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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市彭才秀遭迫害离世 生前控告江泽民
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法轮功学员彭才秀，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多次遭到绑架关押，她的女儿青岛大学高材生王燕也多次遭到恐吓骚扰，大一放假时在亲眼看到母亲被绑架劳教后，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承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至今已十三年。丈夫为了照顾病重女儿而被迫放弃工作，卖掉房子。全家人只靠彭才秀微薄的工资生活。彭才秀在遭受身体虐待和精神折磨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彭才秀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邪恶集团对她的迫害。但最高检不仅不依法受理，反而将诉状退回到当地，报复原告。二零一五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底，德城区二屯派出所警察在明知彭才秀病重的情况下，闯入她家，恐吓威胁，她丈夫气愤地对警察说：“她都这样了，你们还来，是吃饱了撑的！再来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警察随后又至少两次闯入她家逼迫威胁，给彭才秀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致使病情不断恶化，于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号含冤离世，年仅五十八岁。
以下是彭才秀生前所写的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我叫彭才秀，一九九七年二月份，我丈夫得了梅毒病，使我的家庭陷入了危机，在我们准备离婚的时候，经人介绍我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后我十几年的皮肤病、心脏停歇、低血糖病等，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我也主动跟丈夫说话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消失了。丈夫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象换了个人似的，不抽烟喝酒了，不骂人了，脾气也变好了，丈夫的病不治而好，直到现在也没犯过。女儿也看了书，变得聪明更可爱了，法轮功给我家带来了幸福和安康。从此我的家庭有了欢笑，一家三口真是受益无穷啊，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我们拜读了大法，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得到的。修炼法轮功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这么一部高德大法，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却被江泽民小丑妒忌，利用媒体对法轮功谎言污蔑诽谤和镇压，导致每个学员及家庭陷入痛苦之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这天，我照常出门到炼功点上炼功，刚出门就被厂领导李某、女书记张广茹（也是受害者）堵在家门口。让我和女儿上了车，在市广场转了一圈，平时炼功的场面不见了，只看见警车和警察。而后把我娘俩送回家，张书记叫着我女儿的名字问：“王燕你还学吗？如果再学就把你送劳教去”。我女儿当时才十多岁，从小胆子就小，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只得违心的说“不学了”。过了几天，我的家就被公安警察给抄了，搜走了大法书、师父的法像，一夜之间我们的修炼环境没了。
在我遭到无理不公正待遇，在没有任何地方说话的情况下，七月底我去北京上访，刚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截住，问我你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便衣就把我带到一个大厅里，这里关了很多学员，晚上又把我劫持到驻京办，一个年轻警察恶狠狠的说：“你给我蹲下”。第二天，当地公安局人员和我丈夫单位（德州市十三局）保卫科田建国等人把我拉回本地，关押在德城区东地派出所一宿。田建国勒索我丈夫一千元，说是油钱。而后把我带到公安分局拘留一个月，又把我投到看守所关押了一个月。每天吃的都是硬的窝窝头和咸菜，并受到歧视。
而后又被单位非法监视半年，不让回家，没有人身自由，还叫看门的职工看着我，否则就扣他们的工资，叫他们回家。并且东地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来骚扰。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单位无缘无故扣留我，不让我回家，住在厂里。十二月份我正在上班，德州公安局警察开车到我单位，由书记张广茹陪着，直接把我绑架到山东淄博王村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理由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我被关押在劳教所的四大队。每天除了晚上睡觉在床上，就逼迫学员坐在一个窄小的小板凳上看电视造假宣传，“天安门自焚”伪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栽赃，不让闭眼。而后写思想汇报，逼迫说假话，写所谓的“三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只要在纸上写真话，就把人带到人看不见的地方，电棍伺候。一天我下楼时看见四个男警察抬着一个嘴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的女学员，直接把她关入小号，酷刑折磨。警察还经常把法轮功学员聚在走廊里，手提叭叭作响冒着蓝光的电棍威胁恐吓，七八个男警察把敢说真话的学员揪出来，并戴上手铐弄走，不知去向。回来的也是手指头被电的变形，一个叫李雪梅三十多岁的女学员脚面被电的鞋都穿不进去了，还有一个女的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一次我遭到犯人不堪入耳的辱骂，我报告了队长，队长不但不惩治骂人者，反而给我戴上了手铐，带到厕所里铐在暖气上一宿。当时我身体出现不适状态，干呕，吐不出来，非常难受，警察才打开了手铐。不但使我身体上难以承受，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让我生不如死明明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最正的，还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师父，检举同修，每当想到此我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从心灵深处觉的对不起救度我的师父。
