务编委，主要参与完成的“肝脏移植应用研究”，获2007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推广类一等奖”。另外涉案的还有当地威舍镇一个名叫赵诚的私人诊所医生。威舍医院一名医生告诉《财经》记者，作案后几天，赵诚去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存了20万元，露出了马脚。[111]
就是这样的以救人为天职的医生，为了金钱和名誉，对活摘那些他们认为命不值钱的人（乞丐、流浪汉，或者被中共打成最大的敌人们）的器官，却是心狠手辣。
这些案例还证明一件事情，有人质疑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必须要有多高的医疗卫生条件，其实不然。河北省行唐县乞丐仝革飞的器官是在一个废弃的变电站，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完成的。
十、更多证据
1、活摘器官之案的曝光者
2006年3月9日，一位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法轮功学员。[1]2006年3月17日，一个曾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器官的主刀医生的妻子透露苏家屯集中营设在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2]3月31日，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指证摘除器官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至此，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被揭露了出来。[3]
2009年，一名警察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举报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位警察作证说，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名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这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之前，被经过一个月的严刑拷打、强暴。这位警察作证说：“在这之前，她受过的羞辱更大。我们的民警有不少就是变态的那种，给她进行，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照片就是遗憾，对她进行属于是猥亵，她长的有点姿色，比较漂亮，对她进行强暴……太多了。”[112]
2、电话调查录音
活摘器官之事曝光后，一些海外机构很快着手了电话调查，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咨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承认有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承认有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
《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公开了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对话片断：[113]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解放军307医院利用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www.zhuichaguoji.org）的调查员以替家人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前后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数十分钟。追查国际保存有这些对话的完整录音和其它形式的证据，如有相关组织或人士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与“追查国际”联系。
对话片断：[114]
调查员：你就给我打听一下……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说过吧，以前就是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两例，知道嘛，搞过这两例。
调查员：是两个法轮功学员的？
中介：对，搞过这两例，监狱里面呢就是说像法轮功搞过，我也跟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现在呢，比以前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
调查员：你原来搞的那个是在哪个地方搞的？
中介：嗯，是在那个西城。
调查员：对。还有，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
中介：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这边，头儿上边有人给你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嘛，他会出资料给你，这您放心。
调查员：噢，那好。
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李宏辉主任坦承移植法轮功活体器官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www.soundofhope.net）记者2006年4月28日采访了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李宏辉。李宏辉坦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对话片断：[115]
李宏辉：这个法轮功的事情是前几年的事情了。
记者：那前几年的话这种肾源比较好找吗？
李宏辉：应该是。
更多电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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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国际”陆续发布了更多的电话调查结果。包括：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宋文利主任，电话13920128990，2006年3月15日
·上海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电话64041990，2006年3月16日
·山东省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电话82968900，2006年3月16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戴医生，电话63240090，2006年3月16日
·武汉市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电话67813104分机2960/2961，2006年4月2日
·武汉同济医院，电话83662688转泌尿外科
录音和文字参见：www.zhuichaguoji.org
3、中介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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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7日，以色列最大的报纸Yediot Achronot发表了一篇题为《器官中介人逃税》的报道。文章说，一周前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器官中介人，他们是Medikt公司的总裁雅伦·尤杜丁（Yaron Izhak Yodukin）和他的同伙。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没有申报为以色列人到中国和菲律宾移植器官作中介而赚取的数百万元，涉嫌逃税。报道说，被逮捕的其中主要疑犯向以色列一家报纸承认：器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死囚及良心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4、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警察的口头禅：送苏家屯
大约2001年七八月份，马三家来了很多记者，据说还有北京一家大报的海外版记者，以及一些政府高官，还有沈阳军区的高级军官，一行几十人来马三家所谓的“参观”。一位记者对一名坚定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说：“不转化，你能回（家）去吗？”这位坚定信仰的学员说：“我的祖国，我的师父会让我回（家）去！”当场，马三家一个警察头目就按捺不住，当着几十个参观者，指着这位法轮功学员说：“你就是个死螃蟹，死了挖个坑给你埋了：给你送苏家屯！”
那时，“送苏家屯”成为了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们的口头禅，在马三家是公开的威胁口号。因为当时苏家屯活摘器官集中营没有在海外曝光，中共的活摘罪恶也没有被充份揭露，所以被威胁的法轮功学员只是把“送苏家屯”，当作了被送到“大北监狱”继续迫害，只是另外一个严酷“转化”迫害的黑窝。法轮功学员和世人谁也没有想到“送你到苏家屯”，“到了那里就再也出不来的”这些话的真正意思。其实，在苏家屯那个地区，表面上并没有什么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甚至没有关押普通犯人的大监狱，活体集中营是在苏家屯地下掩体中秘密设立的。[116]
