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之一:说谎成为家常便饭
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形成了“说假话得利,讲真话遭殃”的导向,会说假话、空话、套话成为官场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上行下效,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的说谎习惯。过去人说谎,脸红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碍,现在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张口就来。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骗,基本失去了应有的信用。诚实成了“傻”的代名词。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成本、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精神负担成本剧增。
症状之二:仇视批评和不同意见
从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维,发展演变为“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争斗思维。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观点认识,遇到批评反驳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说自己不好不对时,不是平等理性的讨论、交流、切磋,冷静的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的指出对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摆在至高点,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对方下结论,定性: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那样想的,你的险恶用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凭自己的想象和推理给人家下定论,往最坏处想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压人,然后就可以痛批、痛骂了。过了嘴瘾,解了气愤,但解决不了问题,于国于民无益。与中华民族的“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谦虚包容”传统文化相背离。
症状之三:变异的爱国情感
国际公认的国家定义是国土、民众及其文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爱国爱家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但在长期的党文化宣传(电视、报刊、网络、课本等)诱导下,人们的爱国情感被虚化、标签化、政治化。形成了诸如:爱党就是爱国、反对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反美反日就是爱国等荒谬逻辑。对与自身的工作生活无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本地发展无直接相关的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日本、叙利亚等国际事务国际争端非常热心关心,积极的研究发表评论、议论、争论,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而对身边的问题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毒食品、侵犯剥夺人权、冤案、腐败、社会不公等,却麻木不仁,不愿不敢见义勇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症状之四:走极端的思维方式
从党文化非黑即白、极好极坏的绝对化思维,发展演变为人们的极端化思维。想问题、说话、写文章、做事情走极端,说一个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好,哪都好;说一个人坏就全盘否定,一无是处。有一百次对他好,一次他认为对他不好了,就全都不好了,把对方当仇人对待。说一个事情重要,就夸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象说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一样。在总结自己和本单位本地经验时,都夸大的说,一分说成十分,对缺点和问题少说不说或者轻描淡写的说。
从党文化阶级成份的划分,对所谓“坏人”的极端丑化、嘲讽,发展演变为对残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贫穷的、乡下的等,从心里瞧不起,嘲讽、挖苦,并以这些为笑料,贬低别人,取笑别人,娱乐自己,获得心理上优越和快感。赵本山的小品在国外没人看,在国内却大受欢迎。
症状之五:自动与党联体
从党文化以党代政、以党代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塑造,发展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家不分、党我不分的思维。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在思维上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和党捆绑在一起,你一说党和政府不好,就象说他自己不好一样,自发的为其找理由辩解。把任何对国内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正常的客观的批评指正、分析,都说成是政治阴谋、反华、煽动颠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雾霾当成爱国,谁一抗议、一提意见就是不爱国就是反政府。把爱党当成了爱国爱民爱自己,把逆来顺受、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成爱国爱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党的无法无天、任性胡为,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大量“受害者自动维护施害者”的畸型社会现象。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党文化毒化心灵后,必然带来行为变异,进而毒化社会环境,毒化自然环境,最终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灭之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现实,并且还在难以阻挡的向深重程度发展。因此,认清党文化的毒害,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健康自己的心灵,是国内民众自救的起点。