二零零二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整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被劳教期间，为了能让女儿上的起大学，丈夫被迫买断了工龄，失去了工作，单位只给了两万元钱，可是更不幸的是女儿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女儿接触大法后聪明伶俐，那时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公安警察一次次到我家骚扰，恐吓、抄家，我被抓走劳教时，她大一放假刚回家。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使女儿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再加上共产党利用全部宣传机器反复宣传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假案，傅怡彬“杀人案”等栽赃案，在女儿头脑里留下了阴影，十分恐惧，精神一天不如一天，被迫失去了学业，当时女儿才二十岁。
女儿一直排斥我，不愿和我单独在家。有一次，女儿把一个水果刀放在她身边，丈夫回来后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回答说是“防身”。原来排斥我的原因是怕我害她。有时女儿趁我不注意，手里拿着锥子扎在我脑门上，要么是冷不防拿个凳子向我投来，砸的我头上起大包。女儿还经常给一百一十打电话，叫他们把我抓起来。待一百一十来我家后，看见女儿真有病，并拍下了女儿吃的药，才没抓我。我丈夫怕出意外，给我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住了四个月。
在女儿病情严重时，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和丈夫四处找，有时找不到时，丈夫坐在马路牙子边落泪。终于打听到110给送到救助站了，我俩又跑到救助站，告知昨天刚把一个没穿裤子的姑娘送到德州市精神病院了。
从女儿得病至今十三年了，共住了五次院，把房子也卖了，“寻人启事”张贴了三次，幸有好心人告知下落。因为曾经公安局对我的一次次迫害，女儿对公安局有很大的阴影。最严重时是在二零零四年，女儿经常跑到公安局门口站着，在大厅里躺着，失踪了三、四次。为了寻找女儿，我到处贴寻人启事后，每次都是公安局打来电话叫我丈夫把女儿接回家。等到女儿清醒时，我丈夫问女儿：这几天你在哪过的夜？在哪吃的饭？女儿说：她到过公安局，有个人给了她十元钱，并说回去跟着你妈，看你妈跟谁联系，来告诉我们。可见这个所谓的人民警察，对一个有病的孩子也利用。在巨大的压力下，我渐渐害怕，离大法越来越远。
二零零七年的一天，我在家门口拾到一本真相小册子，内容是国际教育人权披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我才明白自焚纯属伪造。王进东的脸部都被烧的没模样了，头发却是黑的，说王进东练了六年的功，但却不会双盘，两脚之间夹着的可口可乐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小刘思影被烧后喉管被切开后，却能说话。种种疑点，看到后，我非常震惊，原来自己被江泽民造假谎言洗脑给欺骗了。思前想后，决定继续修炼法轮功，我要给仇视法轮功的世人讲真相，揭穿谎言的毒害。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我去市场赶集，送给一男人一张“神韵”光盘，被其构陷，德城区公安分局六一零张希坤带领三四个人，二话没说就把我从电动车上拽下来，几个警察把我按倒在地，强行戴上手铐，拖进车里拉到东地派出所。一会我就不省人事了。他们把我拉到东地派出所仍在地上后。我才慢慢的醒过来，开始呕吐，眼睛睁不开，全身无力。一个人拽着我的头发向后拉，还说“别装了”，给我拍照。我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仍然向他们慈悲的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天安门自焚”是伪造骗人的；讲善恶有报的天理。
下午，来了一屋子警察。国保警察张希坤说：“你不是有病吗？到医院去检查”。说是去十三局医院。上车后我趴在司机后背的靠椅上，问把我拉到哪去？回答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路上我昏昏沉沉的，说话都没力气。车停下来了，我一看是看守所。警察刘大伟去办关押手续。我坐在看守所的大厅里，身体靠在暖气片上，眼睛又睁不开了，全身无力，感觉气不够用，一会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倒下去了。昏迷中听到看守所人员说：不能收，她是心肌梗塞死的前兆。在此情况下才肯把我放了。他们还抄了我家，抢走三本大法书和炼功带。
是谁给我一家人造成的悲惨遭遇？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如果没有这场镇压运动，我家能会这样吗？没有这骇人听闻的“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人案”等欺世大谎，毒害老百姓，我女儿能会如此的不幸吗？
江泽民小丑还欺骗和利用了众多的公检法人员，被其捆绑参与迫害法轮功，有的遭到报应，这些可贵的同胞同样是受害者。借此，诚心奉劝公检法司人员在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中，远离邪恶，为自己生命的永远选择美好的未来，不当江泽民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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