5、王立军的“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2003年5月，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期，王立军被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薄熙来调到锦州市任公安局局长。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王立军上任后不久便建立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一个课题就是“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没有足够的供体，王立军是开展不了这个研究的。
该中心成立两年的时间内，就进行了数千个器官试验。2006年9月17日，在中国光华科技基金的颁奖会上，王立军在接受200万元“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的发言中感慨：“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这里面有更多人艰苦的劳动，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117]
王立军的“成果”，光靠“多少人的努力”是做不成的，还必须要有被屠杀的供体，显然锦州地区的死刑犯是支撑不起王立军的研究项目的。
王立军还有一项让人匪夷所思的专利，叫“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能让人瞬间脑死亡，却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呼吸和心跳。2017年11月15日，韩国“TV朝鲜”纪录片《调查报告7》栏目播出了专题《杀了才能活》 ，揭露中共医院以外国人为服务对象进行不法移植手术的内幕。记者采访了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会长兼外科医生李承原（音译），李医生表示：“‘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除了为摘器官将人进入脑死状态外别无它用，谁会让人脑死呢？”[118]
6、人体塑化标本，尸源成疑
多年来“真人尸体展”在世界各地巡回。辽宁省苏家屯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人体塑化的尸体来源引发质疑。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制作人体标本（人体塑化）的工厂都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一个是“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另一个是“大连鸿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体塑化是以硅橡胶、环氧树脂等混合物（多聚物）置换人体内的液体，制成所谓的“人体塑化标本”。在塑化技术以外，此行业的制约瓶颈是“尸源”，因为人体塑化标本须用未经任何防腐处理过的新鲜尸体制作。据法医学解释，人类死后2天内为新鲜期。[119]
人体塑化是由号称“死亡博士”的德国人冯·哈根斯（Von Hagens）发明的。1999年8月，冯·哈根斯来到中国大连市，以1500万美元的投资建成了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全球最大的人体塑化公司，隋鸿锦任总经理，隋鸿锦是哈根斯的学生，曾赴德国跟哈根斯学习塑化技术。
此时的大连市由薄熙来当政，不仅尸体工厂得到特批，哈根斯还被授予“大连市荣誉市民”。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充足的尸体来源。
哈根斯公司研发、生产的80%都在大连分公司，其制作人体标本均用于商业性展出。这些标本在全世界展览，已经为哈根斯赚到9亿多美金。[120]
除了用尸体展赚钱，贩卖器官标本的利润也是非常丰厚。一具完整人体标本卖69,615欧元（约合70万人民币），人体躯干标价为5.8万欧元起，脑部约2.3万欧元。对预算较少的买家，网店还提供121欧元一块的透明身体切片。[121]
隋鸿锦很快认识到，关键技术并不高深，关键在尸源、人体器官源。这滚滚的收益不应该让德国人独享。于是隋鸿锦不惜与哈根斯翻脸，另立炉灶。2004年，隋鸿锦注册“大连鸿峰生物有限公司”，主营人体标本制作和展览，成为哈根斯最重要的竞争对手。隋鸿锦在美国的展览合作伙伴是总部位于亚特兰大市的“第一展览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双方签署了5年期的租赁协议，第一展览为此支付2500万美元。第一展览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展览公司之一，泰坦尼克号的打捞和物品展览就是该公司的业务。“人体展览”近年已成为该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2009年该公司19%的收入来自泰坦尼克，67%的收入来自人体展览。[122]
2008年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下，“第一展览公司”在展览官网和纽约展览现场贴出了一则声明：“本展览所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的人体尸体最初由中国警方获得。中国警方有可能从中国监狱里获得尸体。第一展览公司无法独立核实你所观看到的尸体不是来自被监禁在中国监狱里的人。”
靠着充足的尸源，隋鸿锦的事业“蒸蒸日上”。2008年在辽宁旅顺建立了生命奥秘展览馆，2011年迁至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凭借人体标本展览和尸体贩卖，隋鸿锦成为了拥有三家公司的亿万富商。
清一色的中国人尸体在世界各地展览，引发了许多中国人的不满，尸体来源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早在2004年月1英国《卫报》就报道过，哈根斯大连塑化工厂附近有三所劳改营关押着大批法轮功学员。[123]随着谷开来东窗事发、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落马，大连的尸体工厂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谷、王、薄参与活摘器官与尸体贩卖的黑幕逐渐浮出台面。据报，江泽民暗示薄熙来迫害法轮功就能升官。薄熙来立即响应，大连市迅即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最严重地区之一。薄熙来当上辽宁代省长后，开始扩建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龙山教养院、沈新劳教所等，用来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那时中国各地因为不报姓名而无法遣返的法轮功学员成批地送到辽宁省，被薄熙来接纳，秘密关押在薄掌控的监狱和劳教所中。[124]
7、周永康的器官移植利益链
黄洁夫自2001年11月担任卫生部副部长，黄负责在全世界为掩饰中共前所未有的邪恶做舆论公关宣传。不过，在周永康落马之后，黄洁夫在接受采访时，抛出了周永康，外界解读为间接承认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
2015年3月15日，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15]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围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记者感到不解，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
黄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
黄洁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帐，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
有记者请黄洁夫把话说得更清楚些，黄洁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一篇《法轮功活摘指控获间接证实，黄洁夫讲话“你懂的”》评论文章中说：“的确如此。黄洁夫不敢把事情讲得太清楚。实际上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125]
因为利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是中共的决定，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仅仅是按照中共的规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那么这中间没有多少形成利益链的空间，政法委照章办事，参与其中，按照中共的标准也就无可非议。可见，更严重、更恶劣的事情还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后。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义下，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一个疑问是，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
这就是说，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
另一个疑问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
为什么要保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计、有数字的，两个数字一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是执行死刑数量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就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群体。
十一、关于中共对活摘器官指控的应对
1、掩盖苏家屯事件
前面提到，活摘器官之事是在2006年3月初曝光出来的，前后有三位知情人。一人是来自日本的中国记者皮特（化名），一人是其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安妮（化名），还有一人是沈阳军区的匿名老军医。皮特和安妮曾于2006年4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集会上公开露面。被指控的医院是位于沈阳市苏家屯的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3月28日，在苏家屯事件曝光20天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首次否认该指控，并邀请记者前去调查。但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没有该项否认记录。4月14日，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在沈阳官方陪同下，对苏家屯血栓病医院进行了预定一个小时的参观，随后美国驻华使馆女发言人说：“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里从功能上讲就是一家医院。”不过，外界认为在这三个星期中，中共有可能已经转移、掩饰了现场。苏家屯是军事重地，当年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就设在苏家屯，地下工事群非常发达。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他们打开关东军苏家屯仓库后，发现里面的武器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苏家屯发现的一座地下工事规模达到“宽2米、高1.8米、总长大约两公里。”[126]所以，在地面上的参观很难说明问题。外界想知道的不是三个星期之后的参观，而是中共在三个星期之内干了什么，以及三个星期之前到底发生着什么。
苏家屯事件是掀开黑幕的一道口子
从报案、破案的常识来看，报案人并不必须是破案人，如果要让报案人一开始就提供如同破案以后的所有证据，那是本末倒置。苏家屯事件只是一个引子，是了解一些内幕的人传出来的，它本身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活摘器官的这个现象很可能在发生。如同有人路过一个杀人现场，有一定距离，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所看到的场景让他确信有人在杀人，于是，赶快报案，由此而引发了对一个系列杀人团伙的全面调查。反过来看当初的报案人，是不是100%的准确无误的描述了当时的现场呢？有多少人，杀人者什么样，被杀的人什么样，穿什么衣服，拿的什么凶器，等等，很可能并不完全准确，而且还有他本人的观察和解释在内。但这些无损于他报案的功劳。
苏家屯事件揭开了一个黑幕，让人们开始关注数十万计的关押在中国数百家劳教所和大规模集中关押地（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着什么。本文论述的问题，就是从中国2003-2006年器官移植市场独一无二的特征上去寻找什么样的器官来源才能支撑起这个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的确发生过。
2006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布公告，宣布组成“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简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呼吁并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国家机构和媒体组成“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英文简称“CIPFG”，www.cipfg.org），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全面调查中共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秘密集中营以及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2、拒绝外界独立调查
为了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发出的对活摘器官的调查邀请，海外的一些独立媒体记者开始申请去大陆调查。
2006年4月19日上午，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负责大陆新闻的资深记者许琳前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申请签证赴大陆调查，遭到拒绝。
次日，《大纪元时报》主编周蕾女士到德国柏林中国大使馆申请赴大陆调查，签证遭拒。
2006年5月2日，新唐人旧金山湾区部主任张芬女士申请赴大陆调查，签证被拒。
2006年6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申请入境中国调查事实真相，未能获得签证。
中共外交部的高调邀请被认为是对国际社会的欺骗姿态。具有黑色幽默的是，一些忘记了中共杀人历史的亲共人士，很为中共走的这一步“拒签”棋懊恼。他们觉得，不是没有“活摘”的事情吗？让这些为法轮功说话的人进去调查，弄个底朝天，无功而返，不就最能证明党的清白和他们亲共人士的正确立场吗？不过，正在杀人的中共可不这么想。
3、否认外界取得的证据
中共应对活摘指控，一是不让外界去调查，二是无端加以否认。
《血腥的器官摘取》出来后，里面有很多翔实的证据，比如中共移植专家提供的器官数量，电话调查取得的大陆医生亲口承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于是，中共在沉默一段时间之外，唆使其海外的统战媒体“凤凰卫视”制作了一期电视节目《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出来加以否认。怎么做的呢？它把大卫证据里提到的人找出来，让他们来否认。结果，弄巧成拙。下面摘取两例略加说明。
石炳毅的数字
《血腥的器官摘取》中引用了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提供的数据。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在2006年3月2日的《器官移植要设高门槛》一文中，称石炳毅说“全国至今（2005年）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9万余例”。[127]于是，中共让石炳毅出来否认，石炳毅就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头脑里就没有这样的数字”。我们知道，《健康报》不是什么私人小报，那是中国卫生部的机关报，如果石炳毅真的没有说过9万例的事，中共不应该让石炳毅来攻击大卫的调查报告，而是应该鼓励石炳毅去起诉卫生部，起诉《健康报》。事实上，石炳毅这个人他满脑子都是数字，他很活跃，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本文还引用了他在《科学时报》和新华网做客时说出来的数字。
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卢国平的电话调查
《血腥的器官摘取》还公布了一些电话调查的录音，其中包括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承认利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在本文第十部分“电话调查录音”一节有详细介绍）。在《对“大卫”调查报告的调查》节目中，中共让广西民族医院的医生卢国平出来否认他说过的话。不过他首先承认了2006年5月22日接受电话调查的是他自己。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认为，这反而为他们的电话录音提供了新的证据。在这之前，人们对电话录音的最大疑问就是，接电话的人真是那个卢国平医生吗？两位调查员在2008年8月22日向加拿大媒体公布新证据时说：“在录像带中，该医生承认谈话录音中的人是自己。该录像正被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发放，因此（卢国平接到调查电话的）真实性是由中国政府认可的。”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追踪报导》中有“凤凰卫视”卢国平说话的片段（在第18分钟的地方），[128]卢国平有很重的地方口音。
4、高调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道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道（报道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共的喉舌媒体包括人民网、新华网高调反击境外“中国使用死囚器官”的有关指控。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标题：
-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
-卫生部:“随意取死刑犯器官”报道不实
-卫生部:"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言论严重失实
-卫生部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移植"谬论
-卫生部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言论
-“随意进行死囚器官移植”是恶意诋毁我司法制度
-随意取死囚器官移植论是恶意诋毁
-外媒称中国从死刑犯身上取器官移植是别有用心
-武警天津医院驳斥"死刑犯器官移植"谎言
-卫生部：从死囚身上随意取器官进行移植，是恶意诋毁
-外媒蓄意编造中国从死囚身上随意取器官进行移植，欺骗群众，别有用心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分器官来自死刑犯。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
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毕竟是一个进步。不过，在死刑犯器官问题上，从信誓旦旦地反对走到高调地承认，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今天中共对待活摘器官的态度，就如同它过去对待死刑犯器官一样，人们怎么能信得过它呢？
其实，中共医疗系统内部，特别是有些移植专家们，他们是应该知道一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实情的，所以有人从2005年开始，就想把死刑犯器官的事情推到最前面。他们是出于良知，还是知道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邪恶，想要用一个罪恶去掩盖另一个罪恶，我们不得而知。从某些医生们用一个乞丐和流浪汉的生命作代价去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些人到底是一种怎样扭曲的心灵呢？大概是金钱、名誉真把他们非人和异化了。
承认大量盗用死刑犯器官，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什么活摘“造谣”、活摘“谣言”、活摘“谎言”、活摘“谬论”、“恶意诋毁”、“另有用心”、“严重失实”…… 与当年否认死囚器官同出一辙，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中共今天在器官移植改革上的高调作为，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上的极度敏感，恰恰可能是在掩盖活摘器官的邪恶历史。
一次又一次撒谎，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更大的谎言，这就是中共的历史。
5、加快整顿器官移植市场，用“阳光”政策漂白黑色历史
自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加快了整顿大陆器官移植市场的步伐，中共关闭了一些移植医院或相关组织的网站，“中华医学会”下面的“中华器官移植分会”的网站就是其中消失的一个（见附录14）。各大医院也删除了曾在网上公布的超短器官等待时间，中共也叫停了国际上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注：本文采用的很多数据和资料都是来自国际互联网档案备份中心www.archive.org所存储的拷贝，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2006年6月颁布了颁布了技术管理规范；2007年5月1日起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将用技术准入淘汰一大批移植医院；2010年启动死亡自愿捐赠试点；2011 年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的研发上线运行；2013 年全国范围开展死亡自愿器官捐献；2015年开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至此中共完成了器官移植的“华丽转身”。
“华丽转身”之后，黄洁夫等人开始在国际会议上大谈特谈其成就。2017年2月赴梵蒂冈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在会上与嘉宾激烈交锋。美联社称黄洁夫提供了很少的数据来反驳批评者。他只用了两张幻灯片来表明近年来活体和死亡捐助者的数量在增加。[129]很明显，黄洁夫想要人们展望未来，忘记过去。
颁布法规、加强对器官市场的整顿和管理，提倡自愿捐献，当然是好事，这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是，这不能成为掩盖过去几年混乱时期所犯下的罪恶。这完全是两回事。把那一段历史用“混乱”一笔带过，然后要人们对它今天整顿市场的行为歌功颂德，是对其过去做法的粉饰和洗白，那实际上就是在又一次犯罪，外界也就无法相信中共说的现在和未来。
2019年11月《BMC医学伦理学杂志》（BMC MEDICAL ETHICS JOURNAL）发表了一篇长文，文章对中国几年的捐赠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人为制造器官移植捐赠数据”，因为“数据曲线太光滑了，不可能是真的——它们只能是伪造的。”[130]
 （来源：BMC医学伦理学杂志） |
虽然中共在国际上展示所谓的“成就”时信心满满，但是在其他环境下黄洁夫等人也对现行器官捐献体制运行感到忧虑。2015年11月黄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现在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体制。作为器官捐献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两部门于2014年3月1日共同组建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至今都未开过一次会议”,作为主任委员，他十分无助。他提到一个细节。2012年，在国务院支持下成立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16个编制，局级单位。但由于两部门协作渠道不畅、权责不清，至今中心工作运转不太好，基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都有意见。“总是部门利益、官僚主义和来自体制内执行层面的消极与无为。”黄的言语中充满无奈。[131]
中国的器官采购组织（OPO）是在经政府部门批准的移植中心内建立的。[132]黄洁夫承认：“器官资源-所有接受者和捐献者，器官捐赠和移植的整个链条-都在医院中。”[133] 体制如此，如何监管？
十三、你能做什么？
“天啦，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你听到“活摘器官”这一指控时所具有的自然反应。
但是，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反应。60多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听到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1、一个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故事
在今天，对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人们觉得好像人人都知道，也就自然推论到在当年发生的时候，外界也都知道。那么，有人就想，为什么纳粹屠杀犹太人时大家都知道，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外界知道的这么少呢？于是，就反过来以此来责问对活摘器官的指控。
其实，纳粹屠杀犹太人时，外界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说，知道得零零落落，甚至互相矛盾，就如同今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事情一样。
下面讲一个60多年前的故事。摘自“卡思基：一个人如何试图阻止大屠杀”（Karski: How One Man Tried to Stop the Holocaust）[134]。
杨·卡思基（JanKarski）是一名波兰外交官。杨·卡思基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逃出来，他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为了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波兰大使切哈努夫斯基（Ciechanowski）先安排了杨·卡思基同罗斯福总统身边的一些犹太人高级幕僚会晤，希望能说服他们相信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做了什么。卡思基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次晚餐就遇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
这是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和杨·卡思基在晚餐后的一段对话。
法兰克福坐在卡思基的对面，他看着卡思基的眼睛。
“卡思基先生，”法兰克福问道，“你知道我是犹太人吗？”
卡思基点点头。
“在你的国家发生的对犹太人的事情，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报告，”法兰克福说，“请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你所看到的。”
卡思基花了半小时，耐心地解释他到犹太人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讲完后，他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要求。
法兰克福默默地从椅子上起来，在卡思基和显得很困惑的大使面前，来回踱步了好一会儿。然后，法兰克福默默地坐了下来。
“卡思基先生，”法兰克福停顿了一下说道，“像我这样的人跟你这样的人说话，必须是完全坦率的。所以我必须说：我不能够相信你。”
波兰大使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费利克斯，你不是这个意思！”大使哭道，“你怎么能叫他是个骗子！在他身后是我们政府的信誉。你知道他是谁！”
兰克福用一个充满无奈而又柔和的声音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这个故事到了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当你听到活摘器官而感慨“天啦，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的时候，你或许也要象法兰克福那样补充道：“我并不是说活摘器官不存在，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2、哪怕一例“活摘”都是罪恶滔天
中共杜绝外界调查，把很多与死刑犯有关的东西当作国家机密，使得任何分析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努力都非常困难。但是，根据一些公开出来的数据和观察，以及死刑犯器官本身的局限性和大陆器官移植市场的特点，特别是加上知情人的举报，很多的电话调查，中介证言等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间迅猛增长的器官移植数量，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脱不了关系。
文革时期发生的张志新被中共杀害前惨遭割喉的故事多年后披露出来，震惊了整个中国。人们认为文革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1999年又发生了文革一般的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诽谤和残酷迫害。张志新被平反了，但是，杀害她、割她喉咙的那个中共的杀人机制并没有从中国消失。在急功近利的表面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在对金钱的疯狂追逐中，通过庞大的政法系统、军队、医疗系统，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剧，被《血腥的器官摘取》形容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是的，这样的悲剧，不要说大规模的发生，就是发生一例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事情，都足以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一个漠视生命的独裁政权的邪恶。
3、所谓的“经济奇迹”不能成为迫害的借口
说起中共的人权迫害，有人说，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了。意思就是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人被迫害，甚至活摘器官，无所谓。其实，我们是不能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掩盖和开脱中共对自己人民的迫害的。希特勒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同样实现了一个所谓的“经济奇迹”，甚至更为“奇迹”。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100%，把失业率从30%降到了0，让德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了欧洲的强国，还在1936年成功地举办了“柏林奥运会”，使得很多国家对它刮目相看。希特勒当时说要让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这就是德国的Volkswagen，即“德国大众”，Volks就是德语的“人”，Wagen就是“车”，希特勒要让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车。但是不管经济如何发展，在集中营里面对犹太人残酷的屠杀，这些事情就足以给希特勒定性了。没有人会用经济发展来为希特勒开脱。
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急功近利的表面橱窗式的经济比起德国的来，实际上要脆弱和廉价得多。环境、资源和道德的代价，不知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偿还。中国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道德的问题。如果任由活摘器官这样邪恶的事情发生，这个国家，这民族是不会有未来的。
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对中共迫害自己人民的恶行，很多人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站出来。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监督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德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曾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致信总统，他说：“在历史的将来，人们不会在意我们是否又签署了一笔贸易合同，或是又卖了一架波音747，但是如果在面对人类大规模遭受这种难以言表的极度痛苦时，我们却视而不见，我们必将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4、你能做什么？
我们看到，中共应付活摘指控的做法就是以整顿器官市场的名义，装“好人”蒙骗世界，同时严厉限制外界去大陆做任何独立的调查。中共今天的拒绝外界调查真相的态度，本身就证明着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器官移植数量会大大超过2003-2006年的规模，甚至会成为第一大器官移植国。在欢呼声中，那些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造下的杀人罪恶就消失了吗？没有。在哄哄的舆论炒作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那一朵血色的蘑菇云，就这样让它随风飘逝了吗？不能。
中共幻想的就是要我们大家尽快忘掉1999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到2006年那一段大陆器官移植市场高速增长而又极其混乱的、发生着“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时期。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与专制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中共所有的努力，就是要人们“忘记”；而人民所有的挣扎，则是要努力“记住”。
昨天的中共残害了张志新，今天的中共活摘了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么只要中国大陆几十年来的不幸之源中共还继续存在，明天被中共残害的也许就是你了。帮助法轮功学员，制止这场迫害，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一份力量，请帮助收集更多证据，呼吁中共允许外界的独立调查，共同还原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全面制止这一场对法轮功、对“真善忍”的迫害。
假如你是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希望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要认识到自己卷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中，也是被中共利用了。如果没有这场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诽谤和“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替中共掩盖、守口如瓶，并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暗室之中，神目如电”，用良心和智慧讲出真相，减轻甚至抵消过去有意无意间所犯下的罪恶，才是光明之路。
附录
1、中国移植专家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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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1）2000-2007年的数据见附录6。
2）2008年的数据参见“石炳毅访谈实录：详细说说器官移植”。[24]
3）2009-2014年的数据参见“柳叶刀：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135]每年施行的器官移植手术量大约在10000例左右。
4) 2015-2018年的数据参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136]2018年共实施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移植手术总量居世界第二位。
5）2019年的数据参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正式发布”。[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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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1）1999年活体肾移植占比2%，2004年活体肾移植占比4%，参见“中国医学论坛报：科学为亲情护航——扫描亲属活体肾移植”。[21]
2）2006年活体移植占比15%，2008-2009年活体移植占比40%，参见“中国日报：公开呼吁器官捐献”。[22]
3）2010年开始器官捐献试点，2010-2014年的捐献情况参见“新京报：中国将严查违法买卖人体器官”。[138]
4）2014年死刑犯器官占比20%，死亡捐献和亲情活体捐献占比80%，参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使用死囚器官已成历史”。[139]
5）中共宣布201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6）2015-2020年死亡自愿捐赠和亲情活体捐献大致比例参见“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 ( 2015—2018 )：每年公民中亲属间的活体捐献约 2200 至 2500 余例”。[136]
2、中国医院器官平均等待时间
下面几幅截图是中国几个医院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器官等待时间。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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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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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摘器官曝光之后，该网页被修改为：患者一旦入院，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时间。[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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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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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体质量是如何保证的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网站上对其器官移植质量的说明，强调用的是“活体”：[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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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器官移植的技术难关
器官移植是活性移植，要取得成功，技术上有3个难关需要突破。
一是移植器官一旦植入受者体内，必须立刻接通血管，以恢复输送养料的血供，使细胞赖以存活，这就要求有一套不同于缝合一般组织的外科技术，而这种完善的血管吻合操作方法，直到1903年才由A.卡雷尔创制出来。
二是切取的离体缺血器官在常温下短期内（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而要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移植手术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设法保持器官的活性，这就是器官保存。方法是降温和持续灌流，因为低温能减少细胞对养料的需求，从而延长离体器官的存活时间，灌流能供给必需的养料。直到1967年由F.O.贝尔泽、1969年由G.M.科林斯（均为美国人）分别创制出实用的降温灌洗技术，包括一种特制的灌洗溶液，可以安全地保存供移植用肾的活性达24小时。这样才赢得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足够时间。
三是医疗上用的器官来自另一个人。但是受者作为生物有着一种天赋的能力和机构（免疫机构），能对进入其体内的外来“非己”组织器官加以识别、控制、摧毁和消灭。这种生理免疫过程在临床上表现为排斥反应，导致移植器官破坏和移植失败。移植器官正象人的其他细胞一样，有二大类主要抗原：ABO血型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它们决定了同种移植的排斥反应。ABO血型只有4种（O、A、B、AB），寻找ABO血型相同的供受者并不难；但是HLA异常复杂，现已查明有7个位点，即HLA——A、B、C、D、DR、DQ、DP，共148个抗原，其组合可超过200万种。除非同卵双生子，事实上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者。所以，同种移植后必然发生排斥反应，必须用强有力的免疫抑制措施予以逆转。到1960年后才陆续发现有临床实效的免疫抑制药物：硫唑嘌呤（1961）、泼尼松（1963）、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1966）、环磷酰胺（1971），这以后才能使移植的器官长期存活。1962年美国J.E.默里（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第一次进行人体肾移植获得长期存活，器官移植作为医疗手段，才成为现实。
移植排斥反应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超急排斥——超急排斥（Hyperacute Rejection）反应一般在移植后24小时发生。目前认为，此种排斥主要由于ABO血型抗体或抗Ⅰ类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的抗体引起的。受者反复多次接受输血，妊娠或既往曾做过某种同种移植，其体内就有可能存在这类抗体。在肾移植中，这种抗体可结合到移植肾的血管内皮细胞上，通过激活补体有直接破坏靶细胞，或通过补体活化过程中产生的多种补体裂解片段，导致血小板聚集，中性粒细胞浸润并使凝血系统激活，最终导致严重的局部缺血及移植物坏死。超急排斥一旦发生，无有效方法治疗，终将导致移植失败。因此，通过移植前ABO及HLA配型可筛除不合适的器官供体，以预防超急排斥的发生。
急性排斥——急性排斥（Acute Rejection）是排斥反应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一般于移植后数天到几个月内发生，进行迅速。肾移植发生急性排斥时，可表现为体温升高、局部胀痛、肾功能降低、少尿甚至无尿、尿中白细胞增多或出现淋巴细胞尿等临床症状。细胞免疫应答是急性移植排斥的主要原因，CD4+T（TH1）细胞和CD8+TC细胞是主要的效应细胞。即使进行移植前HLA配型及免疫抑制药物的应用，仍有30%～50%的移植受者会发生急性排斥。大多数急性排斥可通过增加免疫抑制剂的用量而得到缓解。
慢性排斥——慢性排斥（Chronic Rejection）一般在器官移植后数月至数年发生，主要病理特征是移植器官的毛细血管床内皮细胞增生，使动脉腔狭窄，并逐渐纤维化。慢性免疫性炎症是导致上述组织病理变化的主要原因。目前对慢性排斥尚无理想的治疗措施。
5、两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医院的手术成果图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首页上显示的“肝移植成果”图：[145]
 （2004年肝移植例数世界第一） |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网站显示的该院“肝移植例数”：[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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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洁夫和石炳毅提供的器官数量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文章《中国器官移植的政策》。其中有一幅1997年～2007年器官手术数量分布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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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增长趋势） |
（注：黄洁夫采用的2003～2006年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保守的，其他专家给出的数量比黄的数据高出很多）
中国器官移植每年及总的数量并没有准确的数字，不同的专家根据自己掌握的数据给出的估算互相有些出入，但是都显示出大陆器官市场的飞速发展。比如：《健康报》报道，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至2005年总共有约九万宗移植案例，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127]石炳毅在《科学时报》的另一篇采访中说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2万例。[9]石炳毅在2009年9月做客新华网时，说中国现在每年进行肾脏移植八九千例，肝脏移植三四千例。[24]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2004年中国的器官移植达到最高峰，光是肾和肝的移植数量就近1万3千例。[24]中国《财经》杂志2009年第18期披露，截至2008年，中国肾和肝的移植数量超过10万例。[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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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下医院器官移植
移植医院泛滥的后果，就是出现了不少地下医院，为了牟取暴利，也挤进器官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在《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中透露，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告诉记者：“2005年完成181例肾移植和172例肝移植，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二三十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介绍，中心接收的因移植过程处理不当、操作不规范导致二次移植的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23]
这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事实，就是地下医院移植的器官，很可能是没有计算在黄洁夫等人的器官数量中，那么，在2003～2006年间的实际移植数量将会超过我们公开谈论的数据水平。
8、世界各国器官移植数量是比较稳定的
世界各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这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量从1997到2008年是从2万例增加到2万7千例。
加拿大1997～2007年器官移植数量图：
!['（加拿大1997～2007器官移植数量图）[148]'](/mh/article_images/2021-10-10-huozhai-investigation_42.jpg) （加拿大1997～2007器官移植数量图）[148] |
美国1997～2009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图：
!['（美国1997～2009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图）[149]'](/mh/article_images/2021-10-10-huozhai-investigation_43.jpg) （美国1997～2009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图）[149] |
9、关于器官移植的收费标准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150]
 该网有日文、俄文、英文、中文版，在活摘器官曝光后，该网站已关闭。 |
10、关于IMS公布的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
美国的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自2009年起开始发布中国的药品销售数据，包括免疫抑制剂，我们认为其公布的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并不准确，比真实的小很多。IMS依靠样本医院和样本药店去采集数据，而中国的药物市场非常混乱，很难拿到全面和真实的数据。
媒体上时有报道医院内设“私人药房”，医生与外边的药店有利益勾结的消息。齐鲁晚报有则新闻说，济南市民崔先生去山东省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大夫开出处方后，明确告知：“一张一百多块的处方，到医院药房购买。另一张七百多块钱的药方，需要到医院玻璃连廊里的‘省立大药房’拿药。” 这个位于医院大楼里面的“省立大药房”被曝光出来原来是私人开的，与医生有关系，与医院并没有关系。[151]
上面这个裙带药店，是开在医院内的例子，更多的是那些周边药房。一般来说，大医院周边都有几家小药房。医生总是这样给病人解释：多数自费药医院药房没有配备，要到医院旁边的药房买。上海的《新闻晨报》报道了一个故事，坐落于吴淞路口的“市一大药房”在一年前就悄然关门了，“市一大药房”是上海最早有院方参股的自费药店之一。院方参股就是说这个药房是与医院有合作关系的药房，自费药比医院药房的要更贵。报道说住在肿瘤病房内的汪女士是市一医院的老患者，两年前曾在该院做过肝移植手术的她，就经历过“市一大药房”尚存的年代，就是这种“关系药房”的受害者。报道指出很多周边药店就是医院的“小药房”。[152]
IMS是收集不到这些销售数据的。再举个例子，很多药厂会搞赠药活动，买五赠三，这种活动一般都是在医院附近的药店举行的。IMS也统计不到这种院外销售。
中国科技部在2011年发布过一份“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里面有一节专门介绍“研制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产品”，使新型免疫抑制剂系列产品实现了国产化，降低了器官移植患者的用药费用。[153]
 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系列产品的生产车间 |
11、关于天安门自焚骗局
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在经过了几个月文革式的造谣诽谤之后，这场镇压仍然进行得不顺利，而且人们也开始反感这样打压一个平和的炼功团体。正是在迫害搞不下去的时候， 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随即发文栽赃法轮功，紧接着一场更为轰轰烈烈的抹黑妖魔化运动在全国展开，为迫害升级提供舆论基础。
自焚事件却是中共导演的一场骗局。最明显的一个破绽就是《焦点访谈》的录像慢镜头画面显示，刘春玲是被一只用力抡起的胳膊击打倒地而死的；王进东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天安门广场执勤的警察在过去并没有背着灭火器巡逻，可是在突然之间警察们随身就摸出那么多灭火器和灭火毯；本来报道说小孩刘思影情况稳定，突然就“猝死”了，最有可能说出真相的小孩死无对证。
现场记者能让警察和医护人员在现场无条件地闪开，从容拍摄那些超级近身的平视、俯视大特写，他们是谁？在《焦点访谈》自焚节目的文字版网页的末尾有一个“资料后记”，原文是这么说的：“自焚事件发生后，《焦点访谈》记者率先赶到自焚现场，采集到了最为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原来他们是事先知情的《焦点访谈》记者。
 (《焦点访谈》自焚节目的资料后记) |
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不过7分钟，《焦点访谈》记者比救护车还先到了好几分钟，不知情能行吗？
该记者名叫李玉强，是中央电视台诽谤法轮功的专职人员。2002年初，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法轮功学员）王博时，曾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她“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七零八落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她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154]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菲利普·潘（Philip Pan）在事发之后赶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说，“她在夜总会上班，曾殴打其养母和女儿，没有人见过她炼法轮功。”[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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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电视台2002年1月制作的获奖英文录像片《伪火》（False Fire: China's Tragic New Standard in State Deception），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录像节目的慢镜头分析制作，揭露了这场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156]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的录像片就是“放光明电视台”制作的长达25分钟的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157]中共从来没有告诉百姓这次插播的片名和真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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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乞丐之死背后的器官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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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财经》杂志封面报道：“器官何来？”披露一起“杀人盗器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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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gazine.caijing.com.cn/2009/cj245/
2009年第18期总第245期出版日期：2009年08月31日出版（财经网“杀人盗器官”的原文链接不存在了，请看备份：
https://archive.is/80b1D）
注：在中国大陆，《财经》杂志是勇于揭露官场黑幕消息的书刊之一，较敢于触及敏感新闻，但在2009年下半年杂志出现人事风波，包括总编在内的几乎整个原班编辑与写作人员共约150人集体辞职。
14、“中华器官移植分会”的网站消失了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在2006年3月9日被知情人披露出来之后，“中华医学会”（www.cma.org.cn）下面的“中华器官移植分会”的网站（www.cstx.org）很快消失了。
如果到国际互联网档案中心（www.archive.org）查询，还能找到www.cstx.org过去的备份，备份显示该网站最早消失是在2006年4月，正好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刚刚曝光几天之后。[158]是巧合还是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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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沈阳集中营设焚尸炉 售法轮功学员器官。大纪元, 2006-03-09，https://epochtimes.com/gb/6/3/9/n1248687.htm
[2]证人现身指证苏家屯集中营 摘活体器官。大纪元, 2006-03-17，https://epochtimes.com/gb/6/3/17/n1257362.htm
[3]沈阳军区老军医指证苏家屯集中营内幕。大纪元, 2006-03-31，https://epochtimes.com/gb/6/3/31/n1271996.htm
[4]黄洁夫,毛一雷,J. Michael Millis.Government Policy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The Lancet, Oct.2008
[5]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 南方周末, 2007-12-18，https://archive.is/js308
[6]武大肝胆疾病研究院:器官移植与时间赛跑. 人民网, 2015-5-21，https://archive.is/SzewF
[7]How UNOS,OPOs and transplant programs work together to save lives. UNOS，https://unos.org/about/national-organ-transplant-system/
[8]季敏华，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财经》2005年第24期，2005-11-28，https://archive.is/VAMhu
[9]徐悠. 供体短缺是制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瓶颈. 科学时报. 2007-06-15，https://archive.is/4o0sL
[10]吴孟超:游刃肝胆佑苍生. 腾讯嘉宾访谈, 2012-05-25，https://archive.is/lyadH
[11]迈向阳光规范的器官移植之路. 民生周刊, 2015-09-27，https://archive.is/KuyAf
[12]专家:死囚器官来源减少将使等待救治患者增多. 中国经济周刊, 2013-09-03，https://archive.is/BvIUm
[13]中国豫西肾病肾移植中心. 专家介绍李宏道，https://archive.is/nUMlq
[14]中国器官捐献之困谁人能解？ 经济观察报, 2011-04-06，https://archive.is/jR3ZG
[15]黄洁夫:周永康落马打破死囚器官移植利益链. 凤凰卫视, 2015-03-16，https://archive.is/YRmiK
[16]《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2007，https://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report0701/report20070131-ch.pdf
[17]《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更新版, 2016, https://endtransplantabuse.org/an-update
[18]“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报告,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21 November 2008，https://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cat/docs/CAT.C.CHN.CO.4.pdf
[19]黄洁夫:“中国使用死囚器官”已成过去. 环球时报, 2017-02-09，https://archive.is/IwySs
[20]黄洁夫:“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环球网, 2001-02-02，https://archive.is/wip/hH07i
[21]田晓青. 科学为亲情护航--扫描亲属活体肾移植. 中国医学论坛报, 2009-07-05，https://archive.is/PcDIc
[22]Shan Juan, Public Call for Organ Donations, China Daily,2009-08-26，https://archive.is/Xu5Xg
[23]郭娜. 器官移植立法之难. 三联生活周刊, 2006-04-17，https://archive.is/AXFtm
[24]石炳毅访谈实录:详细说说器官移植. 新华网, 2009-09-11，https://archive.is/zRM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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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解放军第二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该网页被修改为“患者一旦入院，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时间。” . 原网站已被关闭, 存档链接: https://archive. is/jOCap
[143]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沈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 原网站已被关闭，存档链接: https://archive. is/zYHJ5
[144]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网站上对其器官移植质量的说明，强调用的是“活体”. 该网站已被关闭, 存档链接: https://archive. is/CqWNU
[145]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首页上显示的“肝移植成果图”. 原文被删，存档链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12162605/https://www.ootc.net
[146]解放军第二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网站上显示的该院“肝移植例数图”. 原文被删，存档链接: https://archive.is/G5Kz6
[147]王璇. 器官何来？《财经》杂志, 2009-09-01,https://archive. is/Qdy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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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三甲医院被曝院内设私人药房 医生“提醒指路”.新浪网, 2017-01-10, https://archive.is/sAd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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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6/5/16/157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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